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影响我的黑人教授
──保罗·伯德伯伯

　　有一位黑人长者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曾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他是保罗·伯德(Paul Byrd) 教授。

　　他在1991年3月26日因癌症去世，亨年74岁。他是圣荷西州立大学数学和电脑系的老教授，我1984年来圣荷西时，他刚好是六十七岁，他是数学和电脑系第一个黑人教授。

　　一般黑人都是比较高大，可是他却矮小。但精力充沛，是属于短小精悍类型的人物。

　　他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Kansas City)，父母共有十六个孩子，他是排行第六位。

　　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参军，成为军队里的气象家。在那个时代，黑人很少能受大学教育，他在軍队中拥有硕士学位也可以说是稀有少見的人物。

　　二次大战后，他到德国，他对数学有兴趣，特别是数值计算以及特殊函数，在欧洲他收集了许多关于特殊函数的公式，后来在助手(Morris D. Friedman) 协助下，1954年由德国Springer-Verlag，出版《给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椭圆积分手册》。

　　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到太空航署中心(NASA) 作为应用数学家工作。

　　后来他由於喜欢教书到圣荷西州立大学兼课，这是加利福尼亞州最古老的大学。后来他从 Ames 研究室退休，正式成为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他太喜欢教书，许多教授夏天不教授课，可是他是唯一的教授三十年夏天都在授课，所以人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在大学里活动。

　　他由於是軍人出身，对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格。上课时规定学生：1. 他讲课时，学生不许讲话。2. 他上课时，学生不可以睡觉。

　　结果有一次一个学生向他抗议，第1个规定可以遵守，但是第2个规定不合理，因为是他的讲课让学生睡觉。保罗伯伯並沒有發怒，很风趣地说：“好！忘记第2规定，当我讲话时你们不要讲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曾有一位年轻的越南籍讲师请教他怎么样教书才好。他回答：“教书是照顾学生，你必须全心全意的教育他们，要把爱和知识带进课堂里。”

　　他很喜欢解题，什么微积分的难题他都能解决，有人问他怎么他能解那么多难题，他说：“爱好！做你喜欢做的事，创造力就会产生。”

　　高斯顿教授(Don Goldston) 是搞解析数论，有一次读 Selberg 及 Chomle 的论文，发现他们用一个积分而他却不知道从哪里得这结果。询问保罗伯伯，几天之后，保罗伯伯写了三张草稿推出四种计算的方法，热切告诉他怎么样推广这类型的积分。

　　他没有取得任何博士学位，当大学讨论他的终生教职及升级时，大学一些行政人员想要对他升为副教授给予阻碍，几年都以这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升副教授为借口，几年后他发现一个方法可以摆脱这困境，根据大学法有这样“博士学位或等价的资历”，他就在申请的档案列下什么是等价的资历，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著名的书，广为人们采用和应用。

　　大学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这是否属实，结果发现有超过四百篇论文参考该书，而他那本书有超过十种不同国籍的三十多个书评。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真才实学的人，最后总算让他升为副教授。

　　他也负责大学的组织“为社会负责任的教授”(Facul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有不公正、腐败，这组织就像“刺猬”投射刺针，暴露黑暗和不法，让当局坐立不安，他被行政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人物。

　　他很照顾年轻的教授，我的好友 D. Goldston(后来以他在数论的工作扬名世界) 曾说：“我在1983年来这里教书，伯德伯伯当年是在大学的 RTP 代表(延聘升级和终生职评审会)，他给我一个忠告，你开始教书，要教好但不要教太好。

　　因为在你的档案里以后会显示你教学有进步。可是如果一开始就太好，人们会认为你没有什么进展，对你的升级是不利的。这真是似非而是的忠告。这就是大学的升级游戏规则。后来我在这些委员里，发现果然是在玩这样的遊戏”

　　他作为政府的高级科学家来圣荷西州立大学教书，他是第一个黑人进入全白人种的教书圈子里，对一些种族主义者看来是非常不顺眼的事。

　　他住在帕罗阿图市(Polo Alto)，这个城市现在有许多华裔及印度裔居民，市长这几年也是华人担任。但在五十多年前那是白人占绝大部分的小城镇，那里黑人不可能买到房子，可是一位建筑商 Eirhler 把他建的非常有名的房子卖给了他，他是第一个黑人搬进这纯白人的城镇，打破没有黑人居民的纪录。

　　而且从五十年代开始他成为倡导有色人种权益全国协会(NACCP-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vocations of Colored People) 在帕罗阿图市支部的负责人，争取种族的平等。

