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也麻烦，无也麻烦
──谈南大精神

　　数年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报界说：“新加坡如果没有了南大精神，新加坡就麻烦了”，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引起了陆陆续续不断的议论，直到最近在槟城举办的南洋大学校友第9届联欢会，南大精神一再被提起，余波荡漾，各有不同的表述。

　　其实，南大精神本质上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看不到、摸不着，它与道家说的“道”与儒家说的“浩然正气”有着许多共性只能用心灵领会，而不能用语言相传，恰似后人对老子道的描述时，只能说是“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来涵盖道的范畴。但是“道”又是那么样玄不可即，老子虽用了5千字描述道德文章。第一句就使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表明语言的局限。南大精神也好像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描述的“浩然正气”，他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这些句子又是那么恍惚缥缈，让人难以理解，原因是不管“道”或是“浩然正气”或是“精神”，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可以“衣养万物”，使“万物作焉而不辞”对世人作出无私一奉献，同时又是不计其功利，秉承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精神而为，这种精神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激励人们要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

　　抽象的概念虽然不能用空洞的词语来描述，总却可以用实例来解读。《正气歌》中举出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浩气凛然的典型人物，他们不但填补了抽象概念的空白，而且也丰富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义，让人家看到中华民族性格光辉的一面，反观南大精神是否也有典型实例来解读呢？答案是“有”，这个典范例子就是那位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剥夺了卅二年人身自由的谢太宝，在他之前老一辈的人物如陈嘉庚、陈六使、林连玉、林清祥、林谋盛等，都可以说是早已为后人树立“南大精神”的典范，他们毕生为国家社会作出的牺牲和奉献，不知感染了多少南大人，其中包括了谢太宝。

　　若说：“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之游”是南大精神的要素，那也未尝不对，但若说有了这些要素，便有了南大精神，那就稍嫌不足，没有人敢说新加坡人包括李光耀没有这些要素，可是他们之中真正具备南大精神的又有多少人呢？像日本人，虽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过，“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而日本的儒教又完全源之于中国的儒学，可是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学完全不同。儒家提倡的五项美德：仁、义、礼、智、信，“仁”是居核心地位，但日本人却把“仁”明确地排斥在儒教外（见金辉著《恸问苍冥》16 及136页），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会出现日本人那种残酷野蛮的兽行，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他们虽然曾经努力的学习儒家思想，但却不能完全掌握到“已达达人，已立立人”精髓，发扬崇高的人性。而新加坡人，他们虽然也推行和学习儒家思想，也懂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但在李光耀的感染下的人，基本上都是达尔文的忠实信徒，崇尚“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天演论，并奉之为圭臬，他们将“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只当成一个实现个人野心的过程和手段，其终极目标是个人的名利而不是国家的福祉，所以对民主、自由、平等，扶贫、睦邻等等人文关怀都不感兴趣，对国家观念淡薄，为了功利，随时可以到世界各地流窜移居，真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四海为家”。一旦国家有难，谁敢保证他们会留下来保家卫国呢？这是高度功利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现代资本主义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特色。他们所向往的是能使感官得到最高享受的物质世界而不是这块土地，所以也写不出，也悟不了像诗人艾青那种“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情怀。

　　日本南进时，李光耀亲身见证了一些大英臣民从不会想象到的残酷现实，他说当年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就是一个优越的民族，新加坡在他们的保护下，当稳如泰山，可是谁会想到，日本人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把英军收拾掉，英军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抵抗就把新加坡命运断送，尤其在电影里，他看到英军将领白思华投降时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并未展示出威武不屈的精神”而大失所望，认为“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已经粉碎。”反过来，李氏看到的是“新加坡华社组织了义勇军，其中一部分是达里部队，他们英勇作战，死伤很多，但日本兵也死了不少。”这场抵抗“使达里部队成为传奇故事，同时也成了英勇善战的同义词”。李氏再说“义勇军的贡献并非到此为止，出现在他眼前更壮烈的一幕就是林谋盛上校被日军逮捕后惨遭各种酷刑，英勇牺牲，但对自己部属的活动，始终未透露半点信息。”

