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齐心 复办南大

　　感谢陈定远主席邀我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按他介绍时的说法，因为我是最后一位被邀请的校友，所以把我排在最后。我不但不在乎，反而深深感谢主席，给我机会把讨论推向高潮。

　　王如明同学先谈我们的中华文化情结，杨进发同学接着分析创办南大时所面对的困难与机遇，邓亮洪同学说了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刘庆棋同学报告了马来西亚华校自力更生的艰难处境，很自然的，由我提出复办南大的主张，就成了座谈会的高潮，座谈会的结论了。

　　其实，我想和大家提出的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并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两个问题是：
　　1、举办校友座谈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南大问题，以求共识
　　2、复办南大

1、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南大问题

　　我最近在这次联欢会的网站上发表过一封电邮，建议举行座谈会，讨论南大问题。我现在再重复我的想法。

　　在一个南洋大学校友的联欢会上提出应该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南大问题，似乎有些多余。有人或许会说，每届联欢会都有安排专家或校友论述南大问题，大家心里都起了“共鸣”。为什么还要“广泛深入讨论”？也有人或许会说，反正联欢会重点在联欢，在联络校友间的感情，促进“团结”。将一些“敏感”的问题提出来反而会引起争论，造成分裂。

　　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首先，不管是专家或校友，在联欢会上论述南大问题，即使大家心里都好像产生同感，但是因为问题没有经过深入的讨论，所谓“共鸣”，往往是出自个人的主观愿望。正因此，虽然专家或校友经常在联欢会上反复论述南大问题，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共识，也没有紧接着的行动。

　　一个社群的内部关系，是凝聚还是分散，往往跟社群成员之间的共同点有着直接的关系。社群的凝聚不可能常久依靠一种似是而非的“共鸣”。共同点只能以明确的共识为基础，大家一起来培育和巩固。单单联络校友间的感情，促进团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团结的目的是利用集体的力量，集体的行动，为集体谋利益。这样，团结才能更上一层楼。要是缺少了这个积极的目的，只能慢慢地衰败，有名无实。

　　南大校友若只求这种虚假的“团结”，联欢会还能维持多久呢？到头来会不会像一些新马的同乡会那样，变成一小撮人的麻将馆？其实，已经有人批评联欢会是富人花天酒地的场所。我虽然完全不同意这种极端看法，但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批评是出自对联欢会内容不够充实的感觉。

　　面对着母校被关闭，我们怎么还能默默地坐在台下，听别人说话？为什么不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一起来共谋母校的出路？为什么还为那有名无实的“团结”担忧？

　　其实，担忧我们不团结，怕我们争论，怕造成分裂，也正证明了我们当中，的确存在着这些消极的现象。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些妨碍我们一起来为母校谋利益的现象，基本上源于我们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没有对问题进行真诚和足够的商榷，不懂得如何运用“以和为贵”的道理。不用说全体南大校友，就是个别校友会的成员，也没有好好讨论南大的各种问题，寻求共识，做为集体行动的根据。即使某个校友会领导对某个重要问题有了决定并付诸实施，也没有公开征求会员的意见。有时甚至因为害怕会员反对，而对领导的决定保密。这就难怪会员们说这说那，不同也不和了。

　　从表面上看，南大校友办了好多个网站是很好的事，应该可以促进交流。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来，在网站上发表意见的人本来就不多；二来，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网站都已逐渐显出自己的立场，有了自己的读者群，以致交流仅限于观点基本相似的读者，交流没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有些校友也常在新马的书报上发表文章，讨论南大问题，但是报刊毕竟无法连续登载只讨论南大问题的文章。有些校友的文章，如不赞同理大在“复名”等问题上的做法的评论，极难在新加坡的报刊上和读者见面。

　　有鉴于此，我们下一次的联欢会，就应该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冷静地讨论我们母校的问题了。我建议将下届联欢会的主题定为“母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项：

　　1、重新认识南大的使命，创办过程，走过的道路
　　2、了解南大是怎样的大学，它的实质
　　3、分析南大与南洋华文教育的关系
　　4、剖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成功与困境
　　5、研究理大与南大现在与将来的关系
　　6、探讨复办南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7、考虑若不复办南大，南大人如何回馈社会
　　8、成立必要的执行单位，实现共识

