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伊消得人憔悴
——从黄永玉一張画谈起

　　喜欢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的画和散文，他是我敬重的一个老前辈。那一天看到他画一隻青蛙盤踞而坐，几笔而成，妙趣橫生。看他题的诗是：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黄永玉解释是：毛主席(字润之)16岁入湘南中学“言志”之作。

　　有人对这诗的产生和解读这样解释：“这首诗是至今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首诗。16岁的毛泽东当时在离家乡50里的湘乡县东山书院读书。在东山书院读书的大多数是那些地主豪绅的纨绔子弟，他们看不起衣着土气，来自穷乡僻壤的毛泽东。因为被许多同学疏远，毛泽东在精神上有些压抑，一种‘知音世所稀’的孤独感不时袭上心头。因此之故，毛泽东写了这首题为《咏蛙》的诗。

　　“这首诗通过对青蛙所处的环境和它的形象以及心态的描述，深刻地表现出毛泽东少年时期的远大抱负和博大的胸怀。既对那些富豪子弟嘲讽蔑视，又表达了年轻的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尚还朦胧的领导群伦的英雄意识。”

　　我却怀疑毛主席16岁能写出这样的诗，我想是什么马屁文人为了神化毛主席说他年纪轻就有异志，修改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的诗作移花接木伪称是毛主席的处女作。据《英山县志》载，郑是个为官清正的知县，他写《咏蛙》原诗是：“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此诗是他为弹压地方豪强而写，带有十足的“官威”。

　　我想黄永玉画这画是要对中国近代史“立此存照”，让人们记得因为毛主席个人的喜恶及“帝王的霸气”使得广大知识份子不敢叽叽喳喳的发声。

　　毛主席为什么不喜欢知识份子？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谢泳在《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4] 认为与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不愉快的经历是有关系：“《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

　　“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忆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的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 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早年留洋教授对他的冷漠造成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負面评价。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不满，或将其划为敌人的思想是非常早的，落基山人在2010-11-30博客上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击知识分子？》[2] 写道：“有人找出了原始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有大段论知识分子的内容，基本将知识分子分为大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其中大知识分子和中知识分子，毛都认为他们会站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边，当然有左翼右翼之分，左翼还可以团结，只有小知识分子是中间派，可能被争取过来。而按毛那个时候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500万左右，其数量与反右时候的数量基本一样。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留学生，本土大学生，律师等等，都算大知识分子；小科员，中学老师，中学生是中知识分子；小学老师，小学生是小知识分子。毛的这个判断很惊人。”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被毛泽东评为“独夫民賊”的蒋介石，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掌握政权独断专横，仅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仅由自己操纵一切的政治制度，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言论受统治者钳制，以致社会舆论完全被统治者操控，专制权力掌控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

　　鲁迅在1925年写的《这个与那个》说：“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征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魇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微无害，得以安心。”(見《华盖集》)

　　1957年3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他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党派主义。“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要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许多人忘记了宋朝欧阳修的教训：“谀言顺意而易说，直言逆耳而触怒”(见《为君难论下》)，于是本着知识分子就是要讲真话以及与人为善的主观愿望，大鸣大放。

　　原先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毛主席，认为这些人要逆天造反，要夺红色江山，于是“三堂会审”，他由打倒旧有的专制者，建立新中国而成为新的专制者，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被专政了二十多年。

　　许多人后悔忘记了古人明训：“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也后悔中了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是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阳谋”，造成了“四海苍生痛苦深”。黃永玉说：“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沒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長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颤抖。”

　　1957年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召开，在12日的大会毛主席提到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很勇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

　　3月10日毛主席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座谈，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还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现在的杂文怎么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文集》第七集，第263页)

　　在57年反右高潮中，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吟片刻答称：“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5]，318-319页)

