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南大错了吗？

　　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细细阅读琢磨《李资政与网上南大》（见2017年11月26日新加坡文献馆），就可以发现文中的意思。一是关闭南大没有错；二是李光耀没有消灭民族教育的意图；三是光耀六使原本一家；四是民族教育消失的后遗症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全文的要害就是民族教育妨碍了新加坡的“生存”。作者的意思也很明显，如果新加坡人不感恩李光耀，那简直是忘恩负义。

　　作者说：“我们还想指出，关闭南大过去‘对’了(因为许多华人都以‘行动’支持)，现在却错了(因为李资政说：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将来将更加错(中国的崛起与新近兴起的地球村理念)。”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还真会运用这种逻辑。

　　为什么“关闭南大过去‘对’了”？因为“生存要紧”！因为关闭了南大就“‘加强’了新加坡的竞争能力”！

　　可见，在《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看来，南大的存在，是全国都能讲英语的障碍！就会“削弱新加坡的竞争能力”，南大不在了，新加坡就能“生存，而且一再制造奇迹，在多个领域鹤立鸡群，成了区域的模范与领导。”

　　所以，李光耀关闭南大是对的。

　　因此，李光耀关闭南大不但不是罪过，而且是功劳。应该体谅“李资政当总理时日理万机，心中只想如何将新加坡治好。退而为资政，也一直在前瞻新加坡的前途。一个人不管如何反对他，对他治国的诚意都不致于置疑。”

　　李光耀的处境很为难哪！“在周围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本身资源缺乏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只好关闭南大。“如果生存都成问题，其他岂不沦为空谈？”

　　更何况，李光耀关闭南大，“众所周知，把孩子送进英校是当时大部份学生家长的抉择。也就是说，大部份家长都以行动投票：‘南大应被关闭’。”“李资政只不过是‘顺应’民情，将大家的意愿付诸实施罢了。”

　　“虽然我们认为关闭南大是错误的，但南大的关闭难道华社本身不该负应有的责任吗？”

　　李光耀何罪之有？

　　“从许多迹象看来，李资政与新加坡政府从未忽视国家文化，这些年提倡的国家意识，儒家思想。李资政本身也提到对新加坡变为‘伪西方社会’的忧虑，近年更石破天惊地道出：‘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会有麻烦’。”

　　李光耀关闭南大是不得已的。“全国统一为双语学校，间接地关闭了华校，最后关闭南大，是李资政的策略与行动，为的是达致他的政治目标：全国都能讲英语，以增强新加坡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在他心目中这是一场教育革命。在整个过程中，他不能以华人的身份办事，而只能以新加坡掌舵人的身份办事。因为新加坡是多元民族国家，而且近邻都非华族国家。为了达到他的指标，一些牺牲在他来看是在所难免。如今连华校都劫数难逃，在以华人为主干的新加坡政府来说，对内对外都能理直气壮。这一症结点是不难理解。”

　　“李资政将儿女都送进华校，自己成年后还勤修华文，提倡儒家思想，赞扬南大精神。如果把他说成是厌恶中华文化，乃至蓄意消灭中华文化的罪人，未免是欠缺智慧的言过其实了。”

　　“我们不相信李资政没有看到南洋大学的珍贵性，也不相信李资政当时看不出南大所保留的中华文化有一天会成为新加坡切需的支柱。”

　　因此之故，李光耀没有消灭民族教育的意图。“当时新加坡政府中的华人领导为了‘秉公办事’，他们要建立的新加坡文化而非华人文化，以照顾国内其他民族与邻国的感受。”

　　像《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一样的人，总是喜欢叽叽咕咕地说李光耀送子女进华校就读和说过“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会有麻烦”之类的话来忽悠人民。他们钟意于把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完全掩盖淡化了李光耀反动的语文政策，把新加坡的生存与维护民族教育对立起来，用诬蔑民族教育妨碍社会发展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保留民族教育，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而且会失去一切。

　　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是以“今天的新加坡政府，是李资政花多年心血的策划与实践的成果。即使不是十全十美，在世界上也是广受尊敬的建全政府”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加坡带来了甜蜜的果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李资政将新加坡发展成今天的成功典范”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正是行动党政权用来镇压反对派的内部治安法令正义的说辞。

