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科学素质

　　看到《中国青年报》9月29日的报导：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 的比例是3.27%，这是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调查对象是18岁到69岁的成年公民。

　　这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每一百个中国人，仅有三个具有基本公民科学素质，每一千个中国人，仅有32个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每一万个中国人是有三百二十个，每十万个人仅有三千二百个。你可估计人口有多少懂科学？

　　一些爱国的朋友，看到这样的消息一定心里忿忿不平，会说：“什么鸟人，整天唱衰中国，中国是这么落后？怎么尽挑中国人的缺点？为什么不说非洲，印度，整天与欧美比说我们什么排名垫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这调查是由中国科协等机构组织，并报请国家统计局批准，是国家级的调查研究项目，有关机构向全国至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了调查问卷。

　　亲爱的爱国同胞，你们不是在高兴中国外汇高到像台湾人说可以“淹脚目”，拥有美国公债超过日本，正是自喜“大国崛起”吗？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领导就想要“超英赶美”，不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比，那要和谁比呢？

　　中国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之于中，取法乎中，得之于下。”如果你是想提升自己，当然要和先进的“上”去比，而不是排在落后的国家，说自己最先进。

　　中国人迷信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商朝迷信的产生就是因为对未知世界不能解释，认为鬼神能够掌控人的命运和生死。一群人对着木头或者泥土刻成的神像又是跪又是拜，做什么大事象对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进行占卜。商人在龟甲和兽骨背面凿洞后加热，正面就会显出不规则的裂纹，商朝人据此推测吉凶，请示祖先迷信鬼神。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1918年于《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尊命、占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因为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受封建迷信影响最深的人群。现在社会生活中迷信沉渣的泛起，重读五四时期陈独秀的言论，人们今天痛切地感觉到它们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更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也写道：“国人迷信甚深：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1927年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敝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部主张提取庙卢办农民学校，敝衣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醒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村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了去，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仕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仕年农民当家，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

　　毛泽东把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称为边区的“三大害”。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有“提倡科学知识”一条，《解放日报》社论解释这一条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

　　1944年3月2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只有相信神仙。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10月30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医，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那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从新中国成立国家在扫盲普及教育和促进人民卫生健康上努力工作，可是破除迷信成效看来不大。

　　在1992年中国才开始搞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当年的结果是令人难过，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是0.9%，而日本在1991年却有3.27%。经过十年努力，到2003年，中国提升到1.98%，再四年2007年提升到2.25%，而在美国2000年前已经达到17%。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科普法》的国家，1994年国务院发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纲要》，制定的文件数量超过欧美任何国家，可是成效并不显著。

　　一些政治素质不高、科学素养低下的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信奉”迷信的道路，并且打起各种各样的招牌求签问卦，公开进行迷信活动，受到怪力乱神的影响。按理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官中党员是绝大多数的，他们的信仰应该是无神论，可是官员拜神的热情高于任何人。

　　国家行政学院的博士程萍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譬如，为求有好的风水，有国土局在大楼门口的地板上镶嵌了八卦图，有国家级贫困县，修起了豪华“风水楼”，县委办公楼盖成了“豪华皇宫”，环绕周边还添建了“聚宝盆”、“牌坊”、“龙眼”、“怪兽”各种怪异的公共建筑层出不穷。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的“七星塔”。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1991年6月任中共泰安市委书记。因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1995年1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96年6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胡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

　　胡建学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桥是修好了，胡建学没当上什么大官，却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判处死缓。如果這种“不问苍生问风水”的人当上中国副总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怎么会提高?!

　　据《郑州晚报》9月28日报道：安徽望江县，一个年财政盈余仅十几二十万元的贫困县，竟建起了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近日，网友再次爆料称，大楼建成后，因个别领导嫌“风水不好”，强行卖给了县人民医院。记者调查发现，县人民医院新址正是原县政府办公楼。

　　拿今年轰动的“张悟本事件”来说吧！张悟本是一个1997年退休的针织厂职工，卖过小商品和保健品，曾在北京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就读函授大专班，然后以“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的身份，摇身变成京城“最贵的中医”和《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些文化公司操纵把这书出到一百万册，他2月1日在湖南卫视《百科全说》大谈他的养生理论。“绿豆汤能治肺癌、糖尿病、高血压等十多种疾病”，搞到两元1斤的绿豆上涨到10元1斤！很多人看了电视就跑去买绿豆煮汤喝。

　　“高血压患者应大力补钙，女性3000毫克，男性4000毫克。”张悟本的推荐是医生建议的四倍，钙片吃多了，会导致泌尿系结石、肾结石和便秘等。

　　“光吃白薯能预防疾病。”这和台湾的“排毒教父”林光常提的“每天吃一个红薯可以保证不得癌症”的理论同样。林光常在2008年被台湾以违反《医师法》和《健康食品管理法》，以诈欺罪被判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据调查86.2%的中国公民最相信电视上获得的科技信息，其次是报纸，达到67.3%。

　　传媒不好好的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而是作为企业摄取利益的工具散布虚假不科学的消息，在这种充满“妖言惑众“的讯息洗脑之下，民众的科学素质怎么能提高？中国如果想继续以每年10%的经济成长速度前进，将会面对科学素养底下的公民不能承担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的瓶颈。

2010年9月29日—10月7日

〖附录〗

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
熊培云
2007年05月17日09:13 《南方周末》

　　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

　　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人们常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面对这个“半数以上”的数据，我们却不得不相信，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着某些“神鬼力量”的支配。据说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大师”预测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只为在水库上架起那座著名的“逮胡桥”。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对于这个现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分析：

　　其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心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具体到一些官员身上，迷信在一定程度成了信仰缺失的替补品与安慰剂。如果说宗教是鸦片，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某种隐秘诉求，那么在这里，迷信则更像是最后的稻草，将那些迷失者从信仰的沉沦中“救起”。

　　其二，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如果这些迷信活动是公款消费，更意味着是转向兑取神秘力量的“洗钱”，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三，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如丛福奎听到“女大师”胡诌一句“你快高升了，要想上升，你就信佛”的提示后就开始信佛，这里的“佛”就是领导。当然，对于那些在官场中不受领导重用而改投到“佛”门者，“佛”就是让领导回心转意或者可以和领导拔河的人。

　　其四，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在此，弄权者贿赂鬼神并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有人敲门，更为自己未来做“亏心事”增加胆量。当他们将自己的权力与神鬼结合到一起时，其身心内外已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不信苍生信鬼神”，再次表明中国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应该说，眼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在此意义上，“县处级公务员半数以上信迷信”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还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苍生与选民负责，而不是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