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
——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的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对于未来的亚洲，我们将如何适应说英语的中国人，我们的温顺和快乐，我们真正忠诚的仆人？我们教他们英国历史：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英国地理，占不列颠群岛书的四分之三，世界其他地方的四分之一。文学，莎士比亚的《羔羊传说》和《牙线磨坊》，都是基础书籍，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舌头的复杂性。我们从他们自己的知识和传统中汲取了教训；如果那只是将它们与过去隔离开来，那就没关系了，但更危险的是，它将与现在甚至亚洲的未来隔离开来。这些幸福的太监因他们对英语的了解而束缚着我们，我们经营着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殖民地保护区。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认为我们可以将其留给他们自己管理。印度的所有革命者都是回到自己的文学和语言的人。我们将在这里看到相同的现象。
——韩素音《餐风饮露》
真理像外科手术一样，可能会受伤，但可以治愈。
——韩素音
恐怕有些人不了解我的行为。但是没关系。如果十亿中国人喜欢我，并认为我做得很好，那么我不在乎几个不了解我的外国人。
——韩素音1982年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真理像外科手术一样，可能会受伤，但可以治愈。
——韩素音
有些书你看过了会一生不会忘记，韩素音的小说《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 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这书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出版再现了紧急状态的马来亚。
在1963年我进入南洋大学，学生会举办了一个演讲会邀请曾在现语系教英文的韩素音医生来演讲。韩素音曾在南洋大学校医室和文学院义务诊病和教课达6年（1956-1962）。在担任兼职讲师期间，义务教导当代亚洲文学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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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素音1958年，1978年，1994年相片 |
我第一次听她讲述她年青时在旧中国的生活和学习：比利时母亲对中国的蔑视使叛逆的她偏爱中国。从12岁起，她决定不遵从母亲的意愿而成为一名医生，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担任打字员，负责交纳学费。她后来获得了在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医学的奖学金。1938年以助产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她和一些朋友在国破家亡的动乱时代现身武汉和重庆救亡的爱国活动。她娓娓动人的演讲，让听众了解旧中国怎样变新中国。
听完演讲之后，我想读她写的书，一方面是想提高英文程度，另外是好奇想知道她小说里会有什么动人的故事。
找到她的最畅销的小说《瑰宝》(A Many Splendored Thing)。我只读了一小部分就放弃。因为就像我看《红楼梦》，虽然这是古典小说的珠宝，但我不喜欢那些“你侬我侬”脂粉气太重的故事。
第二本是1956年英文本《餐风饮露》是一部绝对出色的小说，我连续用三天的时间把书看完。为什么这本书能这么吸引我，能让我废寝忘食去阅读呢？
1942年，日本人在两个月内控制了马来西亚，并于1942年2月占领了新加坡。日本占领马来亚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在马来亚土地上和日本作战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他们是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人民抗日军在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到了1945年，它已经发展到7000人，开始了较大的军事行动，在柔佛，曾在两周之内就歼灭了上千日军及其帮凶走卒。
日本投降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走出丛林，解除日军武装，并且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这时，马来亚共产党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拥有10000名党员，领导着一支15000人的革命武装。在日军投降和英军重返期间，实际上已在多个地区建立地方政权，控制了当地局势。未几，英国军队又卷土重来了。英军重新占领了马来亚，在“维持秩序”的幌子下，1945年12月，解除了6800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进而解散各地的人民委员会。
