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奋兴教授口述南大故事

　　今天非常难得，两位很特出的南大校友陈毅雄博士跟他太太刘慧娟博士来到我家，来听我讲南大的故事。他们有很多问题问我，关于我在南大读书教书这阶段发生的事件。我凭记忆就当讲故事。虽然里面很多资料都是实在的历史，不过因为是凭着记忆，可能不会完全正确，所以我就能记多少就讲多少。

　　南大的历史实际上是一段非常精采的历史，在表面上，南大好像有很多不幸，很多波折，甚至有人认为南大是一所失败的大学，因为如果不是失败，它为什么会被人家关掉？如果不是失败，为什么有很多校友现在心中还是很不甘愿，很委屈。不过我认为，南大成功的部分实际上比失败的部分还肯定。

　　我现在从一件事情谈起，就是在1966年，我第二次重回南大服务，那时候南洋大学刚刚改组，就是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新加坡政府接办南大，我很荣幸，也很难得，能重回到母校服务。那时候我作了数学系的代系主任，因为当时的数学系主任金宗岳教授年纪大了，他很好，他跟校长推荐，叫我来作代系主任。所以66年、67年、然后68年，南大学位就正式被新加坡政府承认。我想从这件事情讲起。68年南大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在他演讲之后，正式宣布说，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南大学位。当时我坐在台上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这么多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很高兴，但是老实说，我又很生气。原因是什么呢？王邦文在讲南大已经很不错，为什么要承认南大所用的例子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上的贡献跟校友出去外国拿高级学位的表现。换句话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它的学位应该被承认，并不是因为有了改组。因为那时改组后的学生都还没有毕业，而且改组后学生的表现都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所以讲起来好像是一个人被委屈、被冤枉，无罪当有罪，现在正式被承认他没有罪。不过当时外人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从前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组了之后，课程就比较好，因此就成功了。

　　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了。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尤其是白里斯格报告书，非常不公平评判南大，认为南大是一间失败的大学。所以我觉得要谈南大的历史，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承认这件事，就是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而并不是要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改组南大、政府接办了才成功的。

　　如果你看南大的历史，过了一年后，黄丽松校长来南大，那时候他觉得南大很不错了，所以就开始创办研究院，有硕士、有博士。实际上那时候，王赓武报告书改组的学生才刚刚毕业出来罢了，所以换句话说，从王赓武报告书之后宣布学位的承认、黄丽松校长来办研究院、甚至到1995年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一个聚会上，吴作栋来演讲，称赞南大是一间成功的大学时，所用的例子，所用 的理由都是根据早期南大毕业生表现，从来没有谈到一句改组后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要写南大的历史只有分二部分，第一部分写它的成功，第二部分是写它 被人冤枉。

　　南大有一个很好的校风就是人家对母校好，我们很感激，人家冤枉我们，对我们不公平，中华文化讲“有容乃大”，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地去计较它，也没有特地为母校辩护。不过我个人觉得，现在是需要来讲个清楚，到底南大成功在那里？失败在那里？

　　南大初期历史一个大不幸是由于林语堂来，林语堂来这件事情本来是好事情，因为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批很有资格、国际有名望的学者来。不过，因为当时他在美国讲了一句话，要把南大办成一个反共的堡垒，就被一些反共的人拿来挑拨离间。很可惜的是，当时新马一些南大创办人当然很不高兴有这样的谈话。不过当时的处理也不当。实际上他讲那句话并没有存心是这样，他想拿美国的钱来帮助南大。实际上那时候可以叫他澄清一下，或者是把他的语气改改，说是把南大办成提倡中华文化的堡垒就没事了。很可惜，那一次的处理很不当，他们就整批离开，甚至还拿了一笔陈六使赔的钱去，所以就给人家一个印象，说南大有问题，很不幸！那些人突然走了之后，南大要开学，不快点开学，事情就办不好。那时候很难得的，有几个人挺身而出，具中一位我非常佩服，认为他应该是南大成功的功臣就是潘国渠(潘受)。潘受那时候他挺身而出，决定请了很多从香港来 的、台湾来的，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把南大开办起来。在当时，这样请来的教授，有好的也有差的。老实说，任何大学在初期的教授都会有好的也有差的。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来的也有不少好的教授，比如说数学系的金宗岳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拿硕士，是一位很好的教授。在理学院里面，还有黎国昌教授，黄庚祥教授等，好多位都是很不错的。钟盛标教授在物理系也是非常特出的。在文学院里面，我也记得有好多位是很著名的，好像有一位是五四运动的女作家，很出名的。还有一位是余雪曼教授，他的字写得很好。无沦如何，如果你问问当时文学院的校友，他们可以告诉你很多好教授，当然也有几位可能比较差的。

