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打麻雀

　　初中一时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1.9–1883.9.3) 一八七八年四月写的《麻雀》：

　　“我打猎归来，沿着花园的林荫路走着。狗跑在我前面。

　　“突然，狗放慢脚步，蹑足潜行，好象嗅到了前边有什么野物。

　　“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只嘴边还带黄毛、头上生着柔毛的小麻雀。它从巢里跌落下来（风猛烈地吹打着林荫路上的白桦），呆呆地伏在地上，孤立无援地张开两只羽毛还未丰满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地向它靠近。忽然，从附近一棵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一棵石子似地落到狗的鼻子跟前——它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恐万状，发出绝望、凄惨的叫声，两次扑向露出牙齿、大张着的够嘴边上去。

　　“它是猛扑下来救护幼雀的。它用身体掩护着自己的幼儿……但它整个小小的身体因恐怖而战栗着，它小小的声音也变的粗暴嘶哑了，它在牺牲自己！

　　“在它看来，狗该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呵！然而，它还是不能站在自己高高的、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它的理智更强烈的力量使它从那儿扑下身来。

　　“我的特列左尔（狗的译名）站住了，向后退了退……看来，它也感到了这种力量。

　　“我赶紧唤住惊慌失措的狗——然后，怀着尊敬的心情走开了。

　　“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尊敬那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尊敬它那种爱的冲动和力量。

　　“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只要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

　　我为母麻雀为了自己的子女，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与比自己高大几倍的猎狗怒目相对，不怕猎狗的恐吓与怒斥而感动，母爱能为子女而牺牲，是所有的动物中都会的。

　　从文学作品中接触到麻雀，生话中却没有接触到麻雀。

　　七十年代在法国巴黎听画家海鹰兄谈五十年代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中，把麻雀当作害鸟消灭。他说他在广州与群众带上各种响器如锣、鼓、铜管子、竹子筒，敲打面盆铁筒，鞭炮轰鸣发出响声，搖摆紅布的竹桿吆喝麻雀，吓得麻雀无处停脚，他说最后麻雀累死掉到地面，這个情景终生难忘。

　　我像听天方夜谈，整个人被这声势浩大的消灭麻雀的全民战争弄得目惊口呆。

　　今晚和王教授在公园散歩，他说当年他是大学生，学校组织他们去北京效区的一个树林齐声呐喊，揮动衣服驱趕麻雀，有同学和师长是生物系的，大家都很热诚的参与除四害，就像《擂鼓鸣金除四害》所说：“老鼠奸，麻雀坏，蒼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萬戶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沒有人会认为是荒唐的。据《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北京市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只。

　　早在30年代就對麻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科普作家贾祖璋(1901年9月24日—)断言麻雀是杂食鸟类，提醒人们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麻雀的功过。而鲁迅的弟弟的生物学家周建人，在1934年和贾祖璋、顾均正等人在陈望道主編的《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撰写科学小品。时任教育部副部長周建人却在1957年1月18日于《北京日報》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須怀疑的”，並批评了那些反對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1958年在第六期《学习》杂志上发表《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四无’国》，为除“四害”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助力。他文中列举麻雀的“罪行”：“秋收时，它们成群结队地啄食谷粒，糟蹋粮食很凶。大约一只麻雀平均每天要吃二钱半谷子，一年至少消耗五斤。麻雀虽小，它的数量却很多，分布很广，所以为害很大……这些小动物对于人类的害处是极其严重的。除‘四害’运动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人所梦想不到的，是有人类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表示：“麻雀虽然吃粮食，但它们也消灭了许多害虫，而这些害虫要比鸟糟蹋更多的庄稼”。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冼，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除四害源於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57年9月20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就多达19.6亿只！在1955年冬，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经过全民大灭雀，可怜的麻雀已是所剩无几。大自然的惩罚来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災，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前中科院研究员薛攀皋回忆除四害《为麻雀翻案》写道：“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价大相径庭。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

　　“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Han Suyin, "The Sparrow Shall Fall",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0, 1959 )，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

　　而当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上发表《咒麻雀》的诗：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1999年南方出版社出版曾是水利部副部长，兼职是毛泽东的通讯员、秘书的李鋭写的《毛泽东晚年悲剧——毛泽东秘书手记》，归罪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毛泽东晚年悲剧——毛泽东秘书手记》第74页）

　　2000年8月，麻雀被《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中国国家保护动物！真是风水轮流转。那些五十多年前被打死毒死及累死的二十亿麻雀，地下寃魂有知会涕泣流泪哀伤不已。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回想五十多年前作为中国朋友的韓素音女士能为“可怜麻雀吹与鼔”，不怕触怒龙颜讲真话，证明她的脊樑骨比一些口头说学习鲁迅的勇士的骨头要堅硬得多。