日本投降后，东南亚联军统帅蒙巴登将军于1945年12月1日在新加坡出席马抗解散仪式时，曾高度赞美抗日军战士的勇敢、机智，称赞他们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殖民政府还颁授予马共总书记陈平以 OBE 大英帝国勋章，但他没有去英国领取。英国政府曾短暂承认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并成立办事处。
可是不久英国害怕马来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在1946年6月18日宣布‘紧急状态’，马共是非法组织。开始逮捕及驱逐左翼体领导人士。大批马来亚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害。于是迫使马共再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的马共总书记，就是时年26岁的陈平。
英国当局收回先前颁发的勋章，陈平成为英国首要通缉犯。陈平领导的部队仅有１万人，而要对抗由英军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组成７万人联合部队。为了对付游击队，殖民当局从英国及其同盟国招集军队，派往镇压的正规军达4万名，另外，还有大约6万警察和25万治安人员，并有海、空军助战。
1950年的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 努力减少游击队在人口中的支持者，并阻止任何粮食供应。这项政策将生效，到1951年，已有40万人搬迁到500个新村。并且将有500,000村民（80％的中国人）必须在新村定居，周围有铁丝网和铁丝网。布里格斯更彻底改变了马共党人的生存条件：英政府当局划设‘新村’，把边村的华人全部集中、迁居，驻有军警及边哨，阻绝华人给游击队送粮食。如此一来，让丛林中的游击队陷入极度物资匮乏中。
英国政府用空中轰炸和脱叶剂，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防止华人向游击队运送食物和武器。《餐风饮露》用这句话来形容人们害怕的感觉：“我们在人民与水之间，在火与水之间。我们陷入了两种恐惧：警察和丛林。”
在英国当局的规划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围架设层层铁丝网，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逻：进出必须经过岗哨检查，凡粮食、医药、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为重点管制项目，搜身确保民众只携带个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为马共党人的物资补给。新村门禁森严，早晚点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没有定时进村，下场相当悲惨。新村被马共称为‘集中营’，一方面因为外围严密的铁丝网墙、严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于村里的生活型态。村内吃大锅饭，一户户人家挤在简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条件非常困苦，住宅还不时被官兵搜查。而华人这样的居住型态，从英国殖民晚期，一直延续到马来亚建国之后。
“新村人民的痛苦可由前沙登国会议员拿督叶炳汉的以下追忆得以显示。当时的他被赶进沙登新村的时候只有六、七岁，周遭环境，荒芜光颓，村民一方面要搭屋盖白锌，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干活。当年傍晚六时戒严，黎明五时解除戒严，村民摸黑出门干活时，因为粮食统制下，出村的村民，在栅门受到严格的搜查。于是，妇女被脱光搜查者有之，被英军强奸者有之，被当作马共份子而打死有之。总之，人民是在恐怖与痛苦的环境下度日。”(见[5])
这支共产党队伍有1万2千人，与英军浴血奋战12年，至到1960年7月31日马来亚才宣布退出紧急状态，抗英军有6700名被杀，英联部队有1800名伤亡，平民3000多名在冲突中牺牲。陈平在其回忆录《我方的历史》中说：“官方的数字显示，我方共有六千名军人被杀。我可以准确地说是四至五千人之间。”
韩素音这部小说是写于1952-1953年，她那时35岁在柔佛州新山总医院工作。小说以韩素音接触被英军逮捕的共产党被拘留者的接触，看到英国人用肉体折磨，挑拨离间，及用叛变者来搞内斗的伎俩。
我所以对该小说兴趣，她的确真实的反映当年紧急状态下的一段史实。这小说共产党人的形象有着生动的描述是绝对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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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素音和梁·康伯 |
当年韩素音嫁给参与紧急状态特别部门反间谍专家梁·康伯(Leon Comber)。婚后来到新山，一住11年。她先在新山中央医院服务，这书里有许多资料是由康伯提供。由于1956年这书的出版，康柏被驻马来亚英国最高专员邓普勒(General Templer) 将军召见和指责。梁康柏回应说：“她虽然是我的太太，但她是一位作家，作家要写什么不是我能控制的啊。”这就更激怒邓普勒将军，梁康柏随即被调往登嘉楼“冷冻”，不久与韩素音商量后，辞去不干。韩素音也这时离开中央医院，在新山易卜拉欣街(Jalan Ibrahim) 24号一间“环球药房”(Universal Pharmacy) 的二楼，开起自己的诊所。她从清晨工作到夜班，每次诊症收费1美元，而其他医生则收费15美元，对于那些穷人，她悲天悯人没有要求收费，而且免费提供药物。
