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政治家安德列·马尔罗

不凡、多彩、曲折和矛盾的作家和政治家

　　法国作家、政治家安德列·马尔罗(André André-Georges Malraux 1901-1976)，在1976年11月24日因肺血管闭塞而逝世。在他32岁时写的成名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 里，他借小说人物讲这样一句话：“……并不是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形成一个人，需要五十年——五十年的牺牲、决定及其他许多东西！而当他成为一个人时，再没有了孩子的幼稚以及青春，真的完全一个人时，对於他最有用的就是死亡！”

　　马尔罗在三十、四十年代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远赴西班牙与共和派人士并肩作战，对抗佛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率领游击队抗击德国侵略者，这一些事迹使法国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英雄人物。法国光复后，他在政治上一直与戴高乐将军紧密地站在一起。1945年-1946年，担任新闻部长。1947年-1952 年间，是人民联盟的全国代表。1958年6月1日起担任第五共和国政府总统府国务部长，政府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他当了十一年的文化部长。1965年他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华，为中法建交开路。

　　他在三十、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曾经激励了那时代寻求真理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在1976年已经是步入老年了，有很多人表示：他们以前崇拜过的“英雄”，早在1947年去世了。

　　法国《世界报》所刊登出来的一张漫画，相当形象的表示马尔罗生命历程的两个阶段：从激进转到保守。画面有两座刻上马尔罗名子的坟墓。左边的一座墓刻着：“马尔罗生於1901年，死於1947年”；右边的墓刻着：“马尔罗生於1947年，死於1976年”。意思表示前一阶段的马尔罗是进步民主人士，后一阶段是右派保守政治家。

　　1996年，安德列·马尔罗的遗体被迁入先贤祠，与卢梭、伏尔泰、雨果等伟人为伴，可谓备极哀荣。安德列·马尔罗左倾作家、考古学家、政治家，对中国革命热情讴歌，戴高乐的智囊和部长，他曾先后在第五共和国政府担任新闻部长、国务部长和文化部长，龚古尔奖得主，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近年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个牛皮大王。

　　在巴黎法国皇宫(Palais Royal) 旁的广场命名为安德列·马尔罗广场以纪念他。在斯特拉斯堡，建筑师 Jean-Marc Ibos 和 Myrto Vitart 建造了一个以马尔罗命名的5层楼高媒体图书馆。这个宽大的场所以前是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主体建筑以水泥和纵横交错的玻璃组成。

　　这个被称誉为“二十世纪的杰出法国作家”，一个智勇双全、能文能武的英雄，对法国文化有很大的贡献，没人经历像他那样传奇的一生的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马尔罗这个才华横溢的朋友，对於历史人物的非凡的命运充满了热情与好奇。”他的一生真是不凡、多彩、曲折和矛盾。

不愉快的童年

　　安德列·马尔罗1901年出生在巴黎，祖父是东哥克(Dunkerque) 号的船主，喜欢冒险，他的财富全在航海中花掉。他父亲菲尔南·马尔罗曾在列宾竞赛（发明展览会）中搞过一些诸如起动器、防滑轮胎之类的小发明；又有人说，他曾替一家美国银行当过代理人。1900年，跟一个汝拉山区的农家女儿贝尔特·拉米结婚，因夫妻感情不和，马尔罗4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抛弃，1915年正式离婚。安德列·马尔罗的父亲在巴黎的美国银行办事处工作，马尔罗从小就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银行和政治的紧密关系。父母分居后，年仅四岁的马尔罗随母亲搬到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投靠在那里开杂货铺的外祖母。由3位女性，即外祖母、离异的母亲和姨母抚养成人。

　　父母离异再加上父亲自杀，马尔罗长大后不喜欢提他的童年，他曾经写道：“我没有童年……”在《反回忆录》中说：“我认识的作家几乎都爱他们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

　　1906年，安德列·马尔罗入当地一家私立学校。马尔罗小学时代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对於老师的教诲、学校的纪律和各种限制，乃至作文规则一窍不通；后来他考上著名的孔多塞国立中学，1918年自动放弃高中毕业会考，离开学校，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拿到中学文凭的文化部长。给一个名叫勒内一路易·德瓦庸的专门经营罕本色情文学的出版商当助手，并从邦迪迁居巴黎，开始独立生活。在色情读物出版社就业，他却能入污泥不染没有沉沦。

　　他对书籍有着特殊的爱好，常常流连於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渐渐地也就摸到一些书业的门道，竟干起了“二道贩子”的行当，在旧书摊上搜集一些廉价而他认为有价值的书，拿到克雷书店去交换或倒卖。由於从小跟书籍接触，他很早便读过莎士比亚、司各特、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等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密歇勒(Michelet) 的史书，都是他所喜欢的读物。

　　1919年17岁，他常到罗浮宫去听有关美术史的课，在雕刻艺术上，他最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米盖朗琪罗的雕塑作品。也到“东方语文学院”去学些东方文化——如梵文等。他晚年向朋友解释他所以会选梵文来念：“因为它很简单，同学们不懂，连老师也不知道！”事实上他并不常上课，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图书馆里饱览群书。他对东方以及艺术的丰富知识，基本上是靠自修得来的。