　　毛泽东曾称誉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幸好鲁迅早死，不然要他在“万马斉瘖鸦雀无声”的时代噤声不语，他会在沈默中气死。如果他不被禁闭或许他会被狂热无知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孩子打断脊梁，还让人踩上两脚，躺在地上喃喃地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救救孩子。”

　　读杨絳《干校六记》谈在文革时与丈夫钱钟书的对话：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1]

　　白桦的著名小说《太阳与人》那个画家的原型是中国画家黃永玉。电影《苦恋》就是以这小说拍摄，戏里有“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的话被认为有问题被严厉批判，因此未公映的电影。

　　黃永玉文革“中被剥夺画画自由下放干校劳动，每天拿着农具排着队走16里去田里干活，要求唱着歌前行，他却在心里画画。遭皮鞭毒打，衣服被打得稀烂血肉模糊的黄永玉心里却默数着鞭数共242鞭，自言自语道：“老子叫一声痛，便是狗养的！”“文革”后廖承志问他是如何跟邪恶势力斗争的？黄永玉回答：“我只是没有求饶。”

　　黃永玉86岁時，中央电視台访问他拍摄了“黃永玉：貼近土地生活”。他讲述在文革時常被殴打，有一次是刚好他的生日，打得背心粘滿血，要脫下都困难，妻子用溫水浸湿，慢慢一點一點地剝下來。

　　在五十年代，当時他在香港，美国哈佛大学要聘请他去美国從事艺术工作，可是他爱国毅然回归祖国。妻子悲伤的问他：“如果早知今日，你会回來嗎？”

　　他却回答：“这种日子不会長久的。”

　　许多中国知识份子爱这个国家关怀社会，不止为“伊消得人憔悴”，有一些还含冤牺牲了生命！

　　北京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1893-1988)，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 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是北大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毛泽东批评他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1966年文革时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三代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6]

　　梁漱溟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76年，“四人帮”垮台，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王学典、孙延杰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写道：“极左政治整人的实际机制，就是通过调动某人周围的对立面，对立力量、被威胁到的人或者在学术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进行的。”毛泽东调动了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红卫兵，要他们铲除“旧文化”，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要扫进历史垃圾堆。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9]

　　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文革”中，沈尹默写出的认罪书，常被人揭走珍藏，视为珍宝。随着“文革”的深入，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他的老朋友如马一浮等先后含冤离世，使他悲愤交集。他焚烧了大量自己的书法精品及所藏碑帖资料，带着满腔悲愤在上海与世长辞。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沈从文回答：“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969年11月，沈从文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被抄家八次，作过六十多次检讨和交待后，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双溪区五七干校“改造思想”。

　　看到1966年文革“红八月”的烈火吞噬了无数珍贵文物，文学家阿英痛心疾首地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林达在2011-7-17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3] 讲述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

　　生于江苏苏州府太仓浏河镇的世界杰出核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1997)，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女物理学家，她曾是美国物理学会的女会長。1936年8月她赴美国伯克萊加州大学留学，师从劳伦斯教授，1940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继而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辐射检测研究。吴健雄是世界最早研究原子核分裂的科学家之一，其实验结果为试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1944年参加了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解決链式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对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非常关鍵的贡献。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謎”，即后来所谓的 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1956年6月，吴博士开始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 Ambler 博士商讨合作这一实验的可能性，实际的合作则自9月开始。她在极低溫(绝对零度以上零點零一度) 磁场中，观测钴六十衰变成镍六十，及电子和反微子的弱交換作用，果然电子及反微子均不遵守宇守恆原理。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健雄父亲吴仲裔(1888-1959) 是教育家、实业家。1908年，他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成为太仓县较早的会员，民主主义革命家，母亲也是同盟会会员。吴仲裔决心打破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创办“明德女子职业实业学校”让女孩子受教育，他自任校长想用现代知识教育消除乡间愚昧和闭塞。在学校初创之际，受封建思想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学生很少，吴仲裔就带着小健雄挨家挨户说服动员，并且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为了鼓励穷苦人家的女孩来上学，父亲不仅全部免除他们的学杂费，还努力帮助创造财源，教给他们缝纫、刺绣、园艺等技术。

