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

　　我以前有一个偏见是政治经济学是很无聊的学科，它是一种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的学问，由於立场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不喜欢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和论文。

　　全球陷入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推出有问题的衍生品，股市跌跌不休，银行关闭，经济衰退的消息接踵而至，我的退休金有1/4不見了，中产阶级和它的购买力大大削弱。连最富裕的加州高失业率，政府赤字累累，沒钱发薪，在7月公务员要领每时7.25美元的最低薪，人们不禁怀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否就此瓦解？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是否能度过困境？

　　2008年8月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抨击资本的贪婪本性：“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由於女儿唸经济系，再加上经济系谢教授的引导，我试试读以前不看的那些书籍。谢教授推荐看柏克萊大学经济学布拉德·狄龙教授(Brad DeLong) 的文章，我奇异这位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竟然对马克思(Karl Marx 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 推崇，说他的《资本论》是正确的。

　　我去图书馆看《资本论》，这部被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 J. M.) 抨为陈旧无用的书。凯恩斯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贬《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 J. M., 1933,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1933, p.300.）

　　我发现有一些法文的马克思著作被束之高阁五十多年来沒有人阅读。当柏林围墙轰然倒下，当苏联政体瓦解，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所提倡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经济是行不通的，对马克思主义宣判死刑。

　　反而《纽约客》的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1867年写就的资本主义分析巨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

　　1、资本主义将进入一个生产过剩的历史时期。
　　2、工资会越来越少。
　　3、工人的购买力越来越弱。
　　4、商品过剩的局面将会出现。
　　5、战争将要爆发，以消耗过剩的产品。
　　6、战后的社会压力将使资本主义制度自行灭亡。

　　他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资本家希望工人阶级大量借贷消费越来越贵的商品、房屋和新技术享用，这将促使他们背负越来越大的债务，直到这些债务大到所有银行破产，政府将私有银行进行国有化，从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之路。”

　　他预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这不是现在美国人民真实的写造吗？

　　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欧美的畅销书2008年是圣诞节最佳礼物，《资本论》引起读者的共鸣，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暴露的贪婪腐败行为，与马克思笔下那些剥削劳工和操纵商品价值牟取暴利的资本家有许多类似之处。2009年德国出版社一共印刷了200万本。连银行家和经理都开始读《资本论》，德国财长斯坦布鲁克和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成为忠实读者。在接受《明镜周刊》杂志采访时，坦布鲁克财长表示，“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承认马克思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不错的”。

　　在一些国家《资本论》长期被禁的，三卷本的《资本论》将在2011年于土耳其出版。

　　《共产党宣言》最初预言资本主义的垮台。他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

　　爱因斯坦读过马克思著作，他在晚年写《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说：“我认为，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深受其害。它以夸张的姿态教学生去竞争，训练他们崇尚物欲的成功，而这些都当作为学生的未来生涯作准备。

　　“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建立以社会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社会自身所有，并有计划地利用。计划经济调节生产来适应社会需要，保障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活。个人所受的教育，加上激励他的天赋才能，都会设法发展他对同类——人们的责任感，从而取代当今社会对权力和功利的赞扬。

　　“然而必须记住，仅有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及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爱因斯坦的预见很准确。

　　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翻译家，今年105岁的周有光，曾见过爱因斯坦，去年写的《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苏联档案公开后，俄罗斯和欧美历史学家，经过长年的深入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全是空中楼阁。

　　“历史学家恍然大悟：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

　　“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走进了历史的误区。

　　“其实，马克思讲的很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建设资本主义，要先达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还要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在半封建半农奴的落后社会基础上，强行一国单独向社会主义冒进，结果当然只有失败。

　　“苏联的失败告诉人们，分清理想和现实是何等重要啊！”

　　马克思的学说很早传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两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是弱势地位。一些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把马克思著作束之高阁。对于一些人反感或不接受《资本论》的奇怪现象，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4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文，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来开首。英国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我想这位把黃金视为粪土，长年过贫困生活要靠恩格斯救济的思想家，对于这些不会太在意，但他在意的是：“哲学家在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那些穷无立錐之地，朱门之外饥寒交迫的人是否会从他的书中找到改造世界的出路。我以“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在五洲大陆徘徊”結束此文。

