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把人当韭菜来切割

　　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59年在他的小说《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 一开头就这样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时季，也是黑暗的时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一直走向天堂，我们大家一直走向地狱──总之，那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如此相像，以致有些最喧嚷论客，无论说它好或说它坏，那一定要人们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接得它。”

　　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是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欧洲，那里法国在1789年爆发了一场大革命，狄更斯说这世界是两面性，小说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相当发达，手工工厂和企业雇佣上千的工人。16世纪之前，欧洲最大的丝绸产地是意大利，法国王室和贵旅们所用的丝绸及丝绒全部都是从那里进来的。1536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里昂( Lyon) 设置了第一个丝绸纺织作坊，在此工作的所有熟练工匠都是专门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聘请来的。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发展本国丝绸纺织业抱有极大热情，到了154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人数一跃达到了一万二千多人，这样，它名正言顺地成了法国的丝绸之都。法国大革命前夕里昂(Lyon) 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

　　奥尔良(Orlean) 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Nancy) 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法国经济上富有的是资产阶级，可是掌权的是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资产阶级有钱却是属于没有权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他们大多没有文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苦。在法国2600万生命中，至少有2500万属于第三等级。

　　法皇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754-1793)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农村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阶层所拥有，他们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日子。农民工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一方面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阶层生活荒淫奢华腐烂花天酒地，另一方面农民工人穷无立锥之地，为了面包，人们偷盗抢劫而判入狱。那些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吃香喝辣，对第三阶层农民工人悲惨的命运视若无睹。当饥饿的农民在凡尔赛宫前呼喊要面包时，王后玛丽·安东尼特(Marie Antoinette) 竟然问：“为什么他们不吃蛋糕？”这就像卢梭在1762年写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社会契约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成为了大革命思想的引火钱。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终于袭来了。

　　巴士底狱是14-18世纪法国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它建于14世纪后半期，原来是一座城堡，从16世纪起主要作为国家监狱，囚禁政治犯。巴士底狱由8个塔楼组成，深沟高墙，成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

　　1789年5月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想缓和社会危机，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这个关闭许多农民、工人及异见者的臭名远扬的牢狱。

　　巴黎起义群众高呼着“打到巴士底去”的口号，向巴士底狱发动猛烈进攻。这座100尺高，有30尺厚的墙，有75尺宽的壕沟的堡垒，已成为封建专制的象征。他们先用大炮轰断吊桥的铁链一举攻克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后来7月14日这一天就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革命爆发了，8月26日制宪会通过《人权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废除贵族制度，行会制，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

　　“路易当死，因为必须使祖国生存下去！”罗伯斯庇尔大声地说。人民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罗伯斯庇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民主的主张。他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建议国民自卫军胸前要佩戴“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兰西人民”的标记，同时还建议把它写在国民自卫军的三色旗上。

　　罗伯斯庇尔还明确提出了“人民是最高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作品和所有物，公职人员是他们的办事员。”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攻占王宫，废除王权，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

　　法兰西底层的第三等级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重负，但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税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使他们怨声载道：“路易十六早就应该被处死了！穷人缴税，而丰衣足食、成天花天酒地的贵族却免税，这是什么道理？”

　　设计断头台为镇压人民武器的路易十六世在1793年1月21日被国民公会审判以叛国罪在巴黎革命广场(协和广场)送上断头台。路易十六世临死前，仍坚称自己无辜。他的人头落地。刽子手抓起他的头颅，高举示众。 人群中吼声四起：“Vive la Nation（国家万岁）！Vive la 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

　　人们对路易十六如此痛恨，他被砍头后，巴黎民众拥上前去，用手帕、领带、衣服等棉制品，蘸尸体的鲜血舔食！

　　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是处死他的人同时也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因为路易十六的死亡代表与过去王朝时代一刀两断，新时代的来临。以1793年的时代背景而言，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密特朗在1981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死刑。他表示，如果是他，他现在一定不赞成处死路易十六。