　　为了保证讨论会能成功地达到共识，采取一个可行的方案，我再建议：

　　1、尽量方便校友参加，争取最多校友出席
　　2、安排足够的时间(最好连续两天)，进行小组讨论
　　3、事先准备，规定议程，安排领先发言者，分发讲稿，小组讨论后，须向大会呈交书面报告
　　4、讨论会不对外界开放，以鼓励参加者自由发言，但讨论会后，将发布公报，让媒体客观而确实地报导

　　假如我们能够抛开个人的恩怨，开诚布公，以事论事，坚持“以和为贵”的精神，把讨论会开好，我们必定可以让我们母校再现光辉。

2、鼓足干劲复办母校

　　“复办南大”的建议是韩素音老师于1992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上提出来的。当时的讨论会由我主持。在场的校友们一听到这个建议都非常激动，掌声不断。国大的校友会负责人，当时曾托新加坡代表，邀请我们加入该会，我们断然拒绝了。

　　十四年来，虽然还有人时不时重复这项建议，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好像大家在等待那么一个大力士，将我们从楼上抱下来似的。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很多噪音。有的人说，尽管母校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是她已经被宰了，就让她安息罢；有的人居然接受了关闭母校的人的说法，相信母校是单纯的华文大学，其年代已过，无需复办；有的人只顾强调复校的困难；也有的人顺水推舟地说，既然复校无望，就让已占据云南园的南洋理工大学来继承南洋大学的使命，承传南大的精神罢。

　　我们母校南大从1953年到1980年的历史，是一篇光荣史，也是一篇苦难史。亲身经历的校友不想再受那些苦难的干扰，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被关闭的这二十多年里，母校并没有得到安息。

　　即使我们不提理大对母校的不当行为，理大仍旧不可能代替我们的南大。理大尽可以设立什么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只要它不采纳华文为学校主要教学与生活媒介语，不在云南园恢复在南大时代的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不和南洋华社建立起重重的文化社会关系，它毕竟还是一所“红毛”大学。

　　在这次联欢会分发给大家的袋子里有一部书，是岳衡编的《南大历史只有一部》。我在这书里有两篇文章(〈天地有正气〉，12-15页，及〈对有关‘复名’的计划发表声明〉，87-92页)。我指出，南大是南洋华族维护民族教育的学府，和其他大学不同之处，在于她在校园内保有一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这是南大的实质，是靠一系列的课程和课内课外活动，以及和华社保持紧密的文化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缺少这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就不是我们的南大，它只能和世界各地开办汉语班，汉学系，中国研究所的大学相提并论。尽管我们支持这些宣扬中华文化的单位，它们只是中华文化在别的文化海洋中的孤岛，随时都会被包围着它们的主流文化侵犯。

　　南大的创办，正是为了不让“红毛”大学一手遮天。我们现在怎么能忍着让“红毛”文化再来主宰呢！

　　我们复办南大，不是只为了阻止理大的不当行为，或者是为一万两千名失去母校的校友们争回一口气，更不是有意跟任何人作对。我们不必受已经过去的事情所干扰。我们要做的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行动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和更迫切的客观因素。

　　我们眼前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自从新加坡当局限制南大招收外地学生以后，为了解决自己的华校师资来源和毕业生的出路问题，马来西亚华族尝试再走创办南大的路，重办自己的大学，至今三所独资的学院业已建成，设立大学则尚未成功，只能解决部分学生的出路问题。眼下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愈难保证。南大复校，可以给濒危的马来西亚华教一个振兴的机会。马来西亚华教在中国以外发展得最为全面，海外华族不能让这面象征着我们保护自己文化的根，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旗子倒下！

　　保护我们华族文化的根，是韩素音老师提出的。十多年来，好多校友也重复说明了，在这里我不必再多谈。

　　最近几年，新加坡官方在说明为何重新搬出“双语教育”这个政策的时候，往往和中国的崛起，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类想法联系起来。我们虽不能完全接受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但我们也要指出，要和中国打交道，要真正全面地利用中国崛起的这个机会，不能只依靠一批来自中国的教师，教好一小批“精英”，必须是一种广泛的大众教育。