　　李氏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看到上述两种相反不同的历史事迹，反度新加坡当今的情势，他知道那些养尊处优的有钱人或受英文教育的人，总是比狡兔还胆怯，他们不但早有三穴的准备，而且也找不到一种共同的核心价值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一旦新加坡周边情势有剧变，而得面对严峻及残酷的挑战时，新加坡不像以色列那样有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内的犹太人）在背后大力撑腰，将很难应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局面。因此，李氏也知道只有“一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像朝鲜族，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才能有决心反对野蛮的压迫者。而华校生与朝鲜族一样，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所以也像朝鲜人一样“虽被日本人杀害，也始终挫不了他们的锐气。”因此李氏突然想起了南大，认为“新加坡如果没有了南大精神，新加坡就麻烦了。”可是李氏有另一句话不便或不敢讲的是“新加坡有了南大精神，李光耀就麻烦了。”因为有了南大精神，他会觉得尴尬，很不好处理。半个世纪来，他对华文教育处理不得当，要他承认错误，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件输不起的事。虽然在近年，他曾尝试推动儒家思想，也开始对华文教育表示关注和宽容，甚至还放出触须探讨南洋大学是否能复办。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复办南洋大学的构思，让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的计划胎死腹中，因为在李氏的脑海里，两种挥之不去的惯性思维，常萦绕着他，其一是：大英帝国的光辉，其二是华文教育的南大生曾给他许多麻烦。他曾说过：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而“南大课程的华语讲授”，一开始就意味着今后有麻烦，“因为毕业生未具备掌握英文的条件，未必能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领域谋得一职。”试想在一个能给他光辉，使他接近权力中心的英文教育和一个只能给他带来麻烦的华文教育，他会选择那一个呢？既使国际上华文地位已日益提高，他的惯性思维会使改变对华文教育的看法吗？也许这要再等好多年后，才能看到真正的转机。

　　在殖民地时代，李光耀目睹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与压制，使许多知识分子不管是受英文教育者或受巫文教育者对它都心怀反感。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一向受尽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对政府的不满更为显著，他们希望民选政府在他们的支持下执政后，对华文教育会一视同仁。可是当时新加坡选民中大半是受华文教育者，李光耀没有把握在政治斗争里会压倒受华文教育者，因此他唯有通过英文作为官方语文的优势，将受华文教育者排挤在议会及文官制度之外，使受英文教育者在争取政权时能占上风。到了李氏掌握政权之后，他非但没有把华文教育一视同仁，反而大力扶持英文教育，继续维持英文在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垄断地位，在这些领域里华文根本没有立足的空间。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国际贸易商港及金融中心，英文是必要的沟通工具。现实的家长从功利角度考虑，争相将孩子送入英校。在这种情况下，李氏便找个藉口说，华文教育没有市场，开始一步步将华校逼进死角。另一边厢，李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打击受华文教育的竞争者，他刻意将华校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用意识形态来诠释，说是共产党煽动所引起。同时他又将支持华文教育的华商扣上沙文主义的帽子，这样就会使人相信坚持华文母语教育的人就像犯了天条的魔鬼，崇拜英文教育的人就是圣洁的天使。虽然说新加坡有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党，但也有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而李氏也坦诚的承认他自己在莱佛士学院上经济课时，至少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的教育“特权”，华校生连梦里都不敢想到，但李氏却偏只宣扬华校是共产党的温床，接着他就用这种口实以沙文主义的罪名褫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也用共产党份子的罪状逮捕了谢太宝，剥夺了他32年的青春和人生自由。可是，李氏却偏偏遇上了谢太宝这样的一个顽强的南大生。他不是共产党，你偏要诬告他是共产党，麻烦就开始了。他会与你对着干，不低头，就算坐上牢也在所不惜，使到李氏黔驴技穷，奈何他不了。如果谢太宝骨头稍微软一点，被逼成招，或者被编收，那么李光耀关闭南大，就会更有说服力。但是谢太宝却没有提供给李氏这样一个轻松的机会，顿使李氏觉得脸上无光。一个像李氏这样性格的人面对着一个像谢太宝这样的南大人，不说是李氏觉得麻烦，简直是恨之入骨。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来看，谢太宝是一位“良心囚犯”，与被南非白人政府监禁27年的曼德拉不分轩轾。曼德拉还因为涉及暴力斗争而被判死刑，可是他深悉西方政治的游戏规则能掌握好西方舆论，并借用它来包装自己，虽然其历程也极其坎坷，但最终他是实现了他的历史使命，从阶下囚变成一个受世人敬仰的国家元首。而谢太宝则没有那样的幸运，他不懂也不屑学西方那一套游戏规则，于是他凋零了，但是他不死，他所涉及的正义事业，正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充满着生机，凋零过后还会重生。如果世人推崇曼德拉为南非的良知以及精神领袖，那么谢太宝就是南大的良知以及精神领袖；换句话说，他就是南大精神的化身。新加坡将一位对国家文化艺术有贡献的南大校友尊为“国宝级”的人才，如果他们重视南大精神的话，他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谢太宝，确实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太宝级” 人物。所谓“太者，极也、最也”，他像一股浩然正气，杂然赋流形，铺盖着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人们了解什么是活得更有意义、更富美感。

　　有一则笑话说，新加坡的鱼很难上钩，原因是他们不敢或不肯开口，不敢开口当然便不会制造麻烦，容易被驾驭。可是在南大精神感召下的人，只要是为了正义事业他们会开口也愿意开口，愿上钩不怕任何牺牲，面临国难时，他们不会鸡飞狗走，但他们会给专制者许多麻烦。李光耀知道没有了后者新加坡就麻烦了；但他也知道有了后者，他自己就会麻烦了，你想想他会选择什么呢？

(编者按)：原文分上、中、下三篇于2004年12月29、30日及2005年1月1日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刊登。承作者及有关校友协助，转载本网页，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