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科学、宗教、
历史、哲学、艺术的搭桥者

对李约瑟的认识

　　60年代初，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读书。由于喜欢中国古代的数学史──主要是受李俨的书影响，我尽量想找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由于南洋大学当时才创立7年的时间，图书馆的藏书并不丰富，有很多想看的书籍不容易找到。

　　很自然地，我就到历史较久，于殖民时代就已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去找。每个周末离开美丽的“云南圈”回到市区，我会中途在武居知马路的马来亚大学站下车，然后进入图书馆里找书看。

　　有一天，我发现那里有一本没有人借阅过的新书《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第三卷，内容谈到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地理及地质学，作者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合作者是王铃(Wang Ling)。

　　当时真是惊喜若狂，如获至宝。以后我便常常去那里翻阅此书，坐在冷气开得很强的图书馆里(当时新加坡空调还不普遍)，而我常常连午饭也没有吃，看到快要傍晚才回家，一走出馆外，热带的湿热空气，使我开始感冒，而手脚冰冷，走起路来头重脚轻，肚子因整天没吃东西而胃有些难受，可是满心欣喜。他的书把我带到了古代的社会，看到先民在数学上有这么辉煌的贡献与成就，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裔而骄傲。

　　新加坡由于一百多年英国的殖民统治，虽然小岛上大部分是华裔，长期殖民奴化思想的影响，“崇洋抑华”的思想很普遍。曾经在创办南洋大学付出许多心血的潘受先生，在南洋大学后来关闭，美丽的云南园荒芜、凉亭残坏时，感概地写下了这样的七绝：

　　虎倒龙颠抑塞才，物呜总有不平哀。
　　要知下天原无路，路是人人踏出来。
　　娇莺言语蟹文章，数典何妨祖可忘。
　　金碧黯然图籍散，我余及吊鲁灵光。

　　能看到一个英国人能公正介绍中国文明，肯定中国民族在历史起过的先进作用，这和我当时见到许多人“耻为中国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样。

　　60年代末到了加拿大留学。在国际方面，中苏由1963年爆发的对于思想意识方面的大论战，演变到了1969年在珍宝岛上干戈相见流血冲突。

　　我的一些东欧来加拿人作研究的朋友却兴高采烈，希望这两个共产集团的巨人，自相残杀，两败俱伤，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脱离苏联的控制。

　　这时我读到李约瑟教授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我才知道李约瑟是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在这国际形势恶劣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站出来为中国讲话，就像他在年青时来到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蚕食中国大片河山，由于抗战，社会经济恶劣，人民生活困难，作为“《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 的成员，他为中国科学家雪中送炭， 提供许多珍贵的资料，在英国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形。他也一直担任着英中友好协会(至1965年)主席。70年代我居住在法国，有一天在法国的巴黎图书馆看到一本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战时中国之科学》,由李约瑟著，徐贤恭、刘建康两人译的书，里面是他在1943年在中国的演讲稿及为英国《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 Science) 所写的文章，从中知道他在华的活动。

　　七十年代我居住在法国，有一天于巴黎图书馆看到一本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战时中国之科学》，此书由李约瑟撰著，徐贤恭、刘建康两人翻译，内容是李约瑟1943年在中国的演讲稿，以及为英国《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 Science) 所写的文章，从中可得知他在华的活动情形。

　　读到他1942年2月在重庆“中国农业协会”谈“中西科学与农业”的内容，他问：“农业科学在英、美、苏这些工业国家有很大的发展，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家，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却没有发展呢？”

　　他说中国农人最初比西方农人先进，欧洲农人用木犁头时，中国农人已用铁犁头了，但后来欧洲人开始用钢犁头，中国农人反而落后，其中一定有某些因素，因而作了一些探索和理解。

　　他说西方科技发达是由于欧洲商人得势，封建主义衰退资本主义即代替兴起，资本为商人所蓄积再投入工业上，即变为工业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却由于亚细亚官僚政治取代了资本主义，因此阻碍了农业科学的发展。

　　他断言，如果天气、地理、社会经济几个因素，在中国和西方一样，而西方有和中国同样的情形，那么近代科学恐怕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而西方人将要学习象形、会意的中国文字来承继近代科学，正像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人士必须学习西方的语言一样。

　　他认为近代科学自然是绝对国际性，中西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说，说他常恨“外国科学”这句话，不能忍受那种表词。科学是你我所共同享有的，庄子与希腊哲学家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500-408)，朱熹与义大利的达文西有什么区别？世界上并无外国科学和中国科学之别，只有一种国际性人类科学——这是我们所公有的。

　　将来只有一种可能的途径，在那个途径上面，人类可藉合作与团结以求进步。科学一体，终有一日全人类将要包容于这个一体政治之下，中国和西方人民在共同事业上应如兄弟般互助合作，共同努力。

　　后来在巴黎的一个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我总算见到这位怀有中国古人所梦想的“大同世界”的我敬爱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当时他身材蛮高，可是由于长年伏案工作，他的背有些驼，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古文根基很好，能看能写一些文言文。当时他建议我看一本奇书《周易参同契》，他说这不止是可当作化学古籍来看，也可以当作一本养生的书来读。