　　疼爱吴健雄的叔叔吴琢之(1897-1967)，1919年赴法国工俭学，毕业于里昂工业学校汽车专修科。1925年回国，任上海沪太汽车公司机务总管，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担任江南汽车公司总经理实业家。他是民主建国会会员，农工民主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南汽车公司经理、江苏省交通厅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南京分会常委、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

　　可是在文革时吴健雄父母在龙华的墓地被砸了，墓地被掘得惨不忍睹。吴健雄有一个1920年出生的弟弟健豪是水利工程师，却因姐姐替“美帝国主义制造原子弹”的罪名活活被打死，家人看到伤痕累累的屍身，不能接受当局的“畏罪自殺”的说词。吴健雄叔叔吴琢之也在1967年遭受迫害而死。

　　現在年青人很难想像吴健豪会因姐姐在美国的科研工作而死亡。在五六十年代美国被看成是头号敌国，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1943年至1946年，利用休假赴美国。他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

　　他要在1952年4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检讨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时期军事科学研究，为抗日战争服务：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11]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决议一方面指出，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同时又指出：“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很多人消失，许多人被镇压了。承认“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政治设计院”完全是莫须有。

　　“章罗联盟”中的章，就是章伯钧，罗，就是罗隆基。他们都是民盟的副主席。到1980年5月8日最后一批右派摘帽，约53万余顶右派帽子几乎全部一风吹去。但最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约100人，其中“大右派”5人，“普通右派”90多名。5名“大右派”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 是章伯钧二女，父亲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退出，1941年又与共产党结成一线反对蒋介石，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主席、解放后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第一大右派”。1969年，章伯钧就在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终。

　　“文化大革命”中，年仅二十六岁的诒和，也于1968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锒铛入狱十年，在川西的一间劳改农场——雅安茶场受难，1978年才被释放回北京。为了不让青史尽成灰，近年她开始写书讲述民主党派历史上的一些历史名人，及在反右期间受过牵连的人物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伶人往事》、《顺长江、水流残月》等让人们了解那荒谬的年代。

　　章诒和在写父亲章伯钧的文章《越是崎岖越平坦》说：“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

　　“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7]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可是晩年怎么造成“悚听自吹皆圣绩，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浩劫？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90年11月30日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谈到文革发生的原因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不成熟。对革命战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有一套经验，但对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经验，很不成熟。明知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10]

　　“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残害行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愚昧、无知，文革的残忍和对人格的亵渎令人驚心动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上亿人受迫害。

　　胡锦涛说：“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该成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教育我们下一代，这种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事不再发生。

　　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李辉在《传奇黄永玉》写道：“1989年4月，我随同黄永玉一起前往湖南凤凰古城。某日，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信手勾勒一只猫头鹰。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题写一句‘为善最苦’。2008年，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用钢笔再为我画一只猫头鹰。此次不同，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就像他当年诗中写到的那些眼睛。在这幅新的猫头鹰画上面，他写了一段题跋：‘2008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何况还有一些毋须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黄永玉八十五岁作。’”

　　“‘猫头鹰何罪之有？’——他在向历史发问。

　　“他再写一句：‘李辉同志请勿揭发’——不是玩笑话，读不出丝毫轻松的幽默。读出的，是历史闹剧的荒唐，是中国传统绘画曾经遭遇过的悲哀。”

　　“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看到“李辉同志请勿揭发”这句话，你就可知道这是习惯性的恐惧，反右与文革时人们为求自保，告密出卖朋友伤害了一些人，包括自己老战友、老同学和亲人，朋友背后互相拆台、亲人之间相互背叛的现象，人们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写于2011年8月18日-22日