　　要广泛促进中华语言文化的大众教育，就得有一所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大学来推动。当初南大的创办，正是由于南洋华教依靠中国师资的时代结束了。新马华教在六十年代取得迅速的发展，便是因为南洋大学在尚未受到外来势力全面干预前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南大还在，上述种种想法都不必担忧了。（目前，新加坡学校的师资由理大负责培训，但是理大对新加坡教育部到中国聘请华校教师一事，毫无反应，好像这事和它毫无关系似的。）

　　我们需要南洋大学来推动社会各阶层学习华族语言文化，以便更有利地和中国交往。但是，我们也必须时时记住，南洋的华族文化已和神州的中华文化有所区别。文化毕竟是受人们所处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所影响的。几个世纪的迁移，二十世纪中叶和神州大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断绝，已使南洋华族，不止在政治上放弃中国国籍，在语言表达与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和中国的同胞间产生明显的差异。

　　我们南洋华族的文化源于神州大地，但已或多或少与当地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一支独特的，象征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加拿大和澳洲的英裔，也经历了这种文化演化的过程，而且青出于蓝。南洋华族的文化，也可能发展到能跟“古典”的中华文化互相比美，但这得有一所像南洋大学那样富有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但又面向南洋社会，两脚稳稳地立足于华社的高等学府来推动。

　　我们要使南洋华族文化更上一层楼，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她多为我们社会服务。冷战已过，别再把华族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华族在冷战之前与冷战之后，都不是做乱而是包容的社群。“以和为贵”是华族基本的文化信念，始终与毗邻文化共存，一起建设和谐的社会。

　　近年来，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完全有能力自我创新，以适应未来的世界。所以我们说，维护与发展华族文化，已不止是保住我们的根的人权，也是让我们在建设和平共存的现代化社会的路上，有我们本分的贡献的事业。由南洋大学来主导这么一项神圣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充满着无比的信心。

　　我号召复校，因为我憧憬着一个以母校为中流砥柱的华族文化的光辉未来。但也不忘母校光荣的现在与过去。许多人大力称赞南大校友如何在世界各大学里有突出的表现。这次在澳洲，我们又遇到了洪国平，黄有光，颜清湟，杨进发，陈定远，萧红等校友。还有不少也在大学里任教的校友，我暂时还未有福气和他们一一握手。

　　其实，我们也不必一再说明南大校友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应该大书特书的倒是那些一走出南大校门就一直在当地华族文化教育界默默耕耘，专心服务的校友们。在这群英雄当中，首先要请站出来的是在马来西亚华校任教的老师们。他们在非常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与社会上爱护华教的斗士们一同艰苦经营，帮助建立了在中国以外最完整的，从小学到中学和大专三个层次的教育体系，由华社独立资助，继承了南大的使命。

　　在新加坡华校逐渐被英化的过程中，任教的南大校友，有的虽被指派去以英语教课，却能站稳岗位。那些“侥幸”留下来继续教中文课的，包括在教育学院，理大和国大工作的校友，面对着迅速下降的语文水平，仍旧不辞劳苦，面对困难。我们敢说，若不是由于这些校友的干劲，不断坚持，哪里还能保存足够的华文教育基础，让新加坡当局重新强调“双语”教育！

　　另外一批有资格上英雄榜的，是那些当普普通通的家长的校友们。他们在各行各业，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发展各自的事业，并获得显著的成就。他们也尽了做家长的责任，教育子女成材。绝大部分的南大第二代，或是学父母亲辈的榜样，出国留学，或是在国内的大学毕业，而事业非常有成就，成为良好公民，为国家服务。马来西亚的校友家长不只为国家养好下一代，还全力支持华校，送孩子进独立华校，并每年以比个人所得税还多的捐款，资助华校。世界上有多少大学能培养出这么有骨气的校友？母校被关闭了四份之一个世纪，还有学生在为母校的事业奋斗。