2010.7.13-7.16

【附录】

(1) 大西洋月刊 卡尔·马克思的复仇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3-31
http://www.stnn.cc/pol_op/200903/t20090330_1006011.html

　　提前出版的美国《大西洋月刊》4月号刊发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资本论》作者马克思曾经说过，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有专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要点如下：

　　在某些学术圈子中，把马克思著作束之高阁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难道还需要再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吗？不过，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认为，应该保持警惕，以防再回到辩证法时代。一两位作者甚至预测，马克思理论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

　　就在此时，各大报纸开始不断报道商人们如何不惜一切把信贷危机前囤积的大宗商品倾销给消费者。于是，“生产过剩”这个词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到在马克思著作里还曾读到，他预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我好像还读到过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激烈争斗；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失业和饥饿开始蔓延；某个偏僻角落的动荡会导致整个体系的中心发生动荡和恐慌等。

　　《经济学家》杂志有两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积极倡导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他们在有关全球化的著作中也坦承，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各民族普遍相互依赖”，也就是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对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利润率下降，趋于垄断……”这位(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年老常客说得有什么错吗？

　　但是，马克思并不相信存在任何“经济”有机体。他与之前的任何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格区分开。他认为，在一种剥削制度中一定包含着某种系统性的冲突，如果不解决就会导致生产停滞甚至下滑，但是，如果能够合理解决，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协同作用，促进物质的极大丰富。

　　马克思十分崇拜达尔文。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希望像《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那样，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从而摒弃那些对经济规律的主观和理想化的解释。例如，剥削并不是个道德用语，而是一个用来衡量如下差别的冰冷尺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以及矿工所获工资与他为矿主所创造的真正价值之间的差别。

　　但是，惠恩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暗示，马克思与资本主义之间有潜在的爱恨关系。早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就曾用惊奇的口吻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进行了描述，说资产阶级的革命使人类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变革，它所释放的生产力是封建时代所不能想像的。惠恩怀疑，马克思这样写资本主义是想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的一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的著作是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尽管马克思的这种描述是善意的理解，但他在随后的《资本论》中并没能指出资本主义革命的革新意义到底是什么。

　　《纽约客》的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曾撰文总结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这似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生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生存。不过，这并不是那位当年在图书馆中苦读的先知所希望的。马克思曾向恩格斯发誓说：“我希望资产阶级直到垂死都会记住我指出的芒刺。”

(2) 金融危机过境 东德重新思索共产主义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0-20
http://www.stnn.cc/pol_op/200810/t20081020_882332.html

　　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共产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在东德又开始成为时尚，这得多谢全球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1867年写就的资本主义分析巨作《资本论》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如今一跃成为德国畅销书，这是学术出版商卡尔—迪茨始料未及的。

　　该出版社的董事总经理约恩·许埃特伦普夫告诉路透社，今年迄今这本大部头名作已经销售了约1500本，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三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甚至连银行家和经理都开始读《资本论》”，他说。

　　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复活反映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反感。在1989年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后，现在的东德深受贫困和高失业率困扰。

　　延续了一个月的猛烈金融风暴导致美国多家银行垮台，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得不拿出大笔资金救助本国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反资本主义情绪也在逐渐蔓延。

　　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52％的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3％的人表示比起资本主义，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对普通东德人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调查结果。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资本的罪恶’。确实没错，马克思说得很对”，在东柏林从事 IT 行业的46岁的托马斯·皮费特说。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过得相当不错”，他说，“那时候没人担心钱，因为钱在那时候其实不算什么。你永远都不怕没有工作。共产主义并不都是那么糟糕”。

　　东德目前的失业率高达14％，是西德的两倍，而工资比西德低很多。在两德统一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东德人失去工作，许多工厂被来自西德的竞争者收购，许多工厂被迫关门。

　　“我觉得共产主义很糟，但资本主义更坏”，76岁的退休铁匠赫尔曼·海贝尔说；“自由市场非常残忍。资本家总是希望压榨出更多、更多、更多”。

　　自由市场曾经在东德人心中激起希望，德国前总理科尔当时也曾向人们许诺一个“欣欣向荣的图景”。然而，尽管柏林周边，莱比锡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某些地区出现繁荣景象，但其他多数地区面临人口减少和高失业率的惨淡局面。

