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宣传，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2020年7月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对灾难性的投票结果。在新加坡国会总共93个议席中，它震撼地丢了10席；总得票率61.2%，也比上届大选滑落8.7%。若是其他自由公平选举国家，上述数据本来可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对这个在独立观察者眼中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公平选举的国家，却是个惊人的倒退。猖獗的格里蝾螈式（gerrymandering）的选区划分，心怀畏惧的选民，覆盖面失衡的媒体报道，对在野党政治人物的骚扰，是这里选举的常态。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不间断地掌权，自1968年起至1981年，在长达十三年期间，更囊括了国会所有议席。

　　具体分析，造成选举不公的原因之一，是国会选举法令（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且不说大量其他立法）赋予受委官员巨大空间，来仲裁法规是否得到遵循。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模式是，异议一方无论做什么，几乎都被判定为违反法规，而亲官方的行为，哪怕显著抵触法规也被视若无睹，或者在温和地给予警告后轻轻放过。情况既然如此，人民行动党总能说选举是严格依法进行的。

　　作为历史学家及东南亚独立网上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的常务董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可充分证明以上所述。“新叙事”刊登分析性长文及其他，包括调查报道、研究报告、漫画、视频与音频，也举办研讨会和民主教室。“新叙事”过去屡遭行动党政府以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加以抨击。它不能注册，被禁止在新加坡运作，只好将总部设到吉隆坡去。我们关于选举的系列报道，是行动党控制下主流媒体对在野党充满偏见的相应报道的有效对照。大选过后，总理公署迅速施加报复。报复的工具，是“国会选举法令”（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下有关“竞选宣传”的条款。

　　什么是“竞选宣传”？

　　根据“国会选举法令”，“竞选活动”（election activity）和“竞选宣传”（election advertising）都被定义得十分宽泛，选举期间的所有政治性发言，几乎都能有效入罪，指为非法：

　　根据法令的定义，任何“有关材料即使可被合理地认为也意图达成其他目的”，“仍应视为竞选宣传”。（我加了粗体以标示重点）这意味着，任何东西只要碰触选举，就可视为“竞选宣传”。如此一来，等如授权高级政治人物/官员选择性地采取行动，对付批评者和独立媒体，而对行动党支持者的行为则予无视。

　　选举期间的“新叙事”

　　“新叙事”到底做什么惹恼了行动党政府？针对选举，我们开办关于民主的夜间课，出版关于选举的手册，制作颇受好评的介绍新加坡种种的视频——我主持的《覃炳鑫节目》（Show with PJ Thum）。选举期间，我们在脸书重推此前关于新加坡的文章与视频。为十三条这类贴文加了“速推”（boosting）功能。

　　其中有一个戏谑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该视频假借某个叫“自行裁夺”（Discretion）牌子的香水，以广告形式呈现，模仿李显龙总理重复使用“自行裁夺”这个说法，合理化官员们随意诠释法律的行为。视频原先在2020年3月发表，大选前在脸书重新推出。

　　2020年7月3日，选举局（Elections Department Singapore）给脸书（FaceBook）发通知，要求移除“新叙事”“未经授权的有偿互联网竞选宣传广告”。（选举局隶属总理公署，不是什么独立机关。）这件事，“新叙事”没有获得通知，后来读了文告才知情。下来一周，“新叙事”加了“速推”功能的十三条脸书贴文，其中五条遭选举局勒令移除。而总理公署不曾在任何时间，就贴文被移除、为什么被移除写信通知“新叙事”，也不曾针对竞选活动/竞选宣传的构成，制定清晰的准则（guidelines）与界限（boundaries）。

　　想问的几个问题

　　选举局要是认为“速推”内容符合竞选宣传定义的贴文是非法的，为什么其他人与其他机构的这类“速推”贴文，却未同样被勒令移除？

　　选举局要是认为“速推”内容符合竞选宣传定义的贴文是非法的，为什么“新叙事”的其他八条这类“速推”贴文，却没有一起被移除？

　　选举局为什么不写信给“新叙事”，通知我们哪一条贴文已被移除，为什么被移除，并为竞选活动/竞选宣传的构成制定清晰准则与界限，而是让我们自己瞎摸索？

　　我写信给总理公署，要求澄清这些问题，但没有得到答复。

　　“帝国”反击战

　　2020年9月18日，大选过了两个半月，选举局发表文告说，助理选举官已针对“新叙事”向警方报案，“新叙事”涉嫌发表“有偿广告，构成国会选举法令第83(2)条所指的非法行为。”有问题的贴文究竟是哪一条，文告没有指明。

