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建南大
早年创办的私垫教育，到19、20世纪新式学堂、女校的林立，足以证明华人是极之重视教育的民族。教育对早期南来新马拓荒华人的重要性在于两个层面：就现实而言，教育是许多低下阶层侨民冀望下一代翻身的主要途径；就文化而言，教育是承传民族文化及族群自我认同的根之所在。二战前的华文教育，其学制、师资、教材或课程皆源自中国，内容主要以宣传祖国（中国）和民族情感为主。面对英殖民政府不干预、不辅助的态度，即使当时经济及资源短缺，华社还是忍辱负重、自力更生将中小学华文教育发展起来。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华人民力起顽抗卫国，日本蝗军长攻不下，于是就将阵地转移东南亚一带。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下，英殖民政府弃守而逃，新马人民唯有组织起抗日力量。参与抗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华校的中学生，这也埋下了日军占领新马期间，华教几乎被连根拔起的伏笔。为了灭绝华教，蝗军不惜焚烧校舍、杀害师生。当中，钟灵中学就有50多位师生蒙难，加影华侨中学更有140多位师生被迫害，幸存下来的则被逼改成教授日语的学校。然而，二战后华教迅速复校的程度，充分展现了其坚韧的生命力。
1945年，欲重回新马坐享其成，但面对东南亚反殖运动日益高涨的英殖民政府，被迫使逐步放手让马来半岛过渡成为独立自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造成南下师资及升学管道皆告断绝；于同年成立的马来亚大学（新大的前身）也对华校生的录取诸多限制。
为了突破华教重重危机，华社领袖陈六使于1953年1月16日倡议，新马华社同心协力创办一所华文大学。这所东南亚首间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创立，主要是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更为华校培植师资所需。唯有建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脉相承的母语教育体系，培育民族人才及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展下去。这一声呼吁敲入新马热爱华教人士的心坎，群众纷纷响应。上至富商政要，下至劳苦大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动不计其数的筹款运动来造就这项民族的教育大业。
1953年8月5日，集合新马各地的南大委员会第一次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热烈举行。除了吉兰丹代表因误机缺席外，其他各州皆有代表出席，充分反映了当时新马华社对南大的支持和重视。1954年1月，驻新加坡英国总督正式批准南大校址，南大委员会也加快聘请校长的步伐。南大于1956年3月30日正式开课，首批录取新生共330人。1956年3月15日开学典礼当天，计有数千名新马各地的群众前来参与，共同见证落实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时刻。
注： 1962年1月1日，马大被易名为新加坡大学，与现今的马来亚大学分开。
风雨飘摇的年代
奈何从一开始，南大就是一间被歧视的华文大学。在种族意识高涨的建国声中，南大的创立被抹黑为破坏国民团结的行动；在英政府压制反殖运动力量的当儿，她更被诬指为共产党散播政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尽管面对政治及种族课题的质疑、阻扰和打压，南大依然在逆境中创办起来。其中，“林语堂事件”就是英政府对南大持有强烈戒心，而企图控制南大的具体表现。
1954年2月13日，具有“幽默大师”之称的林语堂博士被邀任为南大校长。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林氏，曾在台湾参与建立受到蒋介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联盟。上任前，他则向美国报界发表南大将会成为亚洲反共堡垒的言论。林氏受邀之后，原本受阻绕的校址问题正式获得批准，英政府也开始转变态度欢迎南大的成立。
在任职的短短半年期间，林氏不只委任亲属担任要职，还欲独掌南大的行政及财政权。一张张为数不菲的个人开支及无比庞大的财政预算，对一间民办大学来说自是百上加斤；当预算案风波闹得无法控制的时候，美国驻东南亚特务史密斯透露林氏曾向他要求辞职不干，以求自保的事实。这举动，更暴露了其背后不为民族教育前来掌校的政治动机。南大委员会代表与林氏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以10万美元的遣散费将林语堂举家遣送返美。人一离开，他即出尔反尔，不单抨击新马华教，声称南大被共产党渗透、还诬蔑新马华社领袖陈六使、李光前等“亲共分子”破坏南大。
1956年至1964年期间，由李光耀带领的过渡期政府采取“内外双攻”的策略来控制南大、夺取主权。在法律上，政府以《南洋大学法令》来取代之前注册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但却不承认南大的学位。接踵而来的，就是成立各类审核委员会来提出质疑南大学术水平的报告书，再依据这些报告书的评判和建议，对组织、学制、课程，甚至是教学媒介语进行改革，逐步使南大变质。
校政方面，政府首先推出《白里斯葛报告书》质疑南大学术水平连带不承认南大文凭，后利用《魏雅玲报告书》改组南大，强迫南大接受政府安插的理事代表，设法控制南大主权；同时以经济资助来换取对南大的管制。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后，李光耀决定“对一批支持反对阵营的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以期收惩一儆百之效。”隔天，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被剥夺公民权，旋即被迫辞职。庄竹林副校长及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先生见大势已去，分别在1964年一一辞职后，南大主权终落入执政者手中。最后在1965年，通过《王庚武报告书》，新加坡政府逐步将南大改制至到1975年的彻底英化。
