守夜，这一次非法

　　警方严厉警告，说我在2017年7月13日晚11:15至11:30之间，涉嫌参与一个没有准证的公开集会，触犯公共秩序法令（Public Order Act）第16(2)(a)条规定。

　　让我们把时间稍微拨后些，仔细看看我在这15分钟里，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死囚普拉巴卡兰（Prabagaran Srivijayan）第二天将被执行绞刑。反对死刑的社运分子想尽办法要救他，至少为他争取延缓行刑的时间。那天下午，他在上诉庭面对最后一次上诉；辩护律师声辩，普拉巴在马来西亚还有待审案子，那里的社运工作者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庭，要求大马政府将普拉巴的案子移交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审理。

　　新加坡法官不予接受，驳回了上诉。绞刑将如期执行。

　　那天，普拉巴的家人都到了上诉庭。他们从柔佛，越过新柔长堤来看他。他们计划，如果上诉顺利，他们就先回家去。否则，他们将留下在新加坡过夜，尽可能靠近他，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他的老母亲伊斯瓦丽（Eswari）和两位姨妈，一般通过微笑、手势，有时以破碎的英语和我交谈。她们依赖普拉巴的表哥马哈（Maha）代表家人发言，处理或有的行政问题。我们都知道希望渺茫，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但愿有好结果。法庭鲜少出现奇迹，但也不是从来没有。不过，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庭审结束时，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把普拉巴带回监狱，再安排正式的家人会面，他的家人只能在高等法院底层的拘留室和他道别。伊斯瓦丽女士哭着出来。

　　“俐颖，明天，已经没有了，我的儿子，”离开法院乘的士回（我们给他们安排的）旅店时，她和我说。缺乏词汇，不正确的发音，却传递了锥心的伤感；简单，沉重。

　　延缓行刑的希望落空，我们接着寻思，该怎么做才能给普拉巴的家人支持，展示同即将被新加坡国家处死的又一名囚犯站在一起。可以预期的答案是：

　　“我们给他守夜？”

　　在死囚即将于黎明被处死前的晚上守夜，新加坡过去其实曾经有过。新加坡公民里德祖安·姆·阿里（Ridzuan Md Ali），由于总检察署拒绝发给合作证（Certificate of Cooperation）难逃一死，是前于普拉巴最后一个被行刑的死囚。2017年5月19日，那个星期五的早晨我来到樟宜监狱，约百来人已安静及和平地聚集在监狱外。这些里德祖安的朋友和同伴们，前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我见到有若干警察在场，不过显然一整晚都没什么麻烦。所以建议给普拉巴守夜时，没人想到会有什么问题。

　　晚上11点左右，我们到樟宜监狱外集合。我们约好在巴士车站见面；那时间巴士服务快结束了，路上空旷无人。监狱对面的共管式公寓，被一排树木遮挡，看不到我们这边。周围悄无声息，正适合肃穆的气氛。伊斯瓦丽女士趋近围着监狱的篱笆，伸手抓住篱笆的铁杆。她只能如此将和孩子的距离拉至最近；她晓得，早上6点一到，绞刑架下方的活动板门一打开，孩子就没了。

　　普拉巴的家人之外，只有我们几个；打满计算，我想还不到20人。我们，反对死刑的社运分子、独立媒体人或电影人，一群想给死者及其家人送温暖的平常新加坡人（部分人也许三种身份都有）。聚集在这里，不计划有其他行动。有人带了普拉巴的照片和小蜡烛，于是我们将照片靠在篱笆，再点燃蜡烛表示心意。

　　如此过了约15分钟，警察来了。他们说有人投诉，我们不能点蜡烛，也不能摆照片。出于警方办事的惯例，他们要没收蜡烛和照片。不过他们说，我们可以留下来，只要我们不再点火，而且不聚集更多人。反正这时间了，我们也不预期还会有什么人来，我们同意了。

　　有些警官留下，在对面街从车里看着我们。蜡烛和照片被没收后，过了几个钟头，普拉巴的家人显得十分疲惫，我们想，如此在巴士车站枯坐一整夜没有必要。于是，普拉巴的家人回旅店去休息，我们也离开，设法争取一两个钟头睡眠。早上5点我们重新集合，和普拉巴的家人一起在监狱外面守候，一直等到早上6:30，一切结束。