　　那个白里斯格报告书，老实说是一份非常不合理的报告书。报告书成立的来源是这样：南大开办了一年、二年、三年之后，南大的教授们都认为南大办得很不错，跟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比起来都不逊色，所以很有信心。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写一份报告书，称赞南大很好，那么第一届的毕业生学位就会被承认了。但是，想不到来的那一批委员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给南大一个公平的批评。我看了过去的记录，他们来了，前后只有四个星期就写了报告书。他们没有去看看当时学生上课的情形。当时我在南大，说起来也是学生领袖之一。我是数学系数学 学会的会长，南大基督徒团契的总干事，书法研究会的理事。但是我对当时报告书的成员是长得高还是矮，胖还是瘦，都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机会来跟我们谈谈。后来我问起其他的学生，他们也都没有见过这些写报告书的成员。报告书对南大最严重的批评是南大的行政。主要是埋怨潘国渠，说他(潘受) 自己掌权，没有把权力给文学院院长张天泽，理学院院长陈宗南。不过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潘受会以秘书长的身份掌权南大，主要是受林语堂事件的影响，他要尽量节省经费，尽量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经费能够保持平衡。如果当时不是他出面来维持大局的话，老实说，当时的设备也不是很完整，学生也会有很多埋怨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些南大的负贵人，除潘受外，还有另一位也很重要的，就是黄奕欢。黄奕欢和潘受两人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献出很大的力量给南大。

　　当时南大有三批的学生都是好学生，第一批被认为是左派学生。左派学生跟潘受的关系最好，所以潘受很多的政策就是通过左派的学生去帮他推行。另外一批就是反左派学生，他们不是右派，凡是左派学生推行的政策，他们就喜欢搞乱一下。第三批是属于好读书的学生，书呆子的学生。所以三批的学生促成彼此有多少的矛盾和争执。但是也就是这样的环境培养出后来南大学生无论去到那里都可以生存。大家都称赞南大学生能自立更生，自强不息，敢斗，也敢用功。后来好像李光耀也称赞南大有“南大精神”，他说新加坡如果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就有问题。实际上这南大精神就是早期南大的三组学生之间的这种又合作又不合作造成的一个气氛。在当时，实际上大家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大家都是为了母校好，只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到读书的时候，大家都是用功读书，读完了书，就吵吵闹闹。现在回想起来，老实说这南大精神的功劳最少一半要给这批左派的学生。有几位当时所谓的左派学生领袖，实际上他们都是很好的学生。有一位我现在记起来是林健生，我记得他是因为我的宿舍是第四号，他的是第三号，我们有一个共用的冲凉房，大家都要轮流洗。我们也在同桌吃饭。林健生是生物系一个很好的学生，他很有责任感，他负责很多事情，而且到了毕业之后，他还是跟陈六使先生关系很好。后来1963年，我回来拜访陈六使先生时还见到他。66年回去拜访陈六使先生时也见到他，所以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学生，当时可以说是属于左派幕后的一位学生领袖。另外一位左派学生领袖我也很尊重的是李秉彝的姐姐李娜娜。当时的所谓左派学生并不是那种好制造问题的学生，不过当时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因为那时新加坡还没有正式独立，对中国的关系，有些人 认为中国离得很远，左派学生认为中国是祖国。

　　对左派的学生，我也有一个合作的参与，使我也对他们相当好感。那是第一年要到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南大第一次有旧生也有新生，有些旧生就开始要欺侮新学生。因为在新大，新学生就会被旧学生拖尸，欺侮；在南大开始时，有一些旧生也想学新大旧生欺侮新生。学生会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不过有左派学生领袖来跟所有学会的负责人说，我们不应该让旧学生欺侮新学生，所以大家就合作起来反拖尸。那时我当然也参与，虽然这是小事情，因为我是南大基督徒团契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向旧女学生说， 如果你有认识新女学生的话，叫她们来自己的宿舍住。同时，旧女学生也有的去跟新女学生同住。我们也对新生说，你们不要怕，甚至叫他们拿一桶水，如果旧学生来欺侮就向他们泼水。虽然这是小事情。过了一段时候，就没有旧学生欺侮新学生的事发生，这也就变成南大一个特有的校风。从那时候起，新学生不但不被欺侮，反而被欢迎，当时南大有很多校友会：先是校友会欢迎，然后是学生会欢迎，再来就是院系欢迎，最后是大学欢迎。所以这个好文化、好学风，也就变成南大精神，一直到后来的几位校长还是给予保持。黄丽松来做校长时，他特别喜欢南大开学时，那种旧学生欢迎新学生的作法，因为在别的大学看不到。别的大学都是旧学生欺侮新学生，有很多不好的报告和不好的现象；而南大一路来，却是新学生被旧学生很好的招待。

