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了“科学与民主”
“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北大精神的
民选校长——丁石孙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领导人，北京大学原校长（1984-1989）丁石孙，2019年10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是北京大学历史上唯一的民选校长，

早年求学生涯

　　丁石孙原名丁永安，祖籍籍贯江苏镇江，家境殷实。1927年生于上海，是家中的老大，1941年改名为丁石孙。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妹丁永宁后来成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

　　没过多久，丁石孙全家就回到了镇江居住。8岁之前，丁石孙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后来进了私塾，但只读了约两年半，1937年7月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件，镇江的形势也开始紧张。上海失守后，全家及亲戚分几批逃难。丁石孙同父母一起逃到了汉口，弟弟、妹妹、亲戚也陆续到达汉口。由于缺乏经济来源，1938年5月，全家离开汉口，坐飞机抵达香港，一周后又坐船回上海。

　　丁石孙先后考取南洋中学和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这两所学校都因为日本侵略而被迫转入租界。然而就在1939年，丁石孙母亲突然因病去世，父亲过于伤心，就搬了一次家。碰巧的是，新家楼上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妻，那妻子的妹妹叫秦惠䇹，经常来找丁永宁玩。后来，她远赴美国，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丁石孙和李政道打交道，部分原因也是靠这层关系。

　　1940年，家族又有好几位亲戚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丁石孙在读中学时因情绪而影响了学业。一段时期甚至休学。那时的考试是比较困难的。丁石孙后来回忆说：平面几何对他来说一直比较伤脑筋，作业不大会做，考试也通不过。那时，日本鬼子闯进了租界。为了安全起见，丁石孙又转学到离家较近的乐群中学。

　　在乐群中学，丁石孙遇到了一位数学老师，对他后来走上数学道路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学校用的代数教材是著名的《范氏大代数》。那位老师还经常出些难题给学生做，难题取自另一本名著——霍尔(H.Hall 和奈特(S.Knight) 的《高等代数》。丁石孙发现自己能解决其中的大多数难题，对自己研习数学颇有信心，但并没有确立数学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1944年，丁石孙考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大同大学的校长就是著名的胡氏三兄弟中的胡敦复。胡氏三兄弟有一个小妹叫胡芷华，嫁给了著名数学家姜立夫，其子姜伯驹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他的导师正是丁石孙。姜伯驹后来长期执教北大，还当上了中科院院士。这是后话。

　　由于不喜欢制图，1945年秋，丁石孙转到了数学系。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1946年，丁石孙接触到佛教，明白了要把很多事情都看穿看淡，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余生。

　　日本投降后，丁石孙开始关心政治。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他上街卖纪念章，参加读书会，还当上了读书会的头。这个读书会后来给丁石孙带来了不少麻烦。

　　1947年初，丁石孙进入大同大学学生会。学生会里有不少是地下党，他们带领学生罢课。其中包括丁石孙在内的四人还去南京教育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无果而返回上海。第二天，警察就来学生会抓人，丁石孙也被抓进去，经过一番审问后被放了出来。丁父怕再出事，就让丁石孙回镇江住了一个月，之后回到上海，丁石孙才知道他已被大同大学开除了。

　　在上海失学的一年里，丁石孙当过家教，还花不少时间细读罗素的名著《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西方哲学史》。此外，丁石孙还读了冯友兰的著作，对宋明理学有了一些了解，并对禅宗产生了兴趣，“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留给他较深的印象。但这个时候，丁石孙没怎么接触数学。

　　1948年，经过努力，丁石孙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在他离开上海之后几周，读书会的人全被国民党抓了，其中有丁石孙的弟弟，有人甚至还受过刑。两周后，国民党得不到什么证据，就把他们都放了。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加入进步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并担任校学生会领导，组织进步学生开展配合解放军入城的宣传活动。1949年上海解放后，丁石孙从北平赶到上海，读书会全体成员开了一次会，大家商量下来决定解散（丁石孙就是这个意思），但相互还保持着联系。1995年，整整50年过去了，大家再度在上海相聚，谈的很开心。

初入数学圈

　　大同大学的数学比较落后，连近世代数也不教，丁石孙当时并不知道群、环、域这些概念。考清华时是考到这些概念的。所幸的是，丁石孙在参加考试途中，坐在三轮马车上临时翻看一本抽象代数的书才知道它们的。

　　进入清华之后，就完全不同了。丁石孙不仅大开眼界，还接触到了很多有名的数学家。那个时候，读数学系的人非常少，每个班就几个人，丁石孙的同学中有曾肯成。

　　多年之后，丁石孙还记得他去清华报道时的情形。全校新生到体育馆报到。数学系也放了张桌子。桌子旁只坐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的系主任、著名代数学家段学复，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科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丁石孙当时不知道段学复的大名，因此也印象不深。

　　段学复让丁石孙选课。两天后，丁石孙把所选的课告诉段学复，只要他点头就 ok 了；而且大同大学的学分清华是承认的，因此可以少选些课。那个时候丁石孙的经济比较拮据，好在国立大学不收取学费。

　　这时，丁石孙才搞懂什么是数学，之前在大同大学没怎么花功夫，加之那儿数学教学水平不高，连“连续”这样的基本概念也不知道。于是，他下决心恶补高等数学，一两年里可谓进步神速。