　　下来一整天，都在绵绵阴雨、困顿、哀伤中度过。我记得普拉巴葬礼那一天，我有事出门。想到自己新近目睹的所有痛苦，忍不住哭出声来。普拉巴不是我设法营救但以行刑告终的第一个死刑案子，但这可不是什么习惯就好的事。绞刑过后无休止的空虚，会一再来袭，一次又一次。你无法淡忘努力的落空失败，你想帮的人再也救不回。

　　我有过多次这类经验，知道这是自己必须面对的。普拉巴去世后，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那个安静的守夜，曾带来任何骚乱、失序或困扰。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当局会对我们采取任何措施。

　　但两个月后，事情终于来了。

　　我是先从一位社运同伴那里得知的。他家离我很远，发来的信息说，有两名警官上他家去送信，传召他到勿洛警署就参与守夜事接受问话。不必说，我们其他人也将被叫去盘问。

　　那个忙碌的周末，两名警官想必跑遍了新加坡各个角落。听其他朋友说，警官也找他们了。警官是下午找到我的。他们给我一封信，通知我可能触犯了公共秩序法令（Public Order Act），让我到警署去报到。

　　不是每个去守夜的人都被传召，但大多数是。我们中有些人后来更吓一跳，发现自己竟然被禁止离开新加坡。有一对参加守夜的夫妇，送他们的祖母回新山时，在新柔长堤被拦下。网刊“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许渊臣（他也收到传召令），后来在新马边界也无法通关。他们告诉他，问话前他不得出国；他要是打算当天离开新加坡，就必须先到勿洛警署接受盘问。

　　这事未免离谱。那时刻，我们既没有人被逮捕，也没有人被控告犯了什么罪。我们的护照没有被没收。他们只是通知要我们“协助”调查，没理由禁止我们出国。我打电话给负责调查的警官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触犯公共秩序法令是可被逮捕的罪行，我们可能被逮捕了再保释在外，而保释的条件之一是除非获得批准，否则不能离开新加坡。

　　“意思是不是我们虽然没有被捕，但我们还是受到保释条件的限制？”对方的回答，基本上是“没错”。

　　2017年9月中旬，我终于到了警署去接受盘问。两个钟头，在一个冷气机滴水的小房间里，他们问了若干问题，如我怎么会知道执行绞刑的事，守夜是怎么计划的，谁参与了计划，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蜡烛，甚至问我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的。

　　当盘问完毕并把证词读给我回听后，我要求见负责调查的警官。就我们被禁止旅行的事，我有话要问他。询问的结果来回打转，那对话恐怕能打动卡夫卡：

　　我的看法是，警方既然没有迫使我们交出护照，纯粹只是要求我们留在境内，我们就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要求，不管怎么说，和命令是截然不同的。根据陈警督自己的话，我们出境的要求需要警方评估和批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把所谓要求说得像福音？

　　说到底，我认为警方可不能事事占尽便宜。他们要阻止我们离开新加坡，就该正式扣留我们的护照，这样，我们如果愿意也可通过法院挑战他们。他们不迫使我们交出护照，等如剥夺了我们向法院申诉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遵守他们的限制。

　　此事我至今没有获得任何澄清。几个月后，我们多数人都收到警方的严厉警告或有条件警告；只范国瀚（Jolovan Wham）一人被起诉，尽管说他“组织”了志同道合者自发的这么一个集会，未免可笑。

　　我们的守夜，总算还是多少带来了一丝安慰。我们那晚上的行动，不过是为了团结一致，对普拉巴和他忧心的家人表示心意。当局显然也为此事的欠妥感到不安，我们的守夜过后，11月份他们终于宣布，行刑当晚将为死囚的家人提供一个房间过夜。同时，委派训练有素的辅导员提供辅导与抚慰，协助死囚家人从创伤中复原。

　　至于我和当局的这一回交锋，结果是空雷无雨。虚掷的大量资源与人力（由纳税人买单），远远超过我们守夜实际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事情过了好些年，我至今依然不晓得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