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对我的影响

　　我在高中一时有机会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小册子《从杨辉三角讲起》，我太喜欢这书，用手抄把整本书抄下。后来得到一本禁书《给青年数学家》，我也不怕死把整本书手抄下来。二十多年之后，我到加拿大讲学，有一次缅尼多巴大学统计系系主任陈乃九教授(他的堂哥陈乃六是我高中的化学老师) 说他有一本旧书问我想不想要，我很高兴竟然是这本影响我一生的书！　

　　读大学时买了华罗庚写的《数论导引》一书，从中汲取了许多关于数论的知识。1979年来我从法国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Gallegher 教授告诉我，他以前去法国进修时带华罗庚这本中文书去念，而当时他却不会中文，为了要念华的东西自己就猜测里面的东西，就像我不懂俄文为了要知道俄文的数学书，也是用猜测的方法来读。

　　我在七十年代时曾在一个长辈的嘱咐之下给华罗庚写信和寄出，因为这个长辈和华是同乡及很熟，希望我在学数学时能请益于华老。可是我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事，足以使他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我的长辈后来从国内出来的友人处知华的近况，要我停止和他联系，免得使他麻烦。

　　1980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转学电脑不搞数学，有一天，数学系主任加利格（Gallegher）教授打电话告诉我，华罗庚第二天会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希望我能去听。

　　事实上在这之前，我在1980年8月10日至16日在柏克莱参加“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已见过了华罗庚，（详细情况请阅《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3集）我问他在文革期间有没有收到我寄给他的数学书籍，他说没有，而他告诉我令他痛心疾首的事：他的一些数学手稿被人偷走。我告诉他我是“没钱有脚走天下”，他劝我应该好好珍惜年华不要浪费生命，在数学上作出一些贡献。他当时写了“人贵在自知之明”的几个字给我作纪念。

　　他问我在抗战时曾给他帮助的长辈的近况，并写下地址，回到旅舍之后就写了一首诗寄给他。我后来把这诗公开，不单是作我的座右铭，也影响了一些年青人。请看此文前的诗。

　　第二次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他，他对我说科普的工作是重要，可是在中国却不受重视，他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他鼓励我继续在这方面工作。他说只要努力工作，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成绩。

　　我却辜负了他的期望，有十多年的时间停笔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读到王元《华罗庚》的初稿转载华罗庚在1984年7月3日洛杉矶西望中原写的诗词：

　　茫茫一海隔，
　　落落长相忆。
　　长相忆，
　　白云掩目苍海碧。
　　时光不倒流，
　　往事何必多回忆。
　　掌握好今时今刻，
　　为人类尽心尽力。
　　身后原知万事空，
　　人生难得三万六千日。
　　不珍惜，不落实，
　　悔何日，空叹息。

　　心里却有些内疚，觉得应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再提起笔来写东西，以后在九泉之下见到他不必像他的一些学生要回避他，我可笑着说，我已做到他所说的“寸知片识献人民”，不虚此生了。

1985年10月3日

【附录】

李学数：能诗善文的华罗庚

华罗庚（L. K. Hua 1910-1985）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他除了教研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嗜好。

他喜欢数学，在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向他们解释数学的美丽。在1941年，他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有一天为了躲日本人的空袭，他和孩子躲在树林里。他问孩子：“你们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

他最小的孩子说：“玩具最美！”

他的大儿子华俊东说：“当大夫！当大夫可以给人治病，病人的病被医好后，他的心里最快乐。因此，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

才十几岁的大女儿华顺说：“我觉得音乐最美！”

华罗庚说：“你们讲得都对，玩具呀，给人治病呀，听音乐呀，都是世上很美妙的事。可是，我觉得世上最美的还是数学。有人说，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语言，这话是很有道理。我希望你们长大了能爱数学，学数学。”

热爱中国古文化

华本身也热爱中国的古文化，除了念一些唐宋旧诗词外，自己也写诗。我这里介绍他写的部分诗歌。

在60年代初期，华罗庚为青少年写了一本通俗数学著作：《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他用他的一首诗作为序：

　　神奇妙算古名词，
　　师承前人沿用之，
　　神奇化易是坦道，
　　易化神奇不足提。
　　妙算还从拙中来。
　　愚公智叟两分开，
　　积久方显愚公智，
　　发白才知智叟呆。
　　埋头苦干是第一，
　　熟练生出百巧来，
　　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劳一分才。