　　南大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新学生的联欢会。黄丽松在的时候，他亲自拉小提琴来助兴。那时候我作系主任，也去讲故事，也去唱歌，所以变成是校长、系主任、教授、讲师、旧学生来 entertain 学生，新生变成是特别受宠。也就是这样的缘故，后来有很多学生同时被新大接受也被南大接受，结果他们选择来南大，原因就是他们的朋友说，南大新学生被旧学生欢迎的校风很好。这些，实际上都是早期南人孕育出来的校风，一直到后来改组了南大。早期的校风还继续下去。还好当时因为很多校友回来服务，如果当时校友没有回来服务，请来的老师或教授对早期南大的校风不熟的可能就不理它，不理它之后，南大就会便变成另外一间大学。但是还好，自从62年开始，最先回来的校友是周金麟。周金麟很早回来，他拿了硕士就回来。我是63年才回来数学系，我拿了博士才回来。高立人64年就回来，他拿了化学系的博士。65年之后就开始更多人回来。自改组66年之后，当时教育部长王邦文认为南大要办得好，必须要邀清这些好的校友回来，所以他特地叫卢曜(署理副校长) 找出了所有在外国将要拿博士或已经拿了博士的，写信特地去邀请他们回来。那时候很多本来在外国教书有工作的都回来，结果校友几乎占了当时全校教师人数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也就是因为这样，南大早期的校风才继续下去。

　　刚才我是凭着记忆谈谈，证明南大本身并没有问题，后来的改组，并没有增强南大的优点，南大早早的课程就很好，如果不是课程好，为什么我们出去外国留学，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拿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而且不是一系，是所有的系都是如此。我这里有一份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很好，是王康鼎写的。他为了要证明南大从创办以来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他一系一系的去了解，替他们写就业和留学的情形。他给了我一份数学系的，从第一届到最后南大与新大合并第二十五届。虽然南大毕业生总数不多，但是拿到高级学位的，比我预料的还多，总 共有170位，其中有99位硕士学位，71位博士学位，这是很难得的。你拿去跟什么大学来比，这样少的毕业生，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有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因为有几个特殊的校长帮忙南大，而是从第一届起就有这些毕业生出去，表扬了南大的校风。我是说，南大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有南大的好校风，可以说80％是归功于南大的校风，使这些学生能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而且也敢斗，敢用功。

　　南大换了几位校长，如果南大的成功是根据校长，应该是每换一任校长，南人就变质了。最趣味的是，不同校长来，都有不同的使命，想要把南大改变，但改不了。我认为黄丽松是最好的校长。黄丽松虽然他的背景是英国的，是 Oxford 的博士，他在新大、马大都是当教授，在马大的时候，他几乎是副校长，而且如果他没有来南大，他就是正式的副校长，我在马大教书的时候，他是代副校长，后来他又去港大作校长。他来南大那几年，对南大特别有兴趣，而且他觉得南大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当他在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为了跟学生打成一片，跟教授打成一片，凡是他没有出国的话，每次傍晚吃过晚饭后，他就拿一枝拐杖，走一圈南大校园，上去南洋湾，去教授宿舍那边，绕过图书馆，然后就下来，经过建国堂，这样走一圈回来。他一面走的时候，很多教授也吃饭后出来散步，学生也出来散步，他就跟他们打打招呼。所以他跟学生的关系非常好，跟教授的关系也很好。这样的校长，他要推行什么政策的话，他就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很不幸的就是后来他被港大拉去作校长。当他要走的时候，我们欢送他，他自己说，学生手拉手排成长龙，欢送会是在学生楼，一直到他的家在校长岗，学生排队一个个跟他握手，他说他的一生没有握过这样多的手。

(本文是按陈毅雄博士与刘慧娟博士对郊奋兴教授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其中语句乃尽量遵照和保持郑教授原来的说法和语气)

(2007年2月23日)

编者按：郑奋兴教授讲南大故事，共有五部分，将由郑良树教授主编，南方学院出版。预定出版日期为2008年。本文经过主讲人郑教授校核修改与访谈者陈毅雄校友同意，将第一部分录音交由本特刊优先登载，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