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洋人的长征

　　年青时我喜欢旅行，在法国居住时，利用夏天假期，常和朋友背着背包，拉着旅行箱，在欧洲大陆及到英国旅行，除了住青年旅舍，有时为了节省，在火车站或火车上睡觉，过着这种餐风饮露的日子。

　　有一次，为了探望隐居在法国南部荒山野村的老师，我从早上十一点在无人迹的 Montpellier 郊野走了足足九个半钟头，晚上藉着月光在村狗的吠叫声摸索进到一个小村庄去。

　　现在人老了，不可能有这样勇气和力气的跑动，因此看到一个澳洲人李爱德（Ed Jocelyn）和一个英国人马普安（Andrew McEwen）能结伴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徒步旅行，全程6294公里用384天完成，心里非常佩服，一口气就把他们的随途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及感想的书《新长征384天历史之旅》看完。

　　李爱德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5岁时举家迁往曼彻斯特，他的父亲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爱德在英国布列福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 获得后苏联政治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教授过现代语言课程，1997年他来到中国，先后供职于北京几家报社与杂志社。马普安则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1988年获得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 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马普安曾在伦敦、美国新泽西州和加州工作。现在，他以自由作家和媒体顾问的职业为生。后来他们两个都来中国。

走长征路的动机

　　长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实施的战略大转移。

　　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长汀、宁化（福建境内）、瑞金、于都（江西境内）出发，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当时的省属），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亚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地，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旗镇。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里程统计，红一军团军团直属队的总行程为18088里，而据一般记载，走得最远的部队，行程超过25000里。

　　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途经湘、鄂、黔、滇、川、康、青、甘、宁、陕10省92县，翻越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4902米）、麦拉山（4921米）等8座雪山、1936年10月22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总行程为20050里。

　　在长征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争、饥饿和疾病，而其他的人们，或是由于过度疲劳和高原反应而倒下，或是陷入四川北部沼泽之中。历经中国最边远，最险恶的地区，参加华南始发的长征的英雄儿女大约有8万人，12个月后，当毛泽东率领剩余的红军进入陕西的吴起镇时，仅仅4,000人幸存。

　　李爱德在中国生活了九年，俩人对这段红军长征历史都非常感兴趣。2000年5月，李爱德和马普安利用‘五一’长假去贵州旅游，在游览同时，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随后，一位朋友给他们找来了一本斯诺(Edgar Snow) 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看完后产生了重走长征路的冲动，他们两人想重走红军长征之路。那时，他们俩在北京的媒体工作了三年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开始远远超越大学时期的“一无所知”。李爱德说：“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史诗般壮丽的长征路线。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神话。那些参加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世。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史诗般的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他们全程要步行，并想用文字和照片记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许多人认为从来没有外国人这么做，中国人以为他们是疯了。

　　马普安在他的日记写他想走这漫长的路的动机：“……有时候，我对爱德这种通过口头访问，来研究长征历史的方式不大认同。我不是什么知识份子，只能算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但是不管爱德是错还是对，我都要重走长征，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些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 ──马普安。于城口”

　　2001年7月，他们辞去在北京一家杂志社的工作，一面“恶”补中文，一面强化体能训练和设计“行军”路线。他们还花钱买了一台海事卫星电话，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并准备了净水器、药品、干粮和帐篷等，接种了各种防疫疫苗，还事先联系好了SOS急救中心。在2002年10月16日开始从中国的于都进行了长达384天的长征，沿着以前红军的路途走到吴祺。10月16日从江西省于都市出发，计划用368天时间重走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整个行程将跨越8个中国内陆省份和两个自治区。

　　在每天平均步行40公里、身体极度疲劳的状态下，沿途的优美风景根本无暇欣赏，萦绕在他们脑子里的经常是“离下一个目的地还有多远”和“晚饭吃些什么”这样的俗念。

　　这两个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人生路上的一次探险，一走就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们选择的路线是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走的最短最好走的路。共计采访了11位老红军，拜访了107位。两大本厚厚的日记和两万多张珍贵照片记录了两位徒步重走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的新长征人一路上的见闻和思考。

　　两人合著了一本书：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legendary journey that made Maos China (长江文艺出版社，《两个人的长征》，2005年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坐车重走长征路

　　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间定在2002年10月16日，李爱德说，“这是因为1934年红一方面军也是在10月16日开始长征的，而且我们的路线也是按照红一方面军的路线来的，从江西于都到陕西吴起。”

