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爱 巴 金

　　2005年10月17日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终年101岁。巴金是我爱好的作家，他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黑帮分子”“反共老手”受到沉重打击被损害、被污辱的受苦受难真诚的人。

　　在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 发生之后，我带全家去中国旅游，在上海旅游车经过华东医院，响导说：“巴金现在住在这医院里。”望着那高楼，我心里默祷希望巴金能身体安康，可以再写一些像《随想录》的文章。我不知道当时他已经气管切开躺在床上差不多成了植物人，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已走到生命之路的末端。

　　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家》《春》《秋》三部曲，便喜欢上巴金的文学作品。后来看广东剧及电影《家》都让我感动得热泪涟涟。也读过巴金翻译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文章，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中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t)。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主义”。

　　1946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第一次见到巴金时说：“我知道，你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我年轻时也相信过。”毛泽东曾自述其在五四时期读过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在其《自传》中说：“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毛泽东坦承“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甚至称马克思为激烈派，称克鲁泡特金为温和派，赞赏后者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对中国反帝反封建起过作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初思想源头相同，所谓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思想”也一样，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两者有重大的分歧：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不能有组织来统治，什么都强调是自发的，不是由党组织领导，而是由工人自发组织；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严密组织斗争，并且要以暴力取得斗争的胜利，通过军队来实现。在中共“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就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瞿秋白也曾说自己“是一个近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鲁迅曾高度评价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在1949年以后一直受批评，当时丁玲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北京文学青年的座谈会上就说：“巴金的书看似革命，其实是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你们还是应该看新文艺。”他的14卷文集12卷写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则进入创作的停滞期，只有一些散文和应景性文字，像纪念国庆节之类的，有几年甚至是空白的，他说过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巴金说：“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我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我回想年轻时我在巴黎寻找他当年的行踪，巴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巴黎旅舍的五层楼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写出了处女作《灭亡》。他说：“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 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这本书中，他写出了当时的生活情景：“多少个细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像前，向这位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国作家倾诉一个外国年轻人的痛苦。每天晚上，听着从巴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钟声，我不能入睡，就拿起笔来倾吐我的感情和爱憎。”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处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

　　而我就是住在拉丁区附近的第三区，晚上走过巴黎圣母院感受他五十多年前的情怀。

　　在巴黎，巴金曾在先贤祠内的卢梭铜像前低声自语：“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中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我回想1978-1979年在巴黎看《大公报》《随想录》专栏，登载巴金写的关于“文革”的事，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把“文革”的伤痛翻出来，让人们去看，去反省，去吸取教训促使了全民族的反思。记载残暴行为在当时被用革命的名义合理化，读了不寒而栗是我这个没有在中国生活的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可是巴金悲伤的陈诉：“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请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他们完全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我回想在1979年4月，在巴黎见到巴金的情形。当时他率领由王蒙，徐迟及艾青的文化代表团来阔别五十多年的巴黎，在法中友好协会主办的大会听巴金讲述巴金一生的亲历：“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他特别提到动荡十年，一直持续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艰苦劳动练红心”的文化大革命的日子，在文革上海作家协会里面，巴金是被批斗得最厉害的一个作家，那时觉得巴金很可怜。

　　后来巴金还到巴黎的“凤凰书店”为他的法文译本《家》签名，我购买了一本他签名的《家》作纪念。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病逝。终年101岁。

文革把巴金诬蔑为“黑老K”

　　“文革”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文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量以干校生活为题材，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和“牛棚文学”。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忍气吞声，可是巴金却很少专文提起他的日子，在《随想录》里像《忆箫珊》登一些短文里揭露了他的一些苦难。

　　“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上把巴金诬蔑为”黑老K”，说从他家中抄出现款40多万。文革浩劫时，他既然“不出卖自己灵魂”，当然要遭到“四人帮”扣上10多项重重大帽，还加上抄家、揪斗、鞭打、剥夺人身自由。