2010年7月27日夜

【附录】

(1) 记得当年打麻雀
《四川日报》 2001年11月16日第4版

　　近日从报上得知，麻雀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名录，川报《天府周末》并刊登了相应 特稿，令我回忆起1958年打麻雀的活动，一幕幕狂热打麻雀的局面又浮现在眼前。“大 跃进”干了许多蠢事，打麻雀就是其中的一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 一年多的实践，1957年10月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 案）。即一般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十七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起，在12年 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 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农业发展纲要是一个实施性的文件，各级党 委都制定了实施意见，为了落实“除四害”这一条，1958年初各级领导都成立了除四害 指挥部，以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除四害办公室。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组织发动群 众、开展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

　　“大跃进”可以说是从开展除四害运动开始的。当时群众情绪高涨，积极响应号 召，投入了除四害运动。群众用打鼠板、关鼠笼、灭鼠药，灭鼠成效显著，涌现了许多 无鼠害单位。消灭苍蝇、蚊子，普遍开展讲卫生活动，清除蚊、蝇孳生地，如成都市动 员群众，拆除猛追湾一带城墙，填埋在现市二人民医院附近的一个大污水坑，郫县红光 农业社用当地野生的一种“打破碗花花”投入厕所杀蛆灭蝇，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 赏。一些技术人员制造了一种以“六六六”粉为主要原料的“烟幕弹”灭蚊子，经过在 蚊虫孳生密集的望江公园竹林里试验，地上落了一层蚊虫，效果不错，普遍推广。我当 时住的低矮小平房，很潮湿，出差几天回来，墙壁上爬满蚊子，点燃一颗“烟幕弹”， 蚊子落了一地。确实效果不错。但是天上飞的麻雀如何消灭，成了除四害的最大难题。

　　1958年3月，上级到郫县红光农业社座谈调查除四害，农民穆青云说，我们每年撒 秧子后，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就要派人守候，吆喝麻雀。麻雀飞不了多远就要 停下来，大家都去吆，不让麻雀停下来，麻雀飞累了，就会落下来。领导认为这是个消 灭麻雀的办法，请他们组织群众试验，第二天试验了一天，拣到几只飞累了的麻雀，有 效果，但不完全成功。此后，又在新都试验。这次不仅组织群众吆吼，还让群众带上各 种响器如锣、鼓、铜管子、竹子筒筒等，吓得麻雀无处停脚，看到麻雀飞过几个田块就 落了下来。三月的小麦尚未长合笼，落在地上要赶快去拣，否则，休息一会，麻雀又会 飞去。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活动，效果显著，拣了很多麻雀。试验成功了，省除四害指挥 部召开电话会议，推广打麻雀的经验。

　　叙永县在以后的一次除四害电话会上讲了他们的经验，说是赶麻雀在一个农业社的 范围搞很有限，群众赶麻雀，麻雀飞出农业社的范围，等一些时间又飞了，因此必须在 全县范围同时动手，一起来赶，效果更好。省除四害指挥部根据叙永的经验，对麻雀、 老鼠都采取同时行动，因此采取定时全省统一行动，同时发放鼠药，同时发动群众打麻 雀，定期召开电话会议，简直像打仗时的司令部，动员令发出，全省同时灭鼠同时打麻 雀，真是轰轰烈烈。

　　这一经验得到全国的认同，在全国推广，我记得看到过一部北京新闻制片厂摄制的 一部打麻雀记录片，是北京市动员全市军民打麻雀，场面壮观，市指挥部一声令下全市 军民分别占领各个制高点，敲打各种响器，一群群麻雀飞在空中无处落脚，有一群麻雀 飞到一座古城楼，只见消防官兵立即出动，云梯飞架，冲上城楼去消灭麻雀。然后是浩 浩荡荡的汽车队满载麻雀从长安大街通过，像是胜利大游行，场面实为壮观。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麻雀有了新的认识，麻雀虽然吃粮食，更多的是吃害虫， 一些专家对麻雀解剖，取得了科学数据，提出了麻雀不仅不是“害”，而且对农业、林 业的发展有利，建议“四害”中取掉麻雀，换成“蟑螂”。时代发展了认识提高了。近 二十多年化肥、农药的发展和使用，害虫被毒死了，麻雀吃害虫也被毒死很多，麻雀越 来越少，等于在消灭害虫时，也在消灭害虫的天敌之一麻雀，为了发展农业、林业就要 保护麻雀，以麻雀除害虫。

　　“大跃进”中消灭麻雀是一大失着，是干了一件蠢事，现在有了新的认识，麻雀在 法律上列入保护动物。回顾这一段历史，令人感慨万千，录以存史以警后人。

(2) 为麻雀翻案——前中科院研究员薛攀皋回忆除四害
1989年
(本文来源：网易)

　　历史事件有时会重演。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执政者曾因错误地下令扑灭麻雀，自酿苦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重蹈覆辙。谁会料到，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为历史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消灭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国重又发生。

　　1957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事实上，消灭麻雀运动在1955年冬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尽管不少人由于灭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还是有几位同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冼。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冼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鉴于座谈会上也有人拥护捕杀麻雀，而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

　　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代表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冼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周建人最后强调：“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

　　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部分意见，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墨迹未干，很快就被大跃进、浮夸风所否定。进人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在中央号召之后，决定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就有：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麻雀也许在“四害”中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从1958年3月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纲要修正草案》曾经作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价大相径庭。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冼、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并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