　　马普安说：“再现长征场景十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虽然如此，的确是想去理解红军走长征的感受。说实话，因病痛的原因，我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彻底了解长征和长征人。

　　“行走是我最基本，最自然的生存本能。我渴望行走，行走使我活着。”

　　红军都遵守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

　　这对好友也为新长征制定了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条：不坐车；第二条：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第三条：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还有第四条，他们叫它Ｘ纪律，是一条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实施的纪律。

　　Ｘ纪律：在别无选择时可以坐车，比如医疗救护、遇到警察或其他中国官方代表的阻拦时。

　　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这三条原则，因此每当面对老乡“你们为什么不坐车？”的疑惑，他们都有些哭笑不得。他们甚至讨论是否要做一件T恤衫，上面写下三句话“以昭世人”：我们是英国人，我们重走长征路，我们不坐车。

　　马普安和李爱德不仅要和寒冷的天气作斗争，而且要抵制不少的诱惑。

　　1月5日，马普安和李爱德已经赶到离遵义不远的新场，这天正是当地人赶场的日子，从他们身边不时地经过一些拖拉机和汽车。

　　“喂，搭车吗？”几位好心的老乡把车停了下来。“谢谢，不用了。”马普安和李爱德总是这样微笑地谢绝别人。一辆辆的汽车从身边经过，他们的脚步也越发显得沉重，但他们一点也不后悔。

　　当然也有不得不违反纪律的时候，用爱德的话说：“警察非让我们坐车，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事先了解到湖南的军事区比较多，爱德和马普安每到一个地方之前，都会通过北京的朋友与当地的政府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们进入通道县前也打了招呼，县政府说没有问题。”通道县的路十分难走，快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就在爱德和马普安埋头赶路的时候，一辆车停在他们身边，从车上下来一些人，大声盘问他们是谁。原来这些穿着便衣的人是警察，他们并不知道县政府的决定，还把爱德和马普安带到了县里。警察告诉爱德和马普安，刚才他们差点误入军事禁区，必须马上离开。最终他们被车直接送进贵州。至今爱德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惜：“通道县是长征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召开过通道会议，遵义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最初就是在通道会议上提出来的。”

　　爱德在2002年10月14日的日记写：马普安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长征最大动力也许是证明不吃肉的人也可以拥有走完长征路的体魄。在生活中，他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不吃肉，那能吃什么呢？”问题背后的暗示，给了他很大的刺激，让他觉得在大多人心目中，他一定是个身体孱弱的家伙。我也不认为肉食比素食好，不过马普安吃的‘素食’的确是令人不敢恭维，都是些‘垃圾食品’。

　　马普安从16岁开始就再没有吃过肉而且十五年不吃早餐，在新长征第五天他强迫自己吃早饭，走不久就吐出来。

　　“我一直随身携带应急食品，从没感受过饥饿，这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者们的真实感受的两个原因之一，我也因此担心我做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对当年长征者的亵渎。”

　　在采访杨劲老红军时，他们还记得老人的话，“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马普安说，“这是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真正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在我是无法想象的。‘当红军只有流汗、只有流血，不能流泪。有那么一个口号，"红军是铁的战士"。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死也不怕，又怎么能怕痛呢？肠子都打出来了，照样行军，不然就掉队，就被俘虏了。’这是杨劲老红军参加长征的原因，也是长征在他记忆中的模样。一个典型的长征者参加长征，是因为他别无选择。然而我可以选择：每一步都可以选择。”

　　长征过去70年了，李爱德提到自己采访过的老红军，有的并没有因为退伍了就觉得革命结束了，而是还跑回农村去搞扶贫，去建学校。“历史并不是与现在相割裂的死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了解长征这段历史如何影响现在的人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并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抱着这样的历史观和对长征精神的理解，李爱德一路上与各族交流，话题不仅围绕长征历史，也涉及到当地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期望。李爱德和马普安说：“我们重走长征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体验，而是希望通过新长征的历史考察，鼓励人们抛开固有的观念，从客观的角度去了解事实，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历史。如果这样能影响一些人，而这些人又能影响更多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长征这段历史。”

对中国人有更深层的认识

　　在这长征之行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地区的老百姓，对中国人有更深层的认识。李爱德说：“在北京，我们对他们的无知程度与他们对我们的不了解是一样的，或许我们更无知。当有机会架起两边的桥梁，哪怕仅只一天，也是值得珍视的。”