　　法国大革命有18,000 - 40,000 人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中上了断头台的，不仅有皇室成员，也有不反对革命的贵族，甚至也有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包括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有法国有名的化学家 A. L. 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 1743-1794) 。拉瓦锡是“近代化学之父”，他建立的燃烧氧化学说，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化学革命”。

　　他说：“……由于人工的或天然的的操作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东西，所以每一次操作中，操作前后存在的物质总量相等，且其要素的质与量保持不变，只是发生更换和变形，这可以看成为公理。做化学实验的全部技艺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那就是“物质不会消失，也不会产生，只会转换”的物质不灭理论。

　　1768年，拉瓦锡当选为科学院院士，还担任了火药和硝石管理局局长和征税官。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担任米制委员会委员和财务秘书。1793年11月，国民议会命令逮捕所有的征税官，他终于以反革命分子名义遭革命委员会拘捕。经过草率的审判后，诬陷与法国的敌人有来往，犯有叛国罪，他在1794年5月8日上了断头台。

　　革命把皇帝皇后贵族送上断头台，也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Lagrange) 对一些过分狂热、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头像韭菜般切下的愚蠢作法感到失望：“对于他们决定把像拉瓦锡这样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头砍下，所需要的时间只不过是几秒钟，可是要产生这样的头脑，几百年可能还不足够。”(Cela leur a pris seulement un instant pour lui couper la těte, mais la France pourrait ne pas en produire un autre pareil en un siècle. )

　　法国大革命开启后二百年来国家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催生了暴力屠杀，也支持了武力扩张。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是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在刻意的宣传下被打扮成一个慈祥的“父亲”，“领袖”，“导师”。可是实质上是一个残暴冷漠无情的独裁者，1934年以革命的名义屠杀异己者。

　　揭露苏联“集中营”黑幕被俄罗斯人民誉为“民族的良心”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evich Solzhinitsyin 1918-2008 ) 表示：“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被苏联政府立碑纪念，他的话：“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被引用。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是党的卓越活动家，但他担任党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权力，他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而且他太粗暴，建议将他调开，可惜这遗嘱被斯大林销毁。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班，现代史上最残暴的红色独裁就此开始。

　　1956年克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残暴不仁。在斯大林长达二十七的掌权时间里，他制造了大清洗、劳改营、无数的冤案并形成了苏联早期的高压体制。

　　1936年开始，斯大林清洗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联共“15大”7人政治局，除斯大林外，6人处死或暗杀，包括：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托洛茨基。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斯大林所搞的大肃反运动，公开和秘密杀害人，使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源源不断的尸体。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

　　清洗军官处死：国防委第1副委“红色拿破仑”，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委，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委，雅·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委、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

　　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大批处决，其中包括：陆军4名1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1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都处死，共计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处死。

　　斯大林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画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以及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斯大林用机枪消灭富农，实现集体农庄。斯大林一生奉行的是意大利专制政客马基雅弗里的一句话：“让人畏惧比让人爱戴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处于一种“全盘的奴隶状态”，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

　　在五十年代，一批来法国留学的中产阶级出生的柬埔寨青年沙洛特绍(波尔布特 Pol Pot 的原名)、英萨利、宋成、乔森潘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50年暑假研读《法国大革命》，《共产党宣言》，成立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

　　1952年7月25岁的波尔布特从法国归来后参加森林里的抗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4】在七十年代末期东南亚反帝反殖风云四起。红色高棉在1975年占领金边，取得了胜利。当时金边有二百多万人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红色高棉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丑恶的象征，而且想要把国家建成一个农业社会，实行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波尔布特认为：“我们不像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

　　“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华人则达60万之众。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红色高棉部队把金边二百万的人口，三天疏散到只剩下三万。

　　王晓林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1】“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 CHUM MEI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究竟有多少人在红高棉三年八个月二十天的统治之下被杀害？保守估计是40万，有些认为是300万，一般认为是100万，以当时只有800万人口的数字来说，这100万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在死亡人数和全国人口相对值创造世界记录。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10万。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