　　由于我年轻时只按兴趣为学，自己觉得生命有限，有许多要做的事，可能这一生短暂的生命都做不完，因此虽然他的建议是不错，我却没有听他的话花时间去看这书。

　　后来到英国伯明罕大学参加由伦敦先觉学会主办的会议，当局安排参加会议的人士去参观剑桥大学，晚上，还要赶到莎士比亚的故居观看莎士比亚话剧“仲夏夜之梦”(Mid-summer Night)，本想到剑桥去参观他的研究所，看看他工作的环境，但由于时间短促而且集体行动，个人不好中途脱队，只好作罢。

　　当时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以后能和他一起工作，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的部分扩充。当时我是觉得我应先在数学研究做工作，等年纪大了思想较成熟才来做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在这之前我应该在历史和语文上充实自己打好基础。

　　我忘记了岁月是不饶人，他年纪已大了，虽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健朗灵活，头脑很清楚，可惜人会衰老的，他后来患了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在1995年3月25日中风，24日过世。

　　这里我想介绍他的一些生平事迹。

李约瑟的童年

　　李约瑟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位名医，可是在1890年时，伦敦流行白喉，由于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他的太太和十岁的女儿在一天之间同时感染白喉而过世。李约瑟是父亲第二次结婚所生的独子。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父亲爱旅行，旅行使李约瑟眼界开阔，9岁时能讲俄、波、法、德7种外语。他们喜欢到法国，后来李约瑟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

　　1990年9月4日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颁给李约瑟，领奖时他坐在轮椅上致词，一开始就讲述他的生平：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诊所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族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刊。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一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见到，那时我可能有六岁了。

　　“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我深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到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

　　“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 F.W. 桑德森的谆谆教导也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选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情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的能唤发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

　　“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

　　“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

　　“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

　　“我第一次看到动手术是九岁的时候，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

　　“父亲见我看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

　　“后来，真正的有资格医师严重不足，以致于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些外科手术简直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

　　“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与宗教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为中国和西欧架设桥梁了。”[22]

宗教信仰

　　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利高里·勃鲁在《李约瑟及其研究成果》里这么写李约瑟：“……父亲是一位医学博士，后来成为伦敦哈里街最早的麻醉专家之一。从父亲那儿，李约瑟学会了对法国文化很强的鉴赏能力，并学会对宗教持坚定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宗教态度对他后半生的世界观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1924年，李约瑟博士与多萝西·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 小姐结婚，她也是一位剑桥大学天赋很高的生物化学家，撰写过关于肌肉收缩的生化著作而名扬世界。如今他俩是少数几对同为皇家学会院士的夫妇。

　　“他俩也是热心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自2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参加埃塞克斯郡撒克斯特德镇的内省教会礼拜。只要力所能及，李约瑟博士仍然作为一名讲经师在那里定期宣讲。

　　“在宗教观方面，他是一个坚定、勇敢的理性主义者，深受鲁道夫·奥托、威尔弗里特·诺克斯和戴尔哈特·德·卡尔丁思想的影响。除专业研究外，他还多年兼任伦敦的戴尔哈特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丙郁(HoPengYoke 1925-) 是李约瑟巨著的合作者之一，他在1985年写的《我与李约瑟》一书也写道：“在父母的薰陶之下，童年的李约瑟对基督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朝思暮想着传教修道的生涯。”

　　李约瑟年轻时除了在生化实验室工作，还曾在良牧宣道会(The oratory of Good Shepherd) 当了两年杂务修士。

　　李约瑟十分怀念这段日子，他说：“我住在宣道会修道院的这两年里，自然跟我的同事——宣道会神父都很熟悉，而且喜欢他们。长老约翰·豪(John How) ——后来任格拉斯哥主教是个坚强的人物，沈默寡言，嘴上常叼着一枝香烟；从他这里我学到一种坚定的意志，‘不要被各家学说的风吹到哪里是哪里’。

　　“另一方面，英王学院的教堂主事埃里克·米尔纳─怀特(Eric Milner-White) 却完全不同，他是个情趣高雅的唯美派仪礼论者，赞赏一切音乐、文学、艺术中美美的东西。

　　“而威尔弗雷德·诺克斯(Wilfred Knox) 又是另一种人，好嘲笑多奇谈，很引人喜爱。他启示我如何把最广泛、最自由的智力思考同天主教的实践和感受的正常主流结合起来。

　　“当时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 教堂主事——后来任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 的爱德华·温(Edward Wyn) 也许聪明才智略逊于这几个人，但他却总能给人以活力和欢欣。总括一句，我从宣道会教派学到了许多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但也有许多可以写成警句，如‘一事一物，都有意义。’”

　　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的第莫迪·布鲁克教授，是李约瑟的合作者，在1996年7月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 写了〈李约瑟的中国学〉来纪念李约瑟，他说：“李约瑟是一个基督马克思主义者。”

