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的为富不仁及骄横霸道

　　有一天看台湾电视台转播中国大陆一个地方新闻街头暴力事件的报导，最初我以为是某个地区又发生种族冲突，只见上千群众对一辆豪华车又推又捶，把窗玻璃打坏，要把驾驶司机拉出来欧打，警察极力阻止群众的暴力行为。

　　结果我搞错了，是一个中国“富二代”撞伤一对老妇与女儿，他不只不道歉，反而对受伤者又打又骂，结果引起群众公愤，千人围他，对他的车拳打脚踢，一下子本来亮丽光鲜的豪华车在群众的铁拳之下，马上变成凹凸不平的废车。整个过程非常短暂，整个情景是惊心动魄。

　　报章常见富家子弟飙车撞人，富二代无视他人生命，撞完人拿一些钱摆平，对他人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令人痛恨的新闻。2009年5月7日晚20时左右，杭州几个年轻人将城市大街当着 F1 赛道，一路狂飙，其中一辆经过改装的红色三菱跑车，文二西路西城广场往东一里路撞上一名正在过斑马线的年轻人。被撞的小伙子谭卓飞上天空足有5米之高！且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后落下当场死亡！

　　然而，令在场目击者难以理解的是，肇事者胡斌是富家子弟竟不以为意，更让目击者感到愤怒的是，肇事者的几个朋友面对现场死者竟然不时的相互嬉戏。

　　最近外国报章谈论许多中国“富二代”(Rich second generation) 的报导。富二代是指在80年代出生，继承上亿家产的富家子女。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

　　这些“富二代”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兴趣他们的动向和状况？

　　我是见过在外国的中国“富二代”，那是七十年代时于欧洲，我到荷兰去探望同乡和朋友，在当年那里很多中国餐馆是温州人开办，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储蓄了一些钱在其他同乡帮助之下开设一个个小餐馆，然后在事业有成生活安定之下，把在国内的妻子和孩子接来荷兰团聚，而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受过苦，一来到像天堂的外国，不是好好受教育学技术，而是继承父业，开始学开轿车，呼朋聚友去花天酒地，赌博或吸毒。于是发生几家年轻人开车发生意外事件，这些车都是豪华轿车。然后荷兰的税务局开始调查，这些餐馆说生意没有赚钱，可是孩子却拥有昂贵的车，是否在税务上有弄虚作假之嫌。于是有些人孩子发生意外之后，餐馆又被调查，后来遭到巨额罚款，不得不关门或溜跑的悲剧。

　　看到这些事件，我心里为我们中国人的素质而悲伤。由于乡人贫困要离乡背井出洋辛劳工作，受人歧视，但由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对教育不重视，孩子也是生而不教。等到有一点财富，这些下一代却不知怎样守业而只会挥霍，过腐烂堕落的日子，上一代的财富很快就会消失。

　　《中国青年报》由于媒体对《富二代》群体的报导过多集中在负面，作了一个调查，发现72.5%的受调查者确认为身边的“富二代”生活腐化堕落。

　　对于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如今受社会关注的‘富二代’是一个怎样的词？”有57.9%的网民认为是贬义词，有34.8%的人认为是中性词，1.8%的调查者表示不清楚。

　　2010·5·12深圳新闻网這么描述富二代:“飙风车”、“炫富”、“打人”……种种以“富二代”为主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飞扬跋扈”“持财傲物”“精神安全”成为他们的代名词。

　　一般人认为“富二代”是在蜜罐中长大，平时穿名牌，戴名表，吃馆子，出行以轿车代步，醒鼻涕用一百大钞，用大钞点烟，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

　　“这些富家子弟，财富带给他们与生具来的优越感，父母的溺爱导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争相炫富，藐视法律，无视生命，以为一切都可以用钱来摆平。”

　　社会学者袁岳曾表示：“中国的‘富二代’们有五种表现：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缺乏对父辈们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比较张扬；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德感召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劲松认为：“‘富二代’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的钱来的太容易。另外，人文教育不足也是一个原因。目前的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普遍缺乏人文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有的教育方式甚至过于急功近利”。

　　三十年前我在法国看根据左拉(Emile Zola 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9日）小说《萌芽》拍摄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一个面包铺老板掌握面包，对贫穷的煤矿工人妇女提供面包，但要她们陪他睡觉发泄他的兽慾。最后贫困的饥民暴动，一群被损害和践踏的妇女愤怒的拿刀追捕面包铺老板，把他的“小鸡鸡”切割掉。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 GDP 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

　　“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说，“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这就像段子说的“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使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用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赚得越来越多；用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赚得越来越少。为富不仁骄横霸道，有人说“这个年代的中国哪里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那些白日里受欺压的善良人，一旦被逼到绝境，也会露出凶狠的目光”，很难保证不会有一天一群贫民会烧掉这些富豪的豪宅，打烂他们的车，更可怕的是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

2010.12.6－12.28

〖附录〗

新华网：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2010年05月10日 08:02:56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 GDP 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新华社调研小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