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有病的人很难治疗。
——李学数
人的意识是由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境况决定的。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我曾经认识一位法国数学家，和他交往一个时期，后来由于见他的一些行为让我很失望，从此疏远了他，也不再和他联系。
我一生很少这样待人，可是竟然会以他为反面教材，我发誓以后有家有孩子绝对不会像他那样。
他是一个贫寒出身的人，来巴黎学数学，由于身体不太好，而且基础并不太强，勉强毕业。他的指导教授是德高望重的数学界领袖，安排他在一个研究机构工作。
法国的数学水平是很高，我这朋友周围的数学家作者都是在一些领域上有建树的人。这些人很聪明，脑筋很快，时常有很好的工作，在那种环境本身就是很好的研究环境，他应该很快乐的工作。
可是我这朋友却相当的自卑，认为自己处处不如人而且常常觉得相形见拙，觉得不能追上人们，过得不快乐。
我的法国老师亚历山大·格洛腾迪克在年轻时曾给予这位数学家帮助，对他很照顾。老师介绍我认识他，并且说如果可以给予他一些帮忙。
我很惊异。因为当年我还是一个青涩的青年，思想也不成熟，处世也未深，怎么可以对一个年纪大我一倍以上的人有所帮助。
我老师对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数学研究，有些人就是不适合做数学，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他的心理负担沉重，整天希望能做出成果能让他扬眉吐气。做数学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应该陪他和他聊，要他做些他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在力所不能逮时要放下。很多年前我就劝他放弃这些不实际的想法，去做比方说压力不大，而他胜任的工作，像去中学教书当一位数学老师。”
我的老师是的确关心他这位老朋友，而且看法是正确的。
他的这位老朋友邀我周末到他的家过夜，他说要教我一些数学，帮我学习。后来我发现这位朋友的确是有问题，在外面对人谦恭有礼，可是在家里对妻儿却是变成另外一种人。
当年他有一个读五年级的大儿子，还有一个也是小学的小儿子，对这两个儿子，我的朋友对他们期望甚高，并且会自己再辅导他们学习另外的东西——教儿子微积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要小孩子学微积分这是对孩子严重的摧残。
可是他对孩子的态度却是“虐父”，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就会遭受严厉的苛责。他的夫人往往见到孩子畏缩恐惧的情形，要出面制止他和他吵架。
我记得第一次在他家过夜，我就亲眼看到这种悲剧：一个本来和颜悦色的“慈父”，一下子变成狰狞咆哮的“恐龙”，小孩子吓得发抖。
我看不过去，对他劝告：“ХХ，期望「孩子，我要你比我强」,你这样会伤害小孩子，本来他们快快乐乐的读书，你却因为他们犯的小错误而这样动怒，这会造成心灵极大的伤害，以后他们会害怕犯错，而变成畏畏缩缩，不敢尝试，不敢挑战。
“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凶的责骂孩子。”
他听我这么说，马上态度改变，情绪放稳，说：“想想你的话，是对的。我不该这么凶他。好，我一定改正。”
回来我见到我的老师把他对孩子的情形告诉他。我的老师摇摇头：“我想他不会听你的话，他一定会继续要他的儿子做微积分。真是发疯了。”
我的老师那时已经放弃他的在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 的职位，放弃他喜爱的数学，从事环保工作，不久并脱离家庭。他烦恼的事够多了，没有再关心我这朋友的家事。
有一天，我这朋友又邀我去他家吃晚饭和过夜。由于我看到老师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心里很痛苦。而且这时我在勒内·托姆(René Frédéric Thom，2.9.1923–25.10.2002) 教授的帮助住进奥赛大学(Universite du Paris-Sud) 的学生宿舍，吃的是法国大学餐食，很想吃点不合风味的食物，因此答应他的邀请。
勒内·托姆
在家里他和我聊他与我老师相处的经历。
“五十年代初，苏立（亚历山大·格洛腾迪克的爱称）刚从蒙特梭利大学毕业，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来巴黎学数学。当时和我参加卡当教授主持的研讨会。这研讨会参加者多是高等师范大学(Ecole Normal Superier) 的高材生，当时苏立还没有表现任何天才可以说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卡当教授
五十年代的亚历山大·格洛腾迪克
“当时我在做我的博士论文，可是没有太多的成果和进展。
“苏立有一个特征：就是不怕权威，不怕问问题就算问这些问题会暴露自己在数学知识上的贫乏和无知也无所谓。
“我是没有他这个勇气，我不敢问我不知道的问题，这方面我是不如他。
“他像是德国人不大像法国人那样有礼，有时显得粗鲁很像农民，而不像知识分子。
“但是他待人以诚，如果他和你做朋友，他会帮助你——如果见你有困难的话。
“有一次在卡当的讨论会之后，他和我在一起，我们在拉丁区的一个咖啡厅聊天。他问我最近从事什么研究，我告诉他我研究的问题，这不是他熟悉的东西以及我所处的瓶颈。
“他在听我讲述一些我的领域的一些基本定理之后，很快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且写下可能的一些结果。我后来花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所讲的东西，结果顺利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过了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和罗兰·史瓦茨(Laurant Schwartz) 工作。
“史瓦茨是卡当的学生，也是大数学家哈达玛的侄子。哈达玛和史瓦茨都是法国共产党人，而史瓦茨是托洛斯基派的领袖。
但是苏力是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受他父母的影响。”
在晚饭之后，我和这朋友的孩子玩数学游戏，当他父亲去洗澡时，这孩子拿一本记事簿给我看，上面记载是他教他的微积分的手写材料。这些都是最近的东西。
他的妻子偷偷告诉我，丈夫仍然逼着儿子学微积分不管他是否能接受，而且严重的伤害孩子，她为这些事与他吵架许多次。
我心里很难过，天下没有不望子成龙的父母，寄厚望于孩子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顾自家孩子的天赋、资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只顾「揠苗助长」，硬要「赶鸭子上架」，勉强他学微积分，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造成孩子心理的畸形发展。对我这位朋友的“口是心非”的行为很失望，我决定不要再多和他来往，也不和他联络。我不想为他的事而烦恼痛苦。
二十多年后有一位法国朋友来美国探望我，告诉我这位数学家已过世，而他的大儿子成为数学教授，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希望他的儿子能脱离父亲在他幼时给他的伤害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