　　数学系和电脑系有个传统：每年的圣诞节前都会为系秘书立一棵圣诞树，上面挂了一些给她们的礼物，表示对她们一年來辛勤工作的感激。这是伯德伯伯首创。

　　数学系以前没有给学生奖学金，是伯德伯伯首创设立，他从 Ames 研究室搞了一些钱作基金给学业优异的学生，他去世后数学系以他的名字“伯德奖学金”纪念他。

　　保罗·伯德伯伯有点像《五朵金花》里的好管闲事的老叔。我上课时，有时看到他驻足在我的课堂外观看旁听。

　　他喜欢和学生及讲师走“快棋”，有时就在办公室和学生摆棋子厮杀。我对任何棋赛都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想花费时间在上面，有时间我就做研究，我从来没有看他赛棋，因此不知道他棋艺怎么样。

　　他六十多岁时走路“疾如风”，我由于在加拿大读研究院时在校外住，冬天晚上回去要走二十多分钟的路，人们说在外面十五分钟零下四十度会冻死，因此我连走带跑，长期训练走路很快。我的夫人曾骂我，走路太快好像要把她抛弃掉。我发现保罗·伯德伯伯与我走时常能跟得上。

　　1989年他脚开始无力，他需要用拐杖协助走路。10月17日下午我在系里演讲，5点讲完我问听众有什么问题，话一讲完5点04分7.1级的地震发生，地动山摇，五楼在摇晃，建筑物旁的大树像稻草人摆动哗哗作响，听众纷纷夺门而逃。

　　保罗在理学院大楼教书，忘记了他的脚痛和拐杖，与惊慌的学生一起跑出建筑物到空旷地。事情发生之后，有一小段时间他不再用拐杖走路。

　　有一些教授获得了升级或正式终生职后就变得疏懒，不再进修也不作任何研究。我看到伯德教授仍旧抱着“赤子之心”，对数学很有兴趣，他常自己研究数学杂志提的问题，或者同事问他的一些问题。

　　由于他是搞分析，“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是没有问过及向他请益过任何数学问题。但是他却对我劝告，改变了我以后的下半生。

　　我研究所毕业了要嘛从事教书，要嘛就到工业界工作。工业界收入比教书高许多，可是我最怕穿西装毕挺，绑领带过日子，看到大学的教授穿着随便，我想我应该去大学当教授。

　　看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荷西州立大学要聘请电脑教授，我就把我的履历送上去，并附上几篇发表的论文。系主任 John Mitchem 是搞图论的，安排我来这里演讲，并让我在他家过夜。演讲很成功，系里决定聘请我(据说当时有四十多人竞争此职位)。

　　我一来就是副教授，并且属于“难聘请教授”(Hard to hire professor)，薪水比一些同事还高，但是相对是我去工业界薪水的三分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的祖师爷格列格教授(P. Gallagher) 说我的性格喜欢自由和研究，在学术圈里工作会快乐，虽然薪水少些但很快会调整，可以去。而该大学是加利福尼亚最早的大学，声名显著，可以去。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就从纽约搬迁到加利福尼亚定居。

　　来到这里我是第一个在数学电脑系的华裔电脑教授，我不止带领硕士学生也训练一些大学部的学生作研究，带他们去史坦福大学，柏克利大学听演讲，找资料。学生和我发表许多论文，并且曾获优秀教学奖。

　　短短期间，论文数目比一些在系里取得终身职的教授二十多年发表的论文还要多。俗语说：“树大招风”，有人开始眼红，心里不舒适。

　　系里换了新的系主任，由于他搞数学搞不好，十多年沒有研究没發表论文，这几年兼教电脑课，他想靠作系主任从事行政工作提升自己。由於没有受过严格正规的电脑训练，上课许多学生不喜欢，教的电脑课门庭罗雀，看到我开的课全爆满，心里不是滋味。

　　几年后要评审升级及终身职时，他极力反对，而且对新的院长提供一些“黑函”说我不会教书，开系务会议时打瞌睡不认真，以及偏袒华裔学生，让院长终止我的聘请。以前的老院长(是来自数学系)每年对我评价甚高，换了化学系的教授当院长竟然说我不会教书该解聘！