〖参考文献〗
1。杨絳：《干校六记》，三联书店出版，1980。
2。落基山人：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击知识分子？2010-11-30，
http://hi.baidu.com/%CE%C4%B8%EF%C5%C9/blog/item/2ef56f03d026b3fd08fa9384.html。
3。林达：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2011-7-17。
4。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5。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
6。海生植：文化大浩劫之焚烧篇，扯淡网，
http://www.chedan.com/printpage.asp？ArticleID=516。
7。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平坦》，http://www.blogchina.com/article.php？id=133299
8。李辉：《传奇黄永玉》，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7月。
9。抄家记事，http://www.360doc.com/relevant/41473036_more.shtml。
10。纪希晨：陆定一亲谈文革：“毛泽东晚年骄傲了”，2008年3月18日，中华网，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character/11065765/20080318/14731859.html。
11。《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7页。

〖附录〗
1。今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悉尼科技大学杨恒均
2010.6.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00fbb0100jrrl.html

　　“知识分子”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比普通人多掌握一些“知识”的人，另外一个是指除了知识之外，还多了一点良心与勇气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短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家争鸣。秦朝建立的大一统集权专制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别说发挥专长，就是要生存下去，都无法离开体制，这决定了他们要就是“学而优则仕”，要就是攀附权贵，并无多少选择。但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有忧国忧民的传统，以死抗争、报效祖国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到1942年），生产力提高了，朝廷控制弱了，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古老落后的中国竟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一切，都是当时“先知识起来”那部分人抛头颅洒鲜血换来的。

　　要知道，在没有多少根基，仅仅靠外来的思想（而不是占领军胁迫下），中国知识分子竟然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弄出了那么丰富的文化与艺术，如此深地卷入到政治与社会变革之中，世界各国并不多见。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百年的传统被后来的台湾延续下来，导致了当今台湾的民主制度。

　　在中国大陆，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举国体制对付知识分子，其实他做的一切都是在消除那一百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众的启蒙与影响。也从那个时候起，“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贬义词，拥有了知识如同拥有了无法消除掉的犯罪动机与作案工具。知识分子常常受到统治者的折磨，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误解与羞辱。

　　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除了拿那一百年里知识分子的丰功伟绩对照当今之外，也常常拿具有批判精神的外国知识分子说事，但他们却忽视了过去60多年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处的恶劣环境，实为古今中外鲜见。最让人难受的是，当民众意识逐渐觉醒的时候，他们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软骨头，不敢站出来，这实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天大的误会与冤枉——你能够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吗？

　　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是“理所当然”，可普通民众——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的时候想起了知识分子，这让我想起了每次阅读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那句刻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话……

　　1942年的延安整风，无数年轻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和折磨。当时大多数“民众”认为那是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必要条件，他们不但什么也不说，还有人欢呼雀跃……

　　1957年的反右，牵连到一百多万名知识分子，他们死的死，残的残，妻离子散……群众依然是“不明真相”，被舆论误导认为好日子是被混进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所破坏……

　　再到以大革知识分子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灭。仅仅计算不忍揭露同伴，也不想说瞎话，而含恨自杀的知识分子人数，就可能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有记录的知识分子自杀的总数……那时的“我们”，却纷纷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紧紧围绕在毛主席周围，有不少人还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帮凶，至今竟然还有那么多愚民在怀念以残害知识与知识分子为主的文革……

　　还有那一年发生的事……这之后，动不动就有被开除或者因言获罪投入监狱的中国公民，大多数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不乏有良心与勇气的知识分子，但过去60多年里（特别是前40年），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过去20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待遇虽然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依然心有余悸，甚至以“知识分子”为耻为惧。

　　这完全可以理解。用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有良心与勇气的人（如林昭、遇罗克、老舍等等等）去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我们中间多读了些书、多上了几天学的有知识的人而已，只是一些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而已，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建设、民族发展与民众福祉服务……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与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向所有为中国科技学技术发展、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并希望同大家一起缅怀为国家与民族付出血的代价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们……是他们，用知识、真理与自己的鲜血启蒙了我们。