　　1920年，马尔罗开始在文学杂志《行动》上发表评论文章，从而结识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该杂志的第十二期上，他发表了一篇关於安德列·纪德(Andre Gide) 的论文前半部分，当时已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的纪德十分赞赏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说他从论文中看到了“一种洞察力和一种奇特的敏锐眼光”。从此，这两位属於不同的两代人的作家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共同的文学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4月，马尔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纸月》，描绘了被精灵和魔鬼统治的世界。

　　他一面继续从事出版业，一面抓紧时间学习各种知识。这期间，他逛旧书店，上剧场和电影院，参观画廊、博物馆，跟文艺沙龙交往，到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潮中漫游。他对艺术和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巴黎的各个博物馆和美术展览会，并利用余暇，到东方语言学校参加旁听。

　　十九岁那一年，他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四岁的犹太姑娘克拉拉·古德史密特(Clara Goldschmidt 1897-1982)，她是一名移居法国的德国富商的女儿，一个喜欢文学、艺术和冒险的女性。在这群没有钱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他，不久两人结伴到义大利翡冷翠城去欣赏那里的雕刻和油画。回来后，他们不顾克拉拉父母的反对，先同居后结婚。婚后到布拉格、维也纳、马格德堡、柏林等地旅行。她在日后出版的《我们的脚步声》中，这样描述她的意中人：“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看人。”多年后对妻子说：“没有您，我最多是个钻书本的人。”

　　后来，在谈到二十年代的文学贫困时。他曾对於连·格林说道：“您希望他们作些什么呢？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人生好比一个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用钱去买，而是用行动。”

想要冒险发财

　　二十岁时，设法逃脱了兵役。马尔罗想靠搞股票投机发达，用几乎全部财产购买某矿业公司的股票，结果该公司股票贬值把妻子的积蓄全部输光了。

　　马尔罗获悉一些法国探险家发现了记载在中国史书上的、有丰富文化遗迹的高棉古城——吾哥窟。他由此联想到在那热带丛林里一定还埋没有许多古迹，如果能找到其中一些，就可以卖给喜欢收藏古物的美国富翁，这不是一条生财之道吗？

　　他对克拉拉说：“那么从暹罗湾到柬埔寨，沿着从扁担山脉到吴哥的‘王家大道’，有一些很大的寺庙，它们都上了文物保护的清单，但一定还有一些寺庙如今尚不为人知……我们到柬埔寨的某个小寺庙里拿走几件雕塑作品，然后在美洲把它们卖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上两三年……”

　　在1923年，他们夫妇俩与一个少年路易·谢瓦松伴乘轮船到东方去，在三等船舱里，马尔罗站在桌子上朗诵他写的诗篇，一派潇洒的样子。

　　他们来到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柬埔寨后，雇了1名向导兼翻译，装备了4辆牛车。披荆斩棘两天，在吴哥窟附近的 Banteai Srey 丛林中发现了以前在《法国远东学校简报》中提到的一座荒弃的佛教古寺。他们一方面对古代东方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而叹服，另一方面也为“找到”这个宝藏而窃喜。他们偷偷地用锄头、锯子和铁杆等工具肢解了七块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把重约一千公斤、估计值一百万法朗的石雕运到金边去。

　　这夥人本来希望搬走几尊佛像卖到美国，换回几年的富足和优闲，谁知却在返途中被法国殖民当局的安全稽查截获。

　　预审工作持续了6个月，后来案子在当地报刊逐渐升级，从“非法挖掘古代遗迹”，到“盗窃吴哥宝藏”，到“马尔罗案件”。12月24日，法国殖民地官员以“盗取国家财物”的罪名逮捕他们。结果财是发不成，马尔罗被判坐牢三年，他的朋友要坐监十八个月，克拉拉免了牢狱之灾，回到法国去。获无罪释放的克拉拉只身回国，呼吁文学界营救马尔罗。

　　马尔罗被判3年徒刑，他不服，向西贡上诉，同时克拉拉在马赛和巴黎奔走呼吁，争取到法国二十多位著名文学家如安特列·纪德、莫洛亚(1788一1967)、阿拉贡(1897—1982)、杜伽尔(1881—1958)、布鲁东(1896一1966)联名为他鸣冤叫屈。1924年9月6日，法国《文学消息》周刊发表了纪德、莫里亚克、等二十位名作家的联合请愿书，对金边法院的判处“表示遗憾”，联名向政府请愿释放马尔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纳多·法朗士(Anatole France) 打电报给法国殖民地政府，表示：“马尔罗是艺术爱好者，不是窃盗！”呼吁释放他们。

　　马尔罗的律师在法庭辩护说：“这是一些无主的财产，不是保护文物，马尔罗做的事其他人早就在做了，多少人在吴哥遗址上取走了贵重得多的艺术瑰宝……如果对我的委托人的这些小事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对那些海军将官、贵人显要追查定罪，他们对同样的文物进行了同样的破坏。”十月，西贡法庭受理马尔罗的上诉，改判一年徒刑，缓期执行。