　　他小时看了韦尔斯(H.G. Wells) 的科学幻想小说，受了里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又从父亲藏书看到萧伯纳写的一些文章，因此有了一些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读昂德尔公学时，他的牙齿不好，常常要到30哩外的彼得布勒(Peterborough) 去看牙医，在那里的车站可以看到火车转轨和调动。有一个老司机和他成为好朋友，带他到司机室，教他开火车，因此他对工人阶级产生好感。

　　另外一次，他和父亲到欧洲度假，在法国一个叫‘厄’(Eu) 的小镇误了车，没有地方住宿。车站的一位铁路工人，带他们到他的简陋的家，并且对他们热情的招待。这使他对下层的无产阶级的人们更加同情。在中学快要毕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和同学谈论这起事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件好事，使他的有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父亲大吃一惊。

　　事实上，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后来他成为了工党的党员(左翼)。他自己曾说：‘经过毕业前和做研究生的那一段时期，我得到一个深刻的信念，即人类生活包含各种少不了的经验形式或方式。我们可以区别哲学或玄学的形 式，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为其他任何一种形式所排斥，然而即使互相抵触，彼此还可以互相解释：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无论用什么语言或文字来阐述，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绝对真理——所有的范畴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都有矛盾。’

　　50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新中国的支持，美国有长时间把他当作不欢迎对象，李约瑟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有25年不让他入境，直至70年代才解禁。

胚胎生物化学之父

　　1918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李约瑟的指导老师是威·哈地爵士(Sir William Hardy)，他原先是组织学家，以后转到研究生物物理学，成为润滑物理学的专家。

　　李约瑟原先是想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与生物学科，可是哈地对他说：“不！不！我的孩子，那绝对不行。未来是在于原子和分子，我的孩子，原子和分子。你必须搞化学。”结果，李约瑟就学化学了。

　　李约瑟在1990年领取日本福冈文化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么说：“1918年时我是医科大学学生，进入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凯恩(GonVille and Cains College) 学院研习。

　　“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我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提供治疗的建议。

　　“我在凯恩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所讲授的课程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了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充分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那时，我看到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思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 0mg，到抱卵三周后竞达310mg。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

　　“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版了《化学胚胎学》(3卷)(Chemical Embryology) 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Biochemistry and Morphogenesis) 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 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李约瑟的《化学胚胎学》(3卷)出版，在学术界上建立他的声誉。这套著作在世已六十多年了，仍是这个领域中价值颇高的教学与参考工具。

　　他曾回忆说，写那巨著，他是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发誓在该书写成之后，就不再撰写多卷本的著作。

　　二十多年后，当他进入中国科学与技术历史的研究，准备写一部与这研究相关的书籍。在1948年5月18日他写信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罗柏斯(S.C. Roberts)，表示他同意罗柏斯的看法，亦即该书不要超过一卷，页敷是在600页至800页之间，该书的读者对象不单是中国史专家或一般人，而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不到几年，他否定了这项誓言，写出几十册的巨著。

李约瑟到中国

　　鲁桂珍来剑桥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之际。由于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于是，当英国政府决定派人前往中国，了解战时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受到摧毁的情况从而决定如何给与帮助时，李约瑟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加上他的才智、异乎寻常的语言能力，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三年前到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他设想有一天将这个想法发展成一本向西方解释中国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有多么深远和巨大的著作。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终于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李约瑟在抗战时想法协助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他是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创办一所为帮助中国科学界从英国印度采购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的服务机构，可以保持中西双方科技界的接触。这样能资送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研究考察，也可延聘英国专家来华讲学。

　　英国政府在1943年6月批准他的建议，于是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ffice)，李约瑟亲任馆长，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成立是相当的艰苦，他们在英国驻华使馆的狭长平房办公。李约瑟的办公用房坐落在最低一排一排的平房，窗外是几座随时可以倒塌的土房，墙上的石灰涂料大片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竹筋。而重庆湿热墙壁表面，公文皮包，打字机匣都长绿色霉菌，可是等雨过天晴，热到38℃，这些霉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看到当时中国科学家对外学术交流完全隔绝，中英科学合作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国外同行接触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推荐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国外发表，为改善战时中国科研教育机构的设备不足图书资料的缺乏，合作馆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件事是他和合作馆部分人员对中国大后方的科研教育工作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中国内迁的文化、教育机构如学校、研究所以及从事生产的工厂遍地都有，李约瑟走遍了后方各地，他先从重庆出发到四川的成都、嘉定、乐山、内江、自流井、李庄；又北上入陕西到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嘉峪关，沿古丝绸之路到安西，直奔敦煌，饱览中国佛教文化的瑰丽宝库；又有一次南下贵阳访问遵义、湄潭、良丰，接着东指福建的尚未为日寇盘踞的长汀、南丰、永安，西入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

　　从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合作馆成员仅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四次长途考察旅行，行程达二万五千公里，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遍游云南与缅甸边境的热带森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后来又驾车驶过10多个省，西北去过陕西、甘肃，东南到达广东、福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由秦朝李冰父子建的工程深感敬佩。

