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感恩之心

　　今天一早太太上班，顺便转一个弯送我到大学去。我早上要给学生期终考。本来要搭公共汽车，在冷风凛冽的车站等公车，到达学校要花四十五分钟，现在只需十五分钟就到达，我可以马上在电脑室做我的工作。

　　在车上太太说：“你要对我感恩，不然你站在冷风里等车，搞不好你肚子受风寒要泻肚子。”

　　我说：“是的，我要谢谢你。”

　　我身体不太健康，人能活到现在还可以工作，应该感谢我太太的照顾及持家。

　　她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牺牲自己的工作，全心全力作家庭主妇。靠我一个人的收入，她必须勤俭持家。她替孩子和我买衣服，可是自己穿破二十多年的衣服都不丢弃，不为自己置新装。有时在节日过后百货公司有衣服半价出售，她替我们买，可是都不要给自己买。劝她买一些，她说她的衣服还很多穿不完。

　　她不太喜欢烹调，但为了家庭二十多年来不辞辛苦做不喜欢做的事，真是不容易，每次吃她做的馒头、饺子和“面疙瘩”，我都心怀感恩，就是靠这些粗菜淡饭我身体还算过得去。有时与亲友在外聚餐，我喜欢“吃香喝辣”，我故意开玩笑学鲁智深说：“嘴巴淡出鸟來。”

　　我爱阅读，在加拿大读研究所时看了许多以前没有机会看的书籍。大学图书馆的书可以没有限制数量让人们借阅，可是过期要罚款。

　　我后来因为受伤，脑常遗忘，借的书十次有九次忘记续借要罚款。当年在图书馆半工半读的香港来的李锦荣兄，就是收了我太多的罚款，变成我的好朋友。

　　后来他可怜我，几次的罚款免了。这样我可以多寄钱回去给我母亲和弟弟，几十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对锦荣兄感激他的善举。他后来从哲学系转唸图书馆学，以后变成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整天与书打交道，这是我羡慕的工作。

　　我的大学由于经费缺乏，与市政府合作，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马丁·路德金图书馆”，六、七、八楼是以前图书馆的藏书，底下的一、二、三、四、五楼是圣荷西图书馆的藏书，市民可以用我们的图书馆，我们也可以借市立图书馆的书籍。

　　可是以前我们教授享受的借书逾期不罚款的优待消失了，现在借书逾期照市立图书馆规定要缴罚款。 我眼睛恢复视力，可以阅读。为了弥补十年不能方便看书的遗憾，我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录影带、书籍，可是一忘记续借，罚款累积数目可观。

　　图书馆的管理员一半是大学的职员，一半是市立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次罚款的数目累积的我觉得不能负担，我去找一位认识的二十多年的管理员，我对他说：“我前一个时期给图书馆捐献了数千本珍贵的电脑及数学书籍，看在这份情义，把这罚款取消掉，不然我可要破产了。”

　　朋友看了罚款数目吃惊，说：“好！下不为例，以后注意到期时间，不要再被罚款。”

　　所以后来我借书要在日历上标记到期时间，免得又要破财，圣诞节我送这朋友礼卡(gift certificate) 感谢他不让我破大财。

　　我由于有长时间视力衰落，不方便工作，更不能开车，写作也停止下来。但是我没有忘记华罗庚先生的嘱咐：“有能力的时候要拿笔写一些启智普及科学的文章。许多人没有你的机遇能到不同的国家生活，能遇到许多好的老师，你应该把学到的东西及经验，化成文章，传递给更多没有机会的人们，应该奉献回报社会。”

　　爱因斯坦说：“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内心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劳动的基础上。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的和正在得到的那样，作出同样的贡献。”我现在快要退休了，眼睛也恢复视力，可以拿笔工作。我很感激许多学生、朋友在不同地方帮助我把潦草的字迹打印成我可读的文字，对他们无私的帮助，我是衷心感谢。

　　感谢很多帮助过我的人，朋友从多伦多、内蒙古、北京、上海、厦门、郑州、苏州、汕头、高雄、台北、彰化、台中提供大量的协助，我都不会忘记。

　　中国人向来是感情比较内敛，是个略嫌冷漠不大会说“谢谢”的民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处享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恩赐”。有许多人得别人的协助，在事业上、工作上有一些成绩，认为别人的帮忙是“天公地道”理所当然，就像英语说的： "Take for grant"，不会说“感谢”。

　　看到报导中囯一对老夫妇30年来靠捡垃圾、当搬运、摆地摊，先后共收养49个弃婴，他们陆续被人抱养。但至今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过恩人。一位退伍老军人倾个人之力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学生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见附录)