　　“国外的记者特别愿意问我们长征沿途的贫困状况，而我们总是说还没有看见特别令人震惊的，衣食住的需求基本上可以满足，每个地方都可以限量用电。年轻人不论个头还是营养都比父辈好得多，更不用说和爷爷一辈的人比了。学校校舍通常比较新，虽然学费确实高了点，但几乎人人都念完了初中。孩子们常充当我们的翻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而他们的父辈还用当地土话交流。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帮他们的父母打理生意，他们会算账，能够处理小卖部和饭馆之间的现金交易。”

　　马普安在祈禄山对一位上菜的女服务员说：“谢谢”。可是那女服务员停下来打量他，一脸狐疑，马普安用英语问李爱德：“怎么回事？她是不是认为我在骚扰她？”

　　爱德说：“我看当地人不习惯这样，她好像觉得你在拿她开玩笑。”

　　因为问路的问题，爱德和马普安经常惹一肚子气，一个月之后，他们找到了窍门。爱德逐渐明白很多村庄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忽然在路上看见两个大鼻子的“鬼子”，难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或是有些害怕，应该告诉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当地的老乡在得知他们重走长征路后，也的确愿意提供帮助。同时他还意识到，农村的生活节奏很慢，人们的时间很多，因此交流需要耐心。现在爱德问路再也不火急火燎，若老乡以“听不懂”为由回绝他时，他则会安慰对方说：“没事，慢慢来，别着急”。问路的对象一般也不选择女士，怕吓着她们。上学的孩子是最有力的帮手，马普安最喜欢问孩子，他们聪明机灵，即使他的汉语发音和声调全错了，孩子们也能听懂。

　　中国人爱说：“没事”。一天抽两包烟？“没事，我们都很健康，”喝一瓶烈酒后骑摩托车回家？“没事，一点也不危险，”

　　他们到信丰县城，马普安的朋友吕思清从广州过来会他们。他们看到一份当地报纸报导他们的壮举，里面内容却是记者凭想象写的东西。

　　“那上面说爱德会唱革命歌曲。离开于都就唱了一首。”

　　“上面说马普安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赞扬江西人民。”

　　“还有呢，这里说你原来每天抽60支烟，为了长征都戒了。” 让他们见识中国同行真会编造故事。

　　“我们沿着白龙江向东走。怪石嶙峋、一半光秃的大山矗立两侧，山顶覆盖着积雪。

　　“一对夫妻在路边工作。男人拿着把铁锹，但好像他只是在监督自己的妻子，这个女人正在地上挖一个很深的坑。

　　“‘离花园还有多远？’爱德问。

　　“‘20多里。’男人说（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有10里）。

　　“女人没搭理我们。她一直在挖。爱德问男人：‘你怎么不干活？’

　　“男人显得很吃惊。‘在工作呢。’他说。

　　“他不是第一个多余的男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女人们在辛勤劳作，男人则坐在一旁无所事事。他们四处闲逛、吸烟、喝酒、打牌。女人们要做饭、打扫卫生，还要照顾孩子。这种情形似乎随处可见，不论是在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我们继续走，拿铁锹的男人又去监督他的妻子了。”

　　马普安在池江的日记这么写：“我们在房间里不得安宁，在大街上也无所遁形，汽车、摩托车一个劲儿地冲我们鸣笛。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被当作西洋景，我根本无法看书。因为不时有人过来把书从我手中抽走看看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和外国人隔绝太久，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没有私人空间的概念。有些对我们根本不尊重，只把我们当稀有品种。”

　　他们以前在中国电视看到介绍少数民族的生活，穿着艳丽的衣服，载歌载舞，他们想通过宣传希望吸引旅客。他们到了贵州平铺这么写他们的观察：

　　“到达平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否定过去的猜测：展现少数民族风情为的是吸引游客。在这里的村村寨寨，我们的确看到与汉族截然不同的文化，不一样的建筑、服饰还有语言，但没看见一个旅客。侗族村寨特别容易辨认。每座寨子至少有一个鼓楼（里面已经没有鼓了），鼓楼某座是开放的，可以在那里聚合、交谈或只是随便坐坐。

　　“河流、小溪上架着侗族独特的风雨楼，桥是封闭的。在较富裕的地区，桥上修建了类似鼓楼的装饰建筑。平铺有两座鼓楼，其中一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村民们在那里每礼拜聚会一次，谈论村里的各种事情，鼓楼会议还选举村长。