　　1966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年近古稀尚发配“五七”干校两年多。

　　李存光在《巴金传》：“干校地处东海之滨，奉贤县东南叫作‘塘外’的海堤之外，那是一块未曾开垦过的荒凉的盐碱地，漫无边际。他们住的是新建芦苇棚，棚顶盖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整夜格格响。泥地潮湿，逢到下雨天，路上泥泞没膝，室内更加潮湿，床铺棉被全还潮，真是苦不堪言。对巴金他们来说，这样的难苦生活还能顶住；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周围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脸色，比海边阴沉的天色还要难看。

　　“干校的主要任务是劳动。巴金上了年纪，原来就笨手笨脚，一听到造反派厉声吆喝，更加胆战心惊，劳动时不免经常摔跤，有一次身子滑到沟里，连眼镜都找不到；这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使他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老了。

　　“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劳动。这里有坚忍，有宽容；有悲凉，也有失望。有时他还与别人一起包干一块菜地浇水。别人有情绪，不肯多干；他就只好把别人应做不曾做的，自己来做。他往往做得精疲力尽，一到晚上就不免常做恶梦。几乎每夜做梦。他的床边，让一批恶人贴满了诬蔑他的标语，他不敢、也不想把它们撕掉。他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因为他看到魔鬼伸出双手来捉弄他，有时甚至惊恐得从床上滚下地来，虽没有摔伤，却把别人惊醒。工宣队头头说他夜里睡不好，是因为他心里有鬼。巴金想，他自己心里倒没有鬼，鬼是在某些心怀叵测打着幌子篡位夺权的阴谋家心里。”

　　最近读到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一书，看到王西彦叙述他和巴金一起在干校的生活，才真正了解他在文革的日子处境真是不好，真是难过。王西彦在他口述的《焚心煮骨的日子》一文中记录了他和巴金等上海一群作家在奉贤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的生活，他记录巴金的情况尤详。他说：“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的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者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脸孔就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被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床位，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床位。有天晚上，我被惊醒了，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就摔成残废了。因为巴全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做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关于巴金和上海其他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的情况，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口述的《但愿长睡不愿醒》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干校宿舍是一排又一排。我们排男女宿舍隔着薄薄的芦苇墙，当然不隔音。我在上铺，从屋下围墙遮不到的空白处看过去，见巴金睡下铺，闻捷睡上铺，巴金的枕头边有西班牙文的小红书，是工宣队突击搜查他的床铺被搜出来的，有人揭发他半夜用手电灯看黑书，这才真相毕露……已经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巴金，还在千方百计想夺回无端流失的光阴……夜间，偶而可以听到巴金睡梦中的惊叫呻吟，仿佛1950年10月我们同去波兰，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巴金也曾夜间惊叫呻吟。可白天，巴金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洗得泛白的鞋，站在塘外田野，使我想起北欧小说铅笔画插图里的叔伯爷舅，他若能扬帆打渔去，小舟从此逝多好。他的爱妻生了癌症，还不准他去探视，他怎生承受……”(以上见《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爱人萧珊的逝世

　　萧珊1918年出生于浙江鄞县，1936年因喜爱巴金小说而开始与巴金通信，从而相识。1944年与巴金在贵阳结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萧珊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阿西娅》、《初恋》、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

　　巴金从1970年春节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她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请假回家照料不被批准，其间，他向连部写了这样一封请示信：

　　这是巴金一封最为特殊的“求情信”。一切都为了萧珊。他没钱叫汽车，只能让妻子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一步步推着，送往医院。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才得到“工宣队”头头允许，巴金在妻子最后的将近二十天里看护陪伴。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5天。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死于肝癌。

　　临终前巴金没能赶到她的床前，她的葬礼也很冷清。巴金痛不欲生，坚持将她的骨灰盒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头，日夜相伴。他们相濡以沫的情义深如大海，感人肺腑。

　　1972年10月27日，巴金致信穆旦(这封信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百四十三页。)：

　　巴金在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拿起笔写《怀念萧珊》，里面有痛切的叙述，这篇文章是一篇充满了血和泪的哀文。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巴金在《怀念萧珊》这篇文章里曾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话。

　　1973年巴金妻亡家破后，“四人帮”最后下了“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作翻译工作”。回上海后，他仍竭力调摄情志，化悲痛为力量，努力“要坚持下去”。而家里书房仍给封闭着，他把自己关在四平方米的汽车间楼上的小屋里，在“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中，每天默默地躲在旧汽车房楼上。哪管酷暑寒冬，专心致意地翻译赫尔岑《往事与深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准备着把人类的真善献给社会，直到“文革”结束。

