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一位好友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读书解忧烦，从来书生无豪杰，钻进书里忘东西。”
爱国诗人陆游有一首《解嘲诗》：
我生学语即耽书，
万卷纵横眼欲枯。
莫道终身作鱼蠹，
尔来书外有工夫。
这诗可以是我一生的写照，我也是爱书如命的人。
小时候住在外祖母家，隔壁的潮州老厨子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讲述西游记孙悟空西天取经的神奇故事，《东周列国志》乱力怪神的故事，吸引我对古代章回小说的兴趣。在读五年级时认字不多，就迫不及待的向他借阅《西游记》一书来看，囫囵吞枣，狼吞虎咽追求故事的情节。从学校回家的烈日底下读这本书，到了晚上家人睡觉，我还偷偷爬起来，跑到祭拜曾祖父母的供桌上借那暗淡揺摆不定的烛光，翻阅那字迹微小的书。结果眼睛视力毁坏，在六年级时也已是深度近视，我坐在教室前排，要细瞇眼睛看和猜老师黑板上写的板书。
以后到了新加坡，读中正中学高中，发现图书馆有许多藏书，一个人一次只能借两册书。我往往在休息时间向两三个从不阅读书籍的同学，拜托他们帮我借书。书包塞满了从图书馆的书籍，回家后就尽量看，第2天第3天换没有看过的书。
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万卷纵横眼欲枯”，读课外书的目的是要逃避困苦的家庭生活，借看书让我神游另外的世界，忘记身体的病痛以及心灵的悲痛。
后来通过工会的大哥和大姐从大陆偷运来的“禁书”，有机会阅读了《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苦菜花》、《牛虻》、《西行漫记》、《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类书籍。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情况有一点了解。
后来读南洋大学，虽然大学图书馆有一些中文藏书，反而我阅读出借的少。主要原因是为了赚取一点学费和生活费，上完课后要下坡底去教一些有钱人孩子的数学，没有多余时间可以看书。
但是周末回家途中，我会在新加坡大学的图书馆去看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里面有关中国数学史的部分，断断续续看了一年多才看完。
以后到了加拿大读研究所，除了偶尔看点武侠小说外，大部分是看西洋书，如英文本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Quiet Don)，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2008) 的《古拉格群岛》和《伊万·德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等小说。我也喜欢乌克兰农奴出身的画家和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1814-1861)，尝试把他的诗翻译成中文，后来到法国才发现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翻译过这些诗。
以后到了法国看中文书较少，但是却在塞纳河畔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 Company） 读1934年出版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欲望》(The lust of Life) 文森特·梵高(Vicent van Gogh) 的故事，及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小说。
巴黎莎士比亚书店
文森特·梵高
70年代末期，由法国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电脑。哥大的图书馆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可是由于决定全心全意学习电子计算机科技，近在咫尺的图书馆中文藏书，我许多年从不进入涉猎。只是偶尔去翻阅来自大洋彼岸的报纸和杂志，了解一点中国的局势。
以后来到圣荷西大学教授电脑，由于教学和科研繁重，减少阅读。再加上有10年白内障作祟，右眼半盲状态，阅读书籍减少许多。
退休移居洛杉矶，靠近女儿工作的大学城克莱蒙特市(Claremont)，那里有一个很好的东亚图书馆，算是如鱼得水，喜欢东翻西看那里的各类书籍。
少年时由于喜欢书，曾经幻想长大做一个图书馆里管理员，可以终生与书为伴。记得有一位阿根廷作家、诗人、翻译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说：“要是有天堂，我想做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只要我能看来自世界各个民族的书籍，我会快快乐乐的视死如归。”
陆游说：“莫道终生作鱼蠹，尔来书外有功夫。”
我可要说：“莫笑呆子说梦话，无限风光在书中。”
20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