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霸天下”

　　与朋友聊天，我谈到读到鲁迅兒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有一件事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这件事要从母亲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讲起。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的假设，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

　　朋友有些不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讲这樣的话？

　　我说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后来证实了。

　　黄宗英2003年04月17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证实这事：“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谢泳《辨析一个历史细节——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也这样写：“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曾在《和文艺界的谈话》中说过：‘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小说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33个题目，他一讲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的。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很勇敢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42页）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泽东思想万岁》157页）

　　朋友说历史人物如果独霸天下与替天行道，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禍害。

　　郭沫若在1944年春，《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讲明朝“替天行道”的李自成：“实则自秦国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真可谓‘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这种‘错误’谁犯得起？”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成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37年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第一次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她写对毛泽东的观察：“最初令我强烈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一种心灵的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观望并等待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刘少奇写于四十年代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这样的话：“某些教条主义代表人…自以为是马列主义，毫不知耻地要求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原是针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可是毛泽东却觉得是影射他、结果以后刘少奇被打成反党分子。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在延安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如何跳出革命衰亡的“周期律”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谈到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1943年重庆《新华日报》在题为《民主第一》社论强调：“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是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对中外记者的讲话：“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2003年11月13日，曾任毛译东祕书的李锐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写道：“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這不是事实，原来中宣部在草拟口号稿时，是有‘毛主席万岁’的，送审时，主要负责审阅口号稿的刘少奇给改写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毛泽东自己在五一节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纯属无稽之谈。

　　可是入主北京之后，毛泽东听了太多“毛主席万岁！” 而兴兴然，最后变成昏昏然忘记了他自已说过的“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建国以后，全面承袭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把民主的东西一扫而尽，成为了个人专断“你民我主”的政体。独霸天下，一句话定乾坤，忘记唐朝魏徵的忠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就像陆定一在1990年11月30日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所说：“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政治体系失去了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給中国带来災害，教训真是沉重。

2010.7.7-7.22

【附录】

(1) 铁骨铮铮罗稷南
■草婴
2002年6月 《文汇报》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骑的马叫罗稷南，翻译家陈小航怎么会用它作为自己的笔名呢？这里就不能不先介绍一下陈小航的简历。陈小航是云南顺宁人，生于1898年。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1932年5月，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从事反共内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蒋介石进攻下失败。

　　陈小航在任蔡廷锴秘书时，甚得蔡的赏识，两人交谊深厚，陈也竭力支持蔡的积极抗日。蔡文化水平不高，凡自己起草命令，必请陈过目，并在文末写明，“请陈秘书修理修理”，这说明蔡对陈的信任。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蔡曾派陈去苏区谈判共同抗日事宜。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由此可见罗稷南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同毛泽东见过面，有过交谈。这些情节我都是听罗稷南亲口讲的。

　　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陈小航就脱离十九路军，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并与人合办《民主》周刊。1949年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陈小航用罗稷南的笔名翻译和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他之所以用“罗稷南”做笔名，显然同蔡廷锴有关。蔡廷锴身材瘦长、勇猛无畏，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想起同样身材瘦长、勇猛无畏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而陈小航甘心不辞辛劳协助蔡廷锴抗击日军，多少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坐骑罗稷南。陈小航用罗稷南做笔名，也表示他愿为正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在四十年代认识罗老，常见他工作之余在上海襄阳公园同人下围棋，聊天。他的棋友有王亚南（《资本论》译者、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杨午之（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等人。罗老性格开朗、豪爽，心地善良，表里如一。记得老画家贺天健对我说起过罗稷南，说他长年一件蓝布大褂，朴实大方，但总是腰骨笔挺，气宇轩昂。贺老这两句话确实勾画出了罗稷南的精神风貌。

　　“文革”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罗老常参加上海政协和作协的一些会议。他爱好发言，总是直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跟当年那些惯说空话、套话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常遭到批判和嘲讽，而一贯锋芒毕露、自视为“天生革命家”的姚文元之流更经常对他进行尖刻攻击，还恶毒地给他一个诬蔑性外号：“谬论大王”。但罗稷南不为所动，仍我行我素，表现自己的独立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稷南自然受到冲击，他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中国爱伦堡”。我同他都是在出版系统受到冲击的。我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而成为重点挨整对象，由于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就成为“肖洛霍夫中国代理人”和“中国肖洛霍夫”，全家遭殃。“文革”初期，我和罗稷南等都在出版社蹲牛棚，共同经受许多非人的待遇，遭到造反派种种匪夷所思的虐待和侮辱。现想起几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有一次，造反派想出十分恶劣的一招，强迫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等人相互打耳光。有些身为出版社领导的人竟也毫不反抗，动手打人，但罗稷南拒绝这种卑劣的行为，毫不畏惧，始终不动手，尽管遭到造反派的训斥和怒骂。这事显示出他刚强的性格和正气。

