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数学家钱伟长

　　刚刚在7月30日上午6时上海过世的钱伟长(1912.10.9-2010.7.30) 是江苏无锡人，享年98岁。他是物理学家，也是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也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是著名的国史大师钱穆(1895-1990) 的侄子，“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给取的。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而且都有收获，就像“万金油”一樣的人物，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他对中文电脑的开发也有贡献。

　　1931年至1937年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曾在1943-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随冯·卡门(von Karman) 教授做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1942年，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1946年回清华大学当教授。1983年已经七十二岁的钱伟长，被邓小平任命当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终生教职，终生校长，不受年龄限制。他当校长近30年，没有房子住在学校，也没领过工资。钱伟长说：“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1946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周恩来曾把他和钱学森、钱三强誉为“三钱”。国际著名的科学家，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所长，中科院学术秘书，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工业大学教授、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科协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泉州华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东工程学院、江苏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和成都电子工程学院等名誉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1992年12月至1996年11月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副主席。1996年11月在民盟七届五中全会上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兼)、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1994年1月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1994年4月被聘为潍坊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5月任上海大学校长。1994年11月起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名誉会长。1997年10月当选为民盟中央第八届名誉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2009年9月当选为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1958年被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教授，降三级任用。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主席保了他。毛主席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就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红卫兵阻挠其进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尽管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仍孜孜不息的从事科学钻研。下面是关于他的故事：

清贫出身钱伟长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生在江苏无锡县的七房桥。

　　钱的祖先是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裔。远祖由浙江迁居，他的十九世祖曾是巨富之家，拥有啸傲泾两岸良田十万亩。生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于是命地名为七房桥。

　　可是由于每房人丁的不同，有些依然富贵，有些就变得赤贫。钱伟长的祖父是晚清的秀才，做私塾先生，40岁就去世。父亲钱声一(1889-1928) 和叔叔钱宾四(钱穆1895-1990) 是靠钱家的义庄领取粮米，艰苦求学，以后在家乡的小学教书。

　　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他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和叔父钱穆在苏州读书，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蚕、挑花、糊火柴盒贴补家用。

　　钱伟长在80岁回忆以前在乡村的生活说：“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在进大学之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是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年龄逐渐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褪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的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的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

　　“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

清华唯一低于标杆刻度新生

　　“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乏医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当我19岁进入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和标杆最低刻度在1.50米。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外。马老喊着说 'Out of scale'(刻度之外)。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位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就是因为他童年生活的困苦，养成了坚忍不拔，同情农民，敢为群黎疾苦吹与鼓的精神。

钱伟长的中学教育

　　中国以前有句话说“裁缝的孩子没新衣穿”。钱伟长的爸爸是教师，可是他却没有钱上学，只能偷偷地跟着爸爸或叔父，在哪个小学里上课就挤进去。如果父亲换学校，他也跟着换学校，所以常三天两头换学校，没有很好的念书。主要原因是当时小学教师的职位不稳定，父亲和叔父从来不拍校长的马屁，看不顺眼还提意见，结果要常卷被子离职。

　　初中二年级他念了6个月，停了4个月。后来他的叔父钱穆当苏州中学语文教研组主任，他就去考苏州中学。钱伟长在苏州高中的三年，深受一批名师——其中包括钱穆、语言学家吕叔湘、音乐教育家杨荫浏等的影响。

　　在进入苏州中学的前11年小学和初中，由于军阀战乱连连，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真正上学的时间不到5年。国文历史更是家庭自学，看《史记》，读二十四史。他没有学过四则问题，数学是一塌糊涂的。平面几何只学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从来没学过，解析几何，大代数也是莫名其妙。由于没有上过初中，他不知道物理，外语也没学过。他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念文科的材料

　　他的叔父叫他考大学。也考了五个大学，他的历史和语文不是100就是99分，可是其他的都是20分、30分，考六门课加起来也能考取。

　　那年清华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从没到过北京，更遑论游清华园。年轻气盛富有想象力的钱伟长没有包袱，大胆想象，花了45分钟，洋洋洒洒写就一篇450字的赋。命题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只能给钱伟长满分——100分。朱自清和闻一多看中，他认为他会念语文系。四叔钱穆看到后则批评他，说你年青不要那么厉害，告诫他别太气盛。

　　那年的历史题目是陈寅恪出，要考生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怪题，好多人考了零分，钱伟长又答题如流，稳稳地考了满分。钱伟长全答对，给100分，陈寅恪以为他会念历史系。可是，钱伟长其余四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却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

　　1931年9月10日，他得“清寒奖学金”资助，进清华大学，第一个星期是选系，他选了语文系。朱自清很高兴，把他召到家里谈，知道他是钱穆的侄子，说他们家学有渊源。可是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间侵占东三省。

　　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蒋介石说中国要奉行不抵抗政策，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中国战则必败这个消息后，他一气愤拍案而起说：“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他觉得读文不能救国，一夜之间想改变系转念物理，要科学救国将来造坦克。第二天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说要念物理。

　　物理系难念，许多人被淘汰，只剩三分之一残存。吴有训查看他入学考试的成绩，见到物理才考15分，中文考得这么好，建议他仍进中文系。他怎么也不肯收，他说学文也可以救国，钱伟长执着地立在那里不走。