　　在中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到西方杂志发表。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上千位科学家和学界名人像竺可桢、李四光、傅斯年、李安宅、李济、陶孟和、郭沫若、严济慈、童第周、苏歩青、钱宝琮及梁思成等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周恩来在抗战陪都重庆即和李约瑟成为朋友，他与毛泽东曾在机场懈逅，有过友好交谈。他通过宋庆龄、新华日报社等的帮助，向延安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及鲁迅艺术学院等送去了书籍、物资。中国科学家称李约瑟是雪中送炭的朋友，确非过誉。他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钱永红在《竺可桢与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与交流》文中祥细记载竺可桢对李约瑟的协助：李约瑟在 UNESCO 会议期间，将一中国书目交给竺可桢。1947年1月10日，竺到李所在的剑桥大学凯思学院访问，参观其办公室，拜会李夫人大斐，会晤时在为李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助手王铃。同月16日，竺在伦敦将李的购书清单叫王承绪回杭州购办。

　　是年6月，竺从美国考察毕，回杭在浙大图书馆受托寻检清代陈梦雷所编的大型类书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在找书的那些夜晚，浙大图书馆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彻夜在书库里忙碌。最后，找到该书的复本1488册（全书1628册）。1948年1月30日，竺致李一函，并附上浙大的赠书清单，计有古籍：《梦溪笔谈》、《日知录》、 《近思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涵芬楼秘笈》、《十驾斋养新录》、李俨《中国算学史》、《畴人传》、《碑集传续》、《碑集传》、《通志略》、《碑集传补》、《中国农书》、《书林清话》、《说郛》、《荀子集解》、《墨子间诂》、《老子道德经》、《枕碧楼丛书》以及《古今图书集成》。

　　是年3月20日，李仍在巴黎，即将辞职返英前，得知浙大赠书不久寄来，特别高兴，立刻致函竺说：“"Deepest thanks splendid gift books, if not late please address Caius College, Cambridge, England, not Paris."(承赠书籍厚礼，极为感谢。如不太迟，请寄英国剑桥凯思学院，而不是巴黎)。当时李仍在巴黎，即将辞职返英。”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序言中，李特别写道：“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1906年-1999年) 在《记李约瑟与〈科学前哨〉》[10] 回忆1943年在黑龙潭与李约瑟相见：“1937年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各科研教育机构内迁昆明，我所在的北平研究院也迁到昆明北郊黑龙潭，我是在李约瑟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时和他第一次见面的。记得一次会面之后，我们到黑龙潭的林园中散步，他和我谈到他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仰慕之情，在英国剑桥曾随捷克籍汉学家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管子》，我则向他介绍了我国古代另一个哲学家墨翟，墨翟著作的《墨经》其中有关记载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当时适逢我写过一篇关于墨经的文章，题为《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使他兴趣倍增，我送他这篇文章的复印本。后来他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提到这件事第一次听到中国古代科学家墨翟的名字令我“惊叹不已”李约瑟表示有志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两人相谈甚欢，两人遂成文字之交。

　　不过温彻斯特在《李约瑟——解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16] 透露，李约瑟的出行其实有着多重官方使命。除了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外（李约瑟先后去过296所大学和研究所，给他们送去了数万吨的设备和期刊），李约瑟还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另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李约瑟是间谍，他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不偏不倚，但是，他与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使他有可能了解到内幕信息，从而对情报机关有一定价值。当然，李约瑟不忘个人对中国在学术的兴趣，还几乎每天给远在纽约的鲁桂珍写信，或在日记中表白对她的爱恋。

　　李约瑟详细观看了李庄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

　　1943年，他写信给皇家学会主席亨利戴尔爵士，附上一份值得皇家学会考虑吸收为会员的科学家人选名录，第一位就是他最初在中国的科学联系人林可胜。李约瑟推荐的科学家没有一人被选入皇家学会。直到1985年，陈省身(1911-2004年) 才成为皇家学会第一位华人外国会员。但皇家学会始终支持中国推动科学进展。李约瑟经常写信要求从英国寄去设备、用品和最新的科学出版物。由于战争，通信极为困难。李大斐于1944年6月与丈夫会合，发现许多信件和科学书籍在邮寄中被丢失：“自1943年3月3日起寄给李约瑟的90封信中，有41封无从追溯”[28]。

　　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 刊物上，并向 BBC 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后来，不仅妻子来到了李约瑟的身边，而且李约瑟还为鲁桂珍专门设立了营养专家这样一个虚职，让她也来中国。为此，李约瑟的同事、生物学家劳伦斯·皮肯(Laurence Picken) 专门给英国文化委员会写信，指责李约瑟滥用职权。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 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

