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长漫读异书

　　有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就认为“书是读够了，不想再看书。”除了翻翻报章，或看八卦杂志，没有意愿去看一些有思想性的书籍，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电视前的沙发上。

　　其实在美国有许多人患“老人痴呆症”，最近有医学工作者发现这些患者许多是长期泡在电视机前，头脑处于“被动吸收讯息状态”——亦即头脑没有作思考活动，因此才会衰退。

　　阅读不是单纯吸收知识，而在阅读过程，人们还必须运用他的感觉与想像力。这过程会刺激头脑作一些思维的活动，这就是人们说的“头脑体操”。

　　每个人阅读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有人是为了消遣，有人是为了获得资讯，有些人是为了增广智慧。汉朝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我觉得自已很愚蠢，因此要靠读书来改善愚昧。

　　四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12) 鼓励人读书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他又说：“有些书可以浅尝即止，有些书是要生吞活剥，只有少数的书是要咀嚼与消化。”(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古人说：“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

　　消遣书籍如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惊险探奇、科学幻想、漫画、武侠小说都是可以用略读方式快速看完。

　　我曾在一个夏天，在加拿大红河畔的树荫下从早上看到傍晚，把金庸的一整套十多本的“武侠小说”一口气看完。

　　在阅读时，只是追求情节变化，没有用头脑作太多的分析和思考。只是偶尔因自己的专业训练会吹毛求疵，认为有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科学。

　　有时候人是有好奇心，以及叛逆性，越是禁的，越是要读，越是禁得厉害，这想要得到的心情也越是厉害。人们对于禁果品尝的需求就像圣经《创世记》里的亚当和夏娃，上帝千叮万嘱，不要去吃伊甸园里的智慧果，但他们受不了蛇的诱惑，吞吃这果实，而惨遭驱逐出境。

　　高中时听说苏联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旧中国是禁书，因此不怕犯禁设法找来看，三天三夜读完，内容是写苏联革命前顿河两岸流域哥萨克白军红军相互残杀争斗的故事，描述葛利高利一个人在几十年间混乱流血时代的遭遇：参加过红军，后来又参加过白军，最后变成凶神恶煞残忍的土匪，最后回到了故乡，通过一个人命运的波折来展现那个时代的大变动，红军残忍的描写带来极大的震撼，但是却没有那种读禁书的快乐。

　　后来听到大陆广播《红岩》的小说，找到这本书来看，两天之内读完整本书。这种兴奋心情和快乐，能体会古人写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心情，特别这种阅读会招来杀身或牢狱之灾害。

　　为了学习英文，我读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乔治·威尔是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最初我的英文较好的朋友对我说：作者以前是属于进步人士，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却反对苏联和史达林，他那书是讽刺史达林的反共作品，最好不要看。

　　郑板桥说：“我辈读书怀古，岂容随声附和乎，世俗少见多怪，闻言不信，通病也。”可是我就是生有反骨闻言不信，我不因好友劝阻不要看就不看，我详细地一字一字一行一行阅读这作品，我觉得它是本好书，令我对人性，以及所谓“英明领袖”有深一层的认识。《时代》杂志2005年评这书是1923~2005年最好的一百本英语小说是当之无愧。

　　另外，一本英文小说是韩素音女士(Han Suyin, 1917-) 在1956年写的《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她藉医生的身分探视在马来亚吉隆坡监狱关闭的英殖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党份子”，了解政治部收买叛徒利用挑拨离间的方法要破坏扣留者的团结。故事背景是马来亚独立前英国镇压马来亚人民反殖斗争的故事，由于当年的时代和环境熟悉，读起来有深切的同感，觉得比她的1958年的《青山不老》(The Mountain Is Young) 的小说好得多。

　　我也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这本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于1928年写的书。有长时间欧美卫道之士视为不可公开看的大淫书，直至上世纪60年代才解禁。然而中国敢写敢说的郁达夫在三十年代写《读劳伦斯的小说》对这书评价极髙，底下是他的赞词：“这书的特点，是在写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对这特权阶级发生厌恶之情，他的写工人阶级，写有生命力的中流妇人，处处满持着同情，处处露出了卓见。本来是以极端写实著名的劳伦斯，在这一本书里，更把他的技巧用尽了，描写性交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里描写，能够连接得起来。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我们试把中国《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到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却觉得文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的性交，都觉得是自然得很。

　　“还有一层，劳伦斯的小说，关于人的动作和心理，原是写得十分周密的，但同时他对于社会环境与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放肯松。所以读他的小说，每有看色彩鲜艳刻划明晰的雕刻之感。”

　　追溯中国禁书的历史，的确是世界第一——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是禁书史的开端。

　　退休之后为了研究商朝文化和文字，阅读《诗经》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诗歌《商颂》和其他爱情歌谣，为中华民族在三千多年前有这么多姿多彩的诗歌而骄傲：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可是却惊异地发现《诗经》是我以前崇敬的法家商鞅(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 要禁的书！