　　回到法国后的马尔罗二十三岁，是和以前安於现状的花花公子有点不同了，他开始对殖民主义不满。而克拉拉因为这次事件，眼光再也不局限於艺术品上的美，而注视到社会上的不美，开始关心社会问题。1925年2月与克拉拉第二次前往西贡。马尔罗和越南进步青年阮璞(Nguyen Pho) 组织了“安南青年运动”。6月马尔罗与当地一名法国律师保尔·莫南共同创办了报纸《印度支那报》，该报的副标题为“法—安(南)亲善日报”，但由於他向总督科尼雅克发起猛烈攻击：“您想独揽大权，为所欲为，这是办不到的。你只不过是孤家寡人，法国人民同印度支那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将审判您！”被西贡当局视为反对派报纸，8月报纸印刷商受到总督的威胁，不再承印，很快就被封禁。

　　马尔罗与克拉拉前往香港购买印刷设备，正碰上省港大罢工，听说了不少关於中国革命的事情。1925年11月，他又到西贡和朋友出版另外一份报纸《枷锁中的印度支那》，他每期写二篇到三篇讽刺法国当局的文章。

　　他根本就没到过中国，可是他说他跑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会议，在国民党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手下工作过，曾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委员，用想像和编造自己的革命经历。

　　12月因报纸财政拮据，经香港、印度、阿富汗回到巴黎去。这时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向马尔罗建议，预支三千法郎稿酬，订立三部书的出版合同。1927年在安德列·尚松等人合著的《文录》一书中发表了论文《论欧洲青年》。在《欧洲评论》上发表文章，抗议政府禁止苏联影片《战舰波特金号》公演。

　　马尔罗1928年2月担任伽里玛(Gallimard) 出版社艺术部负责人。由该社出版了文集《离奇的王国》。3月在《新法兰西评论》连载小说《征服者》。夏末，由格拉塞出版社出书。

　　马尔罗在报纸被迫停刊之后，他就接连写出了三部小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1928）写省港大罢工，《王家大道》(La Voie royale)（1930）写他的考古历险，《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1933）写中国革命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征服者》是法国知识份子当中几乎家喻户晓的书，可是却引起中国人反感认为违反历史真实：因为书里的革命者大多是外国人，例如加林(Garine) 是瑞士人，鲍罗廷是俄国人。就连恐怖分子洪的领路人雷伯奇也是义大利热那亚人。书中几乎只看见外国人在行动、在指挥、在决策，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积极参与了对罢工的领导，而中国革命者却被放置在无足轻重的配角地位。正因为如此，小说虽然写省港大罢工，却很少具体的罢工或战斗场面。马尔罗虽然没有参加中国革命，但是对中国的国情相当了解，细节描写也比较真实，好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内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9年6月马尔罗在“争取真理同盟”组织的关於《征服者》的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声明这部小说不是一份“革命的辩护书”，他是想要塑造加林式的一类英雄,而“加林的基本问题不是要知道怎样参加革命，而是要知道怎样才能摆脱他称之为‘荒诞’的东西。”。

　　1931年处於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上与托洛茨基展开了一场关於小说《征服者》的争论。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於他（马尔罗）。”

　　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浮躁误导革命”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没有参予”为自己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王家大道》(La Voie Royale) 这部作品马尔罗通过其中的考古学家克洛德·瓦奈克和冒险家佩肯的陪同下沿着古代王家大道，深入到高棉丛林去寻找寺院遗址盗宝的的冒险自传体小说：

　　“克洛德：在从老挝到大海途中的森林里，有不少欧洲人不知道的寺庙……一尊小小的浅浮雕，随便一尊什么雕像就值三万多法郎……一尊浅浮雕，只要漂亮，比如说一尊舞女雕像，就至少值二十万法郎……

　　“佩肯：你肯定能卖掉它们吗？

　　“克洛德：肯定，我认识伦敦和巴黎最有名的行家，搞一次公开拍卖并不难。

　　“佩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危险的尝试呢？

　　“克洛德：我可以回答您，因为我几乎已经没钱了，这是真的……在贫穷的重压下，我已别无选择。”

　　佩肯掌握柬越边境地区的政治秘密，因而怂恿克洛德去援救被越南南部山区的梅村人拘禁的囚犯格拉博特。《王家大道》发表后虽然没引起多大轰动，却获得1930年文学联合奖。

　　1933年出版的《人的命运》一书，轰动整个法国，《人的命运》使他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荣誉——龚古尔(Goncourt) 文学奖。

　　这书是以1927年蒋介石在外国财团的支持下，窃据北阀成果，和共产党决裂，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的事实为内容。人们称之谓“政治小说”。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除了一个青年知识份子陈大欧是中国人以外，都是在华的外侨：俄国人加托夫，德国人海默里希和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的混血儿清。他们参加了一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枪支举行武装起义，三月二十一日深夜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军火商身上搜寻到准备售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由陈、中共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加托夫率领同志们截获了这批武器。

　　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经过浴血奋战，攻克政府军的一个据点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

　　但是，在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提出给蒋以资助，要他镇压工人起义。於是蒋介石率军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此时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却一味退让。

　　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清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但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却认为蒋介石力量强大，不能与他公开决裂。清和陈都对这个指示持抵制态度。清决定回上海领导工人抗击蒋介石，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蒋介石，回上海后，他怀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可是蒋介石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后来清和加托夫也相继被捕。清在敌人的刑讯和诱降面前，坚强不屈，服毒自杀。加托夫则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革命悲壮的失败。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威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业。