学生力量捍南大
在1963年新马合并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大马独立期间，南大生在“捍卫南大”、“捍卫民族教育”方面，扮演了顽抗强权的主要角色。1963年10月7日，南大生因不满政府企图消灭民族教育，逮捕大批学生及声援陈六使公民权被剥夺事件，于是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约千名学生组成请愿团齐聚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向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提呈请愿书。然而，政府却以“共产活动”，“华人沙文主义”等罪名指责南大生，更以解散学生会及逮捕更多学生的强硬手段来打压南大生的反抗。
继1959年《白里斯葛报告书》及1960年《魏雅玲报告书》后；政府于1965年再度成立审查委员会提出《王庚武报告书》，并按照其内容作为改制南大的蓝本。当时，虽然学生会已被关闭，但为了维护母校的不变质，10个学生团体于1965年10月26日联合向南大当局提呈备忘录，以表达对报告书的不满及反对意见。
南大当局续而开除85位同学的行动，激起了集体学生的愤怒，从而爆发了南大史上最剧烈的学潮。从10月28日开始，前后近40天的罢课期间，校园为军警所侵占，校内学生被施于暴力对付，然而新闻却一再被封锁。在校方开除了百多位学生、向270多位学生发出警告信，并将许多大马学生驱逐出境后，大罢课才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黯然结束。隔年，校方再度开除百多名学生后，南大学生的组织力量就此一蹶不振了。
南大的惋声
在国内，政府不断以负面形像来渲染南大（学位不受承认、英文能力低、毕业求职难、校园动荡等），以瓦解社会对南大的支持和信心。1966年开始，南大的典章制度及行政用语越来越偏重英文，甚至一度废用华文。后来在社会强大的反对浪声下，才宣布双语（英文和华文）的使用。
自推行英文至上的国家教育政策以来，中小学华校逐步被改制为英校。此举可谓一石二鸟，铲除华教根基的当儿，也切断了南大的学生来源。据悉，新加坡报读华校的新生人数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期间，从原本的33％下降至14％。半岛华社基层向来是南大中流砥柱的支持力量。创校时期，单单马来亚华校生就占了南大生的半数；在限定新加坡以外的收生率为总数的15％并缩紧收生条件后，到了1970年，大马籍学生的收生率大大下滑至整体的13.6％。
1975年，经李光耀将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后，南大已名存实亡，成为一所辅助新大的“副牌”英文大学。为了确保维护华教的烈火不会死灰复燃，当局就1978年开始对两间大学进行“统一招生”及“联合校园计划”，将南大生搬迁至武吉知马（Bukit Timah）的新大校园上课，进修统一的课程、授课及考试。
1980年，新加坡政府终实现其“最终目标”──将南大与新大“合并”为英文国立大学，位于裕廊路地段的云南园（南大校园）终被关闭。南大的历史就此终结。
附：1982年，云南园被新加坡政府重新规划为南洋理工学院，国大的附属学院。在1991年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
南大复名，精神可复？
从孕生到夭折，南大的寿命只有那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然而，她所遗留下来的成果，却是如此的丰硕，叫人不得不为之震憾。南大所创办的教育是本土化的教育，这可从反映本土生活、关怀本土社会的南大生创作刊物中反映出来。早期著名的南大生刊物──《大学论坛》更同时以华、巫、英三种语言出版，充分展现了新马多元文化社会的特色。
南大所培育出来的学生遍布新马，甚至在世界各地扮演着社会中坚力量的角色，如工商、政治、学术、媒体、艺术等领域。最重要的是，南大生为新马华教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师资来源。在新加坡，估计约有千多名南大生在小、中，甚至是大学服务；在大马约有2000多名南大生任教于60所独中，出任独中校长的更多达40人。此外，董教总前后三任首席行政主任李云溪、李万千及莫泰熙先生皆为南大生。南大学术成就是否标青？南大生素质究竟如何？相信答案都已不言而喻了吧！
南洋大学“复名”之声于2003年7月被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正式提出，并预计在2年后正式实行。对于这项建议，正方双方各有说辞，再度激起讨论和关心南大的辩论。然而，这所谓新加坡官方的“复名平反”，会为南大带来第二个春天吗？
南大之所以为南大，皆因其站稳华教岗位、捍卫民族尊严的理想；南大之所以为南大，更因她是一间聚集民意、为广大人民所筹办的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虽然建立在南洋大学旧址的土地上，但是论其历史背景、精神实质甚至是办学理念皆无一相似之处。即使耍蛮在南洋理工大学冠上“南大”之名，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慰藉，却无法弥补将母语教育连根拔起的创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新加坡政府此项举动的目的──以“复名”南大来堵住“复办”南大的藉口。更重要的是，当局可藉此合理化当年关闭，如今献议复名南大的动机，从“民族教育罪人”摇身一变为“英明复校功臣”。
毕竟，南洋大学的历史只有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