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分享能构成毁谤吗？

　　我相信，迄今为止，我是世上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因为在脸书分享了新闻网站的一则新闻报道，也没加任何评论，就以毁谤罪被起诉的人。那是一则关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风波的新闻报道。分享该文的人多达9,000多人，我之外，没有其他人被起诉。该文作者，发表该文的马来西亚新闻网站“覆盖”（The Coverage），也都没有。

　　2018年12月，我被总理提告当时，还不晓得这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

　　20多年来，我写了数千篇文章，主要就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我写了数百封信，在报章言论版发表。我在 YouTube 上，做了数百个演说视频。我也写了四本书。我写作和演说的目的，纯粹是向政府问责，要求透明。

　　2018年11月10日上午7:30，我电脑开机，被看见的东西吓了一跳。邮箱里有新加坡资讯与通信发展管理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MDA）2018年11月9日发来的电邮，指令我在六个小时内，将我分享的一个发文撤下。电邮是前一天晚上11:32收到的。依照指令，我即刻删除了相关贴文。

　　两天后，11月12日，来自“德尊律师事务所”（Drew & Napier），代表李显龙（Lee Hsien Loong）总理的律师，上门到我家里亲手递交了律师函，命令我移除发文，公开道歉，并提出赔偿献议。

　　我没多加理会，以为两天前我既然已经把文章撤了，这肯定只是个重复的通知，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想，他的律师想必还不知道我已经删了文章，才有递交李总理律师函这事。而且，政府驳斥该新闻报道是“假新闻”，也已经广泛获得媒体报道。那是由四个政府机关联合发表的声明。

　　11月16日，我收到德尊律师事务所另一封律师函，并将11月12日的前函作为附件。我意识到，贴文是删除了，事情也许还没了结。

　　2018年11月18日我离开新加坡，下来约三周，我多数日子都在国外，在四个城市、三个国家之间流转。这期间，由于有几个会议要开，回了新加坡四趟。

　　2018年12月5日，我结束第四趟国外行程刚回到家里，发现李显龙总理的传票（writ of summons）就挂在我家铁门上。

　　我找林鼎（Lim Tean）律师帮忙。他答应无偿帮我。他的意见是，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对指控进行抗辩，此前有案例显示，不抗辩将导致法官直接对被告作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鄞义林（Roy Ngerng）就是如此。鄞义林2014年被李显龙总理以毁谤罪起诉，在他的道歉和赔偿献议都遭到拒绝后，法庭对他作出了即决判决。他被判对所造成名誉损害作出S$150,000赔偿，另外需承担S$29,000的律师费等。

　　李显龙总理针对我的毁谤诉讼，订于2020年10月6日至9日在高等法庭审理，由艾迪·阿都拉（Aedit Abdullah）法官听审。10月2日，开庭前几天，我到林鼎的办公室去，打算为诉讼做最后的准备。我在场时，“商业事务部”（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的三名警官进来逮捕了林鼎。他们说，他们在调查针对他涉嫌刑事背信（criminal breach of trust）和跟踪（stalking）的两起投诉。我的诉讼准备因此被打断，警官们把林鼎上了手铐，带到广东民路的警察总部去。

　　案子开审，由李显龙总理出庭供证掀开序幕。这里引述“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2020年10月6日关于李显龙总理和我代表律师之间交锋的报道：

　　诉讼的结果是，总理赢了官司，判决他获得S$133,000名誉损失赔偿，以及S$129,327.22法律费。

　　赔偿金额细目如下：

　　名誉损失：S$ 133,000.00
　　律师费：　S$　50,000.00
　　其他开支：S$　79,327.22

　　总计：　　S$ 262,327.22

　　赔偿判决最惹议、最可争辩、最叫人不满的部分，也许是开支项下支付给香港潘光俊（Tuan Quang Phan）博士的专业服务费$43,022.58，潘光俊通过 Zoom 视频供证不到三小时。

　　潘光俊承认，李显龙总理的律师协助他撰写报告。他宣誓书（affidavit）的一些部分和总理的宣誓书有雷同之处。

　　针对这点，我引述审理第二天（2020年10月7日）的法庭记录：

　　我的律师针对总理索偿金额提出减额上诉，上诉被驳回。他律师列出的费用清单连一分钱都不能扣税。我听说，这也是过去少见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起诉出版物与反对阵营政治人物，有长足历史。许多主要的新闻报刊，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亚洲周刊（Asiaweek）、远东经济论坛（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泰晤士报（The Times）、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等，都曾被提告，被判处付出巨额赔偿。