　　当时，清华数学系有两位教授开课，一位是段学复，一位是闵嗣鹤。另有郑之蕃先生给外系上课，他是陈省身的岳父，大妹嫁给了著名诗人柳亚子。郑之蕃为人非常好，在古典文学方面修养也极深，多有著书立说。即使退休后，丁石孙和同学还常去他家看他，特别喜欢听他讲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杨武之（杨振宁父亲）也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上海。

　　闵嗣鹤和杨武之都是搞数论的。段学复讲伽罗瓦(Galois Theory) 理论，用的是世界著名代数学家埃米尔·阿廷(Emil Artin) 的小册子《伽罗瓦理论》。可惜段学复的眼睛不太好，每次上课时翻书总是几乎把脸靠上去，讲起来自然不甚流畅，不过板书还是不错。上课质量受影响，怎么办？丁石孙后来通过自学，弄懂了伽罗瓦理论。闵嗣鹤则给他们上复变函数。

　　还有一个教员叫吴光磊，他上的课是射影几何。吴光磊这个人水平也很高，上课思路极为清晰、简练，学生都很容易接受。吴光磊的讲课风格得益于他对数学理论的理解。他这个人学一个东西，一定要学深；懂一个东西，一定要懂透。这些治学品质都给丁石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很赏识吴光磊，连陈省身和苏步青都很器重他。

　　1950年代初，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清华执教，同行的还有程民德。华罗庚喜欢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当时他在清华开的课是矩阵几何，助教是万哲先。丁石孙记得，华罗庚往往喜欢拿些未经充分准备的东西给学生讲，常常因此而推导不下去，这时华罗庚就会对学生说，我证不出来了，你们证一证。这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培养。华罗庚是一位研究型学者，因此他的一些课没有考试。几年之后，华罗庚和万哲先写出了专著《典型群》。

　　程民德则给学生讲授最新的布尔巴基学派的东西，自己也在边学边讲过程中。他本来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通过互相讨论共同提高，效率比一个人自学要高，这个习惯与华罗庚似乎有点像。但他高估了清华学生的能力，选择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工作实在是太艰难了。丁石孙回忆说，当初他没听懂多少。

　　但这些课让丁石孙感受到数学内在推演的力量，无论是数的扩充还是运算的扩充或别的，每一次这样的操作都是不平凡的，给数学带来极大的丰富。

　　1950年，在段学复的提议下，从北大数学系引进了一位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师，他叫王湘浩，给学生讲代数数论。王湘浩上课上的很好，思路清晰，后来，他又调到吉林大学去了。

　　王湘浩在美国的老师，就是埃米尔·阿廷。王湘浩本人也刻苦认真。有一次，埃米尔·阿廷让王湘浩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经典，阿廷本人也给学生讲过十来遍。但王湘浩竟然发现这篇文章有错，不过只要加上一些条件，就可以纠正错误，使文章变得完整。这件事在华人数学家圈子里时常被传为美谈。

　　此外，丁石孙还选了费孝通社会学方面的课。值得一提的是哲学系的王宪钧。王宪钧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因为丁石孙读过罗素的著作，对哲学兴趣一直很大，就选了他的课。总共有四五个人选这门课，除了丁石孙，其他人都是哲学系的。后来，这些哲学系的学生觉得学“唯心主义哲学”将来恐怕没饭吃，所以就都不念了，只剩下丁石孙一人。

　　恰好清华图书馆只有两本教材，王宪钧借出来一人一本。后来，丁石孙干脆跑到王宪钧家里上课，每周一次，上课的形式也变成了讨论。多年以后，这依然是丁石孙美好的回忆。

　　1949年，丁石孙还选修了一门逻辑课。老师是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沈有鼎用的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卡尔纳普(R.Carnap) 的著作。由于当时这些东西被归为“唯心主义哲学”，课堂上也只有两名学生，丁石孙便是其中之一。

　　沈有鼎是金岳霖的大弟子，学问非常好，精通多国语言，是个古怪得有些可爱的人。有人说他不善理财，老是提着个箱子，里边装着书和钱；还有人说他衣着邋遢，不懂生活。他也毫无政治嗅觉，据说挨批时也不知道别人为何要批斗他，搞得人家哭笑不得。像他这副样子反而被政治斗争忽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全了自己。

　　那时候，一些教授有个习惯，既然学生也不多，就干脆一起到茶馆或餐馆里继续讨论。沈有鼎也是那些地方的常客，他会买一碟瓜子或花生，如果哪位学生辩赢了他，他就会拿瓜子或花生作为奖赏，如果哪位学生得不到他青睐，他就会用手护住碟子说：“就不给你吃！”沈有鼎给丁石孙上的课也不例外，下午3个小时，之后就请两学生去小餐馆。学生也会建议小餐馆给一些菜起奇怪的名字，比如黄小姐菜，说明去那儿的师生着实不少，他们跟餐馆老板都混熟了。在学习、讨论过程中，丁石孙与沈有鼎结下了友谊。丁石孙毕业后，沈有鼎有时还会找他聊天。