巴金的遗愿

　　在1980年，《新民晚报》积极筹备复刊。在那年八九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巴金和赵超构再次相逢。赵超构告诉巴金，《新民晚报》即将复刊，并约巴金在晚报复刊后写文章。抗战时，赵超构任重庆《新民报》副总主笔，向巴金约稿。赵超构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人代会结束后第十天，巴老写下了他的说真话宣言书《说真话》，又写了《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随想录·再论说真话》）

　　“开了几十年的会，到今天我还是怕开会，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从来不曾对人讲过，在会议的中间，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随想录·三论讲真话》）

　　“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随想录·再论说真话》）

　　《新民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文革轶事》，目的是为了教育一些文革盲。巴金应邀请写了一篇300字的短文《没有神》。文章发表后，这个专栏就被上面停办。这事也说明当时有些人不愿意讲文革。

　　1981年他的一篇关于鲁迅精神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把巴金文章中关于文革的话全部删掉。巴金很愤怒，质责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个老作家。后来事情反映到上面，他们向巴金道了歉，说，你们要改巴金的文章，也应该先和他打个招呼。最后就这么和稀泥过去了。巴金坚持讲文革招到左派的不满。巴金就遭到了很多责难，有些人声称：“我们要学会忘记，巴金别提它。要少写文革，少写阴暗面，多写光明面。”他们抱设立“禁区”的思想，害怕揭露过去引起混乱，造成负面影响，忽略回避讳疾忌医。

　　1986年，巴金不让历史重演写下：“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巴金于1986年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

　　冯骥才在《关于“文革”博物馆》一文：“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

　　“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

　　“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人民与之同步。”

　　巴金是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仍是多次重印，且有选集、文集和翻译作品，建国后又不断有新作问世。五六十年代巴金的著译出版情况：1949年，译洛尔克的《六人》、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1950年，译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布洛夫》以及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1951年，《华沙城的节日》、《慰问信及其他》。1952年，译迦尔洵《癞蛤蟆和玫瑰花》。1953年，《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英雄的故事》。1954年，《保卫和平的人们》。1955年，《谈契诃夫》。1957年，《大欢乐的日子》、《明珠和玉姬》。1958年，《巴金文集》1-6卷出版。1959年，《巴金文集》第7、8、9卷出版，译高尔基《文学写照》、散文集《新生集》、《友谊集》出版。1960年，散文集《赞歌集》出版。1961年，《巴金文集》第10、11、12、13卷出版，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出版。1962年，《巴金文集》第14卷出版。全书出齐。1963年，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1964年，散文集《贤良桥畔》出版。1997年10月，巴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巴金书信集》、《巴金七十年文选》、《家书》、《没有神》、《再思录》、《巴金美文精萃》、《十年一梦》、《巴金谈人生》。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他在90岁(1994)以后身体越来越显得衰老了，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同时由于身体严重缺钙，引起胸脊椎骨折和体位性血压波动。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做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

　　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再思录》写的序)

　　“人老了，来日无多，时间可贵，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干扰你，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我实在痛苦……我常常不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生活中充满矛盾，也充满烦恼……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为了应付这些人，我痛苦不堪。医生要我休息，我希望隐姓埋名，避开名利，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巴金《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那段文革历史不会被淡忘。对一个民族而言，不能正视我们的历史才可怕！巴金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发出建立灾难纪念碑以免重蹈历史的悲剧的呼吁，我们纪念巴金，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写于2008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三周年纪念日

【参考文献】
1。唐筱菊主编，陈少铭副主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7。
2。韩钢：《“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学校》，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2月。
3。戴清亮：“五-七指示”的来龙去脉，《世纪》2007/1。
4。巴金：因真实而可敬──评《巴金图传》，南方日报，2003-11-10。
5。陈丹晨：巴金传，亦凡公益图书馆 http://yifan.net/novels/zhuanji/bajinwhite/bajinwhite.html。
6。冯骥才：关于“文革”博物馆，《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