　　这部作品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同情，作品是悲壮的。小说一个革命者就已经断言：“三万万中国人已经猛然觉醒，再也不会沉睡。”他是描写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作品问世后，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可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

　　这书出版后引起马尔罗与托洛茨基之间就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马尔罗一再申辩：“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中国革命编年史，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个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上的。”左、右翼的报章以各自的观点称赞这部小说，连一些老作家也称赞这个青年人是“天才”。当然也有相反的论调，一个保守神父在《十字架报》上批评马尔罗的书：“……这是毒药，一部卑鄙的共产党小说……发出东方的腐臭。啊！多么可怕，多么令人厌烦。……它会败坏基督徒的品格和做人道德的。”说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可是经他这么一说，反倒刺激起一些教徒想一嚐“禁果”的滋味纷纷购买。书太倾销了，出版社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窗橱便摆出第二十五次印刷本！

　　成名后，马尔罗富有了，他对社会问题仍是很关心的。

马尔罗到莫斯科

　　1920年代末，西方国家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动乱，使法西斯主义恶性发展。纳粹党迅速膨胀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希特勒在财团的扶持下上台，为了镇压和控制反对他的人民力量，在同年的二月制造了“国会纵火案”，诬陷德共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由此大肆逮捕人。这时侨居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工运家季米特洛夫(Dimitrov) 也被捕。

　　1933年马尔罗母亲去世。1月《新法兰西评论》连载马尔罗小说《人的状况》，并由伽里玛出版社出书。3月在“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警惕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表示“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的位置是在苏联红军的伫列中！”

　　女儿佛罗朗丝出世。12月《人的命运》获得龚古尔奖金。对《玛丽亚纳》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法德联合抵御苏联的密谋。

　　这时期他也学驾驶飞机，1934年的2月，他和朋友戈尔尼格里庸、机械师马亚尔一起，驾驶一架私人飞机到北叶门上空探险，寻找古代萨巴女王的首都马里卜的遗址，死里逃生。发现了埋藏在沙漠中达三千年的、著名的沙巴女王的首都，这在当时是轰动考古界的一件大事。

　　1934年，马尔罗以着“释放季米特洛夫和托尔格列尔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安德列·纪德前往柏林，向希特勒请愿，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这时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反对纳粹猖獗的反犹太人活动。

　　6月他代表法国左翼作家到莫斯科去参加全苏维埃作家第一次会议。在列宁格勒对苏联《文学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憎恶和我在印度支那获得的对法国资产阶级‘权利’的认识，是使我成为一个革命作家的深刻原因。”

　　8月和高尔基谈话，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苏维埃文学仅仅在外部现象上展示了苏联的形象，而在伦理学和心理学上则不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的意识，文化则是心理学的意识。”

　　11月以莫斯科代表大会与会者的身份在巴黎举行报告会，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时说：“声称一种艺术可以用於贯彻一种学说，这从来不符合观实，……在二者之间，是活生生的人！”

　　当他在1934年从俄罗斯回来，对人说他一直与史达林过从甚密，和他谈论形而上学的哲学。2001年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伽利马出版社(Gallimar) 出版奥利维埃·陶德(Olivier Todd) 的马尔罗新传记《安德列·马尔罗》，指出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见过史达林。陶德引用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对他的评价：马尔罗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

参加西班牙内战

　　1936年1月，西班牙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建立，参加者有左翼共和党、共和同盟、社会党、共产党等。君主立宪的西班牙，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2月16日，主张共和政体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组成联合政府。国王阿方索离开西班牙，结束西班牙国王体制。

　　左翼共和党基罗加任总理。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被强令解散。人民阵线政府释放政治犯，宣布各民族有自治权，实施劳动法等。政教分离和教育改革，土地改革令君主派、大地主资本家及反动军官非常痛恨，因此阴谋制造叛乱。

　　1936 5月17日马尔罗应西班牙左翼知识份子的邀请，随同法国作家联合会的两名作家前往西班牙访问马德里。那时人民阵线上台不到三个月，局势很不稳定，左派和右派都想消灭对方，殴斗、罢工、暗杀层出不穷。而更糟的左派阵营里无政府主义者及共产份子又互相残杀。

　　7月18日，西班牙驻摩洛哥的殖民军首领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发动叛乱，反对人民阵线政府，揭开了历时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的序幕。7月21日马尔罗二次进人西班牙，开始他的调查，亲临马德里、巴赛隆纳等地对战事做了十余天的实地观察，然后写报告号召法国民主人士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政体的战斗。德、意法西斯从7月30日起公然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他们出动飞机将叛军从摩洛哥运往西班牙，还运输武器、弹药，后又派干涉军约5万名德军和15万名意军到西班牙。

　　当时马尔罗获悉人民阵线急切需要飞机，他在八月初回到巴黎，靠其他同志的努力，不到几天居然弄到了二十来架 P540型飞机。后来又有十二架 B200飞机飞往西班牙，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的空军。西班牙政府表彰他的卓越成绩，授予他上校军衔，让他有权培训和指挥一个由外国战斗员组成的航空中队，参加麦德林战役的空战。11月改建飞行中队，用志愿军代替雇佣军。在飞行员们的建议下，机队以“安德列·马尔罗”命名。这时马尔罗，亲自参加空战六十五次，打击占优势的佛朗哥空军，浴血奋战有过两次挂彩，为保卫马德里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授予上校军衔。他率领的人员中有三四位是真正的反法西斯义士，到西班牙实现他们神圣的共和理想，也在以后的战斗中证实了他们的价值。但是其他大部分人只是雇佣兵。这支航空中队队名叫“西班牙”，不隶属国际旅，站在共和政府一边艰苦奋战了七个月，抗击和阻扰佛朗哥军队。