　　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 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S21牢狱”关闭了两万多人，到了1979年1月只剩下七人悻存，所有的扣留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红色高棉内部的军官和政府各阶层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都被处决。

　　距离金边15公里的 Cheong Ek 的一个果园变成恐怖的杀人场。红色高棉军人将逮捕者编成五十人一组，由第二组杀第一组，再由第三组杀第二组，由此类推。

　　王晓林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1】描绘：“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

　　“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现在那里的告示，真是催人泪下：“红高棉掌权之后，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和大小学校，捣毁历史性建筑，把柬埔寨的土地和清水转化为血海和泪水，摧毁文化与文明建设，将整个国家化为一无所有的沙漠，回返荒凉的石器时代。”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安金《走过波尔布特》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1975年4月17日，在轰隆的炮声中，金边解放了，龙奈的士兵的筋疲力竭，失去抵抗力，有些弃械投降，有些干脆脱下军服当人民。

　　“金边人民听说解放了，都高兴彩烈，欢欣喜悦自动自觉地走上街头，列队欢迎这些来自丛林中的黑衣英雄们，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些‘英雄’改写了柬埔寨的历史，也把数百万人民推进死亡的万丈深渊中，创下了柬埔寨乃至全世界最惨痛的杀人大悲剧，有人形容说，波尔布特的残酷，比起德国的纳粹希特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人们还沉醉在解放的欢乐、掌声和欢笑声还未收敛时，这支刚刚接受金边人民‘检阅’的部队，每个人都拿着阴森森的枪，挨家挨户地强迫人民离开家园，他们说，美国飞机3天后就要来轰炸了，你们只要离开金边3天就可以回来，甚么东西也不用带。但是，也有人宁死不愿离开家的，遇上这样的人，他们会野蛮地一枪打过去，让你永远回老家。

　　“金边的一百多万人口，就在他们的枪口下，很不情愿的带着简单的细软离开家，漫漫长路，不是康庄大道，是不归路，许多人许多家庭就这样一去不回头。

　　“人们有些从5号公路，有些从7号路，4号，2号，3号或1号路走，由1号路往河良和201路往西安县的人最多，因为那里可以逃往越南。

　　“当时刚刚解放的越南政府于5月份后曾多次派船到柬越边境的水域接越侨，有少数华人也装扮成越侨跟着走。一名当时逃往越南的华人说，在过境时，为了冒充越侨，许多华人都临时取一个越南名，甚么阮文牛、阮文龟、阮文龙……连越南的边防都感到可笑，奇怪这些人为甚么取的尽是动物名，但不管怎样，这些人总算逃过一劫。

　　“金边一百多万人口在几天内都被赶出城，有钱人的汽车很快因没有油而只能弃车步行，人们带出城市的大包纸币因红高棉宣布不使用钱而像撒冥纸一样丢满地。

　　“城市人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在餐风露宿中没有药品，吃不饱，缺乏卫生饮用水等情况下，许多人开始病，死亡的人也一天天增多。

　　“这一百多万人口，在黑衣士兵的驱赶下从各条公路往乡下逃，有些逃回自己的故乡，大部分还是茫茫然，不知落脚地在那里？有些病重的，无儿无女的，或子女无法带走的，不少老弱残病者被遗弃在路边自生自灭，据说，足足半个月，所有人才全部离开。

　　“与此同时，全国所有省市的居民，也在波尔布特士兵的威迫下离开家园，他们的命运也跟金边人民一样，许多家庭，许多人民，都在枪杆子的威迫下，走上没有明天的路。”

　　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曾担任过中共中联部副部长的蒋光化，1977年访问柬埔寨，后来写一本“纪实”，其中记载：“仅三天时间，金边200万市民全部撤到了农村，其他城镇也是如此。200多万人毫无思想准备，一声令下，男女老少、老弱病残都在惊恐中弃城而去，有的没吃没喝，病者缺医少药，在整个撤民过程中伤亡离散者甚多。我们参观访问，从金边到经过的全国城镇都是空的。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奇异现象。”(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P13)