他以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少年，靠自学，没有导师的帮助，对中学和大学程度的知识进行研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他自己说他后来研究工作中所以能够自如地运用任何初等数学部分，要归功于他早年对于初等数学下的研究功夫。

轻视困难和畏惧困难是孪生兄弟

在1955年3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写的《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就说：“不轻视点滴工作，才能不畏惧困难。而不畏惧困难，才能开始研究工作。轻视困难和畏惧困难是孪生兄弟；往往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我看见过不少青年，眼高手低，浅尝辄止，忽忽十年，一无成就，这便是由于这一缺点，必须知道，只有不畏困难、辛勤劳动的科学家，才有可能攀登上旁人没有登上过的峰顶，才有可能获得值得称道的成果。所谓天才是不足恃的，必须认识，辛勤劳动才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唯一的有力保证，天才的光荣称号是决不会属于懒汉的！”

194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原中文稿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丢失了，此书中文本是后来从英文转译回来的）。当时数论大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Vinogradov）是数学研究所所长，还邀请他去苏联访问。

华罗庚去苏联的飞机在伊拉克的雪山顶上受困，山上寒冷，夜晚有饥饿的野狼嚎叫。华罗庚请求当时在德黑兰的中国使馆帮忙，可是使馆的官员却因他要到苏联去，而态度冷淡，不予援助。华罗庚气愤之下，写了底下的这首诗：

　　我欲高飞云满天，
　　我欲远走冰塞川，
　　拔剑四顾茫然起，
　　锋芒直指霄汉间。

几天之后，他得到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改乘一架运输机，到斯大林格勒，以后在苏联访问三个月。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华罗庚在1980年5月21日回到他的故乡江苏金坛县中学演讲，他回忆在抗战时的日子说：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教授在前面走，穿了个大褂子，要饭的跟在后面，跟了一条街，那位教授身上实在没钱，回头说：‘我是教授！’要饭的一听就跑掉了，因为就连乞丐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钱的。”

“在那样的环境中，日本人的封锁，令国外的杂志到不了手。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有一次轰炸时，土一直埋到脖子，刚好剩下头没有埋在土里面）。在那种困难之下，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许多人想法子搞个护照，到外国去。有的改行做买卖了，那是做买卖，跑到仰光。”

“我们都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时，我们的楼子会跟着摇晃。那时没有电灯，就找来了一个香烟筒，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40年到1943年我完成了《堆垒素数论》。”

事实上，华罗庚一家来到昆明时，最初没有地方住，原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和诗人闻一多把他在陈家营的屋子的一个套间屋给华罗庚一家六口住，而闻一多一家八口则住在另外一间套间屋，两家当中用块帘子隔开。

闻一多对《楚辞》很有研究，40岁开始因抗战失利而留下长须，他发誓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把他的一把美丽的胡须剃掉，“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馈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见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

华闻两家清苦的生活，因追求真理结下的深厚情谊，这是许多战后长大的人不容易了解的，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还认闻一多为义父。华罗庚有一首诗写他们这时的生活：

　　排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华罗庚住的地方远离校区，左脚又跛行动不方便的他，进城上课只能乘牛车，牛车只有左右两轮，各有一块长木板，乘客横坐在木板上，双脚下垂两边，两手紧握木板，免于震动跌下，车是由农夫驾驶。

华住的地方，屋顶盖瓦片，地面铺一层木板，高低不平，四周墙壁用泥土及竹片筑成，窗户狭小，光线幽暗，楼下是猪马牛禽，骚嗅之味不绝，一间长方形厅房及两小间卧室。厅房是客厅、餐厅并兼书房，华的书房只不过是在屋角靠窗摆一书桌，桌面一半堆满书籍杂志和稿纸，墙上悬一块小黑板作计算之用。

危楼欲倒，猪马同圈

他后来回忆说：“想到了40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房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搞些破棉花做灯蕊；为了节省点油，蕊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分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则清汤之清，而高则未见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

生活太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生活，他还要改名换姓，到中学去兼课。他的第三个孩子诞生时，他都没有钱送妻子去医院分娩。在家里生下。他对妻子说：“我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孩子就叫华光吧！”

闻一多从1944年夏天开始，要刻图章来增加收入。他对华罗庚说：“我的父亲是个秀才，家学渊源，我24岁时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及纽约的艺术学院学画，因此也学会了雕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会为了吃饭而被迫挂出了公开治印的招牌。”