　　在西班牙战斗生活中马尔罗是以大无畏精神得到同僚的器重，他健谈、爽朗、爱说笑，跟飞行员和机械师相处非常融洽。还有他的作家声誉，广阔的社会关系，使西班牙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和部长，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

　　他曾对纪德袒露心迹：“你没有明白我留在西班牙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逃离我的家。”与克拉拉之间长期的不和导致了最终的分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与克拉拉离婚。)

　　加入共和军的国际兵团，那是结合许多不同国际人士，里面就有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Dr. Norman Bethune)，英国作家奥威尔(Oswell)，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等人，为了争取人民权益而组成的军队，虽然名为政府军，但是他们并没有精良的武器。1936年7月德国和义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反叛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得不到英、法政府的援助，他们表示“不干涉”的超然态度。而佛朗哥不断获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方面的援助。形势对人民阵线政府是越来越不利了。

　　1937年马尔罗跑到美国去演说宣传，募钱给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法西斯作战。

　　1937年11月写小说《希望》(l’Espris)，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反对佛郎哥的斗争岁月，由法共报纸《今晚》连载。月底，伽里玛出版社出书。1938年1月马尔罗把《希望》改编成电影剧本，组织了一个志愿摄影组，7月率领摄制组前往西班牙的巴赛隆纳。1939年，佛朗哥在获得德、义全力奥援，大举进攻，在巴塞隆纳进行最后一场战斗后，展开36年的独裁统治。

　　1939年1月摄制组在法西斯军队占领巴赛隆纳的前几个小时撤退，返回法国。在摄影棚内继续拍摄，7月影片拍摄完毕，定名为《特鲁埃尔山》。

　　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马尔罗的反应是：“以这样的代价换取革命，不……”与克洛蒂斯一起离开巴黎，住在柯列兹(Correze)，继续写《艺术心理学》。

　　9月《特鲁埃尔山》被法国政府宣布为革命影片禁止放映。

参加抗德游击战争

　　1939年9月3日，德国向法国发动战争，他参加坦克部队，不久就被德军俘虏。在11月他化装成木匠逃出来。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6月16日，雷诺政府辞职，贝当出任总理，决定停战投降。在沦陷区里，马尔罗想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德国侵略的爱国运动，他托人带信给戴高乐表示希望参加“自由法国空军”，可是一直没有回信。

　　“每当我下决心完成我的《艺术心理学》时，就会有一场新的战争。”马尔罗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前一次发生西班牙内战，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尔罗还说：“当一个人写下我写的那些文章后，遇到法国有战争时，他还会袖手旁观吗？”

　　他要参加空军，但是空军拒绝了他。他想，戴高乐将军排斥他，可能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但事实上是，替他带信的那个妇女，被纳粹特警逮捕。她在遭捕之前机警地把马尔罗的信吞进肚里去。

　　1942年马尔罗到法国的柯列兹城，他的弟弟罗兰是当地游击队的情报员，於是他和游击队联系起来。不久他弟弟被德军逮捕，马尔罗就化名为贝尔吉上校，率领一千五百名农民游击队继续与德军作战。

　　马振骋在《马尔罗的传记与传奇》相当详细记载他的活动：“马尔罗在圣夏芒继续写书：《艺术心理学》和《想像的博物馆》。只是到了1944年3月，他的投身抗战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朗和克洛德先后被捕，他才偷偷离开住地，进入多尔多涅山区。行前他对朋友留下一句话，“今后我再也没有地址了。”多尔多涅是法国偏西南的地区，山岭巍峨，城堡林立，山体上到处是岩洞。百年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势如破竹，打到这个地区被挡住了。现代战争虽有飞机坦克，德国纳粹军队面对这里不少於一千多座的城堡、更多的岩洞，也束手无策。马尔罗住进一座城堡，作为“同盟国指挥部”所在地，自取名贝尔吉上校（《阿尔腾堡的胡桃树》的主人翁）干起抗战工作。当时活跃於这片山区的游击队员约有一万五千名，分属三十七支反德武装力量，最大的有法共领导的义勇军、共和派、社会党领导的军队抵抗运动组织、戴高乐派的秘密军队、英国 SOE 组织。

　　1944年的一天，他驾车载运几个英国降落伞员，半途突遭德军伏击，为了让其他人逃脱，他跑到毫无掩蔽的原野吸引德军注意他，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臀部，他拚命的跑，最后还是被德军抓住。

　　德国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因此他对盖世太保说：“我不是贝尔吉上校，而是你们到处寻找的作家马尔罗。”盖世太保把他的有关档纪录和他弟弟的混淆在一起，结果他的两个弟弟被送到德国的汉堡集中营去，最后死在那儿。而他却没有受到折磨，转送到杜鲁斯城(Toulouse) 关闭。

