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坚持
在交流会上用华语发言？

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印尼峇厘岛所举行的全球校友联欢会上，主持交流大会的主席，不许来自世界各国的南大校友会代表们用华语发言，而只允许以英语作为发言的语言。这种规定，除了使我感觉到万二分的惊讶之外，也使我这个来自一个比较讲究人权主义的国家的代表，接受不了，觉得气愤难平。

在南大毕业以後，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十年，以教授英语为母语的教学岁月，不少于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因此，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对人权的尊重，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加拿大的基本人权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有使用和学习母语的权利，在一个使用英语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以英语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当然是比较用华语来得流畅。然而，对于不准许我用华语发言这一事，觉得简直是剥夺了我的人权，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这也就是为甚么我坚持用华语发言的背景原因之一。

至于原因之二则是在1994年初，我为了准备为亚洲两个重要国家的主要中文报章，写一篇特写报导有关加拿大华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情，而访问了加拿大国会中第一位当上中央政府部长职位的华裔加拿大人陈卓愉先生。这篇特写报导在峇厘岛全球联欢大会之前的三个月(即1994年3月)，陆续的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和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文章扼要地讨论了陈卓愉在政坛上的兴起，是华人和华文在加拿大受到重视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华族人口在加拿大的日益增加，使到原本排不上名次的华语，近年来，在加拿大竟然一跃的成为仅次于英语和法语，排名第三的重要语文。而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执政的自由党有鉴于此，就国内的政治而言，便觉得有一位华裔的公民在内阁担任部长的职位，对该党的政治前途是有利的。同时，就国外而言，由于加拿大非常重视国际间的贸易，而随着国际经济中心近年来，已经从欧美大西洋，逐渐转移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再加上中国在世界经济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委任一位华裔公民当国务秘书，专门负责亚太地区事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加拿大的教育是由省政府所管理的。所以，推广华文也就必须要由省政府带头。一些比较先进的省份，已经在积极的推广华文。如工商业最发达的安大略省的教育部，已经规定中学生可以选修华文，而能够得到与选修数理科目或英文，法文等科目同样的学分。

除了安大略省以外，位于最西部，面临太平洋的卑斯(B.C.)省，也将会效仿内陆的安大略省，推动学生学中文。这个拥有较多亚洲移民聚居省份的教育局，向来为了满足来自各个民族社区的学生在文化上的需要，只在每天课後提供各种母语的补习班。可是，最近在推动中文方面，却有了新的动向。从1995年秋季的新学年开始，该省最大城市的温哥华市内的一间小学，将推行一个全省，甚至于可能是全加拿大首创的试验性的教育方计，让一批大约六十名的四年级学生，在每天上午的课程全部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下午的课程则是以英语或法语作为媒介语。教育局所批准的这种浸透(IMMERSION)式的，中文学习方案，与安大略省的浸透式的学习法文方案相同。英文和法文是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安省教育局推动浸透式的学习法文，目的是为了让只掌握了英语的学生，有机会掌握加拿大的另一官方语文——法文。中文虽然在加拿大是非官方语文，不过，这次卑斯省最大城市的教育局，推行学习中文的方针，显示了中文在加拿大已经逐渐的开始受到重视。据在教育局负责推行这项方针的负责人所持的理由，是他们深信，能够掌握华文的学生，将能够促进该城市与太平洋沿海国家在文化与经济方面 的联系。

加拿大的另一个重要省份，以讲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的蒙特里奥市的麦基尔(McGill)大学，也开设了一项“国际工商管理”的课程供学生修读，但是，对学生的要求之一是学生必须精通中文或日文。

从国际的观点上来看，交流大会上发言不许用华文，更可以说是在开倒车。作为一个西方文化传统国家的加拿大，比属于东方文化传统的印尼，更重视华文。印尼南大校友会执委于决定在全球校友交流会上运用华语或英语发言，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尤其是1994年在上半年的印尼局势之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到印尼访问的外国来宾，我们本应尊重东道主国的国家条例。但是，这种尊重也应该是相互的：东道主国也应该尊重来宾使用母语的权力。为了助印尼校友会一臂之力，在交流会结束之後，我在接受记者群的采访时，便特别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华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文之一，假如有一天联合国在印尼召开一个国际会议，难道印尼当局也同样不允许联合国成员国使用华文发言吗？