　　毕业那年，学校发了一个奖，丁石孙和曾肯成都拿到了。曾肯成天赋很高，为数学圈子里公认，后来还成了著名的密码学家，但他人生道路比较坎坷，这与他的性格也有点关系。

任教北大

　　季羡林之所以给丁石孙如此高的评价，因为丁石孙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更是位杰出的教育家。

　　195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由于周培源的争取，丁石孙留校任教，一开始是当江泽坚和闵嗣鹤的助教。在清华，助教有两件任务：一是批改作业，二是要每周要花点时间去图书馆值班，管学生借书。

　　两年后院系调整，清华数学系并入北大，丁石孙转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从此就成了北大人。

　　数力系在现在听上去有点奇怪，原因是那时全面学习苏联，北大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莫斯科大学有力学数学系。系主任是段学复。大家关系还算融洽。

　　1952年，数力系一下子招了100多个学生，教员忙不过来，丁石孙就被要求给学生上大课，作业也要改，还要翻译俄文书，工作量非常之大。1953年，丁石孙和聂灵沼、王萼芳完成了斯米尔诺夫(V.I.Smirnov) 经典著作《高等数学教程》代数分册的翻译工作。

　　1954年，北大数力系招收了240名学生，其中有高中生，也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有少数学生基础太差，学习非常困难。丁石孙除了讲大课之外，还讲两个小班的习题课（共九个班），其中一个小班是比较差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不仅数学方面的问题不能理解，而且阅读能力也达不到看懂教科书的水平。

　　丁石孙对学生非常认真负责，除了讲大课之外，还担任了一个“慢班”的班主任。部分学生因为缺乏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基础比较差，许多数学专业的问题不能理解，甚至看懂教科书也存在困难。于是每次讲完大课后，丁先生晚上就把少数困难学生叫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课文一样念教科书。其中有些学生教科书看得实在吃力，丁石孙就逐字逐句地给他们讲解，直到弄通为止。经过几年的努力，其中一部分同学慢慢赶了上来，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搞数理逻辑研究的张景文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基础好的学生，丁石孙也给予了特殊培养。第二学年，丁石孙组织“跑得快”的学生成立代数小组，每周活动一次。丁石孙定期从《美国数学月刊》上挑选一两篇论文让大家讨论，引导学生发散思考。丁石孙说：“这些同学很努力，思想相当活跃。”

　　在丁老师的培养下，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一年多的时间里，写成了不少小论文。学生们还办出了自己的刊物，专门发表研究成果。

“带着困难学生念课本，一个年级出了7个院士。”

　　有一年元旦，学生给他寄了一封信，说在习题课上，丁老师的教学不仅仅给了很多专业上的指导，更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信心——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题目原来我们的能力都可以解决”，在调动学生的学术积极性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上大课和习题课，丁石孙还负责起全年级的答疑工作。每周专门抽出半天的时间来回答学生们在学习上遇到的各种问题。

　　因为和同学们关系融洽亲近，大家都把丁石孙当作朋友来“咨询”。问题不限于数学课，还有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也要来找丁老师问问建议。

　　当时的教师配备也很强，数学分析、几何、代数分别由程民德、江泽涵、丁石孙教授。

　　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张恭庆在《丁石孙老师》文章回忆：‘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年级在部分同学中成立了“科学小组”。按分析、代数、几何分成三组，分别在程民德、丁石孙和裘光明三位先生的指导下读书，读文章，相互报告并思考一些问题。根据个人兴趣，陈天权和我在分析组，张景中和杨路在代数组，马希文在几何组。到了二年级，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各个年级都成立了“科学小组”，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加入到这类活动中来。每年一度的“五四科学报告会”在1956年特别增设了学生报告专场，不少同学在会上报告了学习心得，其中陈天权和张景中的成果都有创造性，后来被写成论文发表在学报上，而在这些活动中，丁先生始终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

　　这些努力使得北大数力系54级不但整体上学习较好，而且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后来这个年级涌现了7位院士（包括张景中、张恭庆、王选）和两位卫星、导弹总设计师，在我国数学史、力学史、计算机科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在各自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高手。

　　提到教书的体会，丁石孙说：“教师有热情，才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那5年，丁石孙可谓是顺风顺水，他成了民盟小组长，入了党，还成了家。

代数学的教学和研究

　　除了教学，1954年，北大开始开展科研工作。在数学系段学复领导下成了一个讨论班。大家一起研究群论，但那次时间维持不长。

　　1956年1月，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8月，中国数学会组织了一次论文宣读大会。在提交给大会的170多篇论文里，青年数学家的比重很大。这些青年里有王元、谷超豪、夏道行、丁石孙等人，被视作未来的希望。丁石孙提交了2篇论文。本来打算提3篇。其中一篇是对正则空间的乘积空间仍为正则空间提出了反例。江泽涵经查证，发现这一结论早在1939年就被法国著名数学家迪厄多内(J.Dieudonné) 得到过。

　　1955年，政治运动开始了。1957年，北大很多师生被打成右派。丁石孙虽非右派，但由于与右派分子有信件来往，1958年1月被下放到北京一个穷苦的地方劳动，直到11月才回北大；是年夏天还被严重警告处分。丁石孙虽心里不服，可也感激别人的暗中相助。因为按当时的“标准”，他当一个右派是绰绰有余的，严重警告已经是很客气了。