　　一个月后，德国军队怕归路被截断，仓卒撤离杜鲁斯城。马尔罗被释放，他参加了巴黎的解放战役。在七月创立了“阿尔萨斯——洛林坦克旅”，解放了东部几个城市，并且渡过莱茵河追击德军。

　　有一桩事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马尔罗虽是一位名人，但决不能算是任何抵抗运动派别中的领袖人物，凭着这个幽灵般的同盟国指挥部（胜利后，不论戴高乐派总部、英国有关当局、美国西欧司令部、法国共产党都否认曾设有这样的组织），怎么会在短短三个月内穿行於城堡之间，取得各山头的信任，斡旋有时相互强烈反感的派别，化解他们的矛盾，协调他们的行动，还帮助他们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急需的武器。

　　至於被他归於自己名下的某些抵抗行为，也只有他一人才记得。二十年后，皮埃尔·维昂松·蓬泰在1967年9月27日《世界报》(Le Monde) 发表文章说：“谁见到过贝尔吉上校，决不会把他忘记。头上牢牢戴着一顶贝雷帽，从空降的烟盒中一支接一支取出英国香烟（地下时期人物重要性的一个标志），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嘻嘻笑笑，两脚跺地，开口闭口‘夥计们’、‘邱吉尔大爷’、‘戴高乐老弟’……一段话结束以后，接着一句‘该由你们来玩了’……但是别以为听了这句话真以为要你作出回答……没有的事。”

　　组织虽是“不存在的”，功绩却是实实在在的。英国特种组织历史学家库克里奇在《S内幕》一书中说：“……6月7日（诺曼地登陆前夕），帝国师到了卡奥尔，然后又抵达多尔多汉的苏亚克，柯里甯少校、安德列·马尔罗、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小组指挥员这时采取行动。他们的武装力量沿途骚扰德国纵队。但是没能阻止蒂尔和奥拉多尔絮格兰的血腥屠杀。帝国师比原定计划迟了十天到达目的地诺曼第，一路上遗弃了大量毁坏的坦克，完全失去战斗力，隆美尔根本不能指望这支军队参加防卫队。在马尔罗的坚持下，西瑞尔·沃特纳在伦敦再三要求派轰炸机向这个师投掷炸弹，果然这支部队在北上的途中遭到猛烈的空中袭击。”

　　同样这部书还提到另一个壮丽的场面。“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夏天的阳光灿烂夺目。二百架空中堡垒由六十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出现在鲁勃莱萨克的科斯高地上空。接连六个小时，飞机轮番投下翘望已久的空降物资……柯里甯少校指挥的一千五百名抵抗战士，不顾当地德国驻军或巡逻兵的袭击，团团围住了约占二十平方公里面积的空降地区，女人们带了床单，铺在地上组成一个巨大的 Z 字，表示约定的记号。农民和商人从村庄和农庄里冲出来，推了各种各样的车辆来运输武器……”

　　贝尔吉——马尔罗就是这次精彩无比的行动的一名组织者。三天后他坐在许多游击队组织领导人中间，即使不是领袖人物，至少是一名旗手。在这样的时刻还要问同盟国指挥部受哪个上级机关委派的，存在的或不存在的，非法的或合法的，哪有什么意义呢？主意人人都会有，马尔罗不但有主意，还知道把这个主意付诸实现在众人之前。莫里斯·萨恰早在几年以前就说：“马尔罗目光中有一种冒险家的神气、忧郁的神气、毅然决然的神气；他的侧面很美，像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然而外表又非常法国化……他说话很快，样子像什么都知道，意气风发，给你的印象是这次你可是遇到了本世纪最聪明的人。”

　　2001年奥利维埃·陶德的《安德列·马尔罗》指出马尔罗的故事有令人不安的漏洞，尤其是他可疑的抵抗活动，他的医疗档案从他的军事卷宗中消失，他在战争中所受的枪伤和所遭受的酷刑就无从查考，而据知情者说纯属子虚乌有：“马尔罗的枪伤是他的主人公们的伤，是他的被混淆的战友们的伤。他身负的是空军中队的基督们的伤。”至於被他归於自己名下的某些抵抗行为，也只有他一人才记得。

　　马尔罗曾自诩他不是“在花神咖啡馆（巴黎拉丁区一家著名咖啡馆，为文人墨客聚会讨论问题的场所）进行战争”，而是真刀真枪地打仗。但他要出现在有用的时候，他的介入要最有效地服务於他所扞卫的事业。陶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罗迟至1944年4月、当战局胜负已见分晓时才投身抵抗运动的原因：因为他太有名、目标太大，所以他才没有参加影子部队，他不喜欢无效的行为，不打无把握之仗。他静观时局，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到，他迅速将西南部的各支影子部队集拢在自己名下，“像一个试图建立王国和自己的部队的法兰西国王”。他曾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到审讯，但他未受严刑拷打，在交付赎金后於1944年8月19日被释放，后来他对这段被囚禁的细节含糊其辞。1944年9月他组建了阿尔萨斯——洛林旅，和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和杰出的宣传、组织和指挥才能。但他趁刚解放时的混乱之机修改了自己的军事档案，有些栏目竟是他自己填的。

　　马尔罗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从不想让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留下空白，甚至不惜用想像和编造的办法来填补记忆的空白。陶德宣告，马尔罗炮制出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假的，这为他赢得了明显不当的荣耀和奖牌。