　　丛飞是深圳著名歌手，每场演出费高达万元，家里却一贫如洗。他只有一个女儿，却是178名贫困孩子的“代理爸爸”。他在10年时间里，参加了400多场义演，捐赠钱物近300万元。收入并不丰厚，但进行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他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当丛飞身患绝症却无钱治病，卧病在床之时，受他资助的许多人不但不来探望，还在催促他“快点病好出来赚钱”。中国人对他人的善行，太缺少感恩情怀，这是道德的失落，心里真难过。

　　在这2009年将尽的时候，我对这一年来许多人对我的照顾、关怀，致万分真诚的谢意，对他们的一点一滴的恩惠，我希望不久能涌泉相报。

2009年12月16日

【附录】
中国人缺乏感恩意识？？？！！！！
http://tieba.baidu.com/f?kz=109435146

(1) 老夫妇30年靠捡垃圾收养49个弃婴 儿女无一回来
故事导读

　（重庆晚报）　30年来，一对古道热肠的夫妇靠捡垃圾、当搬运、摆地摊，先后共收养弃婴49个，他们陆续被人抱养。但至今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过恩人，没有一个为他们提供生活费（本报去年曾报道）。

他们从没埋怨过这49个孩子：“我们理解，他们现在有了新家。”现在，老两口只想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孩子们一面，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顿饭，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

4日下午，万州城区钟鼓楼街道八角井社区敬老院。太阳落山前才在这里洒下几缕红光，阳光斜射进老人们的房间，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94岁的李学林和老伴沈玉珍手拉手坐在床边，瘦削的身子像两尊精减了材料的雕塑，没人说话。李学林直勾勾地盯着墙上一个像框，像框里镶着几个婴孩的照片，沈玉珍的眼睛已瞎，她所有注意力都在丈夫身上，左手用力握着丈夫，脸色苍白。

二老是5月30日才被当地政府接到敬老院来的，这是敬老院专门为他们安排的单间，虽然摆齐必须的物品，但十多个平方米的房间显得特别大、特别空。

见有人来访，二老颤悠悠站起来，微微有些驼的背使他们看起来像两根拄在地上的拐杖。“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更多的，照片都没得，不晓得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说起照片上的孩子们，李学林一下来了精神，但转瞬即陷入更深的忧郁。

负责照顾二老的敬老院工作人员周阿姨说,两位老人平日不大说话，但一说话，肯定是说“不晓得他们过得好不好”。周阿姨说，老人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能再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吃顿饭”。

收养专业户
60岁开始，30年收养49个弃婴

与弃婴结缘始于1972年，这年夏天的一个早晨，60岁的李学林到附近广场锻炼，看见好多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他凑过去一看，一个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女婴被遗弃在这里，脐带都没剪。李学林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回家了。

就这样，这个孩子成为李家的一员，李学林给她取名“亲妹”。两年后，亲妹被一对没生小孩的年轻夫妇领养。

亲妹走后，李学林和沈玉珍都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一周后，李学林听说居委会捡到一名弃婴无人认领，二人就风风火火跑去，把孩子抱回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沈玉珍在自家门口发现一名天生双目失明的男婴，她不加考虑地抱进屋……

从此，夫妇俩收养弃婴在当地出了名，时不时有人将才出生的婴儿放在他家门口，哪儿有弃婴没人要，也自然有人来告诉他们，每次将孩子抱回家时，夫妇俩从来没有犹豫过，被别人称为“收养专业户”。到后来，民政局也将捡到的弃婴送到李家，他们会每月付给夫妇俩90元生活费，近年来涨到150元，不管李家有多少个孩子，这钱是固定不变的。

49个弃婴大多是女孩，少部分是残疾，到李学林家时，最大的不过半岁。一开始，他们叫李学林和沈玉珍为爷爷奶奶，到后来，夫妇俩越来越老，孩子们就叫他们祖祖。收养的孩子大多在两三岁就被人领养，找到温暖的新家，残疾的，则在四五岁时送往福利院。

养得好辛苦
年迈的李学林捡垃圾、当搬运、摆地摊

单靠民政局发的那点钱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养活他们，年迈的李学林不得不每天外出捡垃圾，其间，还在工地上抬石头，在长江边拉纤，摆过地摊卖小人书，扫过大街……这么多年来，沈玉珍则几乎没出过门，她的任务就是在家带孩子。对李家来说，垃圾堆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时不时可以在这里掏点别人不要的菜、家具或衣服，贫困的日子里，一家人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垃圾堆里发现了点什么。

一次，李学林捡到一罐发黄变质的猪油，他兴奋地抱回家。当时家里收养了一个叫“天红”的女孩，沈玉珍将猪油加热熬香后，给天红炒了碗香喷喷的“油油饭”。

30年来，李学林的足迹遍布万州城区的所有垃圾堆，他将卖废品的钱用来买奶瓶、小衣服、粮食，养活了这49名弃婴。

最困难的时期是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80多岁的李学林夫妇收养了一名盲女，取名“龙红”，不久，他们又在自家门口同时发现两个失明的男婴，一个月后，他们收养了第49个弃婴“永红”。这样一来，家里一下子来了4个孩子，而且3个残疾。