　　但丁石孙并没有沉默，对于当时的一些荒唐事，他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1958年有很多张大字报针对丁石孙，说他搞科研脱离实际。丁石孙很生气，决心不再搞代数。

　　到1959年，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宽松了。回到北大后，系里要求丁石孙带学生搞控制论，他就答应了。此外，当时计算机也比较时髦。但计算机编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非常繁琐。丁石孙不久就发现，要把这些东西彻底搞清楚，就必须弄明白数理逻辑，了解算法论。于是，他就开了算法的课，带领学生一起研读苏联数学家的俄文原著，那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译著。

　　麻烦很快又来了，丁石孙回北大提意见的事，在1959年下半年被人抓住了“小辫子”。正巧数力系换了个领导，批判了不少教师，丁石孙也因为家里的一些所谓的“问题”而被开除出党，但经过申辩，1962年又被甄别平反，很快又恢复了党籍。

　　1963年，丁石孙参加了万哲先的一个讨论班，研读法国著名数学家、布尔巴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舍瓦莱(C.Chevalley) 的《李型单群》，但大家没念完。1964年1月，学校派一些人到农村搞“四清”。与丁石孙同行的，还有姜伯驹和周民强等。后来政治形势略为宽松。11月，丁石孙又回到了北大。

　　在《丁石孙访谈录：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丁石孙向访问的袁向东和郭金海说：

访：

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发表了很多关于教育的看法。有一个观点是“现在书多得害死人，近视眼成倍增加。现课程多，砍一半。”

北大数力系的课程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了吗?

丁：

影响很大。影响范围还不仅仅是我们系。记得当时毛泽东说大学的课程可以砍三分之一，比砍一半要少一些。1965年底，教育部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就调了一批各门各类的人到上海来讨论。我去参加了，住在衡山饭店。按照砍三分之一的要求，我们重新修订各科的教学大纲。当时抓得很紧，要求1966年的暑假后实行新大纲。教学大纲修订完以后的任务，就是重新写教材。我接受了写一本《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内容要比原来的教材少三分之一，并且要在1966年暑假前出版。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要把大学的教学内容砍三分之一。而且，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

　　1965年，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丁石孙授命精简高等代数课，为此编写了一部教材《高等代数简明教程》。他也没想到，这本代数学教材后来被评价很高。1966年2月，初稿完成。丁石孙跑到上海，住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座小洋房里，华师大数学系主任曹锡华、北师大的刘绍学、吉林大学的谢邦杰参与审稿。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在现场。时间很紧迫。大家一边修改，编辑随即进行编辑加工。两周后，稿子就可以付印了，效率非常高。

　　之后丁石孙回到北京。4月份，高教社通知丁石孙，说此书要拿到日本去展览。丁石孙为此又认真校对了两遍。但书刚出版，“文革”就开始了。丁石孙直到1971年才在图书馆里见到这本书。后来，他又去海淀中国书店买了一本。

　　1978年，教育部想重新修订高等代数教材，丁石孙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最后该书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改名《高等代数》出版，1988年获得高等学校教材一等奖。

　　在《丁石孙访谈录：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丁石孙回忆：

访：

后来您按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了吗?

丁：

完成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从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翻译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第3卷第1分册中挑选内容，自己再添点东西，把前后的内容连接起来。1966年2月，初稿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准备出这本书。他们审稿抓得很紧。当月我又到了上海，住在华东师大的一座小洋房里。审稿的人有华东师大数学系主任曹锡华、北师大的刘绍学、吉林大学的谢邦杰，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去了个编辑。记得审稿前后用了两周时间。在这两周里，我一边审稿，一边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修改。编辑就进行编辑加工。两周后，稿子就可以付印了，效率非常高。

审稿完成之后，我回到北京继续上课。大概4月份，高等教育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准备将这本书拿到日本的图书展会上展览，让我认真校对一下。我认真校对了两遍。这本书刚出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我没看到新书。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在1971年。当时我刚从江西干校回来，在学校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图书馆的人告诉我，这本书在海淀中国书店当废书在卖。我就去买了一本。1974年，总参三部要我们给他们培训一批搞密码的干部。他们送来的学生一般都是高中毕业，课要从高等代数讲起。北大数力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段学复。他建议总参三部的人去找高等教育出版社，把我写的这本书的底版要来。总参三部利用这个底版印了一批书，给他们的学员使用。

对这本书，我还是有点伤心。因为我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它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四人帮”打倒后，大概是1978年，教育部又想重新修订高等代数教材。我当时有点气愤，拒绝参加这项工作。最后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改名《高等代数》出版。1988年，这本书获得高等学校教材一等奖。我虽然没有参加修改，但后来这本书每次得奖，他们都把奖金分我三分之一。因为这本书的底子是我打的。

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

　　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1966年5月，“文革”爆发了，丁石孙也挨了批斗，幸好不是很惨，也被“文明抄家”几次，后来又被关进黑帮大院，不过相比之下没吃很多苦头。再后来，就下放干校，去了江西鲤鱼洲，当时是一片荒地。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没什么人管，大家倒也相处得蛮愉快。后来，丁石孙又去了德安，在化肥厂劳动，直到1971年回到北大。

