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三十年前援助阿尔巴尼亚

　　靠近希腊及意大利有一个小国叫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岛西部，它的首都叫地拉那(Tirana)，首都现在只有六十万人口，根据2008年7月的统计，全国总人口是3.6百万人。

　　原先是奥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 的部分，在1939年被意大利占领，1944年由共产党解放，后属于苏联盟邦至到1960年靠近中国，一直到1978年为止。1990年结束共产党专政，现在转型成为一个民主议会的政治体系，

　　在2008年阿尔巴尼亚北方发现有2.987 billion barrels 的石油及3.014 trillion 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在能源危机时是一个好消息。

　　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是深红色，中央有一只黑色的双头雄鹰，阿尔巴尼亚被人称为“山鹰之国”【1】。

　　当年和中国关系密切时，毛泽东称它为“东欧社会主义的明灯”。中国可看的电影是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们有一个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这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在“文革”期间派了许多代表团到中国伸手要钱使得中国穷于应付。

　　根据前中国国际办公厅外事处长后改任军委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先生的回忆：

　　“当时阿尔巴尼亚已转入正常建设，军队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很过不去的困难，可是他们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来，一来就是一长串‘帐’单，一副不容讨价还价，非给不可的架势，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五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毛泽东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

　　“可哪里只是包他们全国吃饱饭？各种军事装备，各项建设器材，医药，日用品，还有他们需要而中国没有只有到外国去弄的外国钞票，他们都把手伸到你鼻子跟前。

　　“我们当时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这些友好国家到外国购买先进的装备，技术与器材。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将我们高价买来的‘无偿’援助，又转卖给别人，价钱低于我们买进的一半甚至更少！出于‘友谊’，我们有苦说不出！

　　“阿尔巴尼亚曾将我们进口来的用于制造某种精密机器的不锈钢材，制作成门窗挂钩出口，其他国家也干过这类事。”

　　朱开印向周恩来反映这种情形。周总理说：“我们太慷慨大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外援原则是毛泽东主席定的。”

　　毛泽东说：“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让人家认为中国只是口头支持他们，我们并不富裕，困难也不少，但我们宁愿作出牺牲。”

　　阿尔巴尼亚是山地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是高山。北部有一条德林河，是阿国最重要的发电河。一座79米高的大坝把河流分隔。一座水电站冷冷清清地站在山脚下，30年前这里一度非常热闹，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出入而这个水电站当时以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来命名──“毛泽东水电站”。后来中阿两国关系中断水电站的名字也改成了代乌代耶水电站。

　　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在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

　　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

　　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转热，“中阿友谊”慢慢变冷。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递交给周总理。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

　　1972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态度发生转变后，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毛泽东对几次来要东西的人说：“我们现在也是困难重重的，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这几个字！”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

　　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李先念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其他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

　　到1978年，阿尔巴尼亚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强加于人，拒绝协商解决问题，两国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此时正值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到了1978年底终于彻底破裂。自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3】，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1978年，霍查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阿尔巴尼亚坚持拥护斯大林及其路线。1979年1月，阿尔巴尼亚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在经济上，中国的援助曾使阿尔巴尼亚走上了重工业的道路。阿尔巴尼亚从1978年起能自行生产农用拖拉机，1980年能够生产所需零配件的90%。

　　我在1975年在巴黎，有一天看到通告巴黎的《互助之家》今日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我是对电影爱好，各国的电影都看，就是从来没有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很想见识这来自“东欧社会主义明灯”的电影是怎么样。

　　放映正片前有一部宣传片反映当前阿尔巴尼亚近况。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中那些整洁的餐厅，漂亮的家具，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辆拖拉机，那里老百姓过得很富裕比苏联人民还富裕，当然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中国提供的“锦上添花”的外援。

　　而那时我们可怜的贫瘠黄土高原耕种的同胞，还只能用锄头来挖刨那黄土，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而土地最好的西安附近的农民，收成也不是那么丰裕，要喝玉米糊过“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子。仅仅援助阿尔巴尼亚90亿人民币就剥夺了一亿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

　　王鑫海在《援助阿尔巴尼亚制造一亿中国文盲：毛泽东人口政策重大失误》【2】报导：“中国政府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中国对阿援助累计高达90亿元人民币。中国为了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费尽心力，支援该国平均每人高达三千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经济凋敝的困难情况下，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相当于一千多万中国农民一年的口粮。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露天堆放，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有些同志对这样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什么都想要，包括他们的领袖霍查抽的香烟都要由中国专门生产特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数额一次比一次大，几亿元几十亿元的要。他们把向中国索要援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援助他们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在《耿飚回忆录》【5】中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阿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助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出我国农村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建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产业工人的38.3%。

　　“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按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称赞，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

　　刘畅在《他最早提出停援阿尔巴尼亚》【4】说：“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泽东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耿飚，这位贫苦农民的儿子，童工出身的外交官，心潮难平，寝食不安。他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一定要按照我国的实际能力量力而行；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用好援助的物资。如果像现在这样援助，实际上是把我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倒进了一个无底洞！这不仅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而且也养成了对方的懒惰习惯和依赖心理。作为大使，应该把这一真实情况如实向国内高层领导反映。

　　“……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的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耿飚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耿飚的建议。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停止了对阿援助。”

　　一个已经迈向“高级共产主义天堂”的社会, “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竟然是像水蛭贪得无厌在吮吸着庞大贫困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创造的财富！

　　现在回想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今后中国和台湾不要再犯这类错误，应以国内老百姓的生活为重，等自己改善好了，再去援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再做三十多年前的蠢事。

2008.7.16

【参考文献】
【1】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2】王鑫海：《援助阿尔巴尼亚制造一亿中国文盲：毛泽东人口政策重大失误》，http://wangxinhaipku.tianyablog.com，http://wangxinhaipku.blogspot.com。
【3】范承祚：《我为毛主席当贴身翻译》，《环球人物》第13期，2006年09月07日。
【4】刘畅：《他最早提出停援阿尔巴尼亚》，Tian Chin Lao Nian Shi Pao，2008年7月2日。
【5】耿飚：《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