　　作为反对派的左翼党现己成为东德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达到30％。

　　46岁的职员莫妮卡·韦伯说：“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适合我们的制度。”“财富的分配完全不公平，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切。税收被迫提高，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必须掏钱帮助政府躲过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声正在为什么买单？为那些银行家的贪婪。”

　　拉尔夫·武尔夫也曾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欢呼雀跃。但他发现，这种欣喜很快就烟消云散。

　　“过了几周，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武尔夫说，“人性混灭，剩下的只有猖撅的物质主义和无休止的榨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缺乏物质享受，但依然拥有很多东西。”（记者 埃里克·基施鲍姆）

(3) 布罗代尔：卡尔·马克思
张慧君译 顾良校
http://philosophy.sysu.edu.cn/papers/ShowArticle.asp?ArticleID=316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罢，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可以肯定，在我的著述中，在我试图说明的观点中，我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共产党显然也曾得到过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只是共产党始终不懂得加以利用而已。

　　总而言之，来自马克思的词汇和用语，或因马克思而身价倍增的词汇和用语，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习惯了这些语汇的用法，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起来。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生产过程”、“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化”、“实践”、“异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语汇？“资本主义”一词也应该算在里面，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等马克思用于长时段历史分期的用语，在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今天就必须把所有这些词统统排斥，一概不用。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不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历史就无从写起，历史思考也就无从进行。历史是要从现时出发，再向过去请教的学问。我们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现时。我始终不相信，可以如昂里·贝尔(Henri Berr) 所想的那样，为历史制定出一成不变的科学语汇。

　　因此，我们处于相当特殊的境地。根据我个人的情形去推断与我同龄的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如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一样，在我们一代人的求学期间，老师没有把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强加给我们，甚至压根没有作过多少介绍。

　　即使像昂里·豪塞(Henri Hauser) 这样一位不断追求新事物和新词语的顶尖聪明人也不例外。最大胆的左翼学生仅限于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已。而我却单枪匹马，甘冒风险，着手研究起马克思的著作来了（确切的时间是从1932年开始，我所以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我那时有在书上记下购书日期的习惯）。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当时能得到的译本质量欠佳，使用也很不方便，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他人的建议，直接阅读德文原著……通过以上叙述，我试图说明，我们很晚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论点，但至少不带任何偏见。不论怎么说，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是在老师授课或专家诠释之外，依靠自己直接读书得来的。请看约塞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 在其《分析经济学历史》（1954年版）中怎样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他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方面，几乎把马克思作了一个活体解剖，而马克思的思想活力，却是要在寻求整合的氛围下，把这些构建中的“科学”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始终不脱离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一教益值得大家记取！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认真加以反思，他们就不会对历史教训和历史过程视而不见。

　　我对这种多因素的整合深有好感，我敢说，根本不去考虑是否符合正统的问题。我有时开玩笑说，我认为《资本论》是一篇独具匠心的论文，本可以在巴黎索邦大学进行答辩，虽然这在1867年是不能想象的。历史学家阅读这篇论文，必定获益匪浅。

　　我在这部充满拦路虎的困难著作中寻求教益，记取种种与我不谋而合的观点，进一步加深我的自信。尤其，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时刻注意把他的疏漏和不足之处都一一列出。当然，我决不会荒唐到想对他教训一番的程度。

　　但是，被接受的马克思的语汇和论断，经过我的使用以后，便带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甚至完全变了味儿。我对此十分明白。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怎样“评判”马克思，反而是批评自己，在从马克思那里接受某些用语时，竟按我的方式随意曲解，虽然只是无心之过。例如，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我坚持认定，二者同样重要，同样不容忽视，甚至说政治、社会、经济、文明等上层建筑的寿命很长，这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吗？再退一步说，我讨厌“生产方式”的说法，这肯定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然而，真要把事情完全说清楚，最能证明我偏离马克思轨道的却是“实践”(praxis) 一词，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无论对马克思和对我自己都不能放心。我暂且先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但严格地说，不排除今后可能产生的后悔。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对所谓“真实历史”始终寄予高于一切的关注，我所说的“真实历史”，是我读书或浏览史料的时候，在我眼前模糊地或清晰地展现的历史。对阅读的专注使我一时受历史画面的笼罩。然后就该是走出画面和试图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如果不事先提出问题，任何历史研究显然都无从谈起。问题本身是一个有待求证的疑问，其证实、否定或修正得视疑问是否与真实相符而定。由此可见，历史认识可分三个阶段：提出（构建）问题；真实历史；事后解释。我很想把“真实历史”称之为“实践”，这样做恐怕不尽合理。说到底，历史学家势必先要提出疑问，疑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一位同情马克思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疑问始终摆在他的面前，位于“实践”的彼岸。