　　“快到半夜时，爱德出门去看那匹家养的马。马圈就在拐角处的厕所旁。天下着毛毛雨，但他却停下来，侧耳聆听巷子那头亮着灯的窗户里传出来的乐声。对西方人来说这乐声很奇异，来自琵琶的琴弦，还有一群年轻妇女在和音乐唱歌。‘天呀，’他想：‘电视里演的是真的！她们还真有可能要出来跳舞……’”

没有环保的概念

　　他们很惊异中国人没有环保的概念，爱德在2003年1月14日写的日记：“……遵义的垃圾箱之多让我们大为惊叹，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中国城市。当然，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长征三个月以来，垃圾堆随处可见的场景与这座城市确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可是在附近的村庄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写：“……进入山谷的小路就在山边，十分醒目。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下山，脚尖都快磨平了，终于到了一条小溪边，顺着小溪又走了半公里才到从食店。一块纪念红军的方尖石碑高高地耸立着，夜幕降临，河里漂淌着垃圾。

　　“那天晚上我们和一群小孩子交了朋友，他们中的五六个一直跟着我们回到住宿的地方，马普安拿出从遵义一路珍藏的棒棒糖招待他们。16岁的高中学生胡迅第一个接过糖，她剥下了包装纸，攒成一团，扔到地上。”

　　爱德老师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胡反问：“怎么了？”

　　“你为什么把包装纸扔在地上？”

　　胡迅耸了耸肩，莫名其妙。

　　“我问你一个问题”爱德说：“你能在你们这儿的河里游泳吗？”

　　胡答道：“不能。”

　　“为什么不能？”

　　“太脏了。”

　　“你小时候可以在里面游泳吗？”

　　胡迅答道：“可以”

　　爱德盯着她的眼睛，扬起眉毛，似乎在提示说：“现在该……？”胡迅的目光跟他对峙了一秒钟，便弯下腰捡起糖纸。那一刻，爱德对他们的劝导极像爱德的父母过去的所作所为。

　　小朋友们走后，爱德问：“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

　　马普安说：“对，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老头儿。”

　　“去去去！”

　　他们每天面临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在冬天纸质垃圾可以生炉子或点篝火，否则，要找能帮他们处理垃圾的人，他们希望不是把垃圾丢进河里。 在贵州省摆桑村，爱德问村民：“附近有没有垃圾箱？”村民说：“到处都是垃圾箱。”爱德只好把垃圾袋绑到背包后。

　　兴隆清真寺正对面有一座水泥方尖石塔，是为了纪念长征，特别是1936年10月，也就是第一方面军突围一年后，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到达西北而建的。部分部队在兴隆与他们打头阵的同志会师，其余的在北面15公里的将台会合。这个纪念碑刚立了七年，但已经破败不堪，碑后成了一些人大小便的场所。“他们应该立一个牌子，写上：‘不要在纪念碑周围大便’。”马普安说。

长征的困难

　　2002年12月25日，刚刚进入贵州境内的马普安和李爱德就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大雪，使他们离开黎平前往剑河的计划落空。

　　天渐渐地变黑，马普安和李爱德不得不在一个叫平浦的小村庄里住下了，接待他们的是这个村的老教师吴礼生。当得知两“老外”是来重走长征路的，吴老师更是热情款待，拿出了自家种植的香桔招待，闻讯而来的村长也带来了家里的腌鱼，一屋子的人边烤火边喝酒，畅所欲言。这时，马普安和李爱德早已忘记了全身的疲惫。

　　第二天一大早，先起床的马普安终于看清了整个平浦村，吴礼生老师家紧挨着一片茂密的桔林，是南方常见的楠桔树。“当年中央纵队的王稼祥会是在这里叫自己的警卫员去老乡家买桔子的吗？”马普安开始回忆书里的故事。

　　临走时，根据以往在老百姓家寄宿的习惯，李爱德把100块钱偷偷地放在了吴老师爱人的梳妆柜里，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倒倒的汉字写着：“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马普安李爱德”。他们认为，这是当年红军的作风。

　　4月底，爱德和马普安从贵州进入云南，他们忽然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从前他们进入一座村庄，村民们都热情地招待他们，围着他们问长问短。这天他们翻过一座山后，好不容易在山下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一些人，爱德向他们讨些水喝。没料到村民们朝他们举起了大棍子，还不许他们进村。“当时我们从没听说过‘非典’，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个英国人有些蒙了。