　　翻译家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并坚持个人自由翻译而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王科一当时是出版社编辑，因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身亡。当年凡是自杀的一律被斥为“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勒令所有靠边的人都要表态，写大字报，斥责王的自杀行为。罗稷南也被迫贴出大字报。这事离现在已有三十余年，但他那张大字报的风格与众不同，坚持说真话，所以至今我还记得其中部分字句。他写道：“我与王君素昧平生，他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自杀是一种非自然死亡，我不赞成……”。

　　他的大字报一贴出，造反派大为生气，立刻又当众训斥他，说他至今认识不清，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这一件事再次反映出罗稷南刚正不阿的坚强个性和独立人格。

　　“文革”中我是重点批斗对象，一般认识的人总是避开我，同我保持距离，尤其是同蹲牛棚的难友，相互不敢交谈。记得有一天在绍兴路上罗稷南看见我主动上来同我招呼。我当即问他；“罗老，你不怕同我说话吗？”没想到他竟然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句话完全出乎意外，当时真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已很难听到这种真诚毕露的话了。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也在出版系统工作的我的妻子盛天民，他也主动安慰她说：“不要急，草婴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罗老这番话确实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1970年，我利用干校每月休假四天的机会，悄悄到五原路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当时已年逾古稀，卧病在床，脸容憔悴，但精神还好。以后我又去探望过他几次，后来知道他得了癌症，于1971年去世。当时我仍在干校，未能最后与他诀别，至今仍感遗憾。“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上海举行过罗稷南追悼会，我写了悼辞，为这位一生追求进步、铁骨铮铮的老知识分子作了应有的评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可贵人格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愿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2) 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

　　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四十五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一九五七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二十六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五十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二〇〇一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八十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和《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三十六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一九七九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一九三五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七月七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

　　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棐^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一九五七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四十五年之后，是二〇〇二年七月四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摘自《南方周末》2003-10-21

注释：
¹⁾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他以“罗稷南”的笔名，翻译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
²⁾赵丹（1915－1980），本文作者的丈夫，山东肥城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³⁾《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
⁴⁾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批判，由是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执笔撰写的。
⁵⁾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著名剧作家，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⁶⁾黄源，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⁷⁾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饰渔家姑娘小猫，轰动上海。次年该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⁸⁾王元美与杨村彬。王与杨是夫妻。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我国当代杰出的导演艺术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宫外史》不是《清宫秘史》。毛主席后来曾亲自主持批判了《清宫秘史》。
⁹⁾钟惦棐（1919－1987），著名电影评论家，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预太多，从而导致国产影片质量不高，引起广泛反响。
¹⁰⁾石挥（1915－1957），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作品有《鸡毛信》、《天仙配》等。

(3) 有关“毛罗对话”的一些事
丁东
(2003年)

　　去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出了一本书《我与鲁迅七十年》。有一次去看戴煌先生，他对我提起这本书，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我从他家出来，在不远处的三味书屋就买到了一本。书店营业员告诉我，这书卖得挺好的，就两本了。我赶紧告诉戴煌先生，让他去买。谁知他并不是要买一本，而是要买十几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一看书末提到的“毛罗对话”。我理解戴老的心情。他是反右派运动的遭难者，以骨头硬而著称。“毛罗对话”这个细节，正是毛泽东与硬骨头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象征。

　　周海婴书中讲述的“毛罗对话”，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但有王元化先生作旁证，我觉得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不久此事便引起了争议。质疑者的文章我没有全看过，但其中谢泳、陈晋两个熟人的文章是读了的。

　　后来，钟沛璋先生也写了文章，《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在“毛罗对话”的基础上立论。此文要收入文集，请李锐先生作序，李锐在序言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罗对话”是假的，这些文章都成了空中楼阁。有一次，在一家餐馆的开业庆典上，李锐、李普两位老先生说起些事，谈到谢泳、陈晋为什么要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我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学者。文章的推论方式，也符合学术规范。他们仅仅是对史实本身的考证感兴趣，并无其他动机。当然，在个问题上，我和谢、陈二位的判断是不同的，我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这毕竟是个学术问题，关键是要有当事人出来作证。

　　第一个旁证出现了。这就是罗稷南的侄子陈昆（火字旁）。他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说明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80年代初，陈先生是最早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当时很出名。后来移居美国，国内读者知道他的不多了。我设法与他通了电子邮件，请他为我担任特邀编辑的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同时介绍他从伯父那里听到的情况。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当时，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陈晋在《百年潮》上发表的质疑文章，钟沛璋便建议该报也转载陈昆（加火字旁）这篇文章，以示争鸣。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先生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黄宗英是当事人，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和《老照片》的主编冯克力一起与黄宗英联系，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黄宗英老师在电话中表示，这件事还得慎重考虑。

　　在此期间，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老先生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并通过黄宗江转达他们的建议。陈明远先生为此也多次去黄宗英家，建议她动笔。黄宗英年逾古稀，身体不好，她想以口述的方式，让陈明远代笔。陈明远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亲笔撰写为好。最后，黄宗英写成了那篇《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南方周末》、《炎黄春秋》、《文汇读书周报》、《同舟共进》等报刊都隆重地刊出了此文，有的还配发了毛、罗、黄都在同一画面上的照片。后来有文章说黄宗英是惟一活着的当事人。这是不对的。至少摄影者侯波健在。但她对此事有何记忆就不知道了。