　　对照地说，“亚洲1号”（AsiaOne），一家由政府所掌控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部分持股的新加坡媒体公司，在选举期间（6月30日至7月10日）“速推”了约240条贴文，其中约150条与选举直接相关。这里头，包括对选举相关事项的“解释”，和“新叙事”的第8条贴文高度相似。

　　“新叙事”对选举局的无端指控做出反应，谴责该局向警方举报它含有政治动机，是对言论自由发起的攻击。这引起了来自国内外的声援。国际组织如“亚细安议员人权机构”（ASEAN Parliamentarians for Human Rights）、“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论坛”（Forum Asia）、“高风险学者”（Scholars at Risk）纷纷发声，敦促新加坡政府命令选举局即刻撤回针对“新叙事”的举报。“国际新闻学会”指出，有关行动“明目张胆意图让领先独立媒体噤声，反映政府不能容忍批评的态度”。

　　2020年9月21日上午10点，我被传召到金文泰警署 ，接受四个钟头盘问。随后，扣留了我的手机，四名警官又押着我回到住所，没收了我的电脑。2021年3月5日，再次传召我到金文泰警署接受第二轮问话，这一回盘问了三个钟头。警方让我交代“新叙事”的国际运作与财务状况，我拒绝提供。

　　警方的行动根本毫无必要：“新叙事”没有否认过推文一事，况且所有证据网上都能查到，新加坡警察却还是认为需要花上七个半钟头来盘问我，闯进我家里，取走我的手机和电脑。我清楚不过，总理公署在滥用法律攻击“新叙事”，这是新加坡政府恐吓、骚扰“新叙事”长期工作的一部分。

　　完结是新（鲜）的开始

　　2021年8月3日，警方又打来电话，命令我回去接受第三轮问话。通话时，我直接告诉负责盘问的警官，这些盘问一点意义没有，纯粹是某种骚扰。他说他职责在身，心照不宣地认同了我的看法。我表明，如同第二次问话，我会拒绝提供任何信息，他也认为，要是如此，盘问将变得毫无意义。但还是一样，他没法子只能照做。那个时候我人不在新加坡，他命令我一回来就去警署报到。可是在那之前，事情却忽然就结束了，“新叙事”收到了警方发来“严厉警告”书。这类警告法律上毫无意义，它只是承认了，对我们的指控其实无法成案。我们要求总理公署为其骚扰和意图恐吓的行为，向“新叙事”正式道歉。

　　结案的两天前，行动党政府刚在国会提呈了一项新的荒谬立法，“外国干预（对策）法案”（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Bill）。他们显然没放过我们，尤其当内政兼律政部长尚慕根（K Shanmugam）解释为什么需要这项立法时，特地拿“新叙事”来说事。新立法分明是用来攻击独立媒体的新工具。本书（译按：指文集《荒谬：未曾披露的新加坡故事》，本文收在该书）若有续篇，我预测将出现该立法下产生的新鲜案子。

　　想问的更多问题

　　选举局为什么针对“新叙事”，却不针对其他个人与机构报案，他们不也同样对符合“竞选宣传”定义的文章做推文吗？

　　“新叙事”并未否认推送相关文章，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还需要扣押我的手机和电脑？

　　只为了扣押我的电脑，为什么需要动用四名警力押我回家？

　　警方坚持第三轮盘问是必要的，为什么却在那之前忽然就结了案？

　　这些，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补记

　　我的电脑和手机，终于在2021年9月29日还给我了。那是结案两周后，若从东西被扣押算起，则是一年又八天之后。

　　延伸阅读

　　“新叙事”相关文章专页，包括大事记与通常疑问答复（FAQ），链接：https://newnaratif.com/new-naratif-under-attack
　　覃炳鑫博士谈论该起事故的访谈视频，他解释为什么说这是行动党政府针对独立媒体、批评者、特别是“新叙事”发起攻击的一部分，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K90xRb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