　　当他们被带到一所“非典”观察站才得知疫情已经发展相当严重，村政府让医生给两个人做检查，还把他们关在卫生所里不让出来。尽管他们的体温正常，但老爱生病的马普安一脸倦容，爱德也胡子拉碴，十足像两个英国病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北京方面提供的给养被切断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得不到援助。

　　“每天最困难的就是起床，太累了。起床前都会想，今天前面有什么？可能3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路根本不明确，要一边走一边问，吃什么、晚上住哪，都不知道。如果冬天，就更难受，我们睡觉一件衣服不脱，还要再加衣服，把帽子、手套都戴上，可还是冷。所以根本不想起床，每天都要说服自己起床开始准备，这是最不容易。上路了以后，就必须继续走，要不然赶不到目的地，要睡山上住帐篷，还没饭吃，所以，你知道一定要继续走，走到那天的目的地。我们不怎么考虑明天，只考虑今天，今天能走到目的地就行了。”

　　他们要绕过荒山野岭，很自然地会遇到狗。中国的狗，我想是和法国的狗一样对不熟悉的人不会怀好意的吧？

　　马普安在黄荆乡写的日记（2003年1月30日）这么描述：我们越往西走，遇到的狗就越凶。今天我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也被逼无奈，很认真地和爱德讨论了是否该打死狗的问题。如果那只狗有狂犬病这可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每天和狗玩猫捕鼠的游戏，要是晚上遇到狗，就更让人头痛了，你必须时刻提防脑袋后面是不是有它们闪着寒光的眼睛。

　　爱德说：“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是国民党。”

　　事实上，马普安就被一只一声不响的狗从后面咬了小腿。马普安给在北京的医生打电话，医生要他在48小时内赶到最近的大城市注射疯狗症疫苗。

　　在384天的里程里，如果路好些，他们一天要走30至40公里，遇到翻山也要走20公里左右，每人还要负重20到30公斤。每天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身疲惫。爱德和马普安开始轮流生病，因为拉肚子，爱德有五天走不动路，只能呆在县城的旅馆里。他想象当年红军战士生病留在路上的情景，理解了一个以现代标准来说并不致命的疾病，为何在艰苦的行军条件下却能造成丧生的事实。

　　马普安的病似乎就没断过，有6个星期他总是拉肚子，胃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爱德承担了问路、支帐篷、安排吃住等一切责任，精神压力很大。马普安的身体越不好，他的脾气越大，经常在路上跟人争吵。在云南住了三个星期的医院后，马普安不得不在7月返回北京治病，医生确诊为糜烂性胃炎，需要调养半年。

　　考虑到要赶在四座雪山有雪之前翻过去，爱德便独自先上路了。翻过第一座雪山时，他们已经整整在路上十个月，真是太累了，爱德第一次产生了想回家的念头。而在北京，除了马普安自己，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回去，但马普安知道他必须坚守梦想，三个星期以后，他与爱德在泸定桥会合了。

　　这一路上他们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过铁索桥，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但他们告诉记者，虽然路途艰难，但比起当年红军长征时，环境和气候已大有改观。在走过雪山时，几乎很难找到像当年那样厚厚的雪地。更让他们惊讶的是雪山的数量。所有的历史书上都说是五座，可他们四处寻找，只看到了四座。他们途中经过的最高点为四川境内的打鼓山，海拔4334米，这也是红军当年走过的雪山之一。

　　马普安在走上长征路不久就一直生病，一直到7月，马普安不得不回到北京检查，医生确诊他患了严重的糜烂型胃炎。他不得不中断了行程，病情稳定后才追上继续行程的李爱德。

　　在行程中，他们还受到了红军所没遇到的非典的影响，5月前后，他们沿途遇到了极为严格的检查，在行程中，前后共有11次，最严重的一次，居然被当地卫生人员强制“扣留”。“这一整天，我们只走了16公里。当关文村的房舍出现在黄昏的暮霭中时，我们一下瘫坐在地上，希望有人能帮助我们。

　　“一个穷困的农民可伶我们，邀我们去他的住处──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家。跟当地其它房子相比，他家的面积算比较大的，而且有一面砖垒的墙，尽管没用泥灰加固。一个大屋被分成三个部分。前门位于房子的中央，进去后从中间部分可以看到房顶，而左右两边的部分都分割成两层，上层用于储存粮食。这些贮藏间都是开放的，可以搭梯子上去。真正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左边屋子里的一排排长椅、一台电视和一台VCD机。这是韦萍改造的家庭影院，当天晚上就有30多个人过来看香港电影。