　　齐坚在《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3】有类似的记载。 程映虹在《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6】：“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三十二岁、女子二十五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着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曾担任过红高棉国家主席的西哈努克1976年4月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西哈努克自己的十八个亲人（一个儿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害。

　　在1998年12月29日红高棉组织领袖对七十年代的种族灭绝罪行道歉。

　　法国大革命被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Manon Jeanne Phlipon，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 临死前说：“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民主柬埔寨”的国歌是这样：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草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4月17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人类社会发展有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却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苏联主要错误想跳过资本主义，从奴隶封建一步进入社会主义，执政74年之后庞大的苏维埃政权突然解体。

　　红高棉错误想跳过资本主义，从奴隶封建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 。波尔布特在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想消灭私有制错误的决策，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实现完全超前的“公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是徒劳的，按照自己的臆想来调整社会结构，以便建设自己的脑海中的理想社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波尔布特：“左祸”的一面镜子》【5】记述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告波尔布特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曾于1975年6月间善意地表示过规劝：‘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搬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商业还是要利用他们……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稿研究……’

　　“1975年10月，柬共代表乔森潘、英萨利来华邀请西哈努克回国。临行前，他们曾向重病中的毛泽东辞别，此时还充满晚年理想主义的伟大领袖大概也预感到西哈努克一家会有不祥的遭遇，因此专门嘱托英萨利告诉国内的领导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据西哈努克后来一直充满感谢的回忆，这一嘱托在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那里还是发挥了作用，才挽救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子的生命。而没有能在保护范围之内的其他家族成员，大都因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病饿丧生。

　　“当乔森潘、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此时的周恩来对国内极‘左’政策的恶果已是痛楚在心，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可能真正进行总结，不过他还是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狄更斯在《双城记》描绘了起义人民得伐石(Monsieur Ernest Defarge) 夫妇等革命群众。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Madame Therese ) 性格坚强、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她变成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

　　波尔布特温文尔雅，平和冲淡，知识渊博，意志坚定，智力超群并且和蔼可亲，安于寂寞，甘于吃苦，善于秘密工作，从不张扬自己的人物。他的哥哥沙洛苏昂说，波博“小时候胆小而温顺， 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得远远的。六岁那年，波博像其他柬埔寨男孩一样，走进一家寺院做起了小沙弥。在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12岁时还俗。波尔布特本人，生活非常严谨朴素，从不为自己的家庭谋取任何私利，他成为‘党心’后，他的哥哥仍在乡下耕作。”

　　任国家主席团主席英萨利说：“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独裁政权。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领域皆无人能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做地球上的神来看待。”革命使他变成《双城记》得伐石的妻子那样的暴戾、多疑的混世魔王。

　　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清除不同意见者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结果激起内变。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降政府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波尔布特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波尔布特。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波尔布特自我辩护：“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1998年4月16日夜11时15分，曾经叱咤一时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发作，在柬埔寨北部柬泰边境地区去世，终年73岁。其遗体于18日按柬传统习俗在当地火化。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olderlin，1770-1843) 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这是柬埔寨的悲剧。

　　是的，人的血使土地肥沃，在杀戮场土地下埋了千百万人民的尸体，上面长的木瓜树结果累累，你敢吃这样的果实吗？

　　革命不是把人当作肥料！

　　看历史血腥革命，会令人感叹：“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而行。”罗伯斯庇尔最后一次演讲中说：“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我在院子切割韭菜，因韭菜生命力顽强，切了很快就会再长。可是人不是韭菜，杀害了，生命消失，不会再出现了。

2008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
2008年8月5日完稿

【参考文献】
1。王晓林：《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炎黄春秋》2008卷4期(2008年4月)。
2。安金：《走过波尔布特》，2003-8-23。
3。齐坚：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
4。王爰飞：《波尔布特》，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7年。亦凡公益图书馆，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boerbute/boerbute.html。
5。徐焰：波尔布特“左祸”的一面镜子，中山日报，2002年7月7日，第2739期A2版。
6。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第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