　　丁石孙的侄子丁明在新民晚报《我的大伯丁石孙》：“上世纪70年代初，伯父曾在江西有一段艰苦岁月。他先是住在鲤鱼洲荒地的草棚里种菜，后到德安化肥厂担任司务长（食堂采购员）。在鲤鱼洲时，他一家三口分在三个连队，半个月才放一天假，团聚一次，到附近小镇上买点糖果给儿子吃就是一种奢望了。在德安化肥厂，伯父每天早上推着两轮车走三里地到城里买菜。如果当天能买到一块豆腐，那是一件喜事了！在这期间，我家也遇到难事，生计几无着落。大伯父闻讯后，寄来15元。母亲得知大伯父收入也就每月45元，三口之家不容易，就把钱退了回去。大伯父又寄了过来，并来信安慰我们，生活再苦也不能使孩子们成长受到影响。我母亲读信时，忍不住感动得流下热泪。这期间，即使在伯父收入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时，照旧寄来15元，直到我家状况好转。”

　　1972年，数力系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组，专门搞数学的应用。丁石孙和段学复都参加了。丁石孙和组里其他几个人到棉纺厂推广正交设计。正交设计主要是解决在多种不同方案要做实验的情况下，如何安排可以使实验次数做的较少的问题。这种办法是日本统计学家在1960年代初提出的，理论不深奥，也比较实用。那时大兴数学应用之风，华罗庚在推广优选法，优选法在理论上比正交设计简单。

　　这些数学应用方面的工作，其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这也不是数学的问题，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是说数学一定就可以很方便地用上去。但就在几乎同时，总参三部的人找到了数力系，他们需要数力系给他们开一个短期培训班，这个东西就比较有含金量了。

　　原来，他们对密码学很有兴趣。传统的密码学使用的是概率方法。到了1970年代，电子通信发展很快。国外开始用线性移位寄存器加密，其用到的数学知识不是概率，而是代数。1974年左右，总参三部的人找到段学复，希望北大给他们办个短期培训班，教授代数知识。丁石孙给他们上课，学员有三四十个。他们学习努力，也很尊重老师。这给丁石孙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成了国家密码学方面的骨干。

　　1976年，“文革”结束了，北大也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这个过程复杂而漫长，丁石孙做了很多工作。总体上说，大家意见还比较一致。

　　1978年，北大数力系开始招生。那时的数学本科生教育，有所谓“三高”的说法，即高等代数，高等几何，高等数学（就是微积分）。这一传统说法流行多年，但数学的发展使大家觉得应该有“新三高”来替代这些学科，即抽象代数、拓扑学、泛函分析。聂灵沼和丁石孙合招代数数论方向的研究生。这时，丁石孙发现有一门课很重要，叫交换代数。有本刚出版的书值得参考，它就是英国著名数学家阿蒂亚(M.Atiyah) 和麦克唐纳(I.MacDonald)的《交换代数导引》。

　　不得不提的是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 的《近世代数》，后来改名字叫《代数学》，被公认为现代代数学教材中的 No.1。因为这本书代表了代数学的一个新阶段，它一开始就认为代数不仅研究数的运算，而是主要研究代数结构。此书一出，立即风靡世界数学界。

　　在该书中，范德瓦尔登总结了代数学在20世纪头30年所达到的高度，即系统地阐述了范德瓦尔登的老师艾米·诺特(Emmy Noether) 的学派的工作。诺特是德国女数学家，她对抽象代数的开创性研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代数学甚至整个数学的面貌，还影响到了物理学。她被誉为“抽象代数之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数学家”，希尔伯特、爱因斯坦都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从19世纪初阿贝尔、伽罗瓦的研究使得代数结构的思想初露端倪，一直到诺特手里终于达到成熟而完善的地步。

　　清华、北大的特点是紧跟国际潮流，一直具有一种立足世界、开创未来的眼光。早在1940年代，丁石孙在清华数学系学习代数学，用的教材就是范德瓦尔登的。这本书出了好几个版本，起初一直叫《近世代数》，1960年代的第5版就直接叫《代数学》了。这并非作者之“狂”，打个比方说，在19世纪之前，代数学尽管也不乏大师，但代数学总是处于“冷兵器”时代，从阿贝尔、伽罗瓦开始，代数学家开始研制“热武器”，到诺特时代终臻于完善。在热武器面前，冷兵器的力量一般总是显然太弱了。

　　丁石孙和几位同事就把这第5版译出来，这是他对中国代数学的大贡献。先译的是上册，后来才把下册也翻译出来，分别叫做《代数学Ⅰ》《代数学Ⅱ》。1981年，丁石孙又开了代数学这门课，听课的人非常多，大概有60多人，除了北大学生，也有来自其他科院高校的。

　　当时周培源是北大校长。在他的主持下，丁石孙从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

　　1980年，段学复以年纪大为由辞去了系主任，丁石孙被高票选为北大数学系主任。1981年，丁石孙还当上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导。