　　我感到这个环境对我不友善不是我该留的地方，而且我性格是不喜欢与人争辩，不想浪费时间为这些不实的事答辩(开系务会议时打瞌睡是当时得感冒，吃医生开的两个药方，会昏昏沈沈，而那时由夫人开车接送，我不能驾车。偏袒华裔学生的事件是当年一位印度女学生期末考考不好，成绩由A变成B+，她要求我把她成绩改，说什么她在印度大学成绩都是A，我不答应。她威脅向系主任告我偏袒华裔学生，全部给他们A。系主任要她写信投诉，然后偷偷放进我的档案里，没有让我知道有这封信，我无从答辩)。

　　接下来要由校长决定去留了。

　　我就想转到密西西比的大学去教书，我心想去黑人大学教黑人，培养他们比我留在这里有意义的多了。有一间密西西比的大学希望我能去那里带动他们的教授作研究，我只要教两门课，比在圣荷西州立大学要教四门课轻松得多。

　　如果你念过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历险记》，你会熟悉密西西比河——这一条在密西西比州的大河。你可知道这里是黑人人口数目比白人还多，因为那是白人把非洲的黑人俘虏贩卖为黑奴，他们是农庄的奴隶，在棉花田工作，在田里像牛马一样耕种。

　　五十年代黑人可以有投票权，可是在这里的黑人登记投票会有杀身之祸。黑人抗议示威游行，白人就把他们逮进监狱，他们想用这些方法吓阻黑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

　　而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牧师为争取黑人的权利会在家里被白人暴徒闯进门，用机关枪扫射死。黑人举行游行，举美国国旗示威，国旗被白人军警没收，而一些人还被用枪棒打倒在地。

　　1963年，肯尼迪总统宣布黑人应该有他们的权利，不然这些被歧视的黑人会引起一场革命和暴动。肯尼迪要求取消对黑人不合理的歧视。后来在杰克森市(Jackson) 黑人可以进入白人学校读书，毕业时黑人学生拿文凭，没有人为他们高兴鼓掌。不是为他们有文化知识而高兴。

　　二十年过去了，这里仍存着种族歧视的观念，

　　我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到那里帮助黑人学习，我不会遭受种族歧视。

　　这时伯德教授找我谈话：“你不要离开这里，我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而且你对研究的喜欢与热忱带动许多人做研究，你真是我们的财富。你要站起来像美国人一样在不公正前抗争，不可以做中国人。”

　　“你以为跑到密西西比就没有事了？那里大学大部分是白人控制，种族主义和歧视比加利福尼亚还要厉害。你在那里如果你太照顾黑人学生，你会被白人教员妒忌和痛恨，你那时更孤立。留在这里，站立和战斗。不能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不敢抗拒。你不能走。”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叫我站起来抗争，对我的震憾很大。他要我去找教职员协会询问怎么争取我的权利，直接告诉他们我的 case 是一个不公正，种族歧视的案例。由于我过了申办的时间，不能为自己辩护。在聆听我的申诉和提供的文件资料，教职员协会的教授要我通知以前的学生向学校的校长、院长及系主任写声援我的抗议书，让学生代我讲话。

　　结果在校长做决定的一个星期前，有上百的学生写信(有些越南裔学生是几个人合写信)向学校抗议对我的不实的指责——不负责任的教授。我后来看到其中的八十八封信，放进我的档案里。

　　校长决定让我再教一年，一年之后再作决定我的去留。最后是我能留下来并且取得了终身职以及升级成正教授。

　　校长还让系主任对我不公正的伤害向我道歉。

　　事过境迁，对我伤害的人我不怀怨恨，对像保罗伯伯那样帮助我、鼓励我的人我终生不忘。我自己告诫自己，对年轻人要在这个社会生存，需像保罗伯伯那样给予鼓励及指导，不能以“事不关己”，袖手旁观。

　　他去世了遗嘱是嘱咐家人把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到大海里，不要什么墓地，真是与众不同。

　　我在系里印刷的纪念文集里写了这样的感言：“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人死了，有重于泰山，有轻如羽毛’，伯德伯伯在我的心目中是重于泰山。他的热爱教学，关心学生是我的事业的模范。”

　　其实我还有一些话没有写。我感谢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教导我要在面对不公正时要站立抗争，“不能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作缩头乌龟，任人欺辱，要做一个美国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我会积极参与学校的评審教授委员会工作，以及“平权行动委员会”(Affirmative Action Committee) 并且在成为系的“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把一些对有色人种学生不利的制度条文取消掉。

【附言】感谢 DeAnna 提供保罗·伯德教授的照片（见 南大站相册 20100726-A 至 20100726-D）。

2010.6.4-201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