李学林讲述：沈玉珍的左眼就是这时受伤的。她背着最小的永红到河里给娃儿洗尿片，脚下一滑就摔倒了，左眼正好碰到一块石头上。到后来，右眼也失明了。

那段时间，我们都不晓得啷个过来的。4个娃儿，这个要吃奶，那个要抱，这个闹瞌睡，那个又哭，再长两只手都忙不过来。家里揭不开锅更是常事，更莫说拿钱买牛奶，我们3次将家里的东西变卖，其实都是些锅碗瓢盆，也卖不了几个钱。直到1996年，一个好心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为我们送来一台冰箱，第二天，我以2800元的价格将冰箱卖掉，才渡过难关。

亲儿反目
最近十年来，更是完全断绝了联系

李学林告诉记者，开始收养弃婴时，唯一的亲儿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对父母收养弃婴而不帮自己带孩子很有意见。

“孙子有爹有妈，这些弃婴没有父母，更需要人关心。这个道理我跟他讲了无数次，但儿子不理解。”从此儿子很少和父母来往，最近十年来，更是完全断绝了联系，李学林和沈玉珍甚至不知道儿子和孙子现在在哪里。

回报令人心寒
李学林反复说“不怪他们”

比儿子反目更让二老寒心的是，收养的49个孩子，除了龙红在万州特殊教育学校外，其余全部不知去向。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过二老，仅有一个孩子前年从天津寄回200元钱，其余的全无音讯。

5日上午，李学林指着镶满孩子们照片的像框，一边流泪一边介绍：“这些都是我当年在相馆给他们拍的，这是永红，这个胖胖的是天红，这个穿红衣服的是来红……不知他们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二老说他们收养这些孩子不图什么，只是觉得他们可怜，但如今孤独的晚年生活也是当初没想到的。“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那么小就离开我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不怪他们。”说这话时，李学林的嘴角一直不停抖动着，“不怪他们”这句话反复说了好几遍。

上个月，社区领导见二老生活无着落，想办法让他们住进了邻近的八角井社区敬老院。在这里，二老虽然衣食无忧，又不用自己干活，但他们反而更加孤单。“原来生活虽然苦，但那间破房子里有那些孩子用过的东西，有他们打铺用过的板凳，看到那些，我们就感觉孩子们就在我们身边。到了这里，我们觉得更孤独了。”

二老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到学校去看龙红。4日晚，记者在万州特殊教育学校见到14岁的龙红，她眯着双眼向记者描述感觉中的祖祖的样子：“男祖祖胡子好长，我摸过的，头发白了，女祖祖头发还是黑的，他们总是喝稀饭下咸菜……”龙红说，她最开心的事就是祖祖来看她，但她知道祖祖行动不便，她幻想有一天自己眼睛能突然亮起来，挣好多好多钱让祖祖用。

本报关注：
孩子们你们在哪里？

李学林和妻子都是九十多岁高龄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二老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那些曾经收养过的孩子，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如果能坐在一起吃顿饭，那我们死也瞑目了。”

八角井居委会的李主任告诉记者，两位老人每天就那么坐着，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照片，“我们看了都心酸。”周阿姨说他们也想帮助老二达成这个愿望，但人海茫茫，不知到哪里去找那些孩子。

在此，记者希望曾经被李学林和沈玉珍夫妇收养过的孩子们能及时与本报联系，也请知情者提供线索，帮助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完成此生最后的心愿。热线电话：966988 或 63820315。

编后语：学习感恩

这是一曲爱的悲歌，李学林和沈玉珍把它唱到了极致。

30年付出为何是这样一个结果？49个孩子为何无一回报？这不仅仅是寒心，它完全是爱的悲凉。人们常说“付出总有回报”，但在李学林夫妇这里却变成“付出总没回报”。即使这样，李学林内心依然“不怪他们”。

看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爱，还有感恩。今天，也许感恩比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迫切。简单说来，爱就是关怀，不离弃，感恩就是对爱的回报。如果爱是一种开始，那么感恩就是让那爱持续不断的动力。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感恩认识到爱，也去爱。

学习感恩，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老是享受爱，甚至索要爱，相反，让他们学会感恩，不断去感恩，只有这样，他们的爱才能在他们内心生根发芽，他们也才会明白爱。

学习感恩，让爱的悲歌不再响起。

(2) 退伍军人资助超百名学生受助者 毕业后杳无音信

　（中国青年报）　早年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是“在英雄精神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20多年来，他倾个人之力先后关怀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高健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对那些学生有意无意的回避也表示理解，但他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学生对他哪怕说一声“谢谢”，他都会感到很温暖！