　　到目前为此，有关“毛罗对话”的争论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如果没有其他当事人提出相反意见，黄宗英的证言可作定论。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都是20世纪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毛、鲁之间无小事。“毛罗对话”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正在这里。

　　讨论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独立知识分子和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关系的问题。鲁迅如果在1957年活着，不论是关进监狱，还是放弃表达，都说明在当时条件下，独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实际上是不加粉饰地说出了反右以后的严酷现实。鲁迅活着的时间，表达意见的空间是大于毛泽东时代的。因为不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控制舆论的力度都达不到毛泽东的水平。鲁迅晚年，生活在上海的租界里。租界舆论控制的程度更低。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鲁迅之所以能把批判的姿态保持到生命的终点，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如果他果真活到1957年，他是没有办法即保持自己的立场又保持自己的安全的。这一点毛泽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二）

　　那么，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呢？

　　这倒是一个新问题。

　　这个问题的悲剧性虽然尚未消失，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演变成了喜剧。今天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和上海的租界。今天是一国两制。如果他去了香港，那枝金不换或许受不了什么委曲。如果他还是生活在北京或是上海，就难免遇到种种喜剧性的尴尬了。

　　尴尬之一来自报纸、杂志、出版社，或许还有他在三十年代不曾见过的电视台。这些传媒慕他的大名，免不了找他约稿，请他出镜。然而，他又不会说吉利话，唱太平歌，于是不免要对他文章动手术，甚至干脆把他的稿子压下来。电视上或许可以露面，但那些不中听的话是一定要剪掉的。当然，稿费是可以照付的，生活待遇是一定从优的，只不过习惯于发表意见的老人家，不免感到苦闷。

　　尴尬之二来自晚辈的作家。他当初是连诺贝尔奖提名也要谢绝的。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成了后辈作家角逐的奖项。于是，那些文坛的新秀老秀，有的托关系，有的送礼包，有的邀请吃饭旅游洗桑拿，甚至有的美女作家登门纠缠，都想让他老人家投上“神圣的一票”。可一看这些作家的作品，竟然都像是自己骂过的徒子徒孙！

　　尴尬之三来自新一代读者。新一代读者喜欢酷的、飘的，他的文章对于新新人类来说，太沉重了、太累了！有一些中学生甚至做出罢课举动，要求把他的旧作从课本里赶出去了。

　　尴尬之四来自官方。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即使在1957年倒过楣，到了1978年也改正了，接着安排成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了。但他活到今天，年纪也太大了，身体已经很差了，重病缠身，也写不了字，说不了话，只想安乐死。但组织不同意。哪怕你还有一口气，成了植物人，也要让你躺在高干病房，给你身上插上各种管子，让你维持着。因为你占着这个位置最好。省得别的作家为争这个位置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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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鲁迅翁遇上了哈姆雷特的难题：活，还是不活？

(4) 毛泽东会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吗？
吴文泰
《党史文苑》杂志2010年第6期

　　本人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刊物《中国人大》主编时，为研讨和宣传“依法治国”方略，曾同郭道晖先生有过接触。他年长一辈，我自然对他比较尊重。可是，近年来老先生发表的许多文章、许多观点，我不敢苟同。他在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上，以披露会议记录、夹叙夹议的形式撰写的长文《对党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值得商榷之处不少。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引用了他人不准确的发言材料：“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过《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编写的研究毛泽东资深专家黄允升研究员，前不久在网上发文，以确凿的事实指出，说毛主席自己喊自己“万岁”，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黄允升先生授权本人，可以使用他网文中的材料和观点，反驳有关胡言乱语。

　　2003年11月13日，李锐写作《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作书面发言，其中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2005年8月，他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谈毛泽东》一书，其开篇就有毛主席自写万岁这篇文章。2006年9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李锐在同《德国之声》电台记者谈话时又说及此事：“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他还对《德国之声》记者振振有词地表白：“我只根据我掌握的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经查，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并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与毛泽东有关的只是最后一个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中宣部在草拟口号稿时，原来是有“毛主席万岁”的，送审时，主要负责审阅口号稿的刘少奇给改写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有历史档案可查。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在编入2005年4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时，把中宣部原稿用楷体字、刘少奇修改稿用宋体字区别开来（见题图文稿复印件）：

　　“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据此，有两点我们可以明确：一个是中宣部起草的原稿上本来就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另一个是，不能把刘少奇的修改当成了毛泽东的修改。

　　假的就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某些人以讹传讹、大谈特谈的毛泽东自己在五一节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必须用事实来驳斥谎言，还历史一个真面目，才能消除谎言给我们的党和领袖带来的恶劣影响。

　　（作者系全国人大办公厅联络局原正局级副局长、《中国人大》原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