　　20多年前，我饶有兴趣地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马克思生前经常光顾这里。我与陪伴我的英国同行打趣，一起设想是否有可能在博物馆出口处与马克思相遇。我们是否会请马克思到我们常去的印度饭店一起用餐？如果他接受邀请，而且脾气不算太坏，我们会向他提哪些问题？我们觉得左右为难，难的倒不是没有问题可问，而是无法想象他对问题作何回答。不久前，我碰巧读到帕特里克·罗马内尔(Patrick Romanell) 撰写的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哲学家1875－1944) 和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 的一次假想对话。人们能不能设想一次对话，让马克思到对话中去扮演某个角色？这样的设想是否值得一试？今天，由于马克思的著作已经得到系统的介绍，根据我们拥有的资料，为马克思代笔写上几段对话，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谁同马克思进行对话呢？假如带着这个问题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èvre) 去请教，他一定会回答我说：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可以肯定，这会是一次真诚的对话，但两人很可能因过去的冲突而纠缠不清。如果一定要让马克思就当代问题发表见解（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就必须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与他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人，在意大利有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我国除让－保罗·萨特外也许别无他人。萨特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知识却惊人地广博。回过头来再问，单凭一位历史学家，就足以与马克思平起平坐了吗？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

　　本文是布罗代尔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于1983年3月16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

(4) 路透社：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
《资本论》热销说明了什么 2008年11月14日
http://www.hitwh.edu.cn/jigou/jijian/old/list.asp?news_id=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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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西方某些“现代”经济理论无疑也和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一道严重贬值了。这不能不说是“现在马克思绝对火”的重要原因。上世纪，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分别经历30年代大危机和70年代滞胀的两次证伪之后，重新汇成主流。其后，放松管制、私有化、打倒公有制的新自由主义得以在全球大行其道。这类理论，不仅无法解释危机的由来，甚至可以说这场危机正是肇起于它们的推波助澜。这样，“那些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带来所谓幸福”的西方人，不能不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求智力支持。

　　马克思绝非仅是19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也始终是真理前行的“同时代人”。他早就洞悉了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恰好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其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贪婪和不劳而获永远是资本的核心价值观，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制度病、基因病。谋求最大利润的冲动，使“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马克思的名言“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增殖的有限目的发生冲突”，100多年来已被历史反反复复地证明。

　　当今之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比马克思在世时有了很大不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虚拟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仍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搞了一大堆所谓金融衍生产品，五花八门的债券，归根到底，就是玩的“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把戏。早已负债累累的一些美国人以为靠着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就可长期过着滋润的日子，而那些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也一度令人不假思索地艳羡、追捧。那么，虚拟经济的繁荣是否仍会潜隐风险？打开《资本论》第三卷，会发现马克思的很多话就像是今天写的。

　　虚拟经济的主体是生息资本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它的实质看作收入的资本化：资本×利率=收入，是“父生子”；收入/利率=资本价格，是“子生父”。由此，许多原本不是资本的东西就被虚拟为资本了。马克思精彩地论述了劳动力是怎样被虚拟为人力资本的，还把银行资本包括股票、债券等都归结为虚拟资本。虽然他所在年代距现代虚拟经济十分遥远，但他对资本价格背离价值而泡沫化，对货币资本会远远大于现实资本，对市场可能演变为赌场，导致金融危机的论述，已经把虚拟经济的内生逻辑揭示无遗了。而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2000-2001年美国 IT 泡沫的破裂，乃至于当前由次贷危机蔓延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逻辑导演出的多集连续剧罢了。这就告诉我们，不管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变化，只要它的根本导向还是“以钱为本”的，并且一部分人赚钱发财总要以绝对或相对减少其他人的利益为前提，那就注定要出毛病，出现形形色色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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