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陶行知
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
——陶行知
“六大解放”：一是解放学生的头脑，就是要鼓励学生敢想、善想，敢于动脑，善于动脑；二是解放学生的双手，就是要鼓励学生敢干、善干，敢于动手，善于动手；三是解放学生的眼睛，就是鼓励学生敢于观察、善于观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四是解放学生的嘴巴，就是鼓励学生敢说、善说，敢于提问、善于提问；五是解放学生的空间，就是要扩大学生的活动领域，不把他们局限在狭小的课堂里，也不局限在学校中；六是解放学生的时间，就是要保证学生有时间去独立学习、活动和创造，不要把课程排得满满的，也不要让课外作业多得做不完。
——陶行知
一场小误会
我的两个小孩上的学校，要小朋友每个人写1995年希望做的好事及决心(new year resolution)，然后每班收集，校长及负责月刊的家长挑选每一年级的一个较好的决心登在月刊上。
昨天小孩们收到学校发的1月份的《新闻月刊》，兄妹两个人头靠头一起念其他人的决心书。
“布朗太太的幼儿班的小孩写，在1995年我会有好的行为。”
“一年级勒维老师的学生写：我希望人们不要把他们的狗带到 Athenour 学校。他们应该清理狗大便，不要让它们留在我们的操场。”
“二年级的学生：我会帮助清理课室的垃圾。如果我需要帮助我会举手。我用完厕所我会冲水，而且我不会对我的朋友粗暴无理。” (I will help pick up the garbage in class. If I need help on something, I will raise my hand. I will flush the toilet after I go to the restroom and I won’t be rude to my friends.)
“哥哥，这是我写的决心书。”
“不对，上面写是罗比太太的班。”
“不，这的确是我写的，怎么说是别班的学生写的呢？”
妹妹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所说的女人是水做的，一下子就哭起来了。
妹妹念欣今年七岁，读二年级。她幼小时就喜欢看书，当她还抱着奶瓶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她哭时给她一本书她就不会哭，不识字时常常爬到哥哥放故事书的架子上翻书看。后来她从电视机的“芝麻街”节目学习了许多字汇，自己看书，没有我们的指导，而现在她已阅读五、六年级程度的读物。
在课堂上，老师常叫她念书给小朋友听，有一次老师念书念错还被她指出来。她写的读书报告比哥哥还要长，而且有一点文采。因此如果她的决心书被校长选中，我不会觉得奇怪。
今天早上妈妈送他们去学校，顺便去找念欣的老师霍威太太。霍威太太对妈妈说：“我想别班的同学也可能写出这样的词句！他们也可能有同样的想法。”
念欣说：“不会。怎么字句一样，次序也一样呢？”
两位老师的不同处理办法
霍老师的话伤害了她。最后霍老师要妈妈带念欣去见校长，念欣解释整个情形。
校长说：“对不起！二年级的三班的决心书全放在一起，最上面是罗比老师的班，因此我们没有注意，以为你是罗比老师的学生。”
“这样好了，我向你道歉。”
女校长拿了一粒糖给念欣，她就快乐地走了。
我想到两位老师处理问题方法的不同。一个不注意小孩子的自尊心，伤害了她。一个注意到小孩子很敏感，想法子安慰她，把自己的架子放下，谦卑的道歉，而小孩子就不会把整个事情放在心上，可以快乐地上课了。
我在外面散步，看到在一场风雨之后的松树变的更加青翠，远处沉沉的黑云，在黑云前展现一道美丽的彩虹。
中国人的教育问题
本来为了降血压，我在散步时练气功，平时是可以做到不思不想浑然忘我的境界。可是我今天却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的问题。
我想起1993年我到台湾讲学的日子。有一次，留学美国普度大学读数学教育的张静喾教授请我吃饭，他讲他的女儿的一个故事：
这女儿很聪明，在美国上小学时非常快乐。可是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天算术考98分，回来却是哭哭啼啼。妈妈不敢让爸爸知道，怕他会生气。
原来老师对考100分的学生不打，所有不到100分的学生都打，许多小朋友都被打得哭哭啼啼。
张教授对我说：“你看数学是用这种方法教的，怎么不把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抹杀掉?!”