　　“‘我哥哥在广州打工。’24岁的韦萍说，‘电视和VCD机是他带回来的，还给我寄了电影光盘。’

　　“‘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看电视吗？’爱德问。

　　“‘对。’

　　“‘每天晚上家里坐满人，你会不会感到烦呢？’

　　“‘一点也不烦。’韦萍是一个谦逊、慷慨的人。他一再向我们道歉，说没有照顾好我们。他先拿给我们一些又甜又粘的米饭团、炸花生米还有一碗煮面条。随后他又有了主意，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握着最美味的佳肴──一只鸡蛋。他把鸡蛋打进沸水里，然后加了一些辣椒，最后把做好的汤用勺子舀到面条上。

　　“韦萍的慷慨感动了我们以及那些过来看电视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深有感触。我们在这里显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尽管最奢侈的食品就是一只鸡蛋。我们不吃肉，也许让他们省了不少麻烦。”

争论的长征二万五千里记录

　　李爱德在书的后记这么写：“我们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二万五千里，而是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里。

　　“我一开始就知道长征不是二万五千里，那时我想大概是一万八千里吧！我很高兴我弄错了。一万二千里已经够远了，我走完了长征，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不仅没有因为实际距离的缩小而减小，反而增强了。

　　“我想毛主席肯定有比算计每天走了多远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精确的测量没有意义，只有斤斤计较的人和官僚才会在意，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这旋律，它有一万里还是十万里已经不重要了，毛主席选择二万五千里作为红军奋斗精神和胜利的象征，因为是毛主席说的，这个数字就成了历史传奇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已经把这个传奇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

　　李爱德马普安成了国内外媒体的追捧明星。最大的反响就是，根据他们‘重走’测得的长征里程，长征远远没有‘二万五千里’，而只有一万余里。于是乎，里里外外到处都能听到这类咋呼，连台湾《中央日报》也跟着嚷嚷叫骂‘共产党掺水作伪’。

　　据说，许多中国人都与李爱德马普安争论，却始终无法说服他们。“我们重走了，还测量过里程！走得只比红军多不比红军少，你们呢？”

　　2008-11-20双石在《跟洋小伙儿侃长征》这么写：“当然兄弟我对这洋小伙儿哥俩儿更不以为然，你两个洋娃娃，隔山隔水隔着文化，你能知道个啥？你能‘重走’出来个啥来？拿啥参照着走哩？你比中国人还清楚路线？长征中，哪怕是同一个方面军的长征行程，也有多条，你走的哪一条？一路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坡坡坎坎沟沟渠渠，你是咋测量里程的？人打仗从哪儿打到哪儿，筹粮从哪儿筹到哪儿？扩红从哪儿扩到哪儿，你都闹明白了？你就敢放言要颠覆长征历史数据？你还敢说你‘走得只比红军多不比红军少’？你拉倒吧你，要不要兄弟我来带你哥俩儿走一回试试？……

　　“不知打啥时候起，国人就开始喜欢捧洋人儿，爱拿洋人儿的话来说事儿，好像只有洋人儿的认定才是最终的认定──甚至连学术著作也爱拿洋人儿的话来说事儿。其实至少在‘长征’这档子事儿上，洋人儿大多半通不通，走马观花大概齐地走过了一趟，没准儿连方向都不一定搞清楚了。比如二十年前那一位叫索尔兹伯里的老洋人儿走了一趟，写了一本书，也是被捧得挺凶，还常有学术著作引叙，挺牛气的！可实际上，那老洋人儿瞎掰活的地方多了去了，好些事儿压根儿就没整明白嘛！……

　　“正在不以为然，一位友人找到兄弟，要兄弟跟这洋哥俩儿掰活掰活这档子事儿。

　　“那会儿兄弟正好闲来无事：行啊，请他们传个里程表过来。

　　“里程表传过来了，从金沙江边到夹金山下的。

　　“粗粗扫了一眼俩洋小伙儿的里程，没怎么费功夫，就瞅出好些个毛病。

　　“从冕宁县城到彝海──正好兄弟淌过这池水，俩洋小伙儿‘准确测出’的里程是‘18公里’。呵呵，可就是在地图上简单作业一把，在冕宁县城和彝海间拉一直线，也是20公里──也就是从天上飞过去的距离，他们是用啥先进东东测得的？没把英里看成公里吧？他们真走过这路么？冕宁县修的大桥水库，已经把当年长征路线淹却了不少，连大桥镇都迁了位置，他们是咋过去的？没把大桥水库当彝海吧？……