康伯三年后和韩素音离婚。在2008年他批评与韩的分离说：“我认为这本小说以相当倾斜的方式描绘了英国安全部队。我是一个非常左派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医生，我理解共产党人可能会感觉到他们的方式原因，但我不同意他们举起武器。”
韩素音会讲客家话，普通话，广东话，马来话，法语和英语。考察过新村居留营，并从丈夫梁康柏那里取得许多资讯。写作手法里面用书信，日记，回忆方式描述一些坚贞的共产党领导的不屈，以及变节者的卑劣描述，显示医生素音对是对马来亚共产党被拘留者的同情，导致该小说被视为反英殖民主义。结果这小说使一些人反对英国当局的政策。
小说里的被拘留者马共领袖“森”(Sen) 是以世界糖王郭鹤年(Robert Kuok) 的二哥郭鹤龄(William Kuok Hock Ling，1923-1953) 为模特儿。他是受英语教育者，为马来亚民主联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创党人，1945年左右加入马共，曾担任宣传主任，1948年走入森林，1953年8月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遭英军伏击与两个保镖被英军枪杀，享年30岁。
在《餐风饮露》中，韩素音花了很多篇幅哀悼郭鹤年的二哥郭鹤龄，并分析为什么华人会加入工会，为什么选择走到森林里去？小说描述“森”是：“一个有自己梦想的年轻人”。他“有一股不可预知的冲劲，一种悄而无声的爆发力，他梦见了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为了这个梦想，他离开了这个家，毫不迟疑地去寻找公义：他心目中希望的未来，明净无瑕，所以他走了。”
“Sen 是父亲最心爱的儿子，家境富裕、心境平和、没受过挫折的他，却成了这样一个反叛的儿子。他选择进入森林去寻找正义，选择了大树下的黑暗、可怕的流血。”在森林里，Sen 和一名年仅20岁的少女，有两年森林游击经验小云(Little Cloud) 恋爱。但小云被捕了。当警察拖她走的时候，她曾经挣扎哭叫。
警官戴维斯(Luke Davis) 说：“总之，我不明白‘共产党’这个字眼对像她这样的人来说是什么。我怀疑她真的有什么信仰？我不懂她到里边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里的“她”是小云。
后来，小说的叙事跑出一个叫阿梅(Ah Mei) 的“卧底”。而这阿梅就是一年前被捕的小云。她一直出卖森林里的马共分子，最后“无密可告”，阿梅为了自己的生存，最后告发了 Sen。
韩素音对马来亚及马共的描写和认识，不仅是创作。小说准确地描绘了布里格斯计划和新村。其小说的场景具体可考，特定人物的原型呼之欲出，一些角色确有其人。她笔下的新村面貌、马共战斗，身怀手榴弹的少女战士、被捕复变节的马共队员、信仰共产主义参加游击战斗的富家子弟等等杰出地精彩描述。小说里森和小云的恋情，在现实上郭鹄年的二哥并没有亲历。开始小说里的小云背叛革命却是有现实意义，现实上往往有一些较软弱及不坚定的人在敌人洗脑之下只好背弃自己以前的壮志和理想。显然，她受到了法国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 的小说《人的命运》(英语 Man's Fate，法文 La Condition Humaine) 的影响。
马来西亚首富、有“亚洲糖王”之称的郭鹤年在其九十四岁高龄时首次出版由本人口述、前资深财经记者 Andrew Tanzer 整理记述的《郭鹤年回忆录》第四章写二哥郭鹤龄，他形容二哥是一位伟大但不幸英年早逝的人。“我认为鹤龄是一位十分出类拔萃的人，拥有他所属时代的伟大素质。他一生只关心社会的草根阶层，希望社会能得以改革让天秤不至完全向当权者倾斜。鹤龄对我的影响跟母亲一样重要，并且十分根深蒂固。如果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占70%到90%，那鹤龄则占10%到30%。除了母亲和鹤龄外，无人能有此影响力：父亲、鹤举、任何一个朋友或老师都不能相比。”
郭鹤年给自己的二哥做出一生的总结：“鹤龄为公义献出了生命。他眼见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盲从附和。他因为不公平的对待才被开除出校。他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径。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国和印度军队以占领军的身份回归执政。”
右图：坐者为郭妈妈，后排左起为二哥鹤龄、大哥鹤举和鹤年
鹤年不避讳写鹤龄英年早逝对他的影响：鹤龄在新山英文书院就读时，品学兼优，才智过人，被学校选为领袖生，更是弟弟他仰慕的英雄人物。鹤龄的英文特别出色，熟读英国古典名著，15岁时已能执笔写时事评论文章，投给水准甚高的英文《海峡时报》。由于文章写得很好，该报甚至拟聘他当记者。
《自传》中写他一次在未获批准下使用学校的一个球场，英籍老师则以种族主义态度对待他，并要求他致歉。出于正义，他拒绝向该老师道歉，随后被学校开除，鹤龄只好转到另一间稍欠名气的私立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
“迫害使年轻的叛乱分子成熟。”而郭鹤龄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他成为马来亚共产党中一名重要的成员。郭鹤龄在二战目睹日军迫害华裔后，萌生加入马共抗日的念头，但担心牵连家人，因此迟迟未决。
“我相信郭鹤龄是在1945年下旬或1946年参加马共。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我想，他坚持保密，意在不要把家人卷入其中，因为英国人当时追击与压迫正在走入森林的共产党人。”