当时我大吃一惊，我说：“如果你的女儿在美国拿到98分，老师会高兴的给她糖果或一个 sticker，以资奖励。不可能会打她的。”
难以置信的事情
这真是令我觉得难以相信。后来我到交通大学演讲，一个以前留美我认识的教授对我讲他的儿子喜欢数学，可是有一次测验时，没有用老师教的方法解一道题，结果是正确，老师在那道题上打一个 "X"，而且还打了他。这对孩子的自尊心是很大的伤害。
我曾和一个到美国的台湾“小留学生”谈，他说他恨死台湾的小学老师，有一次他的测验成绩并不太好，老师要罚他站在黑板前，手上举起他坐的椅子。这种难堪的侮辱，在他的生命中，烙上不可抹灭的印象。
我教的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生，她在美国大学的成绩很优异，她说她在台湾念小学时，母亲要她考试一定要全班第一名，如果考不到第一名，比方说第五名，就要打五下，考第十名就要打十下。她在台北一些好的学校念国中(就是初中)，国文、英文、数学的老师常常打学生。比方说数学测验卷子分回来，老师说：“第一题错的同学站起来。”
结果那些错的同学每个都被老师打，然后是第二题，第三题。有时全班只有少数几个没有被打，所有的同学都被打得哭哭啼啼。她说报纸登载有一些学生被老师处罚，最后竟自杀了。
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沉重。
“残废教育”
中国在二十年代时出了一个教育家，他名叫陶行知(公元1891—1946年)。他是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年) 的学生。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回中国办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
1991年10月18日中国发行一套《陶行知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他看到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对孩子的摧残，他就写了一首短诗：
《学生或学死》
小孩子，小孩子，
哪几个是学生？哪几个是学死？
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帝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因此造成中国虽是文明古国，却是世界最多文盲的国家，在他写的《敬赠师范生》里，他表示：“看那专制国，民愚乃可治。要你塞其聪，个个成奴隶。”
在二十世纪初，他是第一个教育家对传统教育猛烈开炮的人。他说：“中国教育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用脑者因为不用手，脑也不能精细，变成呆脑。用手者因为不用脑，手也不能精细，变成一双粗手。”这种教育是“残废教育”。
残废教育造成了三种残废人：一是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一种是工呆子，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还有一种既不用手也不会用脑的少爷小姐，他们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晓之以理，爱孩如命
他希望老师能爱学生如子，好好培育他们。他办学校时，严禁教师打骂学生，不实事求是地批评学生，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他要求教师对学生一定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爱孩如命，爱才如命”，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在1930年他办晓庄师范学院时，就写了一首《糊涂先生》的诗给老师，希望他们能爱护学生，不要把调皮捣蛋的学生看成是坏学生，以免把“科学幼苗”闷死。
“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学堂成了害人坑！你的墨水笔下有冤魂！
你说瓦特庸，你说牛顿笨，你说像个鸡蛋坏了的爱迪生，若信你的话，
那儿来火轮？那儿来电灯？那儿来的微积分？
“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要等到：
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少说几句坏蛋！
在他的《不如学阿尔》的文章里，他说对孩子“少说几句坏蛋，社会、家庭、政府多给一些自由空气，少用一些齐一手段，阿尔、爱迪生，便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遏了。”
如果教师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就不应该对他们所教导的孩子作出伤害心灵的举动。
我们小时候可能遭受过一些老师无理的惩罚，我们长大之后，应该从这些事汲取教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要有“媳妇熬成婆”的心态，认为现在我可出头了，我以前受的苦，现在要加倍地回报在我的学生身上。
把陈规陋习搬走
我走过几条街道，秋季一些积在地面上的落叶都被这几天百年难见的大雨冲走了，街道是显得清爽干净。
我家后面的小河，有一段长时间接近干涸，许多树枝叶子堆积，现在变成一条咆哮的奔流，那些原来沉积的枝干落叶都被河水迅速带走。
我希望看到中国教育也像这条小河一样能有咆哮的一天，把一些陈规陋习像残枝败叶地冲走，迎来一个阳光灿烂，欢乐的春天。
1995年1月16日
（原载于香港《广角镜月刊》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