　　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说：“这3年内，他在交通困难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国，自西北的敦煌到东南的福州。中国的学术和工业机构他看得极多。他十分了解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当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说的话之外。他对于我们的实际帮助是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永远不忘的。”又说：“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在民国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中国帮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国两个月，现在他也将离开重庆启程回国，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 K1，并马上着手他的恢宏计划。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引了一封李约瑟在四十年前于中国写的一封信：“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虫蛇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有一次我因为注射了哈夫金疫苗，高烧发到40℃，卧倒在嘉陵招待所，那些大老鼠总是一夜到天亮在帆布棚顶上蹦上蹦下。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在乡村街巷的摊头上。这些吃的东西怕一般西方人不大敢欣赏（我们大使馆的一些同事就是如此）。”

　　“有一年春天的早晨，我在江西赣县露天吃到冰糖豆浆和油条。还有在广东从滚油锅里拿起来吃的油炸饼。再有在冬天于兰州，尽管北风直穿窗上糊的破纸吹来，火锅和白乾儿简直使你的灵魂也暖和起来。这许多好东西我怎么也忘不了。当你想吃甜食的时候，那就学路易·艾黎(RewiAlley) 到药店去买一罐蜂蜜，涂在叫做‘糕块’的车轮般大的甘肃面饼上一起吃。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带我领略了这一切。”

　　在引了以上这封信之后，鲁桂珍写道：“……他在中国呆了这些年月之后，我觉得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1937年初见他时的样子。十年工夫里，他变得更老成，更耐心得多，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急急匆匆，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常对我说，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彷佛他一生第一次得以享受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伫立闲眺’(Stand and Stare) 的福份。……因此说，在中国的生活给他的影响，是使他心情安宁、平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艰苦工作的习惯，也不意味着失去了在需要的时候速战速决完成艰难任务的组织能力。只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

　　李约瑟自重庆出发多次北向南指将所到之地及访问过的内迁单位和人物，归来都一一笔之成书，取名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

　　李约瑟在《科学前哨》中满怀激情地把历时几载走遍战时中国大后方，访问苦难的中国以亲自接触的所见所闻笔之于书，在《科学前哨》序言中説：“我们全体！指中英科学合作馆不论英国人或中国人，构成了一座前哨”，这句简单的话却意深义远，从字面来说，前哨是作战时布置在最前方的哨所，监听敌方情报，作后方大本营指挥者的耳目。

　　李约瑟与其夫人合写《科学前哨》出版之后，作者即寄一百册到中国，可惜中国只有少数人见到此书，而日本科学史家山田庆儿和牛山辉代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

　　由余廷明、滕巧云、唐道华、傅惠生、李潇译的《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就是《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的中文译本。

勤苦学中文

　　李约瑟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解释他学中文的动机：“在我略知汉字以前，我已37岁了，那时我是剑桥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皈依那。”

　　王应睐是以发现细胞色素而成名的 David Keilin 的学生；沈诗章是李约瑟的学生，而鲁桂珍则是李约瑟夫人李大棐的学生。他的中国研究生告诉他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的作用，李约瑟从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三个同行身上，看到了中国伟大的所在，发现了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绝对的金矿。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意无意中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从以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是绝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里所述：“不久，在我们（按：指王、沈、鲁三位）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正如他后来写道：随着他同我们的交往愈多，就愈觉得我们在科学的理解力和理智的洞察力方面，都完全和他一样。这就使他惯于探究的头脑感到诧异：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起源于西方世界呢？再过了许久，他和我一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第二个问题又发生了：为什么在早先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又远远胜过欧洲呢？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李约瑟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史》计画的主要动机。”

　　李约瑟在1990年9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的受奖纪念演讲这么说：“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要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 ABC 阶段，进入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他开始拿了一本中文词典学汉字，鲁桂珍像教导孩子一样，帮助他学习汉语，并经常回复他简单的中文书信。这时剑桥有一位著名的捷克汉语教授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wm)，也帮他学中文，每周二个小时李约瑟到他的家去读和讨论《管子》，哈隆教授准备翻译出版《管子》一书。《管子》是李约瑟所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原著。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写道：“大约在15年前，有一天我在友人古斯塔夫·哈隆教授的书房里，和他共同研读主要是道家思想的古书《管子》。这次，他建议很快翻过我们正在读的那一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关于动物的荒诞无稽传说。可是我却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我大为惊奇，因为我记得亚理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提到李约瑟学习汉语的方法：李约瑟自己还创造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在各种簿子上记满了笔记。他有一个做法是把各个字母 ian、iang 等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在左边把声母依次排列，如 ch-、ch'-、f-、j- 等。于是他编制了一系列的单字表，并在栏内填写上这些单字的意义。这对记字有很大的帮助。

　　他做的另一件事是用新的检字法编字典，把所有的字分成四类，另附一个不大的“其他”类。四类是竖、撇、捺和方框(如“口”、“回”)。这样就把字典的214个部首，连同它们所属的字，全部归纳在这四大类里。

　　最后，他用一本比较大且按英语字母排列的地址簿，专门收集一些西方人认为汉语中根本没有的句型，即所谓语法结构。他在这里悉心研究词序、量词、虚字、数词、连词等等。

　　李约瑟经过十多年的勤苦学习，终于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籍和翻译。

　　王铃是最早和李约瑟合作的学者，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1948年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

　　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它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前言》)。