　　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害怕知识与真理的力量。然而，在这个知识大爆炸与信息发达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接触到真理，要想继续打压知识分子、愚弄民众已经越来越难。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不想再当愚民，其实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都能继承先辈的遗志，去探寻被掩盖与删除的真理，去继续未竟的事业，去追逐未竟的理想……

　　今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2。抄家记事
悉尼科技大学杨恒均
2010.6.4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6/01/1058843_41473036.shtml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3。回忆祖父梁漱溟先生
梁钦宁
2011-04-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bb11c0100qmgg.html

一、对“文革”抄家祖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祸及无数家庭。祖父的家庭也未能逃脱被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其时，我年龄尚小也就两三岁，虽有经历却不曾有什么记忆。只是长大之后，时常听长辈说起红卫兵抄家把居住在什刹海附近的祖父家中的物品或是没收充公或是付之一炬。对于家中遭受如此劫难，祖父当时是什么心态呢？我曾充满好奇的当面向祖父发问：“爷爷，当时红卫兵抄咱家，您生气吗？”祖父回答：“不生气。”回答如此的简单只有三个字，简直难以置信。我立刻追问：“为什么？爷爷！”祖父略带着笑意的答道：“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寥寥数语反映了祖父在面对人生坎坷的时候，态度是如此的平和、如此的宽容。有一句话说的好：态度决定一切。事情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想法。想法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我想这或许是“文革期间”虽有着同样境遇，且与什刹海有着不解之缘的老舍先生，为什么有着与祖父如此迥异的人生结局的原因吧。

二、祖父之不快

　　祖父由于常用毛笔写书信，虽未研习书法，但是他是一个认真的人。随着日积月累自然也写得一手好字。因他是文化名人，上门慕名求字者众多。家人怕他劳累常劝他少写一些。可他总是尽量满足来客的请求。我记得一日下午祖父午休时，家里来了几个外地客人登门拜访，我把他们让到客厅等候。稍许我祖父午休后从卧室出来，与客人打招呼。寒暄过后，客人道明来意，请梁老赐墨宝。同时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什么“梁老是当代的伟大书法家”等等，此时祖父正在取纸笔做准备，闻听此言颇有不快用手轻拍书案，“啪”的一声，并厉声喝斥道：“小道，轻看我！”客人和我都被祖父严厉的态度震慑住了，呆若木鸡。室内静的出奇，鸦雀无声。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祖父的震怒。

三、我最喜爱的祖父题字

　　在孙辈之中，祖父给我写的题字最多。有录自诸葛亮的，有取自《易经》的，有出自《孟子》的，可我最喜爱的祖父题字是他为我书写在王若水先生的著述《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的扉页上，出自他自己的一句话：“我愿你成为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这句话出自祖父重要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序言。这句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四、“你喜欢就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自西方的迪斯科舞，它强烈的节奏、自由奔放的舞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也不例外。记得一个夏日午后，我从学校来到祖父家。祖父午休过后，正在客厅里踱步，我放下书包，兴高采烈的来到祖父面前，给他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舞。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臀部剧烈扭动。

　　舞毕，我便向祖父发问：“爷爷，喜欢吗？”其实我内心知道祖父对我们这些小孩的玩意不会感兴趣，但我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他对我们年轻人行为的看法。祖父只是莞尔一笑，有左手扶了一下眼镜，笑言道：“你喜欢就好！”

　　祖父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因为在那刻时代与我父辈、祖辈年纪相近的大人们，对我们年轻人所喜欢这种有违传统的舞蹈颇多非议，无法接受甚至是厌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现在当初那些曾经激烈反对的大人却在大街小巷，从早到晚一路跳个不停。而当时的祖父对年轻人的举止自己虽不认同，却能够说出如此富有包容精神的话语，不但令我意外和感动更影响我在以后对待新事物的发生都本着开明、平和、宽容的态度。