　　这样的伟大的集体实践精神，正是由我们的母校培育出来的。同学们早就在校内表现出一股惊人的自立，自强，自爱的精神。在两年前槟城的联欢会期间，我在韩江学院参观了南大学生书报展，看到了各班各系的同学们，虽然师资缺乏，设备不足，仍能自立更生，出版了那么多高水平，用华、英、巫文书写的定期刊物，学术专著，社会调查报告，使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曾经在加拿大和英国念过研究院六年，在加拿大大学任教三十六年，任教期间，我当过加拿大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的领导，在许多大学做过学术报告，我要大声向世界宣布，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一所大学，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他们的本科生有这么突出的学术表现！

　　凡是爱护教育的人，都决不会抛弃表现如此不凡的大学。我们身为校友，更不能放弃我们复校的愿景。

　　有些人不敢存有这样的理念，因为复校有困难。我们都知道，困难很大，但是我们不能躲避，我们必须面对。我们也不能在没有充分了解困难和我们的优势之前，就先被吓跑。

　　首先，我们得认清，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创办南大。有眼光和胆识的陈六使先生和他那一代的侨领们，已经为我们第一次完成了这伟业。我们只是复办，是在吸收过去的经验，享有初办的辉煌成绩的基础上，重新建设。我们今天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形势，比当初要好得多。

　　其次，我们的事业无论怎么艰巨，都不比在殖民地专制统治下办民族教育更甚。我们的母校是被民选的政府所关闭的，但是没有一个民选政府可以长久不顾民意。理大所进行的那一套，固然对母校不利，但也是一种对民意要求为母校平反的反应。还有人认为，理大在“复名”问题上所表现的犹疑，不敢触动英文名字，先要立刻“复名”，后又要留到十年后才由“校友”来决定，也是民意压力的结果。

　　南大从无到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培育了一万两千名自己的毕业生，难道这些人胜不过半个世纪前寥寥无几的知识份子吗？

　　陈伯伯和他的同路人，眼光远大，但是他们由“您伯”拍板，大家一齐上阵，登高一呼，全是凭着那不怕死的胆量，是出自感性的认识。南大毕业生是下过水上了岸的，对水性有亲身的体会。凭我们的理性认识，和母校灌输给我们的闯劲，应该更能处理好复校的问题。我常常想，若前辈们还健在，既然培养接班人也正是他们创办南大的目的之一，他们会很放心地“靠边站”，让我们来把复校的事情办妥。其实，不用过于谦虚，也不用自卑，凭着我们的集体力量，智慧，和社会公信力，此时此刻，没有别的团体或个人，更适合挑起这担子。我们努力使母校重生，义不容辞，谁都不可以非议。

　　陈伯伯和他的同路人的大笔捐款，是南大的血液。复校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未来资金的来源，必须深入研究，以确保复校顺利。目前，由于企业拥有权结构的改变，类似陈先生那样的慈善家已少见，而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的演化，已方便了好多人以个人基金会的名誉捐款做慈善事业。最近的半世纪内，比陈先生更富有的华人增加了不少，其中还有我们的校友，他们分布在南洋，港澳，台湾和中国大陆。看着他们对办教育的热心，到处不分国界地捐款，使我感觉到，解决将来南大资金的来源问题，不可寄望像陈六使先生那样的慈善家出来帮我们，而必须由我们结合实际，把大学的规划与管理做好。

　　规划不仅牵涉到校址的选定，校园的安排，初办的规模，更包括行政与教学体制的建立，课程的编排，研究项目的选择，师资的聘请等。大学规划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规划应与时俱进，并有伸缩性。

　　选定校址是一个必须花费许多精力的问题。选定的地方必须具备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安定，好让新的南大持续发展。有些人已经因为选址的问题而放弃了复校的愿景。但是即使暂时不能在新马复校，是否可以和勿洞联合办校？是否可以先在港澳开始，待时机成熟后，再搬回新马？新马的局势，自从南大被关闭以来，一直在变化，在今后的年代里，这变化不但会继续，而且势必加剧，不易预测。在新加坡，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口，移民，和赌场政策，现在不是已全面改变了吗？

　　曾经对华人推行同化政策的泰国，现在已对中华文化全面开放，还由国家出资办了一所勿洞华文大学。曾经激烈反华的印尼，现在也任华人聘请中国教师办自己的学校。在对待中华文化的问题上，南洋在变，在往前走，新马不可能继续维持现状，固步自封。

