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六十年代末我在加拿大遇见一位从广东省来的研究生，他说他是“三年大饥荒”时从广东逃难到香港。平时他和我谈在大陆的生活，我们觉得这位老兄是在“天方夜谭”，为了反共而造谣。

　　由于没有在中国生活，对中国的了解是靠英国美国记者像菲利斯·格林（Felix Greene）及史诺（Edgar Snow）写的书，以为他们报道的讯息比较详实。

　　2005年看到中国报章一篇文章《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杀人 割肉 煮食》（见附录），我被文章所描述在1958-1962通渭县人吃人事迹的报道吓坏了。我想当地的娃娃听到老人讲述悲惨的故事，不能相信：“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七十年代我们看到费里克斯·格林的书《觉醒了的中国——美国人不了解的国家》，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及格林为 BBC 拍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他们呈现给人们是一个“玫瑰色的社会主义”(Rossy）中国，就像毛主席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及“到处莺歌燕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和甘肃诗人的夸张诗歌：“清清渠水日夜流，社里庄稼绿油油，谁敢说粮食不丰收，谷穗穗砸烂他的头。”及郭沫若配合形势的诗歌《声声快》所歌颂的美好景象：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见不到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大跃进饿死人的景象，听不到1960年大饥荒民谣：“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不了解严重程度，更不了解死了人。曾有在北京常驻的格林英国友人告诉他，他在北京见到的景象和他所熟悉的不一样，善意劝告他不要被一些官员弄虚作假所蒙骗，但格林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目睹为证，以他犀利的眼光，不会受骗，于是他向西方的报道都是正面光明的一面。

　　去年眼睛还未动手术，要阅读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著《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一书，借助学校的放大镜阅读器械，很辛苦的读这本书，被该书所公布的资料及数字和人吃人事件的残酷事实震撼。

　　贝克是英国人，在北京当记者多年，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在北京住15年。这本书有新闻报导的具体生动感性的特质，也有学术性著作的全面深入并注重历史和理论分析的长处。书中谈到1958年的一张“新闻照片”：麦子长得繁茂硕壮，麦穗累累，四个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麦子植株上面快乐地又蹦又跳。《饿鬼》的作者访问了已经退休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那名记者说，孩子们的脚下放了长凳。这张照片作伪。这张照片的故事说明那时候官方媒体假造了“人民公社大丰收”的奇迹。

　　2009年4月8日的广州日报在A19版全文刊载对水稻专家袁隆平的专访，发表了袁隆平关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虚报“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4,000万人。袁隆平在采访中说：“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从1959-2005，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饿死人，也没有公布有关的数据。可是最近看到另外一本书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却是使我感到震惊感伤。这是一本关心近代中国历史的人必须看的巨著。

　　杨继绳(1940年11月─)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至2001年，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之一。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花了15年的时间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

　　杨继绳说：“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么惨烈的事件，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今还被人为地掩盖。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当然也对不起我从事的职业。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因为“我当记者四十年，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他写作的书中讲真话，结果他的三本书在大陆被禁；更因为他的书不能在国内发表，而改在香港出版后，退休后所在党支部要他作检查。杨继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感觉还是很良好，虽然有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而且不是批评过一次，我的三本书被禁，但我照样生存、思考、写作。”杨继绳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一无所惧，二无所求，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思考的人，和一个自由写作的人。”

　　杨继绳说，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就算记者敢写，还有组长，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地过滤，一层层地“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是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仅复印资料的费用就花了两三万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担的）。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我想，即使别人学术水平比我高，花的时间比我多，但他们不可能有我作为一名资深新华社记者的方便条件。”

　　此书前言杨继绳写：“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墓碑》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80万字。上册展示了十二个省在大饥荒中惨烈的的情况，展示城市居民不同类型人们的的生活状况，还对各省饥荒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本书的下册就与大饥荒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当时的粮食供求情况，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年代的国民经济，‘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后果，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残害，庐山会议如何加剧饥荒，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等。书中所个绍的每一件事实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

　　五七反右、五八大跃进，成了三年大饥荒的直接诱因。毛泽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乌托邦计画实施，《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和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69页)写：“1958年夏天，毛泽东请来访的赫鲁晓夫吃饭时，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鲁晓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最高指示：一九五八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的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工作汇报，他说：“每人搞5000斤粮食有什么用处？每人5000斤就不好办了。每人3000斤粮食是需要的，多了以后储备有困难。”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毛泽东讲话”：“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识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刘少奇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怀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

　　“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以上讲话很明显是批评毛泽东的“九个指头”论。刘少奇在后来都忍不住公开和毛顶撞，1962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的讲话埋下了祸根，毛泽东提出要打击怀疑人民公社的所谓“敌对分子”，从而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106页.