五、祖父最后的一句话

　　我是亲眼目送祖父走完了他人生路的最后一程。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我独自守候在北京协和医院祖父的病床边。祖父的病情还算平稳，我打水给祖父擦拭身体，他很安详的睡去，这一夜很平静。可是第二天清晨就在我即将离开准备去学校时，祖父突然便血，病情危重。我急忙喊来医生护士进行抢救。医生诊断后，立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立即通知了父母和家人。最先赶来的是我的堂哥钦东。这时祖父的病情加剧开始吐血，进入昏迷状态。医生护士有条不紊的进行抢救，抢救室内只有我和钦东两个亲人，祖父忽然从昏迷中清醒，挥手要小便，钦东急忙把小便器拿过去，为祖父接尿。祖父微微睁开双眼吃力的说道：“我很累，我要休息。”后来祖父几度昏迷几度醒来都喃喃自语地说着这句话。祖父把生死看得很明白，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道：“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认为自己的寿数已尽，别无所求了。愿意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我很累，我要休息。”这句话成了祖父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一九八八六月二十三日十一时许祖父平静而安详地走了。

六、挽联之争

　　祖父平静地走完了他充满传奇一生的最后一程。人死本应该盖棺论定，可无奈某些人不敢正视历史无视真相。知错，不认错，不改错。更有甚者某些人借祖父的生平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歪曲篡改历史。这就使得本来谁是谁非众人皆不知的祖父与毛泽东在1953年有关农学问题争论的一桩公案，错过了还原真相的最好时机。后来是我们家属奋力相争，才迫使这桩公案的错误文字从生平中去掉。在这一背景下，我决定为写一幅挽联，一方面表达我对祖父的敬仰，另一方面阐明我对那些无视历史真相自以为能够操纵一切的人的鄙（蔑）视。在祖父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晚上），我在告知父母的情形下，独自起草好挽联；又找到我的好友陈关欣请他代为书写。他擅长书画，由于字要写得很大，桌子上都不便书写，他只好俯地而就，终于写就这副挽联。上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下联：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小孙钦宁叩挽。次日（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在北京医院告别室举行祖父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早早地赶到那里，选择了一个最显著的位置：告别室的大门都，这是每个人来参加告别的人们的必经之地。当我找板凳准备悬挂挽联时，即遭到二、三个工作人员的阻止。那时我年少气盛，势不可挡，抄起板凳誓死一搏，震慑住了本来就理亏的对手，使之不敢再造次，任由我悬挂挽联。可他们一再嘱咐到的各界人士，请勿拍照，不要通报。

　　是日清晨是朗朗晴空，可当告别仪式开始不久便是五月弥补，细雨蒙蒙，到告别仪式结束四个士兵把祖父的灵柩从室内抬出放入灵赵八宝山火化时，已是大雨滂沱。真可谓感天动地呀！我的这幅挽联立即引起了港台媒体的关注，并加以报道。而大陆媒体确实鸦雀无声，只字不提。

　　时过境迁，近年许多朋友在会议我祖父的文章时，常常会提到这幅挽联。但大多是上下联各错一字，或是下联错一字。虽是一字之差，也与我原作的本意大相径庭。有错字的上联是：百年沧桑为（应为“救”）国为民，同时出现两个“为”不符合楹联的对仗。有错字的下联是：千秋功罪后（应为“谁”）人评说。下联的错字更有悖我意。我本是在向那些歪曲历史的人发出我愤怒的呐喊。告诉他们真相是不可战胜的，而有错字的下联就没有显示出力量，太平静了。去年看电视剧《潜伏》无意中知道，一九三五年毛泽东曾撰写过词一首：《念奴娇·昆仑》其中有一句“千秋功罪谁予评说”。我想二十多年前我在不知此词情形下，写就的挽联之意与其不谋而合——真乃天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