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等生”的回忆录

在某些人眼中，我是名“次等生”，因为出身无牌大学。也许阴差阳错，人家把我派送到优等学府执教，和名牌大学出身的“优等生”共事，长达二十六年之久。我对他们相当了解，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从孩子取名到买车买房，我都曾当过他们的“顾问”呢。

最初一两年，因为自己英语不行，出身不良，钱财不多，总觉得似乎矮人一截，样样不如人，自卑感岂可避免？所以只能埋头做事、弯腰做人。

为了学好英文来和优等生打交道，一有时间就到休息室，埋头苦读《海峡时报》。遇到不明白的词汇、短句，当然就得虚心求教、不耻上问，而优等生们多乐于赐教，没齿不忘。加上我原有的文法根底，使得自己英语进步显著，双方的沟通、交流、来往终于能够开始了。

与人交往，一定要知己之余再知彼；要重拾自信心、自豪感，更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而不殆。当然，知己容易知彼难，双方多沟通交流是唯一途径。第二年某日下午，和 Mr. Subramaniam(英文源流历史科三名教师之一) 闲聊时，他先问起我教的历史课程范围，然后说：“It seems to me，your teaching load is rather heavy. How do you manage it？”(“在我看来，你的教学负担相当繁重。你是怎样应对的？”)

这也许出自关心，也许是质疑次等生的教学能力。无论如河，对我来说，这是个很怪异的问题，因为《东亚史》也好，《欧洲史》也罢，不都是历史吗？历史系毕业生教两门历史课怎么会觉得繁重？况且我已有七八年的教学积累，即便多加一门《东南亚史》也不成问题。恰恰相反，我觉得负担很轻松，要不然哪来时间看报纸、学英文？

很明显的，对无牌大学历史系的课程结构，Mr. Subra 一无所知。我于是趁机告诉他，我们没有荣誉学位，都必须读四年。从大一到大四，我们读的历史科目较多，范围较广。[①] 除了通史、断代史，还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专书选读，以及相关辅助学科与外语。[②] 这么一来，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体系，[③] 确保其专业水平绝不低于名牌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大学升造也不成问题。

从 Mr. Subra 及其他同事口中，我得悉那所名牌大学的课程编制很不一样。大一、大二所有文科生都属于“人文学部”(Humanities)，从大三才开始分系，但仍不够“专一”，每个学生都必须在“主系”(Major) 之外，加选个“辅系”(Minor)。如以中文为主系学生，可选数学为辅系；以历史为主系学生，可选地理为辅系。只有第四年的荣誉班，文科课程才有点的专业化的味道。这么看来，同是历史系毕业生，他们所读的历史科目，通常不到我们的一半（普通学位仅三年，又加上“辅系”科目），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荣誉学位）。彼此的课程结构的既然不同，专业化程度（深度与广度）有了差异，学术水平高低显而易见。因此，英文源流的高中历史课，需要三名教师来分担，就不足为奇、不难理解了！

名牌大学采用的是英殖民地式的课程编制，从市场（就业）角度来看，英制似乎比较“实际”，有利于毕业生当公务员；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其人文学科（历史、地理、经济）的专业水平，显然远不如采用美国式课程编制的无牌大学。

再者，无牌大学的学术水平，也是由次等生的专业水平来体现的！我们除了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还在攻读高级学位（硕士与博士）方面处于明显优势。因为我们的理论水平、语文能力较强，每人至少懂得一种外语，进入国外大学升造非但不成问题，而且多有突出的表现。[④]

这一切都属于陈年往事，为何往事重提？不为别的，只为了还历史以真相，使之大白于天下。历史既不能遗忘、丢弃，更不许人为的歪曲、捏造、诋毁，什么《报告书》、《回忆录》都无法改变以上的客观事实！

[注]

①	在四年间，我们修读20门课左右，除了英文、马来文、日文等外语，其它都属于历史或与历史相关的辅助学科。
②	属于通史类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马来亚史》、《东南亚史》、《英帝国联邦史》；属于断代史类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印度古代史》；属于史学理论、专题则有《史学概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研究》。此外，可供选修的相关科目也不少，如《哲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文学概论》、《文字学》、《语言学概论》、《中国新文学》、《论语》、《孟子》、《英文》、《日文》、《马来文》、德文、法文……等等。
③	史论＋通史＋断代史＋专题＋专书＋外语＝历史专业知识结构，充分体现其深度与广度。
④	例如：颜清湟、杨进发、廖建裕、蔡史君四位次等生，都通晓三种语文，对新马史、海外华人史的研究成果，受到学界称誉。他们毕业后，就到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然后分别在澳洲、新加坡、日本大学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