思想的转变

　　马尔罗曽说：“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於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理想，一旦不再是一种希望，便毫无价值。”

　　他本人是富於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当他成了左翼文学群体的一员之后，又积极投身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各种政治活动，纪德在《人的大地》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马尔罗，有一番贴切的描述：“马尔罗对任何人都是有求必应……只要哪里有什么正义的事业需要一名保卫者，需要有人为之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他奉献自己，决不讨价还价，他身上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既英勇而又绝望的东西……他是一名冒险家……‘冒险’这个词随着他而恢复了它的全部最高尚、最丰富、最人道的含义。”

　　1936年，共产主义的头号同路人纪德应邀前往苏联进行了为期9周的访问，并出席了高尔基的葬礼。返回巴黎后，纪德出版了著名的《从苏联归来》。访问让他看清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制度缺陷，真诚的质疑成了这本书的主调。马尔罗受纪德影响便对共产主义产生质疑。

　　1939年大战前夕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后来苏联在国内肃反让1945年大部分追随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国知识份子，在1952年至1953年对共产主义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大部分远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战后马尔罗与史达林主义残酷的乌托邦实验划清了界限，与法共决裂，马尔罗从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转变为以戴高乐为首成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他当上了戴高乐内阁的文化部长。他改变政治观点，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駡：恶棍、变节者、法西斯份子。

　　1956年，已是年过半百的雷蒙·阿隆如此无可奈何地指出他们那一代知识份子的状况。“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镖，一些朋友不得不同时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既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

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马尔罗一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46岁，由於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於是让给了年过古稀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但往往在就要获奖时却擦肩而过。

　　1957年，年仅44岁加缪在获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获奖的是马尔罗！”邱吉尔在1953年获奖后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成员，所以马尔罗虽然在1967年获得最后一次提名，却由於身为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而被否决。等到他在1969年卸任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就从此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马尔罗辞世前不久，被莫里亚克称为活着的最伟大和最奇特的作家。马尔罗早年得一种 Tourette 综合征，这是神经系统的综合症，使他脸上无法控制的抽搐，伤害了他的形象和他的心理，这病令他放弃学业、转向写作。有喜欢戯弄的法国人以他的病痛创作底下的戴高乐和马尔罗对话的笑话，戏谑嘲讽他当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失落：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戴高乐和马尔罗点评这一盛事。是的，有谁比我们法国最伟大的国家元首，同时又是哲学家和大文豪夏尔·戴高乐更有资格作这样的评论呢？有谁比行动诗人，同时又是勇敢的战士和国务部长马尔罗更有资格作这样的评论呢？

　　“戴高乐说道：‘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最伟大的健在的作家、法兰西文学的杰出卫士，非常公道……’

　　“马尔罗的鼻子马上伸长了好几厘米，抽搐着的肌肉使脸部关节脱位，在扭曲、损坏他的面容，表情痛苦不堪。

　　“戴高乐见状后马上补充说：‘……最伟大的作家……当然，亲爱的朋友，他是排在您之后最伟大的作家。’

　　“马尔罗的鼻子恢复了原状，脸上的肌肉不再抽搐，一下子又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反回忆录》

　　马尔罗在66岁(1967年) 的时候，写了本《反回忆录》(Les Antimemoires)。他对自己毫无兴趣，童年、婚姻、家庭，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车祸，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死于流放统统不着一字，他反回忆录之道而写。他说：“我把这本书称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所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为将来读我作品的人写书。”“读者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陷於悲剧的人物，像打暗处走过的猫那样黏糊园滑的人物，一个我无意中扬名的人物。”

　　在《反回忆录》中，他讲述了自己浪漫传奇的一生和那些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故事。他说：“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它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那就是人类与死亡的抗争。”每一次战胜死亡，马尔罗都感受到了生的乐趣，感受到活跃的生命力同死亡和黑夜一样的有力量。

　　尼赞说过：“死亡是马尔罗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他的著作是通过认识死亡来认识生活的。”《反回忆录》同样是一部死亡之书。当马尔罗说：“思考人生——面对死亡的人生——也许仅仅是深入地审视死亡。我不是说被杀这样的死亡，因为对於那些寻常有幸表现勇敢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死亡并不在话下；而是指那种与所有超越人力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的死亡，那种与衰老甚至大地沧桑巨变（大地或以千年沉寂，或以沧桑巨变——即便由人类活动所致——的形式在揭示死亡），尤其是与不可逆转——‘你永远不知就里’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地死亡。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只与我一己相关的事情，对我来说还那么重要吗？”

　　1965年戴高乐要求马尔罗作为他个人的特使访问中国。马尔罗代表戴高乐在北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有周恩来、毛泽东举行了会谈。

　　在他的《反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会见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我现在逆光看着毛泽东。他和元帅一样，圆脸，皮肤光洁、年轻。他有着一种出人意料的从容。”

　　“士兵们注视着衰老的雄狮在他们面前慢慢走过。毛泽东还没有如此衰老，只是像一座指挥官的塑像，底座有些不稳，走路的样子像是从某个地方走出来的传奇人物。”

　　马尔罗问毛泽东：“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社香在《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记载马尔罗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毛泽东主动联系到我们国家，谈到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广泛的社会基础。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雪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