华罗庚对这时的生活，有诗存照：

　　寄旅昆明日，
　　金瓯半缺时，
　　狐虎满街走，
　　鹰鸟扑地飞。

重金收买闻一多的头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闻一多搬到昆明西城的昆华中学住，华罗庚仍住在陈家营，闻一多本来是一个恬淡的诗人学者，这时觉得不能在故纸堆过活了，参加了“民主同盟”，也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反饥饿，要民主”。昆明城笼罩着不安，有人说：“要以40万元的重金，收买闻一多的头”。

闻一多对华罗庚说：“有人说，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穷疯了。可是，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见到国家糟到这地步！人民生活这么困苦！要不是这些年的颠沛流离，我们怎能了解这么多的民间疾苦？我们难道这一点正义感也没有？我们不主持正义，就是无耻，自私！”

挚友惨遭暗杀

1946年7月11日闻一多的好朋友李公朴被暗杀。7月15日在云南大学礼堂开追悼会，闻一多慷慨抨击当局的黑暗，散会后他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时，父子惨遭暗杀。

事件发生后，华罗庚正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看到报纸上登载：“昆明警局消息：15日下午5时30分，联大教授闻一多，偕子闻立鹤，由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外出，北向行进之际，突被一穿青色衣服，一穿灰色衣服之暴徒两人，开枪狙击，闻氏父子当即应声倒地，暴徒向钱局街方向逃逸，岗警追捕不获，在肇事地点，检获大粒八弹壳一只，盒子枪弹壳三只。当即将受伤之闻氏父子，送云大医院救治。闻一多腹部中弹多发，于送医院途中毙命。其子立鹤共中弹五发，计脑部左右各一；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不能言语。市警局闻讯即赶到出事地点查勘，随即加派干员，追缉凶犯，分发省市府及警备总部严缉归案云。”

事情来得突兀，令他热泪盈眶。他回想他离开昆明时，最后见闻一多，还劝他保重。当时闻一多说：“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时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果然闻一多以他的热血荐轩辕，死时年仅46岁。华罗庚悲愤的写道：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30多年之后，华罗庚写纪念闻一多的文章里写：“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的未竟事业。”在该文中，他写了这样的诗：

　　闻君慷慨拍案起，
　　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
　　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
　　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
　　那管江海与荒丘。

在1962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华罗庚写了一篇题为《取法务上，仅得乎中》的文章，勉励青少年应该早努力，学好本领。他以苏东坡的爸爸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成为一位大文学家的故事，勉励青年刻苦学习，不要怕晚嫌迟。他写了这样的诗：

　　发愤早为好，
　　苟晚休嫌迟，
　　最忌不努力，
　　一生都无知。

数学方法用在管理上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北京西郊的科技大学副校长以及应用数学系系主任。当时政府要科学家从研究所出来到实际生产中找课题，及应用他们的理论到实际生产上去。华罗庚以前搞的是数论，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抽象代数，怎么将这些东西和实际联系呢？他最初翻看天文、物理书籍，对其中一些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后来他觉得这样仍旧是理论联系理论，和实际没有太大关系。后来他去访问工厂和农村，发现管理工作非常落后。因此他产生是否能把数学方法用在管理上的想法。他就阅读许多国外的资料和书籍，最后决定以统筹和优选学作为应用数学家的发展科学。并且他亲自到北京郊区农村，研究用什么方法选打麦场最好，方便调度粮食的问题。他这时写了这样的诗：

　　向在城市里，
　　今来大地边。
　　东风勤拂拭，
　　绿满万顷田。
　　规划处处用，
　　数学入田间。
　　移植谁之力，
　　靠党非靠天。

参加铁路建设，差点命都送掉

1964年4月左右，他收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信，邀请他到大西南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他已快55岁了，可是他毅然答应，想走到下层去看看。他写了这样的诗：

　　时乎亦何速，忽忽五十五，
　　快马不加鞭，倏马化尘土。
　　五洲风雷激，四海云水怒，
　　敌人正磨刀，兄弟受煎苦。
　　主席光辉照，群众干劲鼓。
　　五五正当年，急行迈大步。
　　对党驯若羊，对敌猛于虎，
　　甘作螺丝钉，敢当降魔杵。
　　休辞行彳亍，背篓攀云路，
　　鲁阳已挥戈，酣战日正午！

