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齐瘖恸地哀──神州悲剧

　　中国有一个女物理学家王明贞(1906-2010)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活到一百零四岁才去世。这女物理学家是在美国名师下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她在1942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教书，研究布朗运动，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玻耳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克(Fokker-Planck) 方程和克雷默(Kramers) 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与导师 G.E. 乌伦贝克(Uhlenbeck) 合作写成“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但曾因不公平对待，1966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73年11月9日出狱，过8年的铁窗生涯。王明贞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她。

　　方教授对我说：“不错，她能活到一百多岁。”但是我却回答：“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不能工作，活到一百岁也是虚度。”

　　读李白的好友孟浩然写的《洛中访袁拾遗不遇》：“洛阳方才子，江陵做流人。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可以感受到詩人的“流放”生活苦闷压抑，希望见到云开日出的春天。

　　可是你知道五十多年來中国知识份子遭受的苦难？

　　中国在建国之后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当前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是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把这些提意见的人丑化为鲨鱼和“蛇”，认为他们心怀叵测，图谋不轨想要篡党夺权，要把蛇引出洞来打。

　　这表明此前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开始转向反击右派的斗争，一下子整了55万人。虽然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把他们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的范围里，但是不久以后便明确宣布右派属于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大清洗影响了超过300万人的命运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許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巴金出席了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他回忆：“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

　　单单安徽省就有3万1千多人被打成右派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很多被送去劳动教养的人，20多年后才随着所谓“纠正”错戴右派分子帽子才被解除劳教。送到青海省三千多右派分子由于饿死、冻死及虐待致死，看不到“改正”的一天。李锐说：“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中国著名的漫画家丁聪在解放战争中，是爱国的“理想主义者”，怀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华君武、廖冰兄、张仃、方成等，坚持用画笔揭露社会的腐败和邪恶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却被打成右派，经历各种政治运动，被剥夺艺术创作的权利，损失了生命中二十多年最宝贵的时间。

　　喜欢丁聪的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写信：“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曾被打成“右派”的中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1925年-2005年)，在2005年客死美国，他自擬的墓志铭：“长眠於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他说了什么话？原耒在1957年5月25日刘宾雁为了表示党员的忠诚竟然直接向毛泽东进谏：“……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他终于成了毛泽东点的钦犯是“人民罪人”，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外地劳改。他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

　　1982年到美国爱荷华参加聂华苓及安格尔主办的“作家作坊”，在一次闲聊，刘宾雁对聂华苓说：“反右以前，我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打成右派以后我什么都没了有。我忽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我才有机会了解老百姓，才能以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我要是不被打成右派，继续写文章，文革一定被整死！要不然极左派可能把我拉过去。文革初期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后来此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被打成右派，真是很幸运的。”

　　他后来在参加洛杉矶加州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中美作家会议”，曾这样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历史的烙印。我1925年出生，很喜欢文学。但很快地我的兴趣就转变了，我要做一名记者。我学了三种语言，但我的外语都是‘聋’、‘哑’的外语。这个事实反映了我们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和外界隔绝了……。我曾经有二十三年的时间离开了政治生活，失去了一切，首先是失去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从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平等的生活，我可以像一个作家一样写作。”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57年才30岁，刚刚从东北调入北京国家计委，对不切实际的大跃进高指标提出了意见，就被划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右派”生涯。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这是结痂的疮疤，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在那段时间，他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接触了许多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去年去世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他的右派身份直到1979年才被中央下令改正，成为清华最晚一个摘帽的右派。钱伟长对右派平反经历未能释怀，日后在自述中曾表示：“清华大学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1983年1月，随着一纸“改正书”下发，钱伟长前往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也就是今天上海大学的前身。他曾表示：“从1957年到1977年约20年间，正值壮年而又较成熟的一段漫长的大好岁月，没有能善自掌握而白白消耗掉了”。

　　我相信反右运动划出的55万右派份子，都是像钱伟长、朱镕基、刘宾雁等那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清高自守、刚正不阿、忧国怀民的爱国人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被无礼剥夺。本来可以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贡献力量，却把聪明才智用到农村去和土地打交道，去街道上干苦力的工作，真是“大材小用”，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及家庭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反右运动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损伤了自己的元气。

　　2003年出版的天津作家杨显惠(1946年-)《夹边沟纪事》(花城出版社)钱伟长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惨痛的历史。杨显惠1970年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师大毕业以后，又回到农场当教员，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在田间地头聊天，他就给杨显惠讲起了夹边沟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他们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甚至人吃人。其中500个人活下来了，其余大部分人死于饥饿。右派中有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他饿得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倒下被大雪盖住了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500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他不辞辛劳，寻访了一百多位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历经数载写出还原了历史。王兵根据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导演一部令人震撼的《夹边沟》电影。

　　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评为“100年来100本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他21岁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22年，其间曾逃跑过乞讨的生活，有记者问他：“对那段经历您是否有过愤恨？究竟那是最好的一段生命时光。”

　　张贤亮回答：“在当时，人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求生。捡到一个烟头都是最大幸福，根本顾不上思考什么痛苦。”说到回首往事，“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如果说当时大家都过的很好，唯独我一个倒霉，那我还有个恨头，可事实上，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不好。”

　　“为什么我认为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感召下，千千万万人盲目地投入到一场狂躁的失去理性的运动中，实在可怕！”

　　1967年，音乐家马思聪冒死带着夫人、儿子、女儿出逃到纽约“叛国投敌”，他在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对中国的伤害：“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多人。”

　　不能像马思聪逃离祖国而牺牲的有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中国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作家老舍，与杨益言合作长篇小说《红岩》的作家罗广斌。

　　著名翻译家傅雷(1908年-1968年) 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9月3日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夫妇双双上吊自缢。容国团(1937年---1968年) 1957年香港回大陆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1968年6月20日自缢身亡，死时三十岁。

　　反右、大跃进都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造成不少损伤，历次政治运动摧残了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破坏了党的民主作风。无人再敢讲真话，文革中搞的派性和打砸抢，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

　　1961年1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清朝爱国诗人龚自珍有感於腐朽的满清皇朝的死气沉沉，听不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禁慨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第一二五首)希望国家能改变。新中国成立後百废待兴，照理是极需各种人才共同努力建设，可惜有许多人却被认为思想有问题受限制和打压，不能施展抱负, 甚至失掉生命, 这是何其悲哀的事！这是中国重大损失。

　　马克思说：“人类清洗自己的罪恶，只有说出罪过的真相。”我希望张贤亮所期望的事能实现，中国不能再瞎折腾制造矛盾，闹内耗了，总结过去的错误不要自欺欺人掩饰过去而修饰历史。

写于2010年9月9日—9月14日
2011年3月3日-15日修改

【附录】
夹边沟：右派的死亡集中营
《百家讲坛》2010-5-13
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GC/2010/05/13/1910.html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二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度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当地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