　　反对阵营的政治新手邓亮洪（Tang Liang Hong），是面对最高赔偿额的一个。他被判处须支付超过3百万新元的赔偿额。近日来，连博客也被起诉。鄞义林是第一个被起诉的博客。他被判处支付S$150,000赔偿名誉损害。

　　我转向公众寻求协助。我想情况不像过去那样，譬如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那个时候，现在人们会愿意帮忙，特别是如今有了社交媒体。我通过众筹（crowdfunded），只用了11天，人们筹足了 S$130,000名誉损害赔偿额。我被通知另须支付原告S$129,327.22的律师费与开支后，这款额在下来30天筹足。

　　我历经两年半的折腾，在2021年5月15日晚上9:38宣告解脱。通过众筹，新加坡公众帮我筹足了S$262,327.22赔给总理。

　　鄞义林说，我第一阶段众筹成功筹到S$133,000，给了他启示，他尝试也为尚未偿还总理的欠款进行众筹。那是高达S$144,000的惊人款额，他原本安排下来用12年，每月分期付款S$1,000。结果，他不到10天就筹到了这个数目。甚至还多出几千新元余额，他捐了给我。

　　也就是说，通过众筹，公众用49天总共筹到S$406,327.22赔给新加坡总理。49天里，有不只6,000笔的转账交易在进行。我估计，捐款人约有20,000个，因为每一笔捐款里头似乎都有好几个人的贡献。许多人指出，他们从家人、朋友、同事等收集捐款。

　　这其实可说是新加坡人一次历史性的活动。通过众筹，筹足支付给政治人物的赔偿额，过去还没有过这类成功的例子。

　　在众筹进行当时，互联网在那些日子里显得十分活跃。评论、分享、观看 YouTube 的次数、观看脸书直播的次数，合起来达数十万。

　　许多新加坡人制作了视频、海报，写作诗文等，来支持我的众筹。

　　李总理的弟弟李显扬（Lee Hsien Yang），也支持我的众筹。他在接受一家国际新闻媒体采访时说，“许多捐款人挺身而出，协助梁（实轩）还清法庭判处的赔偿额，我很高兴成为其中一个。有这么多新加坡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支持，非常了不起。”

　　我个人收到数千封信和信息，向我表示支持与鼓励。我尽量回复，继续和每个人保持联系，尝试在社交媒体上每天至少和两个人致谢。我也在脸书，给数万条评语、贴文等点“赞”。

　　关注人权的国际公民组织（NGO），几乎每一个都为我的案子发表了声明。

　　在饱受折磨的两年半期间，我也受到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英国、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公民组织的邀请，以“新加坡的言论自由”为题发表演讲。

　　我就此写了一首诗：

　　我只是在脸书转贴分享
　　没加任何评论的贴文赤裸空荡
　　65岁生日却迎来心惊肉跳
　　抗争吧我有些不敢
　　但每天都有人前来送暖
　　我只是要求一点清新空气
　　要一点公平一点正义
　　自由和言论不可分开
　　可怜呐这里说那是祸害
　　我无奈别上光荣的徽章
　　施压的手必须松开
　　无论征途多长多险峻
　　要把恐惧彻底扫除干净
　　给孩子留一个没有惊悸的未来

　　人民众筹成功的新闻，在约50个国家获得报道。我对今后的期待是，政治人物起诉别人毁谤这种事，到此为止。

　　文集编者向我邀稿时，让我借此给“所有自由斗士”写几句话。我想向所有的自由斗士们说的是：“请你们一起努力，把政治人物对付社运活动者的毁谤诉讼叫停。下一次遇到政客提告毁谤，若判处赔偿金额为S$20,000（这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典型赔偿额）——你不妨发起全球范围的众筹运动，请2,000人每人捐出S$10，然后在同一天去往所在国的使领馆表示抗议，这将带来世界性的宣传与关注。如此一来，政治人物想提告别人毁谤，恐怕就必须要三思（若非十倍于此）而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