　　公元前361年商鞅对秦孝公说：《诗》，《书》之类书载都包含有一些奇思异想，百姓读了难免受影响，从而影响国家法令的推行，因此断定它们的传播对治国无益，他提出：“《诗》、《书》、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的只要废除了《诗》、《书》等书，秦国就可以军力强大，威震天下。于是，“燔(烧)《诗》《书》而明法令”就成了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之一。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成功实行个人独裁采纳李斯建议：“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掉)，以古非今者，族！(全家杀光)”史书只保留秦国的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从公元前213年开始焚书，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私藏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以及将七百多名儒生全部活埋在骊山山谷，制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焚书坑儒第一场浩劫，做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

　　北魏禁佛禁道，到了四百年前明朝“不读书”的和尚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怀疑士大夫对其轻视与讥讽，高启因一首诗被腰斩，看不顺眼的书全都可禁，儿子朱棣做了皇帝，一开始就杀了一大批反对党人士，明代皇帝比秦始皇更愚昧，更残暴。

　　到了两百年前清人入关灭明，清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其前期不断发生文字狱，严酷野蛮处死许多无辜人士，是中国禁书的高峰时期。清政府一再颁布禁书令：小说、戏曲首当其冲，屡遭严禁。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上喻：“近闻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水浒》诲盗，《西厢》，《红楼梦》，《金瓶梅》等言情小说则视为淫书被禁。清朝后期被洋枪洋炮打怕后则查禁天主教传教书籍以及要求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著作。

　　清朝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这么写：

　　“金粉东南十王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指出大量读书人因文字获罪被杀，在这种酷虐的专制统治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敢参与集会，言行十分谨慎，唯恐被牵入文字狱中。他们著书立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卑躬屈膝弄口饭吃，不敢追求真理，不敢讲真心话，实在话，直抒自己的见解。

　　鲁迅对清朝专制统治抨击道：“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到了近代政治权力禁制书籍套用学者刘再复的话：“中国人在查禁文明成果时是一代比一代野蛮。”(见附录)

　　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 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的史诗体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ohn Christophe) 主角是以贝多芬为原型。1915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我最初拥有傅雷1937年的中文翻译本，七十年代去英国开会在剑桥大学旁的旧书店买到了英译本，这书伴我四十年。

　　约翰·克利斯朵夫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的音乐师。约翰从孩童时就显露音乐的材能，祖父对说：“为着人类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为着抚慰人类造成人类光荣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

　　他想自己将来要做个像哈斯莱那样受欢迎的音乐家，“制作如哈斯莱一样的作品，成为一个大人物”。

　　我牢记底下的话：“一个人如何执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的奋斗史。梦想是人类最优秀的教师，它总是以美丽的诱导催人奋进。当人生的大路开始拐弯时，你需要敏锐的眼光，从而才有可能牢牢地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实现人生的梦想。”

　　“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傅雷于1937年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译者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我感到痛心的是傅雷夫妇在黑暗的时刻，被绝望所屈服投环自尽。

　　喜欢在静夜里阅读，前天写完一篇数学论文，就拿《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九歌2008年10月1日出版)的书看，从晚上十点看到清晨两点才睡，真的是像古人说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在享受暗夜长漫读异书的快乐。

　　陈若曦(1938年-)和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读到她写回归七年知识分子回归后的苦难，经历生命的震撼及理想的幻灭，我的泪水随情节随人物感情而流泻，生活的坎坷，饱含感情的笔触真是触动人心。

　　经历二二八事件，许多台湾知识份子留学美国，对共产主义有着幻想，陈若曦与夫婿因向往社会主义，28岁时“投奔大陆”；到中国大陆后却遇上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让她人生和精神饱受折磨，1973年举家迁居香港，她将自己的经验转为文学创作，开始写《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归》等一系列的长短篇伤痕小说；她以敏锐的观察，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写下反映文革、令人十分震撼的划时代作品。1976年她的《尹县长》出版，并被翻译成为英文、德文、日文、法文、挪威文等。

　　2000年出版佛教小说《慧心莲》后，陈若曦已决定不再写小说﹔2008年交出70自述。“投奔大陆是我一生的转捩点，它影响我后半生的就业和居住环境，堪称颠沛流离，但是我从不后悔。理想总是美丽的，不去追求，怎知它的好坏？正因为经历了大陆文革，今天我能坦然面对台湾的种种脏乱，特别珍惜现有的民主成果，相信我们的制度大致是好的，只要同心协力，一切还有希望。”

　　她拥有无可救药的正义感与人道精神，为离开美国回台湾定居，与数十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分手﹔她的天真单纯容易被人欺骗，她不为自已隐，自揭疮疤，真是个可爱可敬的大姐。

　　黄裳《谈禁书》说：“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的历史痕迹的吧。那些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世界读书日”讲到：“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看陈若曦的自传，想起唐朝刘禹锡在《西山怀古》写道：“人生几回忆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希望陈若曦这本书不要列为禁书，没有删减后的大陆版能在大陆发行。有人不敢也不想碰触文革的历史疮疤，害怕对毛泽东历史地位会造成一定冲击，要知道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写于2011年5月21日
6月16日修改