创办南洋大学的目的，主要为了东南亚青年，尤其是提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就学机会。南大的教学媒介主要是中文。许多毕业生虽然也能说流利的英语，但是也有着不少的同学，尤其是早期毕业的同学，面对着向来都用华语交谈的旧日同窗，而用英语交谈，感觉上总会觉得有点别扭。这点也是在峇厘岛联欢会期间，有些同学向我反映的。

还记得在当年南大成立的时候，也正是华文在东南亚风雨飘摇之中挣扎求存之时。而如今，华文可说是云开见日，不仅在新、马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于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华文也受重视的程度也与日俱增。那么，我们这些主要受华文教育熏陶的南大的儿女们，母语是中文，而当大家自己聚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反而不许用华语发言，岂不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不符常理与人情的吗？当从英国著名大学获得教育博士学位的前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知道这件事之时，曾写信告诉我，这种事情牵涉到南大精神与民族气概。严老师话岂不也是发人深省吗？它也是值得以後主办联欢联欢会的校友会当局参考的。

以上是我个人参加印尼峇厘岛联欢会之後的一点感触。还有另外的一点是与本文题目完全无关，但却 同样是与校友会日後发展有关的问题，我也顺带的在此稍为谈一谈。那就是在交流大会上，不少同学建议校友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经济，贸易，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网络，以便彼此间能互相的交换经验与信息，创造企业，科研以及学术方面的机会，以我这回参加联欢会，经过东亚和东南亚的几个国家，所看到的许多校友的成就而言，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既中肯，而又有远见的。

综观南洋大学至目前为止的前前後後之全部过程，从五十年代陈六使先生等先贤脑子里孕育创办南洋大学的构思时期开始，直到发愤起来振臂高呼，新马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反应，义卖义踏，策划，建校，开学，培教。

1959年第一届的毕业生步出校门，走向社会，或远渡重洋，到海外深造。从孕育，播种，萌芽，耕耘，开花，结果以至到收获。如今，放眼天下，学子遍布全世界各地，卓有成就者，比比皆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现在正是加强收获，提高收成率的恰当时候了。

这次亚洲之行期间，在吉隆坡时，恰逢该地校友会新理事会开会，受邀列席旁听，见着了不少昔日同窗，意外而又高兴地发现他们在事业上，在社会上，无论是经商或搞学术和科研的，都有着一定或大小的成就。使我不禁想起“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有的老同学，已多年没见，在事业上，又有了新的成就。後来在峇厘岛上遇见一位在新加坡执律师业的邓亮洪同学，更是三十多年来都未曾碰过面。以往，到欧洲和澳洲旅游时，发现这两个地区，也是南大校友藏龙卧虎之处，在那儿的同学大多数都有着一定的事业基础和成就。

既然校友们在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科研领域上，有杰出成就的人数可谓不少，无论就财力或人力而言，如果能够组织起来，肯定的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么一来，假以时日，集体的南大校友，在世界上，或者至少在个别区域或国家，可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或智力的力量。这将是南大校友对社会的回馈。而南大校友们如果能够通过这种网络的方法组织起来，这将是创办南大的先贤，以及为创办南大出过一木一砖的广大群众所乐见的。

就如我本身这次回大马访问，便带了一个新、马和加拿大地区之间的水产移植或水产技术转让的项目，也顺便收集有关做可行性研究的资料。通过一位校友的介绍，我认识了另外一位也是水产专家的邱英华校友，使我的工作进展迅速，而且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在收集一些大马沿岸海水温度的资料以便作为网箱养鱼可行性研究的一部份，我得到了大马工艺与环境部长拿督刘贤镇同学和伉俪魏顺莲同学的帮忙，而使整个过程顺利得多。为了保证移植的成功，被移植的水产品种，可能须要通过改变水产基因的方法，加以改良。而在这方面，加拿大有一位因为在改良鱼种方面的成就，从而为加拿大渔业增加了巨大财富额闻名于加拿大和一些海外国家的生物化学家，丘才良博士，也是一位校友。如果这项目的其他有关方面，须要到更进一部的处理，另外一位南大校友，曾在联合国属下机构工作多年的海洋问题专家，蔡程英博士，相信也绝对能够帮得上忙。

从这样一个水产的小项目，偶尔办起来，就发觉校友之中，原来有那么多的专家。这也证明了校友们的巨大潜能。而如果能够将这种潜能组织起来，是绝对能够发挥出一股不小的力量。

(1995年初完稿)

(1994年全球校友联欢会)筹委会按：
在申请主办此次大会之准证时，由于政府当局规定大会须以英语发言，这并不代表筹委会忽视华文的 重要性，也与剥夺人权完全没有关系。

（录自1994年《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