　　这些年来，新加坡一直要和香港演“双城记”。新加坡有四百万人口，三所大学。香港有七百万人口，原来有七所大学，政府最近又再承认和资助一所私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原是追随南大而成立的，现在是香港的大学当中的老二。虽然中大盛而南大亡，新加坡要把这“双城记”继续演下去还是可以的。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可以把这新的南大，当作新的机遇，因为它近年来正努力争取成为南洋的金融，医药和教育中心。南大在新加坡重建不仅使岛国增加了一所大学，也为这中心添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让南洋地区崛起的华人面向这“小红点”，使它发光，闪烁。

　　但是我们不应该等到新加坡当局从英语独尊的梦中醒来，才着手我们的复校计划。我们可以等待这睡狮被复校运动所催醒之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再研究是否应该转移回来，继续办校。

　　复办的南大，绝对不能是半世纪前的大学的翻版。南大原来的三院九系，三或四年本科课程，早上八时至下午五时上课，绝大部分学生在校寄宿的体制，已不完全适用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考虑到当今学生的特点和要求的体制。这包括他们不再要求单一的专业，不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部课程，也不要求修完全部课程。学生很可能是半工半读的，不方便在白天到校来上课。

　　只要大学规划合时宜，有创新，有特色，能够满足社会某些急切需求，办得好，就有人愿意支持。学生来源也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地的大学教育早已趋向普及教育。近二三十年来，不论在新马、南洋，还是其它地区，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建立，如雨后春荀，正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入学需求。世界上不仅没有多余的大学，还需要更多的大学。无论是已建立的大学，还是将建立的大学，都不患多，而患有没有自己的特色，有没有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课和排课。

　　当初，因为华校毕业生没有别的选择，文理商三院九系，已大致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都踊跃来报考南大。到了七十年代，情形就有了变化。不是南大的课程对学生失没有吸引力，而是新加坡当局为了改变南大的学制，大力宣传南大的“不足”；南大当局也没有条件适当地回答那歪曲实事的不公平指责，加上新加坡政府又限制外地学生报考，使新生人数逐年递减。可见，不是只要学校打开大门，学生就蜂拥而来的。学校必须很清楚地让学生知道，它有什么“好料”可让学生受益。

　　上文说过，复办南大，可以为马来西亚的三所华文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开一条更好的出路。但这只是理论如此，南大还得实际做些事来吸引这批学生才是。

　　我们从母校获得了那么多好处，我们没有权力过分强调复校的困难，而忽视了我们的主观能力和已到来的时机。为了保证复校成功，我们也得准备放弃过时的做法，老老实实地去面对复校的复杂问题。

　　即使校友们对实现复校的愿景暂时还没有像我个人这样，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也得有不可抗拒的好奇心。复校是我们南大人自己的事，祈望大力士来抱我们下楼是梦想。我们只能一同以稳健的脚步走下来。我们欢迎别人帮忙，但是我们不能等待他们把这沉重的担子挑起来。

　　就让我们一起动手吧，动手进行严格、客观、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确定复校是否可行，所需要的条件，应该采取的步骤，重建的过程，负责的单位等，以便向下届联欢会提出报告，大家一起讨论，达到共识，采取集体行动，使母校重生，再现辉煌。

　　为了不再拖延我们复校的理想，既然还没有个人或团体站出来，我愿以个人的身份，在这里诚恳地向大家发出邀请，让我们不分年龄、系别、职业、政见，一道来为我们的好奇心寻找答案，在复校的路上迈出第一步。愿意和我一起挑起这担子的校友，请给我发电邮。邮址如下：

　　kctan@uoguelph.ca

　　我愿保证，不管有多少人自愿参加这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定会在两年内和大家见面。

　　【附加：向大家报告，从墨尔本来到新加坡之后，我曾经个别和许多校友见过面，又得到第七届地理系陈松沾校友的帮忙，开车到西马六个城市（吉隆坡，槟城，怡保，芙蓉，马六甲，新山）会见了超过百名校友，他们除了肯定复校的愿景之外，还对可行性调查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现在将根据这些意见，进行筹备。】

　　我们全体校友合力，一齐动手，复校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