　　行动党人及其追随者给自己的那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彩线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诱人的“甜蜜的果实”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贩卖的谬论在某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已认识到，那些自称“我们相信自己能做到不偏不倚，以事论事。不怕开罪任何人，也不须讨好任何人。我们不须制造事实，也不须像鸵鸟般地逃避事实”的超乎任何政治之上的人，其实就是以历史真相的幌子来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这些人总喜欢唱“李资政将儿女都送进华校，自己成年后还勤修华文，提倡儒家思想，赞扬南大精神”的赞歌，来“怪责李资政，我们认为也有失公允”。可惜李光耀在自己的《风雨独立路》回忆录里却扇了这些人一句耳光：“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

　　这不是很明显地说明李光耀送子女进华校就读和赞扬南大精神是哄骗小孩不哭的奶嘴吗？李光耀毫不隐讳地说把子女送进华校就读是当作政治工具，高唱赞歌的人却自作聪明地说李光耀热爱中华文化，真是未能灵犀知心意，把误会变成一朵美丽的花，而且还时常加以浇灌，李光耀定会感到尴尬，“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这些人完全不能理解李光耀的根本用意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李资政当年曾否想过保留南大？”

　　“从一些珠丝马迹：1969年聘请国际知名的一流华人学者黄丽松教授(黄教授后来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出任南大校长。1975年又由当时的科学工艺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如果是存心要关闭南大，却何故一再派谴这些重量级的校长出掌南大，给南大策划跟带来一些重大的发展？”

　　当南大被关闭即成事实后之后，真相对靠揣测者来说，其实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自己想要的“真相”，凡是与这个预设结论不同的任何调查结论，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对象。而与自己想要的“真相”接近的臆测，哪怕有再多的破绽，也会被当作“证据”。

　　因此，“李资政的功绩是无须争议的。如果以这种教育改革所发生的‘意外’怪责李资政，我们认为也有失公允。”

　　毋庸置疑，李光耀是高度敏锐和富于智慧的，处理问题的手法和效率也不乏闪光之处。所以，《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会认为“但我们不能否认一点：在整个思考过程，在李资政的主观上，是以行动党与新加坡前途为前提，如果有失误的话，也不过是判断上的偏差。何况，除了华校南大，李资政当年还要面对许许多多其他严峻的问题。”

　　但是，很显然，《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不具备大历史观的素养。这种赤裸裸地以实用主义代替真理，喜欢用自己臆造的主题去剪裁历史，想从历史里翻检历史碎片来说明事实真相，殊不知这种截取历史片段孤立考察历史时点和历史事件的做法并无法再现历史真相。妄图从所谓“可能有这个意愿”中抽取朦胧证据，搬到现实中附会某一对象或者折射某种观点，只能是达到掩盖是非、模糊界限等目的。

　　真正的历史真相，不是从某个时点和某个局部来看，而是从整个历史过程和社会大背景考察，否则，就很容易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还自以为揭秘了“历史真相”。李光耀的上台当政，其实就是干一件事情：剿灭反对派！而《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却认为李光耀关闭南大，只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终致于玉石俱焚，不可不说是历史的不幸。”“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简言之，李光耀关闭南大不是有意为之，只是“殃及池鱼”而已而已！

　　这种以无根据的“珠丝马迹”假设为前提，不对李光耀本人的政治背景、民族意识进行全面深入了解，就把现象当本质，根据“可能”的表象进行主观臆想，推断李光耀处理南大问题的可能结局，得出所谓“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当时的情况下，李资政有在新加坡保存一间华文大学的理由，也可能有这个意愿。”这种把“可能”变成肯定，随意放大李光耀所谓“功绩”事实，以达到否定南大被关闭的现实，再造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价值预设。

　　拜倒在权威脚下的文人们，往往基于新加坡的发达而以所谓“可能”来美化神化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和镇压民众的合理性，以达到肯定行动党政权的价值目的，抽掉行动党人的追求目标和价值支柱，往往避而不谈历史观的根本问题，陷入局部的、片段的、琐碎的所谓“历史事实”，将矛头直指被镇压群体的不合理和合法性。

　　历史不能贱卖，用洗白当权派的方式来进行合法性辩护，是对民族利益的根本损害。美国的繁荣发达也代替不了屠杀印第安人的罪行！

　　社会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展开政治生活的主张；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建构伦理生活的样式。民族教育消失了，问题也跟着来了：“脱离了华族文化，华人子弟极可能会变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东方的文化美德消失，西方文化又‘好的不学，只检坏的学’。”