英政府决心镇压马共之前，郭鹤龄前来吉隆坡，经营一份小报，充当马共喉舌，但后来被英殖民政府封杀。同时，郭鹤龄也活跃于新加坡海港局工会(Singapore Harbour Board Union)。
郭鹤年曾力劝郭鹤龄不要走：“让他们（指英殖民）逮捕你好了，然后驱逐到中国。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请求马来亚政府把你送回来。……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最终可能会用原子弹轰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们全部炸死……你能活下来的机会实在太渺小了。”
巫统创办人，前首相胡先翁的父亲拿督翁曾向郭鹤龄建议到国外任外交官高职，但为他拒绝。英军在采取行动前，曾动员拿督翁在空中广播，吁请郭鹤龄放下武器。1953年10月，英军在彭亨森林展开“剿共”活动，郭鹤龄在一次突击中中弹牺牲。其时，天空正下着大雨。
郭鹤龄在1948年走入森林，意识到人生意义，不仅限于赚钱。“这是我的亲生兄弟。他是我所认识最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被压迫者。”
“我从未嘲笑郭鹤龄协助穷人，捍卫工会。不过，我不认为生意与政治需走在一起。”
“相反的，郭鹤龄认为我只是热衷于赚钱。1948年某日，他与我坐在一起，告诉我是错的，迟早会明白他的劝告，即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犬牙交错的。”
鹤龄在新山英语书院(Johor English College) 就读时即与左倾的同学密切交往，其中一人是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Joseph Puthucheary，1922-2004)，这名印度裔同学后来成为新加坡鼎鼎大名的左翼工会领袖和律师。1951年1月，普都遮里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新加坡特别分支机构逮捕。他们是第一批根据《紧急状态条例》被捕的英语知识分子。普都遮里未经审判就被拘留了一年半。1952年获释后返回大学。1953年2月23日，他与其他学生一起成立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15他于1954年毕业，获得经济学荣誉学位。
在513学生骚乱之后，詹姆斯·普都遮里因支持学生而被捕。在樟宜监狱期间，他写了一本分析马来亚政治经济学的书，名为《马来亚经济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1960)。詹姆斯·普都遮里是“人民行动党”(PAP) 的创始成员之一，他不再担任政府机构职务，开始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 担任经济学讲师。
但1961年7月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1963年2月2日，普都遮里再次被特别部门逮捕，这次是在一次反共安全突袭行动中，该行动被称为“冷库行动”。他是被拘留的100多人中的一员。他拘留六个月后被释放，被禁止进入新加坡，并定居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从事法律工作。
郭鹤龄上山之后，郭母郑格如认了詹姆斯·普都遮里当义子。当郭鹤龄被英军击毙，詹姆斯受委托去认尸，并把确认的消息通知郑格如。
1947年，郭鹤龄手抱着侄女的照片。
为了纪念已故郭鹤龄，詹姆斯·普都遮里写了底下的诗：
| An Epitaph
by James Puthucheary (1925-1999) Lie here comrade in this unstoned tomb The rains shall soon level the earthen mound And you be food for maggots and worms But we will not weep that you are gone. We will not weep, not even a drop Or hang our heads down or beat our breasts For you have lived your life in full, not Seared by the shame of a cowardly past. You had only life to live and once That one life was your dearest possession You have lived it without years of torture Of purposeless life or of trivial past. Now comrade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 And your guiding hand from us withdrawn When amidst struggle your memory recall In the jungle, to all with pride shall tell "All his life and strength was given To the first cause in the world --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 墓志铭——悼念郭鹤龄（1923-1953）