　　……

　　毛泽东：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书中他还提到了和毛泽东的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毛泽东对马尔罗说道：“我感到孤身一人的孤独感，好像只有在想到远方的朋友时才聊以慰藉，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同毛主席的会见结束时，“我凝视着他（毛泽东）”，他是“列宁之后能够震撼历史最强大的人”，“他准备改造中国，他做到了”，“延续三百年之久的欧洲力量开始消失，中国时代开始了”

　　在他笔下，刘少奇被描绘成“长着一副长脸的共和国主席”。他还记下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当穷人们决心起来造反时，他们总能战胜富人：你们的大革命就是如此。”

　　有人评论《反回忆录》是小说和自传的混合体，马尔罗加进了很多根本不是事实而纯系自己想像创作的东西，他在其中所记的与毛泽东的谈话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虚构出来的。

　　1996年11月法国隆重纪念安德列·马尔罗逝世20周年之际，法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文件，文件中首次公开了马尔罗当年会见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记录。当时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德沙雷特说，“我们从外交部机要档案中特别选择了马尔罗会见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开发表，因为这是法国承认人民中国后其政府成员第一次中国领导人的会见”。

　　安德列·马尔罗在《王家大道》中写道：“一切冒险家生来就有谎言癖。”或许这是夫子自道。

协助尼克森了解毛泽东

　　尼克森1972年访问中国前，特意邀请马尔罗前往美国，想从这位中国通那里了解他在1965年看到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伟人。在尼克森1972年访问中国之行前，这位美国总统邀请了当时已71岁的法国作家马尔罗到美国白宫。尼克森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马尔罗不只是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他对后来尼克森展开与中国交往的旅程也起了影响作用。

隆重的追悼纪念会

　　马尔罗家庭不幸父亲自杀，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车祸，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死于流放就像他在《反回忆录》所说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一事无成。”长年精神上痛苦，经常烟不离口借酒浇愁，大量服用镇静药，安定药和安眠药。法国1996年发行马尔罗纪念邮票，由於当年推行禁烟运动，把他原本含着香烟的照片处理。

　　马尔罗11月23日在巴黎去世。24日，被安葬在韦里埃堡他的妻子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墓旁，马尔罗的葬礼很简单，没有甚么演说也没有甚么宗教仪式。

　　在11月27日傍晚，法国政府在罗浮宫庭院举行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共和国总统和全体政府官员出席，此外还有一万多名市民参加。

　　在追悼会上，法国总理称赞马尔罗生前在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贡献。许多以前和他并肩作战抗击德军的人士，也回忆他当时飒爽的英姿。

　　共和国卫士乐队奏贝多芬的悼念英雄的送葬进行曲——此情此景，使人联想到拿破仑。本来贝多芬崇拜拿破仑，想写曲献给他，但拿破仑称帝的事却使到贝多芬愤怒地把写成的曲命名为《献给一个死去的英雄》。

　　晚上还演奏了马尔罗所喜欢的《游击队之歌》：：

　　“朋友，你听着
　　黑色的鸟——乌鸦——在我们的原野上，
　　朋友，你听着
　　微弱的哀鸣——祖国——受束缚着……”

　　歌声传到了塞纳河，她在寒秋的夜晚下缓缓地流过巴黎的心脏，缓缓的流水，像是追忆她哺育过的一个“英雄”的成长、转变、以及死亡的经过。

　　1996年11月23日，在他去世20周年的时候，希拉克总统的亲自主持将他的遗骸迁入巴黎的先贤祠(Pantheon)。从古至今遗骸被安放其中的法国作家只有六位：18世纪的伏尔泰和卢梭，19世纪的雨果、大仲马和左拉，20世纪仅有马尔罗一人。这位在文坛和战场上为法兰西鞠躬尽瘁的作家终於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殊荣。

2011年9月1-18日写于西班牙内战七十五周年
修改於10月1-3日

〖后记〗香港大学的萧文强教授找到我在1977年1月登在《广角镜月刊》以鲁岩英为笔名写的《法国作家、政治家安德列·马尔罗之死》的报导，今年是西班牙内战七十五周年因而引起写这位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法国人物的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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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马尔罗：人的境遇，丁世中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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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尔罗：征服者，宁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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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mw.cn/01ds/2001-10/24/10-BD1B9E240CADAF2B48256AEF000A3E9F.htm
5。马振骋：马尔罗的传记与传奇，
　　http：//www.mybluesand.com/0803_al75.html
6。鲁岩英：法国作家、政治家安德列·马尔罗之死，《广角镜月刊》1977年1月。
7。吴岳添：马尔罗——勇往直前的冒险家（《征服者》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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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埃唐·皮康：《马尔罗》，张群 刘成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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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11。止庵：面对历史的马尔罗，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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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vid Gosset(高大伟)：戴高乐与中国--纪念中法建交（1964-2009）45周年，北京周报网 20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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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述先：《马尔罗访华回忆录》，《马尔罗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赵运仕：有谁能杀死不朽呢？——读马尔罗的《反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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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Katherine Knorr：Andre Malraux, the Great Pretender, New York Time, 20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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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ilbur M. Frohock, Andre Malraux and the Tragic Imagi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18。Jewish women's encyclopedia: Clara Malraux,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