　　“现在问题来了：尊重法治是西方文化，年青一代失落颓废也是西方文化。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又没有长辈督导。失去了对根基文化的尊重，长辈也丧失了督导的基础，到最后，本身文化消失了，西方文化只学到渣滓皮毛。”

　　“经过这场变革之后，华校消失了，南大消失了，而华族文化，即使不被摧毁，也已由强势转为弱势。今日华族青年对华族文化的态度，恐怕是当时策划者始料所未及吧。”

　　“若不急谋对策，任由发展，新加坡下一代岌岌可危。”“试想一个国家有如此国民，国家前途还须谈？”“愈看新加坡新一代的年青人，却愈感他(她)们已失去新加坡建国前辈们那样伟大的灵魂。”

　　追问起来，造成这一境况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李光耀！一句“恐怕是当时策划者始料所未及吧”，就把李光耀灭绝民族教育造成的后果撇得干干净净！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说：“文化造成价值观，道德观，与审美观上的认同，从而划一了行为准则，在这基础上，国民才可以建立国家意识。”

　　美国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的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三种利益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

　　“自尊”何来？来自文化自信。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自信就是最根本的自信。只有守住了这个血脉和灵魂，才能把国家延续下去。文化看起来是无形的，但它是有力量的。一个拥有深厚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有长久屹立的精神支撑，才能有民族复兴之魂。民族文化消失了，血脉切断了，躯体也就坏死了，“年青一代失落颓废”，精神就死亡了，还有“集体自尊”吗？还能“建立国家意识”吗？

　　以虚无的超越政治姿态达到洗地擦鞋的目的，既是这种丧失民族观念的人诡辩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民族教育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更谈不上必然性合理性。行动党人及其追随者拼命渲染发展民族教育会引起他族同胞疑虑和恐惧，所谓“因为新加坡是多元民族国家，而且近邻都非华族国家。为了达到他的指标，一些牺牲在他来看是在所难免”，“以照顾国内其他民族与邻国的感受”。似乎只要戴上“找出事实真相”的光环，就能名正言顺地抓住历史表达的话语权，关闭南大就具有正当性了。

　　为李光耀剿灭民族教育寻求的历史正当性，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为迎合李光耀们的“多元民族观”，满足他们对民族教育妨碍社会发展的想象，为压迫和扼杀民族教育辩护、遮丑。把民族教育推倒，把殖民教育请回来，一开始就是政治，并不是什么现实考虑，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目的来维护行动党人的统治秩序的需要，铲除作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情感。

　　李光耀灭绝民族文化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怎能和秦始皇的“书同文”相提并论？李光耀关闭南大“为的是达致他的政治目标”“却失去了灵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怎么值得赞美？“陈六使等先贤是为了后代着想”与“纯粹是政治因素”做决策的李光耀，怎能会是“原本一家”？正如孟子所说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也。

　　不论声东击西，还是运用典故，特别是“光耀六使，原本一家”，“相信李资政本身，一定敬重陈六使先生，要不然也不会谈南大精神。而李资政将新加坡发展成今天的成功典范，陈六使先生如健在，也必定会由衷敬佩。”“一定敬重陈六使先生”的李光耀却恫言“对付”陈六使，褫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自己对李光耀的“由衷敬佩”，却嫁接在陈六使先生身上，还真是“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鹧鸪天》）呢。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组成，三者都提倡人要反省自求。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种关系都得以和谐发展。李光耀整个家族都受殖民文化教育，欠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陶冶，很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比如不到两年时间，就被吉隆坡政权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像蒋介石一样，只能治理一个小岛，“治国平天下”就谈不上了。说什么“李资政与新加坡政府从未忽视国家文化，这些年提倡的国家意识，儒家思想”，就如人们说的高尚过了一点就是扯蛋。

　　儒家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庸也》）以莫须有罪名残酷无情地长时间关押政治犯，毫无“中庸之为德也”。儒家重视亲情的家庭人伦，是应该弘扬的宝贵遗产，早已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基因之中。而最近李光耀子女为故居拆与不拆大闹朝堂，把侄子控上法庭，家庭人伦也就荡然无存了。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不知“爱而知其恶”（《礼记·中庸》），尽是选择性叙事，在吹捧李光耀并凑成一幅李光耀不得不为之的图画，抽离了行动党上台以来的脉络，有意忽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与李光耀殖民文化的排他性和狭隘性的矛盾。全文只看到政治上除了“雄才伟略”的李光耀正确，没有李光耀镇压的历史，二二大逮捕及其后的被镇压的绝大多数被迫害民众命运好像从来就不存在。