　　1980年，受美国教育协会之邀，丁石孙等人到加州伯克利参加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在伯克利，丁石孙见到了不少来自北大的留学师生，其中有被公认为天才的马希文，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华罗庚也去那里做了个报告。之后，丁石孙到斯坦福大学参观，遇到了著名华人数学家钟开莱，他水平很高，但脾气也不小，做学生时跟华罗庚闹掰了，改了方向学概率统计。在斯坦福，丁石孙还见到了年轻而前途无量的丘成桐。此外，丁石孙还受邀到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任教的樊(Ky Fan) 家中去作客。

　　1978年后，在邓小平等支持下，中国加快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的步伐。这些人也不一定非要是年轻人，其中就有丁石孙。1982年，在陈省身的建议下，哈佛大学著名数学家格里菲斯(P.Griffiths) 到北大讲课。在得知丁石孙即将赴美进修，格里菲斯答应帮他联系，两三天后，哈佛大学数学系的邀请函就发出了。

　　那时丁石孙和聂灵沼写了本《近世代数》，此书后来于1988年出版，正式名为《代数学引论》，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教材，评价很高，以至于一提到中国人自己的代数学教材就提到这本书。《代数学引论》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被评为国家级特等奖。

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1982年11月，丁石孙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到美国第二天，他就去了洛克菲勒大学，见到的著名华人数学家王浩。之后就去了哈佛，格里菲斯派了一名学生到机场迎接。

　　当时哈佛数学系的主任是芒福德(D.Mumford)，菲尔兹奖得主。丁石孙发现那里的数学系很不错，行政也比较简单。

　　有一次，丁石孙正在图书馆看书，进来一位老者，向他打招呼，此人名叫伯克霍夫(G.Birkhoff)。两人攀谈起来。丁石孙说大学时读过他的代数书。就这样两人交上了朋友。伯克霍夫经常出差，一走就好几个月，因此把办公室让给丁石孙用。

　　格里菲斯也十分照顾丁石孙，觉得他钱少，就给了他2000美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

　　在哈佛，丁石孙找到一位代数数论大专家马祖尔(B.Mazur)，听了他关于椭圆曲线算术的课。椭圆曲线当时是很前沿的内容，马祖尔也算是怀尔斯(A.Wiles) 的同行，合作过论文，怀尔斯后来就是用这套方法于1994年彻底解决了历时350多年的费马大定理。

　　另一位齐名的教授是泰特(J.Tate)，他有个学生叫西尔弗曼(J.Silverman)，精通泰特的计算方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马祖尔后来把西尔弗曼找来，西尔弗曼把泰特计算方法的文章复印给了丁石孙，在格里菲斯的支持下，丁石孙可以使用机房计算。

　　1983年9月，丁石孙选了两门课。一门是椭圆曲线，由西尔弗曼讲；另一门是代数几何，由格里菲斯的学生讲。由于都是基础课，丁石孙觉得不难。

　　但是椭圆曲线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丁石孙后来回国就开了这门课。

　　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83年12月31日，丁石孙回到北京。

文革结束后面对数学系难题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黄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革结束后，北大数学系里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工农兵学员与“造反派”出身的教师。当时，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毕业留系的工农兵学员业务水平多数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当过“造反派”的教师大多在运动中伤过人，老教授对他们很反感，希望能把他们清除出去。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校长之责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王义遒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丁石孙的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妹妹丁永宁回忆哥哥：“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

　　丁石孙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在与任何人谈话的时候，丁石孙都会把话听完再来表达自己，不管对方说的观点他是否赞同，也不管对方说的话题他是否感兴趣。这不仅体现了修养，也体现出他的一种民主作风——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

　　“大学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就没法进行管理，可学校的产品是人。个人的特点又不相同，如果我们总用同一个模式去要求人，往往是不成功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大规模生产中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定的自由度。”丁石孙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1984-1989年丁石孙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要为振兴北大办几件事，但困难很大，张恭庆在《丁石孙老师》亲历的事：“文革给学校遗留下的问题之一是住房紧张。文革之初，原先居住比较宽敞的教授住宅都迅速地被瓜分完了，一幢小楼住上四、五家人，到落实政策时，就得有空房让那些人家搬出来住；另外，当年的年轻教师大都已结婚生子，需要从单身宿舍搬到家属楼。但文革十年学校没有基建，已有的住房远远不够安置。为了应对这些需求，80年代初，学校在中关园新盖了几幢三居室的家属楼，先分给一些资历老、职称高的教师居住。这时有人嚷嚷：“知识分子住高楼，劳动人民住平房”。丁校长本人一点也没有特殊化，他和我这样的普通教授一样都住在中关园42公寓。

　　有天晚上下大雨，公寓周边人声嘈杂，一群人站在楼外大声叫喊“丁石孙出来！”丁校长十分镇定，马上从楼里走了出来。当他听说是有些平房被水淹了，便跟随来人赶到现场去考察。走近平房时，有人对他说：“你还穿着皮鞋，来，我背你进去。”只见丁校长毫不犹豫，大步踏入水中，走进淹了水的房子，深入了解情况。他随即提出办法，紧急安置了那些受灾的居民。他的举止让人心服口服。

　　丁校长上任后不久就让教务处做过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由此意识到，本科阶段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一位84级计算机系的学生回忆说，进入北大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中文系，没想到大二那年北大就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一夜之间，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变成了现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实现，得益于校长丁石孙。