【附录】
刘再复：书禁的进化
（原载《中国时报》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
http://www.zaifu.org/z_views.asp?n_id=752&b_id=24

　　安平秋、章培恒等先生的《中国禁书大观》很厚重，也很有趣。五、六年来，我常常翻阅，以观赏一下被禁书籍的命运，因为我的书也被大陆权势者禁行，所以读起来就特别有感触，此书共八十七万字，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份组成、《简史》第一章的题目叫做“幼稚的严酷”，而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题目叫做“欣慰的回顾”。从这两个题名就可以知道，历代权势者查禁书籍，甚至大兴严酷的文字狱，都没有成功，“野火烧不尽”，“抽刀断水水更流”(也是书中的小标题)，一面是文网愈织愈密，一面则是文章愈传愈广。权势者以为权力万能，以为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的政权对付几位书生、几本书籍根本不在话下，但是，历史证明权势者是“幼稚”的，他们不知道，有价值的文化之根扎在历史最深处，绝对抹不掉。权势者的身躯早已经灰飞烟灭，而被他们查禁烧毁的书籍却还健在。在天下之至柔(书)与天下之至刚(王权)的较量中，开始总是“至柔”者处于劣势，但从长远看，凯旋总是属于至柔者。尽管查禁的手段和严酷程度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正直的史家们回顾这一历史，总是感到欣慰：历史虽严酷，但毕竟有公平在。

　　近日比较有闲，又把《大观》通读了一遍，而且把作者举例性介绍的二百二十种禁书的内容也领略了一番，这才发觉，历代禁得最多的是三类书：第一类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天文谶纬和异教典籍；第二类是带有性爱色彩甚至带有淫秽描写的小说。第三类是批评朝政的书。最后这一类到了宋代才开始，苏轼、黄庭坚的文集以及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的《江湖集》等所以被禁，都带有政治性问题。属于“思想问题”即“意识形态”问题而遭禁的只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秦代，当时规定除了官方可以保留《诗》、《书》之类的儒家典籍之外，老百姓所收藏的一律送交地方官署烧毁，孔夫子的书后来成为经典，但在秦代也属于与韩非子思想冲突的异端，《论语》也在严禁之列。秦之后，汉代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并未禁止百家的著作，所禁者只是一部份天文图谶，总的说来还比较“宽松”：没有思想罪。汉之后一千多年间，只有到了李贽才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这一点，《大观》的序言特别加以说明“李贽因其所著《焚书》、《藏书》、《卓吾大德》等‘惑乱人心’而被逮捕，死在狱中，皇帝并命令将其著作全部焚毁，不准收藏。这些书不仅跟造反无涉，而且也不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只不过因其内容不符合‘圣学’，才落得这样的结果。……自汉代以来，像李贽那样由于著作的思想有问题而遭惨祸的，这是最早的一例。”李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只能算思想异端——与官定的思想未能保持一致，因此就犯了滔天大罪，当时上疏弹劾李贽犯思想罪的张问达，只要求“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可是神宗皇帝却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被烧毁，不许存留。……”李贽就这样被投入当时最为黑暗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狱，并用剃刀割喉自杀于狱中。

　　明代可算是以思想治罪的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则是清代。清代的禁书进一步和文字狱结合，也更为严酷野蛮。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查禁的主要是具有汉民族思想的书籍，后期则查禁天主教传教书籍和康、梁维新派著作。康梁的著作因发展成运动，所以思想罪便兼有政治罪。

　　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禁书历史看来，因纯粹思想问题(如李贽)而获罪的，还是不多。平心而论，因违背圣学和伟人思想而遭禁遭殃最甚的时期还是在当代，即本世纪下半叶的大陆。五十年代，举国加以声讨批判(另一严酷的查禁形式)的胡适、胡风、俞平伯等，都不属造反或批评朝政，乃属思想问题；一九五七年查禁的“右派分子”著作，如费孝通、萧乾、艾青、丁玲、吴祖光等人的著作和诗文小说，几乎连思想问题都说不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古今中外数不清的书籍虽被扣上封、资、修的罪名，其实绝大部份部属“思想无问题”，只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李贽还公开宣称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古今中外这些作家思想家们可没有人说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不”字。像邓拓写的《三家村夜话》，对毛泽东的“伟大的空话”有些微词，是极个别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文字狱和书籍被禁止的，则是多得难以计其数，连基督、莎士比亚也难以幸免，更甭说拜伦、霍桑、劳伦斯、罗曼·罗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禁书的规模，恐怕真的称得上“史无前例”。

　　从中国的禁书史看，人类历史是不是在不断走向文明还是一个问题，至少我看到中国人在查禁文明成果时是一代比一代野蛮的：宋甚于唐汉，明甚于宋，清甚于明，当代中国甚于清，我作此文的目的只是期望：可别下一世纪甚于这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