詹姆斯·普图查里写 北雁翻译 在这无碑的墓里你躺着，同志 雨水不久将把坟冢夷平 而你也将为蛆虫所食 但我们不会为你的离去而哭泣 我们将不哭泣，即便一滴眼泪 或低下我们的头，或捶打我们的胸 因为你已完满度过一生 不会因耻于懦夫般的过去而凋谢 你只有一次生命 那又是你所最为珍惜的 你已度过了它，未经连年的折磨 既非漫无目的，亦非庸碌而过 如今同志，你已消逝离去 你引领的手已从我们之中抽离 当斗争中想起你时 在那森林深处，你的英灵将骄傲地告诉世人： “他把整个生命和力量都献给了 世上最崇高的事业 ——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
中文法文和德文翻译("Et la pluie pour ma soif" "Der Wind ist mein Kleid")。
韩素音定居瑞士洛桑，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76年她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发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演讲。她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她坚信和称赞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她称文化大革命为“创造性的历史事业”。她希望听众不要被西方新闻洗脑，不要盲目相信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她的回答很精彩：“我必须了解到，除了物质上的舒适，成功之外，甚至是民族精神或爱国主义之外，人类还拥有更多的东西。在任何值得成为人类的人中，也都需要正义，自由，正义需要我们一生的证据，自由是一种不可分割的集体性，任何人都不能仅出于权宜之计而谈论正义，人类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仍处于束缚之中，也没有自由。”她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反对某些狂热右翼分子说她幼稚的的严厉攻击和挑衅。
韩素音大脑后来长了一个血管瘤，医生建议不要乘飞机旅行。2012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5岁。
对于生在和平时期新一代的华裔子弟，应记取这段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史实，如果想要知道马来亚人民在“新村”(New villages) 的生活以及英国人怎么用心理战瓦解被拘者的意志，镇压马来亚紧急状态造成的苦难，这书《餐风饮露》是比中国五十年代小说《红岩》更值得看的。这书有中文译本是韩素音的好友李星可翻译，由青年书局出版，可是里面许多内容却被删除掉。我希望在中国获得韩素音翻译奖的年青人能集体把这小说好好翻译成中文。
2020.2.27写
2020.3.18修改
〖参考资料〗
[1] Han, Su-Yin. And the Rain My Drink [1956].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2013.
[2] Tan, Jing Quee. Tan, Kok Chiang and Hong, Lysa, eds.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Petaling Je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1. Angelia Poon Nanyang
[3] James Puthucheary, 《没有懦弱过去 James Puthucheary：著作，诗歌，评论》(No Cowardly Past: James J. Puthucheary: Writings， Poems, Commentaries, 2001, 2nd edition.
[4] 郭鹤年，《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18.
[5]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2010.3.1
http://www.mychinesefamilytree.net/ppl/history/486.html
[6] Ina Zhan, Han Suyin in Malaya, co-published by the NTU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CLC) and Global Publishing, 2016.
章星虹，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八方文化企业，2016/03/01。
[7] (1)Love in a time of change
https://www.mewatch.sg/en/series/love-in-a-time-of-change/ep3/59788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wMTg5MzQwOA==
[8] WangXudin, Of BRIDGE CONSTRUCTION: A CRITICAL STUDY OF HAN SUYIN'S HISTORICAL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1996 St. John’s University PhD 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