　　这位成功转系去读中文的同学，在毕业时，从图书馆往勺园走的路上，碰见了骑在自行车上的丁校长。他说，那时很想拦住校长道一声谢谢：“感谢您允许北大学生转系。因为您的改革，让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但他却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有机会为学校干些事。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个学生觉得食堂的饭菜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不多久，北大的食堂在高校中也出了名。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然而1987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学生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四五千学生包围了丁石孙校长的办公楼，情绪紧张到了极点。但丁石孙依然从容自若，坦诚相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这位北大校长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无论多少学生的骂声，看到多少不理解的举动，他都用长者的慈爱与宽厚温暖着未名湖。他期望通过平等的交流消除矛盾、填补沟壑。他的民主作风感人至深，他的开明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

　　后来常常有人追忆，说“那时的北大就是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心怀理想，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丁石孙只是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1988年程民德先生辞去数学所所长的职务，系领导让我继任。经过一段酝酿，我提出研究所实行以科研流动编制为主，两年轮换的制度。研究所面向全系组织日常学术活动和大小学术会议，并提供出版论文预印本等方面的服务。丁校长很肯定这个方案。但当我接手工作时，却发现这么多年来，研究所并没有独立的运行经费。需要用钱的时候，都是靠程先生向系或学校打报告，专款专用。于是我向丁校长提出了经费需求。没有想到那时学校经费非常紧张。丁校长思索了很久，打电话给我说：“你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学校现在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我先从校长办公费里拨一、两万元给你作启动费，以后不能保证每年都有。”过了几天我到系图书馆去考察购买新书和预订期刊的情况，结果大吃一惊，一年之中原版新书只有二、三十本，很多重要的外文期刊，架上也找不到。据了解，尽管系图书小组按时提出了采购和预订计划，但由于学校经费紧张，都被校图书馆砍掉了。然而图书对于数学研究来说，和实验仪器对于自然科学是同样重要的。我把这个情况调查清楚以后，不得不再去找丁校长。丁校长当然知道图书期刊的重要性，但他可能并不知道现实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他紧皱眉头思索着，对我说：“我知道了，我找图书馆了解一下。”过了一、两个星期，校图书馆的同志找我说：“我们全校一年才只有100万图书经费，不过明年我们给数学系10万”。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吃紧的财政情况。“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那个年代的北大校长真不好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身体出了状况，可能都与当校长累坏有关。

　　1988年7月，毛主席孙子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高考成绩不理想，总分109分。其母、邵华找到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回答：“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丁石孙拒收毛新宇读北大，毛新宇好上人大历史系。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

　　“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1989年9月，丁石孙回到了数学系。

　　在告别讲话中，丁石孙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这样评价他：“丁石孙先生是北大师生十分敬重的老校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进教学改革、提高学术研究等方面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丁石孙此时也十分关心数学教育，他主编了一套“智慧之花”小丛书，如今已经是一书难求。在晚年，他还与人合作了一本《数学与教育》。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会后，大家争相与他合影。

　　2003年，丁石孙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5年，他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

　　丁石孙90多年的一生经历也丰富。晚年，因为腿脚不便，所以很少出门，常常坐在不到30平方的起居室里的沙发上。夫人去世后，他显得更加沉默。那时，丁石孙的视力下降得厉害，但听力尚可。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丁石孙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爱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已经住院的丁石孙。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写“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看不见，他们就读给他听：

• 遥记当年初相见，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对张益唐的赏识

　　如今名满天下的张益唐是当年北大数学系78级校友，当时就因数学上的天赋而被看好。其中的伯乐就有丁石孙。

　　张益唐的主要成就是孪生素数猜想研究。所谓孪生素数，就是相差2的素数对，比如3和5，17和19，……人们猜测，孪生素数有无限对，这就是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

　　这个猜想于1849年提出，距今已有170多年历史。1900年，德国数学大师希尔伯特(D.Hilbert) 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提出了23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著名的第8问题是关于素数的3个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黎曼假设。这3个问题至今未决，但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数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素数在数学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是很多数学概念、定理和理论的基石。因此，自古以来，素数就是数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象。值得骄傲的是，华人数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了迄今最好的结果。陈景润1966年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结果至今无人超越；孪生素数猜想的最佳成果则是张益唐取得的。

　　2013年5月14日，《自然》杂志在线报道一位长期在美国的名不见经传的讲师张益唐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间隔》，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随即引起了极大轰动。张益唐被誉为数学界的“扫地僧”，“逆袭世界”的数学家。

　　1982年，丁石孙去哈佛大学做研究。翌年，德国数学家法尔廷斯(G.Faltings，当时很年轻，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 解决了莫德尔猜想，轰动了整个数学界。重要原因是：莫德尔猜想的一个直接推论是世界著名难题费马大定理即使有解，（约去最大公约数之后所得的）互素解也是有限的，虽不能彻底解决费马大定理，也已是该问题提出300多年来的最大突破。法尔廷斯由此获得了1986年的菲尔兹奖，在当代数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即使在菲尔兹奖得主中也被看作翘楚。后来，他还获得了费萨尔国王奖、邵逸夫奖、莱布尼茨奖（德国科学最高奖）等多项大奖。