　　王铃在1988年于美国圣地牙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讲“李约瑟的精神”，他提到：“他不但通晓好几种西洋文字，而且通晓中国白话与文言。他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深奥古文层层阐释，并介绍给当今的西方学人，像这样集才智与造诣于一身者，非他莫属。

　　“譬如，从事中国古文翻译时，约瑟凭他的敏捷思维能够马上发现任何错误。凭他过人的记忆，他还讲出某某人所译段落有何差异，是否正确，他完全有能力确切评述，有时还能纠正汉学大师的差错。这样，他就把原先难以理解的文字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从而发现其科学价值。

　　“有一次谈到中国雨量表的历史记载，李约瑟突然起身去查找元朝时的数学书，那里恰巧有一段关于第一只雨量表的文字，从而证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雨量表的是中国人。李约瑟同时精通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而且还有一种在短期内精通一门崭新学科的天才。”[8] “有时候，他可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一天之内不止一次地解决问题。我还记得约瑟乐呵呵地对我说：‘今天有了三大发现呢！’也许有人要问，他是怎么成功地运用自己的古文功底的呢？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这在非华人学者中实属罕见。我们时常一块儿查资料，本人尽管自幼受到祖父的古文薰陶，却常常要败在约瑟手下，到最后往往彼此会心一笑了之。总的来说，我们多年的辛勤劳作化成了巨大的快乐。”

　　李约瑟，王铃常常是边工作边吃早餐，他们在以后发现，他们的工作笔记中还粘着用餐时遗漏的肉皮屑。就连开车外出，两人也是一边开车一边讨论问题。有一次，车门没有关好，飞驰的汽车拐弯时竟把坐在一边的王铃抛出车外，幸好没有受重伤。1992年，72岁的王铃为庆贺李约瑟93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

　　添筹海屋祝希尼，
　　二美四难绩益奇。
　　蜂帐康桥克士院，
　　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希尼指李约瑟初来中国时，人们称他尼达汉博士。“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

俭朴过日平易近人

　　何丙郁在《我与李约瑟》说：“虽然李约瑟的家境和经济状况不差，但他却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在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经买了一件新的外衣。当时剑桥大学风气纯朴，他不好意思让同事看到他穿新衣，便在吃午餐时把它铺在草地上，让同事们坐，以期新衣早点变旧。

　　“他的午餐通常很简单，只有面包、三文治之类。天气好时就在园子里露天进餐，这是一种很省时间的习惯，吃完后就可以立即回实验室继续工作。

　　“……李约瑟十分珍惜食物，连落在桌上的碎屑都曾拾起放在嘴里，也许这是遵从英国的一条明训：‘不浪费，不愁缺。’

　　“李约瑟在研究室里也同样是这种作风。他从不浪费纸张，往往将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他的很多初稿就是写在用过的纸的背面的。他还将邮包上的绳子收存起来，以备日后再用。他的邮件来自世界各国，贴有各种各样的邮票，李约瑟都剪下来，存放在一个匣子里。其实，他并不是集邮者，只是觉得弃之可惜，不如送给集邮者。

　　“有时也可以看到他手拿剪刀，将厚纸剪成一张张卡片，作蒐集资料用。有人说这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因为卡片可以买到，不必花太多钱，用不着大名鼎鼎的科学史权威来亲手制作。但李约瑟告诉我，他是藉此使脑子得到休息，松弛神经，实在是一种消遣方式。”

　　李约瑟读剑桥大学时，他的父亲买了一辆黑色的自行车给他上学用，这辆车李约瑟用了七十多年，还在为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服务，三排档、磨电灯仍旧完好，坐上去依然结实灵活。

　　王玲在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曾介绍过李约瑟的工作情形：“他组织有方，工作不知疲倦。他常常开夜车，一直干到次日清晨，从来不肯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

　　“……他毅力过人，能够连续不停地工作。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比喻这一优点也许可以吧。中国有句俗话是描述一位勤勉书生，说他连骑马外出时都在不停地读书，约瑟坐火车旅行总是一张头等票，这并非是为了炫耀身份，唯一的原因则是：头等票能使他找到空车厢，从而得以任意摊开书本与稿纸，为撰写《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的下一章节准备笔记。就连开车外出时，他也都是一边驾驶一边和助手讨论书中的题目。

　　“……约瑟从不浪费时间，甚至是短短几分钟空隙，他都要利用来裁制卡片。他把这事称作‘编结毛线’。这些卡片原先是我们偶尔去用膳的马路对面那家茶馆的菜单。卡片上记着他饮用茶点时的零星想法，或者是无意中听到的趣谈。

　　“他把这些菜单剪好后直接存放在各自的恰当地方，他总是这么说：‘每件东西得放个地方，而且还要放得合适才好。’他存放作品非常得法，不管是几张译稿也好，还是几张茶馆的卡片也好。”

　　李约瑟每日工作都在较晚的九时半或十时才开始，午餐吃得很少，常利用午餐和下午茶的时间会见客人以节省时间，然后一直工作到吃晚饭时间，茶点的时间也只不过20分钟。他经常在学院内请客人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工作到晚上11时。

