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 视讯事故因缘：监禁16天

　　范国瀚（Jolovan Wham）。新加坡公民组织“社区行动网络”（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成员。2016年11月26日，出于对言论自由、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关心，他组织召开题为“公民抗命与社会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and Social Movements）的研讨会。研讨会发言人，包括本地的新闻工作者韩俐颖（Kirsten Han）、艺术工作者希阑·巴莱（Seelan Palay），以及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的黄之锋（Joshua Wong），研讨会通过 Skype 视讯和人在香港的他连线。黄之锋当时是香港“雨伞运动”及民主派抗议活动的领袖。三名发言人，分享了他们各自参与社运的个人经验，并就新加坡的政治文化，香港回归后的前途，进行概括性的讨论，然后进入问答环节。

　　由于此事，范国瀚在“公共秩序法令”（Public Order Act）下，被判未取得警方准证擅自举办公开集会的罪名成立，罚款 S$2,000。另外，他因为拒绝在口供上签名，根据刑事法典第180条再被判罚款 S$1,200。范国瀚拒付罚款；前罪入狱服刑10天，后罪入狱6天作为替代。“公共秩序法令”第16(1)(a)条规定，没有警方准证组织公开集会，罪成可判罚款最高达S$5,000；如果重犯，可判罚款最高达S$10,000或监禁最高达6个月，或两罚并行。

　　范国瀚向高庭上诉。蔡利民（Chua Lee Ming）法官予以驳回。

　　他于是向上诉庭提请“刑事援引”（criminal reference），质疑“公共秩序法令”第16(1)(a)条关于公开集会须获得警方发给准证的规定，和确保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新加坡宪法是否相互抵触，要求做出释法。上诉庭五人审理团队——由首席大法官桑德莱什·麦农（Sundaresh Menon），以及潘文龙（Andrew Phang Boon Leong）、朱蒂·柏拉卡斯（Judith Prakash）、郑永光（Tay Yong Kwang）、庄泓翔（Steven Chong）四名法官组成——驳回了他的上诉。

　　为廓清事态，涉案研讨会是在室内，一个占地不到80平方米的私人场所举行的。这个讲堂式的场地（名为 Agora，即古希腊时期的会场），能容纳约60人。主办人在他脸书专页公布座谈会信息后，获得热烈反应，开讲当天，讲堂里坐满人。然而，座谈会开完一周后，麻烦似乎来了。一名警官来到讲堂现场，索要研讨会的出席名单和录像。在调查过程中，警方传召了研讨会举办场地的经理（即本文作者），两名研讨会联办人和范国瀚到广东民路警署，接受一名高级警官长达数小时的盘问。警方还扣押了其中一名联办人在研讨会中使用的电脑。

　　范国瀚就是因为不肯在警方盘问时记录下的口供签名，因此面对第二项控状。辩护时，范国瀚解释他为什么不肯在口供上签名，这里用他在脸书发文中的说法，“叫嫌疑人或被控告者签署文件而不发给文件副本，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在一个新近的案子中，就有警官伪造非礼案受害人口供这种事发生，它凸显了在我们被调查情况下，每个人签名后都拿到副本此事至关重要。执法机关必须有确保警官不滥权的机制。”他因此总是劝诫客工，要确保能拿到文件副本才好签名，他这只是把自己宣讲的道理付诸实践。针对法官，范国瀚在脸书发文里这样说：

　　范国瀚面对司法干预，这不是头一回。发生这一切，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为了惩罚他从事维护人权的合法活动，以及他将言论、表达与和平集会的权利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