　　“到了大渡河，俩洋小伙儿更搞笑了，从河西岸磨西镇到泸定桥，他们‘测’得的里程竟然是‘37公里’，可人西岸现在的简易公路，就是‘53公里’──当年红军过境时，可是还没这条简易路哩！人是从磨杠岭翻山过来的，俩洋小伙儿知道么？他们也翻了么？──兄弟甚至怀疑他们究竟去没去磨西镇。

　　“过了泸定桥，俩洋小伙儿直接翻了二郎山，就这么着去了天全。

　　“可人家红军当年不是这么走的呀？人有好几条路线哩！红军主力过了泸定桥，是沿河南进至沈村，转道东进化林坪，拿下飞越岭，分别经三王岗、水子地、抱桐岗和宜东、清溪、泥巴山、新庙，去了天全，而红九军团主力则是从二郎山北侧的马鞍山翻过，经两路口、紫石铺奔袭天全。这些路，没有公路可通，就是现在走也全都得靠两只脚甚至四肢才能过得去。甭说这俩洋娃娃，兄弟都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位‘重走’者去蹚过这些道儿哩！

　　“真正翻越了二郎山的，实际只是警戒泸定桥的最后一支小部队。

　　“俺说这洋哥俩儿呀，你们这‘重走’，咋尽捡这最短捷最方便的道儿走哩？人红军是这样的走的么？再者说啦，人当时走的时候，有这些公路么？

　　“也懒得跟他们废话，兄弟通过朋友跟这洋哥俩儿传了几张图去。

　　“朋友传话过来，俩洋小伙儿说：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拿图跟他们讲话。

　　“没服气？

　　“着呀，兄弟也有自知之明，兄弟现在也没法彻底驳倒或说服这哥俩儿。因为兄弟也没有按原样克隆并实测过长征路线嘛──尽管一直在做这个梦，可这洋哥俩儿这么着‘重走’，这么着测来里程，却让本来还对‘二万五千里’心存疑惑的兄弟，反而对‘二万五千里’更增加了一分采信。你想想，这才是长征路的多少分之一呀，你哥俩儿就被抖落出这么多毛病，走漏这么多艰险的地方，那真正的长征路线，还不得乘上至少大于一的加权因子？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可是早就说清楚明白哟，这‘二万五千里’，是指走得最多的部队的纪录哟！

　　“这也就是说，这洋哥俩儿，自己就送上门来了一系列证据。所以兄弟虽然暂时还不能彻底，却依然可以有力地对其妄言狂言谬言予以驳斥：你们的里程，是测量上缩了水，路线上省了事儿的里程，根本就不是真正红军主力的主流长征路线！──这还没算上红军因战斗、筹粮、扩红、宿营、佯动等等活动产生的往复行程。

　　“这在逻辑学上叫什么来着？

　　“证伪！

　　“俩洋哥俩儿的局部里程记录，恰恰证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伪！

　　“红军长征是战争行动不是体育竞技，具体行程上的各个节点不是简单的直接递进关系。有时围绕着一个节点，往往会产生诸多政治军事行动，这些政治军事行动本身也是行进的过程。说白了吧，不弄清楚战斗，就没法理清楚路线！长征中的‘走’和‘打’是一对孪生兄弟，‘打’本身也要产生行程。红军长征是数万人的大兵团机动，不会总是挤在一条道路上行进。其间为了筹粮、就粮、宿营、扩红、宣传、佯动以及机动本身的需要，往往是分多条道路行动的，‘多条道路’的行程当然也不一样，有多的也有少的，‘多’和‘少’的日行程相差数十里是情理中事。

　　“比如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日记记载，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军团政治保卫局在遵义附近休息，而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的战斗部队却在追击中央军的败军，直至乌江渡口，尔后又返回遵义至懒板凳（今南白镇）、遵义间集结，这两者之间的行程差就已经是百里以上的范畴了。又比如红军在安顺场渡口强渡成功后，还向下游追歼逃敌扼敌反扑以巩固渡口，由此产生的往返行程也在百里开外……