　　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黄仁宇(Ray Huang 1918-2000) 在李约瑟过世后写了《李约瑟给我的影响》，提到在剑桥时和他一起工作的情况：“李公平日于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 K1 及 K2，每间约见十八平方尺，K1 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与李所著的书。这一年内 K1 成了我的书房，对面 K2 所置放的多是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

　　“……李约瑟偶而来 K1 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左顾右盼。他自己既有另一把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在每小时充分的利用60分钟？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律己甚严，抽览案上书籍，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效率甚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

　　在李约瑟去世之后，他的中国好友胡道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 在《新民晚报》写一段回忆他的文字：“李约瑟博士十分关心我国青少年科学工作者，对他们将来在21世纪的地位而寄以无限的希望。

　　“他在1984年访问我国，11月中到上海的时候，本市《少年科学》编辑部委托我请求他一件事，就是透过《少年科学》对中国青少年讲几句话。他那时在上海只有几天的停留，参观访问的日程很紧，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他提出这一请求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如约我于次日上午去取稿时，他给我的竟是一份密密麻麻写成三页纸的手稿。我们知道西方人写稿总是用打字机打印而不用手写(除了签名而外)，他这次外出，并没有带打字机，就连夜手写了。这在西方文稿中是罕有的，所以文稿的本身就具有了文物的价值。这且不谈了，我得稿以后，就转给《少年科学》编辑部，译出以后，发表在该刊12月号上，引起了我国青少年的广泛兴趣。

　　“文章是从幼年时代讲起，他生长在一个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的家庭中，幼、少年时代受到科学和艺术的良好家庭教育。青年时代父亲要他做医生，而他受到老师的薰育，决心投身于开创生物化学科的科研丁作。中年以后，又受到中国高等知识界的影响，致力于古代中国科学文明的研究工作。

　　“所以他劝中国的青少年朋友，要把家庭、良师、益友的影响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中国既是一个有科学发明与创造的伟大国家，有非常好的传统，中间虽然走了曲折的路，可是现在是‘之’字写一捺的时候了。中国青少年不要放过这一良机，继承传统，发挥智能，使中华文化重现光明。他这份鼓励的热情，使我们好生感激！”

夫人李大斐

　　李约瑟的第一夫人名叫多萝西·玛丽·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她比李约瑟大4岁，在剑桥大学研究蛋白质化学。他们在1924年9月13日结婚。以后她也取一个中国名字“李大斐”。结婚后他们到布列塔尼(Brittany) 罗斯科夫海上生物实验站去旅行，他们把假日及研究结合一起，到各地包括美国东部西部的海域研究角鲨卵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的卵的磷代谢作用。他们两人都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学的权威，可是却发现他们不能生儿育女，对于别人的小孩他们都挺喜欢。虽然无儿女的缺陷，他们就把精力和心血放在科研上面。

　　1944年，由于合作馆工作繁重，李约瑟向英国政府要求征募高级的科学人才来华工作，而李大斐毅然放下英国舒适的生活远渡重洋，来华参加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她和李约瑟一样，积极的投入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时都要邀约当地的科学界朋友来叙谈。

　　李大斐在1946年1月离开中国回剑桥工作。回到英国，他们把他俩在中国三年半的活动记录，包括工作报告、日记、通讯、诗歌、摄影及在《自然》杂志写的短文，编辑成了《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 一书，就像在书中所说：“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一类记录（虽然不甚充分），显示一个大民族的不屈不挠，从一农业半封建文化中出发，精通近代科学及工程。虽受帝国主义侵略，仍尽力设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不必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通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试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类无情的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我们和他们会深引以为荣，今天的前哨就成为明天的中心和司令部。”

　　李大斐和约瑟两人非常恩爱，李约瑟说她“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而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从不越规，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何丙郁在《我与李约瑟》中提起：“每次李约瑟完成自己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或下午茶时很高兴地念给李大斐听，他会说他找到了一小块蓝色的土(struck a blue patch)。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有新发现，也是照样念给李约瑟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欣赏。”

　　“……李大斐的身体一向欠佳，她的一个眼睛因患白内障动过手术，只能用一个眼睛看东西，一个肺也因肺病开刀切除。那时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但还是照常工作，在生物化学系当‘助手’(demonstrator)，可是跟她作研究的有好几位从外国来的生物化学系讲座教授。剑桥有一条规则，不允许夫妇同时在大学内任职，李约瑟是生物化学系的教授(Reader)，所以李大斐只可以担任未入流的‘助手’工作。听说英国其他大学曾请李大斐出任讲座教授，但她不愿意离开李约瑟，婉辞回绝了。几十年来，她一直从事研究和著述，如今年逾八旬仍孜孜不倦，这种治学精神，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982年我两次去李约瑟家拜访李大斐。她比李约瑟约大五岁，身体已呈现衰老征象，丧失了部分记忆力。半年前，鲁桂珍在香港对我说过，因为李大斐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李约瑟很不放心让她独自留在剑桥，但找人照顾她很不容易。”