错误的数学，导致阶级兄弟伤亡

成昆铁路是一个艰巨浩大的工程，要穿过四川云南的万水千山，工地周围不是奇峰绝壁，就是虎狼出没的荆棘野地，这些工地的建设者除了要提防猛兽的夜袭，也要提防一些土匪的突袭。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在1964年秋天来到大西南地区工作，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几次发生意外差点命都送掉。他的腿不好，生活和工作比一般正常人还困难，在山上大便，就要吃力地用手扒着山上的石头。他们要风餐饮露，生活不能像在城市时那样好过，山上没有水洗澡，衣服长满了虱子，没有水洗，临睡觉前把衣服抖一抖，虱子成片的掉下来。这种日子并不好过。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必须用最浅显的语言，对完全不知道数学的工人讲解，对没有太多知识的青年讲解统筹法真是不容易的事。华罗庚很坦诚的说：“同志们！坦白地说吧！用统筹法能不能提高效率，现在我还没有把握。在北京电子管厂我们搞了八个月的试点，最后失败了。这次，我是抱着向工人同志们学习的想法来。过去，我教书的时候总是夹着一本书，如果不夹书，我的肚子里也有一大本书。现在，搞应用数学，我还是刚刚开始学走路，如果大家一定让我讲的话，我的讲稿只有几页。”

一些人听了就对他说：“好就好在你的讲稿只有几页纸，不然的话，工人怎能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呢？如果再等三五年盖起数学大楼，工人念完三五年大学再听你的课，铁路竣工要等到哪一年？”

他就这样在荒山野地和学生开课，到处奔波六个多月，要把数学交给广大的群众。在1965年12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说，如果他是安于现状，可以在书斋里清茶一杯，香烟一枝，钻研自己所喜欢及擅长的数学问题，管他四海翻腾，五洲风雷，每年写上几篇论文，把自己所长的知识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代，就可以安然自得，没有遗憾。他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亲眼见到了错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兄弟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往往一位阶级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时所忽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不到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于如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被江青点名批判

华罗庚到工厂、农村去推广“双法”，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就曾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华罗庚，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春桥还认为推广优选法的科学纪录片是“引导青年人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说优选法不是科学。姚文元指令报刊不准宣传优选法，及扣压华罗庚的文章。华罗庚和他的小组于1966年的一天在中国南方推广“双法”时，被一封加急电报叫回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双法”的“禁令”。

在科学院，“四人帮”一个女爪牙有一次约华罗庚谈话。这个女爪牙时常缠着华罗庚，华到西安，她也到西安，华回北京，她也到北京。她一会儿说华不讲路线，以目乱纲；一会儿说，华的小分队不要党的领导，可是华却有铮骨不愿屈服。这次女爪牙又有毛病捉了，她对华说：“有些方法，外国有人说它对，中国就有人说对，而你为什么能看出它的毛病呢？”

华知道面对这个浅薄女士讲科学是讲不通的，就念了一首唐诗，并问她：以下这首唐诗共二十个字有没有错？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挥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这女爪牙说；“这是唐诗，我念过，看不出错来！”

“是啊，这首诗是没有人说过它错。但是，塞外的北方下大雪时，还会有大雁飞吗？现在我不是看出它的错吗？那样复杂的数学问题怎么就会没有错？错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指出来呢？为什么不准有我们自己的解释呢？来，让我把这首诗改为：

　　北方大雪时，
　　群雁早南归。
　　月黑天高处，
　　怎得见雁飞？

可是“四人帮”还是不死心，对华和他的小组制造一些谣言：“华罗庚搞优选法是游山玩水，沽名钓誉……他们是一群蝗虫，去到哪里吃到哪里。”“华的小分队不要党的领导……”“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的工作。”

“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华罗庚的手稿被盗，而且有人准备批斗他。1970年3月4日周恩来发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的批示。

华罗庚有一首诗讲他从事推广“双法”的感受：

　　我对生产本无知，
　　幸得工农百万师，
　　吾爱我师师爱我，
　　协力同心报明时。

1972年冬天，华罗庚被大庆油田聘请担任科学技术顾问，心中高兴写了下面的诗：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下，养成豆芽菜。
　　娇嫩盘中珍，聊供朶颐快。
　　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千百袋。

可是这样的思想不是那些喜欢阶级斗争、唯恐天下不乱的“四人帮”分子所喜欢，华罗庚的小组去到那里推广“双法”就有科学院“造反派”的头头派人追随，时常提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为难华罗庚，如：“老华，你为什么一定要搞优选法？别人用了很久的东西你为啥不搞？”“老华，你的提法有问题。什么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搞优选……优选法怎么能和路线相提并论呢？这是以目乱纲呀！”

“休道她，势大欺人多显赫……”