　　“这些事儿，俩洋小伙儿知道么？噢，就凭你捧着一GPS的高科技洋玩艺儿，就能准确测量里程？拉倒吧！那东东测出的里程是平面的，可红军走的路你走的路都不是平面的呀！再者说啦，红军在许多地方行军都没地图，靠侦察询问来确定路线，地名多是当地口音的译音，加上七十年来地区地名的沿革多有变故，你不把当年的电报部署多翻翻，再对照着地图找找当地史志资料细细比较鉴别搞搞清楚，你咋就知道你走得对还是不对哩？……”

二次走长征路

　　在他们到达终点吴祺前两天，路透社电视台访问他们，制片人 Elke Rohme 问李爱德：“你会再走长征吗？”

　　李爱德说：“不，决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之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

　　一年的特殊旅程，给李爱德和马普安带来一些后遗症。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的快节奏。李爱德很快回英国过圣诞节，状态一直不好，甚至不愿意跟家里人和朋友说起他的旅程，经常一个人待着。这样郁闷的状态保持了半年。回到大城市五个月之后，不得不再次面对“正常”生活中那些复杂的事情所带来的烦恼后，李爱德又怀念以前生活的单纯，那他们关心的是最简单的事情──食物、住处和行动──并且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一直向前。怀念同志般的友情。

　　李爱德说：“对于马普安和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友谊，它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支持、鼓励和忠诚。行走长征路线我们感受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些侧面。懂得历史真相以外，弥足珍贵的是人的意志。”

　　可仅仅两年后，李爱德又再一次上路进行“新长征2”的徒步历史考察，和他们的老朋友杨肖在2005年的11月再走长征路，这一次按红军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走，时间也与几十年前相同。杨肖是专门从事野外活动装备研究的专业人员。李爱德与杨肖同行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互相帮助”，杨肖为李爱德研究历史提供野外生存支持，而李爱德也相当于为杨肖的野外装备研究提供了实验机会。

　　为什么要再次重走长征路时，李爱德说：“我们这次走的路线和第一次不一样，这次我是按照红二方面军的路线走，从湖南到宁夏。我们打算今年11月19日出发，因为红二方面军正是1935年的11月19日开始长征的。不过这一次我的同伴不是马普安了，因为他的身体吃不消了，这的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马普安虽然在上一次长征回来后体重从最轻时的55公斤回升到现在的80公斤，这一次却不得不在北京留守。

　　与上回长征相比，这次他们多了不少赞助商的支援，远不像第一次那样窘迫了，第一次走长征路是自费的，大约花了人民币50万，摄像机摔坏了三个，相机镜头摔坏了六个。这一次比上一次的路程虽然稍短一些，但是更加难走。同时他们已经开始身体上的训练，只要有空就在北京周边跋山涉水，准备用最佳的体质来迎接这次未知的考验。

　　2005年3月8日李爱德马普安参加了北京电视台 BTV 《读书》节目。 记者问：“你们的新长征有什么政治意义？”

　　李爱德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你们支持共产党么？”

　　“不。”

　　“那你们是反对的了？”

　　“也不是。”

　　“但是在新长征中，共产党功不可没。你们怎么理解新长征精神？”

　　“我们对任何政治宣传都不感兴趣，我们也不想倒向哪一边。我们对活着的历史感兴趣。政治标榜可以掩盖事实。不要管它。我们只从个人角度来评价人们，并且要考虑时代背景因素。”

　　“政治边际人”李爱德说：“希望我的研究能让更多的西方人更真实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在。如果我们唤起其他的人对此事关注，并且也投入到寻找并且记录这段鲜活的历史中去，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努力是一种成功，就个人而言，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宝贵的人生经历。感谢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人。”

　　整整384天，自费50万元，徒步2294公里。两个英国年轻人花费巨大时间、精力和金钱，‘追寻红军足迹，寻找历史真相’去寻访一段别国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一般中国人眼里李爱德和马普安是疯子和傻瓜。

　　李爱德说，“我们不是民族主义的人。我觉得长征不是中国的历史，是全球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的历史，这个很有意义。”

　　李爱德和马普安的《两个人的长征》和画册《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很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2008年12月12日

	【参考文献】
1.	双石：《跟洋小伙儿侃长征》，2008-11-20，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165544。
2.	双石：《说说“长征”与“重走长征路”》，2006-4-15，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604/5867.html。
3.	李爱德和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37513。
4.	李爱德和马普安：画册《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