　　法尔廷斯使用的是最先进的代数几何学方法。代数几何是20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数学分支，以抽象艰深著称。由于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韦伊(A.Weil)、格罗滕迪克(A.Grothendieck) 等大师的努力，代数几何学对于数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使人们看到了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坚如磐石的数论大猜想被松动甚至解决的希望。20世纪下半叶，有多位数学家因代数几何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代数几何学已成为当代数学的主流。

　　法尔廷斯的整个证明过程极为曲折、高深，用数学家常喜欢说的话，就是动用了现代数学的“重型武器”，大学微积分与之相比就像手榴弹 VS 原子弹。这时，身在美国的丁石孙凭借他对数学的了解，觉得北大不该落伍，中国不能落伍。“丁教授对此感触非常深，觉得中国大陆数学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个证明，我们落后太多。”张益唐说，当时丁石孙教授希望自己能转向代数几何的研究，“我的导师潘承彪开始不愿意让我改方向，但也跟我说，代数几何有一些很深刻的工具，比如特征根的估计，回头还可以用到数论上，于是我就出国学习代数几何了。”

　　张益唐1978年考上北大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念完硕士。在北大数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1985年，张益唐到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其间因为一些事情颇为坎坷。在得知张的处境后，爱才的丁石孙劝张益唐回北大，但张益唐就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劲，他不愿这样回来，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中去。后来，张益唐有机会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他为世纪难题“孪生素数猜想”的解决做出的突破性工作，使自己从一位默默无闻的讲师跻身于世界重量级数学家的行列。

　　孪生素数猜想中的“2”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于是数学家转而研究它的“弱版本”，即能否证明有无限对素数之差小于给定数。经过多年努力后，取得了巨大突破，但要确定“给定数”，数学界依然表示悲观，认为近期几乎不可能。但是，张益唐在这些数学家的工作上看到了希望，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给出了给定数——7000万！

　　这是人们在这个猜想上第一次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尽管从2到7000万是一段很大的距离，《自然》还是称其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被认为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终极数论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到1年时间，7000万已被其他数学家减少到246，当然就方法而言，7000万和246没有本质区别（除非能降到2，或得到一个确定的正偶数）。张益唐本人也可以获得远比7000万这个粗糙的估计小的数，但他看重的是方法。

　　有几点是值得提及的。第一，张益唐虽然在美国学到了代数几何的真功夫，并且做出了成绩，但他在孪生素数猜想上的工作还是基于解析数论，北大教授、著名数论专家潘承彪是引路人。代数几何在今天仍然是国际数学主流，但分析和概率也逐步得到重视。第二，张益唐的结果离开孪生素数最终解决的距离，要小于陈景润离开哥德巴赫猜想最终解决的距离，有人评价说张益唐的成就比陈景润的更大一些，这不无道理。第三，张教授也坦言，他当时要是不出国，恐怕就做不出这样的成果了，美国的学术环境还是值得中国学界借鉴的。张益唐现在经常回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环境的营造做着自己的努力。如今，他对中国年轻学生的聪慧表示惊讶，夸奖这些小孩“聪明得不得了”，大有希望超过自己。

　　2013年8月27日，张益唐与他的导师潘承彪以及著名数学家展涛、张平文一同前往丁石孙家中专程看望他。虽然已86岁高龄，丁石孙精神矍铄。“搞数学不容易，你要坚持啊。”他握住张益唐的手一字一句地说。他同时对张益唐的重大研究成果表示了祝贺。

　　张益唐深情地回忆起燕园往事。他说，在北大学习期间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数论基础，丁石孙和潘承彪老师都“把教书当作十分重要的事情”。谈及人才培养，丁石孙特别强调“自由发展”和“坚持”的重要性。张益唐对数学的坚持让人感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以后，用并不丰厚的报酬继续着他热爱的数学研究。丁石孙说，希望张益唐经常回国、回北大讲课，北大数学系需要这样的人才。

　　几位数学家还谈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丁石孙笑言：“张益唐就是很好的例子嘛！”他不断勉励后辈们，要坚持自己所感兴趣的方向，也希望北大能给予人才发展最自由的环境，让优秀人才的发展不受限制。

丁石孙留下的遗嘱

　　201912月11日，丁石孙的两个儿子丁诵青、丁干把父母留下的存款共计400万元，全部捐赠给北大，用以设立不动本基金，以基金收益奖励北大数学、化学学院基础课程成绩优异的北大学子。儿子丁干代表家属签署了捐献协议。丁干说：“希望父母的钱可以帮到他们想要帮的学生，最后一次。”

　　学好基础课是丁石孙、桂琳琳夫妇一贯的教育理念。两位生前所任教的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分别制定评审细则，以核心基础课程成绩为标准，每年奖励、表彰50位表现最优异的同学。

　　“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可是他的形象永恒活在人心里。一副挽联落款写着“末名1988全体同学”:

一面春风，曾有丁香化雨，石舫烟云，孙竹凌雪，燕园于兹多风骨。
卅年契阔，但悲天高九重，地阔万里，人已千古，君子从来稀世出。

　　其妙在；联中藏联，工整对仗中嵌入“曾有丁石孙，燕园于玆多风骨。但悲天地人，君子从来稀世出。”

　　希望他的精神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2020.5.13-2020.5.20

（更多图片：见 李学数汇辑 ）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