写了《病中斗》一诗：

　　我身若蒲柳，难经九秋风。
　　打击不算大，狼狈如转蓬。
　　几为仇者快，几为亲者痛。
　　幸赖群众力，始能顶妖凶。

他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是深恨痛绝的，曾写了这样的词：“休道她，势大欺人多显赫，下场头，纸船明烛照天烧，不怕风狂雨骤浪滔滔，显今日，还俺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他因心肌梗塞留在医院休养六星期，离院时写了意气风发的诗：

　　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
　　驰骋草原志千里，翱翔太空意凌云，
　　一心为人民。
　　壮士临阵决死，那管些许伤痕，
　　向千军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
　　慷慨掷此身。

1976年“四人帮”倒台，华罗庚和许多遭受文革劫难的人们一样的高兴，振笔写道：

　　春风吹绿了大地，
　　原野上万马奔驰，
　　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
　　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简单推广工作，大才小用

有人觉得华罗庚不好好地搞自己专长的数论，而去作一些“简单的数学的推广工作”，未免是大才小用，流于浮浅，而且是浪费生命。华罗庚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对这种看法的最好回答：

　　杜甫有诗古柏竹，他为大树鸣不平，
　　我今为之转一语，此树幸得到门庭，
　　苗长易遭牛羊践，材成难免斧锯侵，
　　怎得参天二千尺，端赖丞相遗爱深，
　　树大难用似不妥，大可分小诸器成，
　　小材充大倾楼宇，大则误国小误身，
　　为人休怪做小事，小善原是大善根，
　　自负树大不小就，浮薄轻夸负此身。

在1979年，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是我对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说是我今后的打算。”而且他也表白：“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工作尽量多做。”

1979年6月13日华罗庚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当时他在英国作学术访问。知道这消息之后，他写了给邓颖超的《破阵子·奉答邓大姐》的词：

　　五十年来心愿，
　　三万里外佳音，
　　沧海不捐一滴水，
　　洪炉陶冶砂成金，
　　四化作尖兵。
　　老同志，深愧作，
　　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那顾头颅白，
　　跃马紧傍青壮人，
　　不负党员名。

另外在《外一首》他写道：

　　老实、苦干、拼命干，
　　党员本色。
　　空话、大话、奉迎话，
　　科学罪人。
　　实践明真理，
　　历史证忠贞。
　　聚砂成塔塔不固，
　　长城那能一夕成，
　　所赖在坚韧。

让年青人踏着我们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

华罗庚自觉来日无多，在一次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我要让自己的双肩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肩当作人梯，让年轻人踏着我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

他在以后的时间写了《数学方法与国民经济》一书，以下面的词当作序言：

　　只管心力竭尽，哪顾为争高低，
　　人民利益为前提，个人成败羞计。
　　学龄已过六十，何心重辟新蹊。
　　贾藏，乘桴，翼天齐，奢望岂成所宜。
　　沙场暴骨得所，马革裹尸难期，
　　滴水入洋浩无际，六合满布兄弟。
　　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
　　明知力拙才不济，扶轮推毂不已。

他的身体不好，但是心中却是想要赶快做事，他写道：“成行难彳亍，岂甘伏枥哀。驰骋绝广漠，腾跃越崖嵬！”

1980年8月3日，他来美国参加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然后在其他地方访问半年多。在旅美期间，他写一首诗给他以前在西南联大时的同乡及朋友沈煌，在诗中表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以及愿意将自己所知普译天下的精神。

　　30年前归祖国，
　　而今又来访美人，
　　十年浩劫待恢复，
　　为学借鉴别燕京。
　　愿化飞絮被天下，
　　岂甘垂貂温吾身，
　　一息尚存仍需学，
　　寸知片识献人民。

为数学，鞠躬尽瘁

回来中国之后，他又不顾自己已是达到古稀之龄的人。到各地去传经，结果1982年秋他在淮南煤矿又患了心肌梗塞，被送回北京医院医治。他实在是一个不能闲的人，在他74岁时，他写了《述怀》一诗：

　　即使能活一百年，
　　36524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
　　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
　　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
　　在2000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
　　谈空话者非真知己，
　　少说闲话，
　　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
　　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
　　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而已。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飞日本访问，他希望到日本之后，能了解日本把数学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用在经济管理和经济决策的经验。结果在6月12日于东京大学的日本数学会的学术报告会上，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坛上。原来演讲只是45分钟，而主持人怕他身体不好，为他准备轮椅，可是他却一直站着讲。讲了45分钟，他还对大会主席说：“演讲规定时间已经超过，我可以延长几分钟吗？”结果讲了一小时五分钟，讲完倒下失去知觉，果然是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