受助者的冷漠让人寒心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化名），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她。

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对其中60多个贫困生倾注了额外的热情。像以往一样，通过校方主动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带着水果和糖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咛她：“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可能是不好意思？”2005年，黎岳读大三了，中秋节那天，高健民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前去探望。虽然他事先打过电话，但黎岳连寝室门都没出。高健民独自爬上楼梯，“嗵嗵”叩响了房门。

“接过月饼，她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一直神情木讷。”高健民的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从礼节上讲，也该说声‘谢谢’吧？”

现在读初二的张强（化名），接受高健民的资助已有4年。平时，高健民不仅为张强买文具和鞋，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节时，我心里惦记着这孩子，可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拜过年。”高健民有些遗憾，“拜个年也不过花他1分钟的时间啊！”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高健民关心、资助过的学生已有130多名。“他们毕业后，给我打过电话的非常少，发短信、寄贺卡的一个也没有。家长大部分也是这样。”高健民说，“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不联系我，是‘正常’的。虽然少数家长很热情，让我有种融化的感觉，但这是‘反常’的。”

雷锋精神真的离时代远去了？

2005年，高健民乘坐T60次列车去北京，对面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问他：“在哪儿发财？”高健民愣了。

退休后，确实有企业高薪邀请高健民加盟，但他认为“关注青少年成长更有意义”，所以没去“发财”，而是志愿担任多所小学的义务辅导员。除了帮助贫困生外，他还积极为山区学校筹建希望书屋，自费四处作报告。

听到高健民的介绍，这个老板哈哈大笑：“啥年头了，还学雷锋？说死我都不信！学雷锋，能给你带来经济效益吗？”高健民严肃地回答道：“这是精神食粮！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证明我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尊重！”那个老板又乐了：“这能当饭吃啊？有啥用！”

高健民对记者坦言：“在学雷锋这条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学雷锋的年代，给高健民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走到街上，收音机里播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电影院里放的是《董存瑞》、《上甘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都在扎扎实实地做好事。受社会氛围的熏陶，我的想法就是要‘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雷锋’。”

2004年3月5日前，高健民去抚顺雷锋纪念馆义务为长春雷锋出租车队联系参观事宜。在去沈阳的火车上，他发现乘客多是大学生，一问才知道，都是自费去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观看刘德华个人演唱会的。“一张门票300元钱，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否会就近去雷锋纪念馆看看，却无人回答。”高健民说。

在沈阳车站换车时，高健民遇到4名大四女生，高健民问她们：“你们理想的职业是啥？”她们说：“就是‘多赚钱的职业’。”“我又问她们：那目标是赚多少呢？她们说：一年100万元，买辆轿车，买幢别墅，再把爹妈接到城里来。我接着又问：怎么赚到这些钱呢？她们说：搞传销，‘忽悠’呗。我说：没有诚信行吗？她们笑了：还要诚信？‘忽悠’到钱，就跑人！”

2005年，高健民遇到了更让他震惊的事儿：“7月份，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的花池子前坐着，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和他们交谈起来。我问，你们学校是怎么组织学雷锋做好事的？他们俩竟面面相觑，问我雷锋是谁？”

相信社会充满“爱”

尽管高健民有许多遗憾和困惑，但他相信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我退役回到地方，家里困难，同事们送我一些土豆，这些土豆在我心里永远是金豆子。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都时刻关注着他们，有什么我能做的，我鞍前马后地帮着他们跑……

1968年，我在怀德县救过1个患病的少年，两年后，那个瘦弱的小伙子扛着40斤大米和黄米面，坐马车、倒火车，再换公共汽车，从农村一路辗转到长春市来看我……”

高健民回忆起自己被别人救助的难忘经历，也谈起身边相互关爱的生动例子，百感交集。

“学会奉献，学会关爱别人，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要打在成年人身上，狠狠地打、重重地打，打出血来。”高健民深有感触，“不久前，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掏一位中年妇女的钱包，我马上大喝一声：‘干什么呢？’没想到，那小偷竟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捏着退伍证，把上半边的国徽亮出来，底气十足地说：‘就是干这个的！’那贼才没了气焰，灰溜溜地下了车。从始至终，那么多乘客看着小偷行窃，竟然没一个人吱声；甚至那个被偷的中年妇女也明知道自己被偷，却不敢吭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受到资助的大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有的有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有的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有的担心资助者索要回报，有的甚至怀疑资助者的“爱心”……对于这些复杂心理，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这些大学生在学会感恩、学会报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应该是全社会肩负的责任。

记者在大学采访时，有许多大学生表示：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并不能说明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理想都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自己有能力时，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记者 彭冰 实习生 叶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