　　“……李约瑟担心大斐的健康，所以要替她去购买食物和日用品。我曾陪他到超级市场一次，觉得他对这种差事是颇不胜任的，不但不善于选择物品，而且不知应买的数量。”

　　“鲁桂珍说他真可怜，八十多岁才开始学习买东西，可是既来之则安之，李约瑟仍然处之泰然，并不觉得这是件苦事。问题是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推迟两个小时，他的宝贵时间被如此消耗，真是可惜！”

　　“我回到香港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李守基，我们都担心李约瑟的工作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李守基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基金会香港分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决定替李约瑟雇请一位管家，一面照顾李大斐，一面替她购食物和日用品。”

　　李大斐70年代患老年性痴呆症(Alzheimer disease)，丧失记忆；生活无法自理。英国作家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中文名文思森，1944年9月28日) 2008年9月24日推出一本颇获学术界和书评界好评的李约瑟传，书名是《炸弹、书和指南针——李约瑟和中国的伟大秘密》，在书里写她的病况：“李大斐，‘高雅的梅花’，在李约瑟退休后不久，开始饱受阿茨海默老年痴呆症的困扰。此后她几乎不能四处走动，也无法参加任何从前非常热衷的科学方面的讨论。在她神志尚清醒的1979年，当选为凯思学院的名誉评议员，成为丈夫结束院长任职三年后，第一个被该学院接纳的女评议员，夫妇俩偶尔会在学院进餐。当她神志不清时，她不得不由服务生领到餐座旁；而李约瑟则坐在椅子上，由同事用轮椅推着在校园里走动，然后和蔬菜一起乘坐厨房的小升降机被送上餐厅。

　　“李大斐的最后一部学术遗作、也是她的主要代表作，是一部1972年完成的关于肌肉运动的书《肌肉生化学》。古旧书的商人现在依然收藏此书，索价250美元，一直被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对李大斐一直存在一个谜：虽然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的丈夫也曾称她是‘完全的超凡脱俗’，她却一直得不到所在大学的正式认可，只靠一份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科研补助金过日子，为此她在能够做事时必需年复一年地提出申请。”

　　马伯英是中国医生被邀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三年半，他在《我记忆中的李约瑟博士》[29] 写道：“大斐在李约瑟的伟大中国科技史工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剑桥大学规定，夫妻两人不能同时成为大学终身聘用人员。大斐作出了牺牲。她甚至放弃了国外大学的教授职位聘任。一边做实验室的一般工作人员，一边辅佐李约瑟做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合著过许多论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说：‘在本书出版而与大众见面之前，曾经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阅读过整部著作，在现今生存的人中仅有一位，这就是内人李大斐博士（皇家学会院士）。她对本书原文改进之处不胜枚举。我对她谨致谢意。这本书的写作，多少年来都靠她的鼓励。如果要表示适当的感谢，实非通常语言所能形容，而且形容也是不可能的。’李约瑟指的是大斐读过他的每一页初稿，及提出意见后的修改稿。大斐还让她妹妹参与做索引。”马伯英也记述李大斐的去世：“李约瑟雇请三名护士，一天三班看顾她。晚上护士回家，就由他自己看护。那时他们住在 42 Grand Road 因为这是李约瑟担任冈维尔凯斯学院院长时分配的房子，他在那里住了20余年。

　　“李约瑟的卧房在楼上，大斐的房间在楼下。李约瑟把楼板打了一个洞，一根绳子穿下去，与大斐床铺连接。大斐一有动静，拉动绳子，李约瑟就会下楼照看。这阿尔次海默病是渐进的，开始还好，只是健忘，后来说是只认识李约瑟一个人了。有一天，桂珍到我房间，特别紧张地对我说：‘今天早上她连李约瑟都不认识了！’数月之后，1987年12月22日深夜，李大斐遽然仙逝。

　　“那天早上李约瑟起床才发现亲爱的大斐已离他而去。他马上打电话请桂珍过来。出门时或许悲伤过度，心神恍惚，在门口沙石地上跌倒，满脸是血。他执拗地要桂珍扶他起来，但娇小的桂珍根本无能为力。这时才不得不同意桂珍去打电话给在剑桥大学任教、做超导研究的马来西亚华人梁维耀博士和我。我骑着自行车赶到时，梁博士已开车到达，帮他起了身。我是医生，简单检查一下，尚无大碍，就由梁博士开车上医院清创去了。

　　“因为脸上伤处结痂，李约瑟好几天不能见客。但他恢复得相当快。丧礼安排在冈维尔凯斯学院的教堂内举行。我和研究所同事及许多中国朋友都去了。李约瑟发表了长篇悼词，深情缅怀鹣鲽情深共同生活了63年的爱妻。不时还幽上一默。桂珍那天因为感冒而未能送上最后一程。”1987年12月22日，李大斐在久病20年之后终于去世，李约瑟是非常的悲痛，他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新楼庭院正中的菩提树下面，这样他觉得她仍能和他朝夕相伸伴。

〉　〉　〉　李约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