　　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请看书中记载的悲惨景象：“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不忍卒读，希望您能看看:

　　1.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孩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3、4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

　　2.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3.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4.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5.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

　　杨继绳写道：“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曾慧燕评杨继绳的《墓碑》：“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杨继绳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 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无动于衷，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8])

　　2008年1月杨继绳为港大的学生及学者公开演讲“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他说：“我当记者四十年，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我用十年的时间才学会（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凡跟潮流跑的写出的东西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凭着自己的良知，倾听群众呼声写的文章才留得下来。”因为不“听话”，专门揭露一些真相，杨继绳曾经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过。

　　第二个十年杨继绳改变自己，他提出“成就三角性”的理念，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条边越长，成就的面积就会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给自己定位是当一个“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他表示：“讲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我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我追求真理，讲真话，追求真理，必须做真人，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就不会追求真理。”

　　《墓碑》写道：“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

　　有人说：“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有些对毛泽东极端崇拜的网民这样咒骂他：“就是这个杨继绳，曾写了一本满纸谎言的毒书《墓碑》。他公然用以偏概全的骗子手法恶毒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而对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灿烂的成就选择性失盲。　　

　　“由于杨继绳是前新华社记者和中共党员等特殊身份，《墓碑》一书一出炉，就受到境内外窃贼剥削阶级的热捧而反复兜售发行。在境内外阶级敌人的饲养下，此书在境内外书市和互联网广泛施毒，欺骗了境内外无数民众和广大青少年，给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大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政治毒害。”

　　有人把杨说成是“右派反动分子”：“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一些自称为左派分子的人把杨继绳的书说成是“卖国卖民”：“这个杨继绳算什么？当年他是热捧毛主席的老积极，今日他是冷冻毛泽东的大冰柜。这样反复无常的人。恕我直言，即使他的力作‘力透狗皮牛皮铁皮钢皮’，其人品却只能给他用上‘德薄蝉翼’而已——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商。”

　　有记者访问杨继绳：“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

　　他痛心地回答：“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党真正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犯过很多重大错误。这段悲痛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把它写出来，谈不上是抹黑。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一个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就应当主动地承认这些错误，坦诚地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诚恳地做好善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消减这些错误在老百姓心中的阴影。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老百姓心中的阴影越强烈。一个人长了疮，在他身体强壮时，切开脓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风险也小。趁共产党政权还比较稳固时，切开历史的脓包，比到时候算历史总帐，冲击力要小得多，风险要小得多。我就是那个切开脓包的人。”

　　杨继绳是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墓碑》字字血泪，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资料翔实的书，那些无辜的受难人应该被我们牢牢记住。请听杨继绳的呼声：“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2009年11月12日

【参考文献】

　　(1)《饿鬼－毛时代的大饥荒揭秘》[英]贾斯柏·贝克著，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年出版。

　　(2)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25/16/82548_5249188.html

　　(3)杨继绳的博客 http://yangjishengbk.blog.163.com/

　　(4)杨继绳：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 http://digest.scol.com.cn/2006/06/09/200606092033124172776.htm

　　(5)杨继绳：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 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1647/22152.html?1242853381

　　(6)鹤龄：为自己立功德碑种摇钱树是杨继绳造《墓碑》的根本目的 http://www.tryjohn.com/11101261.html

　　(7)曾慧燕：评杨继绳的《墓碑》 http://www.cimte.cn/index.php/jiankang_info/view/id-8543

　　(8)一本不能不读的禁书——《墓碑》 http://www.pinggu.org/html/2009-5/25/462265.html

【附录】
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杀人 割肉 煮食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803/node87360/userobject1ai1567068.html?index=1
2005年10月21日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当我在通渭的最后一天读到刚刚编纂完稿的《通渭县志》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起码可以明白人为什么吃人的捷径。《通渭县志》：1958年

　　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10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我正在《通渭县志》的字里行间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门声让我好不心惊。我忙去开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粗壮、面目黛黑、神色和顺的农村妇女。

　　请她进屋，她也默默无语。待她坐定，又随便问了些话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妇联主任，竟是我约见的几位当地人士之一。见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问问她灾难年月的经历。

　　也怪了，1958年她却像是专为来赶通渭的这场灾难似的从邻县嫁了过来。那年她17岁。可进了婆家门不足一个月，她又跑了出来。她坚决要当村上的团支部书记，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岁还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时候，她就是这么要强这么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种各样的人办出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出了什么事一样，妇联主任的那一股倔劲倒保全了她的一条命。1959年5月间省上培训拖拉机手，尽管寺子村这里山高沟深见都没见过拖拉机，但她硬是报了名进了县城。再没料到，她只走了一两个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断了粮，待她半年后兴冲冲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样，没有人哭，没有人叫，村上人十个里面已经饿死了三个。学得的技术顶不得饭吃，没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饿，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然后就肿了，浮肿，肿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叶子一次次饿昏在路边，险些死去。又再没料到，她离开婆婆的那种要强那种倔又救了她。县党校叫她去学习，她便“学”回来一条命——学习有饭吃。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 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000多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