　　“我们不相信李资政没有看到南洋大学的珍贵性，也不相信李资政当时看不出南大所保留的中华文化有一天会成为新加坡切需的支柱。但不幸的是，她的存在也同时被认为构成对他的政权与政策的威胁与阻力。”

　　“当时新加坡处在求存的阶段，任何对行动党跟他的政策可能形成的威胁与阻力对李资政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在这前提下，长线的考虑暂搁一旁，先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在这环境下，对付南大在他来说是理所当然，而且势在必行。”

　　善于以“我不相信”来把水搅浑回避真实问题的《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借“找出事实真相”主动为李光耀迫害民族教育洗白的做法，不仅使作者失去了全面把握社会历史的整体能力，而且失去了对民族教育发言的前提，看不见一点当时政治和民族教育与殖民教育的社会矛盾，看不见镇压与反镇压的原因，罔顾南大学生受难的情景，仅仅以“警察入校园残忍对待学生事件，牵涉范围太广，手头资料不足，难作凿确完整之论述”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一笔带过，这种归谬法的理论，倒掌握得非常娴熟。

　　“今日的年青人，已经成了李资政心中最大的忧虑。”“今日的年青人”正是李光耀教育政策教育出来的结果，“超人的智慧跟魄力”“目光如炬”的李光耀竟无法预测判断自己制定的政策后果，回顾强行加入马来西亚吹得天花乱坠，也无法预测判断后来造成死人的骚乱，何来“超人的智慧跟魄力”的赞誉？这就如把强盗说成慈善家一样可笑。

　　其实说到底，民族教育从来就不是行动党人关心的对象，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世界里从来就不存在民族。就因为行动党人拥有权利，就以为拥有真理，在他们治下的人们不得不依赖他们时，就会发现人们简直无法拒绝他们的各种坑蒙拐骗。正如王乙康说的“旧南大关闭是华社为建国所做的妥协”（见2016年9月15日联合早报报道）一样。

　　行动党人及其追随者为洗脱李光耀是民族教育罪行的手段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诬蔑民族教育“在当时的英校生眼里：华校生当时几乎跟共产党划上等号，华校被看成是共产党成长的温床。我们猜想在他们潜意识中，消灭华校就等于消灭共产党。”

　　“对付政敌，李资政驾轻就熟，毫不吃力。”诚哉斯言！李光耀挥舞内部治安法令和诽谤法令镇压迫害他认为的敌人的事还真没少干！从此天下英才尽入狱中或逃亡海外或倾家荡产。通过夸大共产党的威胁，诬蔑华校生就是共产党，是华文沙文主义，以此来搞垮﹑搞臭﹑直至灭亡民族教育，这是“李资政对新加坡的伟大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政绩。

　　华校生有着理想的社会发展道路，代表着一种理论思想体系和一种道德精神体系，有着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着一股灵气。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对这样的华校生感到特别“可怕”。铲除了民族教育，摧毁了华校生的精神家园，也就使华校生所代表的这一切事物统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李光耀瓦解民族教育体系，决不单单是镇压迫害南大学生与其他大专院校学生、教职员，而是彻底断送年轻人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抗意识。

　　“找出事实真相，其实将造成一种双赢的局面”，借助强大行政之手南大被彻底消灭了，英文一枝独秀了，李光耀单方面“赢”了，哪来“双赢的局面”？“警察入校园残忍对待学生事件”“必须谴责同时追究责任”，全文只见歌功颂德之词，嘤嘤嗡嗡之语不绝于耳，“关闭南大过去‘对’了”，哪有一词一句谴责之词？

　　巧舌如簧地想引导舆论，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达到洗脱李光耀瓦解民族教育根基的目的，在资信发达的今天是难以得逞的。因为凡历史事实就存在，凡人们记下的就是活口、是证人。

　　“当神话变成政治的附加时，再美的故事一旦被揭露了，面庞也终将露出丑陋的獠牙！”（李毳《唐诗：一场绝代风华》）

　　不要以为历史事实可以任意淡化、篡改或抹杀，历史之眼永远盯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