　　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

以前读书的方法不行

　　“同学说让他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去上课，我6点三刻就到了。吴有训走到那里，钱伟长也跟到那里，缠了一个星期，吴有训没法子，就说：“你的热情我同情，你的成绩太差，我可以同意你学，可是你不能后悔。有个条件，第一年的大学普通物理、微积分、普通化学，三门课都要过70分。”

　　他就赶快把中学的物理、化学、数学硬补，最初他用学语文的方法，什么都背，元素周期表，公式全背。背了两个月，得了神经衰弱，每次考试都很糟。清华大学每门课每星期一定有15分钟的小考，结果他考得一塌糊涂。物理上了七个礼拜，测验都不及格。

　　同学看他这么用功，又考得真糟，非常同情他，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学，死背是没有用的。你得弄懂它，不要背，懂了就行了，懂得了是不会忘的，你不懂的背下，不用三天就忘了。”

　　他才知道以前读书的方法不行。

钱伟长在清华拼搏

　　钱伟长由于读中学的时候，物理、化学从来没有弄清楚过，数学是七零八碎的没有系统的学过，代数符号都搞不清，英文又不行。因此为了能留在物理系，达到科学救国，他决定怎样都要苦读，怎样难都要迎头赶上。

　　例如学微积分，中间有代数运算，他不明白，就问同学，他也找了几本中学教科书，问同学要查哪一节呢？同学告诉他要查那一节，他把中学教科书念完了、弄懂了。

　　在这一年，他一天顶多睡五个小时，他是早晨六点起来，晚上学校宿舍是10点熄灯，由于宿舍厕所的灯是通宵开的，他就跑到厕所里看书，一直到12点才回去睡。

　　他自以为了不起，是读书最用功的一个学生，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去。结果有一天早晨六点就起来，走到一个他常去的地方，那是一个露天的长板凳上，忽然看见一个人老远的一摇一摆的走来，这人是谁呢？

　　他就是华罗庚！华罗庚跟钱伟长同一年进清华，当清华数学系的文书，专门管发讲义、收卷子、管杂务的教务员。

　　华罗庚没有念过很好的中学，靠自学。他利用时间去旁听微积分，和钱伟长上同样的课。钱伟长发现华罗庚比他还用功，他每天是三点就起来，当钱伟长六点钟起来时，他已经三个钟点的书念完了，在散步了，而钱伟长刚刚起来念书。

　　华罗庚这一种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了钱伟长。当钱伟长念四年级的时候，华罗庚大学的课全听完了，而钱伟长很多课是不听的。

　　华罗庚比钱花在读书的时间多，因为钱伟长到了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受了马约翰教授的影响喜欢运动，变成个运动员。而一到考试，总开运动会，他变得更分心了。

　　而华罗庚却由于残障，一条腿不行，于是不分心，一天到晚就钻研数学，成为一个大数学家。

　　钱伟长时常就以这个故事勉励年青的一代，不要以为自己数学不行就放弃，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一辈子学不会，只要肯下决心，都能学好，可是得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

　　钱伟长顽强学习一年后数理课程都超过了70分，从此，就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那时清华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多名讲课精彩且实验投入的知名教授；系里又经常有研讨会，还时有欧美著名学者（诸如玻尔、狄拉克、郎之万等）来校访问演讲，让他们有缘与大师交流，洞悉了物理学最前沿的景观。在吴有训、叶企孙等恩师的鼓励下，钱伟长还选学了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近世数学、化学分析诸学科，聆听了信息论泰斗维纳在电机系的演讲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在航空系的短期讲学；选学了熊庆来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親）的《近世代数》，黄子卿的《物理化学》和萨本栋的《有机化学》。对一名物理系的学生，钱伟长在数学、物理、化学诸领域都建立起较广宽的基础，为日后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而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五名，但是最后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钱伟长八十自述：“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和我同样得允试读的有5人之多。在一年后，经过了艰苦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达到合格和物理系的10名同学一起升人二年级，毕业时只剩8人。”

马约翰改变他的体质

　　钱伟长由于年幼体弱多病营养不良、身体衰弱，进入清华，他体高是全校最矮小，连篮球都丢不到篮球框。

　　在一年级时，他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一年一度的年级越野比赛。平时既无训练，也不知道越野赛有多远。第一次在体育竞赛场上亮相，只能忍受困苦，尽力往前跑，坚持到底，得到了不算太差的成绩。

　　马约翰看中了他那像骡子似的蛮劲儿，选他入大学的越野代表队。以后，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亲自指导他运动。

　　他后来居然能跑能跳，400米中栏能跑57-58秒，万米能跑35-36分左右。在田径队，他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等参加过北京五大学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他和张光世、罗庆隆、孙以玮、刘庆林被称为清华五虎将。

　　他原先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病弱体格，在清华6年期间(本科4年和研究院2年) 大大改善，毕业时身高1.65米。

　　他的体育训练的习惯一直维持到40岁左右，到了60岁时，在教研组内跑万米还是跑在前面。

　　他曾说：“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洪亮地向我们呼唤着：'Boys of victory!' 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

　　“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力精力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心的斗志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学校体育很重要。好处之一是自身健康，另外运动也可以培养人，培养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运动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要应付环境，就要有分析、决策的本事。运动是培养人的体力，增强体魄，激发拼搏争先的斗志，形成合作的团队精神的最好形式。”

　　90岁时，钱伟长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

钱伟长的学习方法

　　在1982年，他看到中国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学生去背书，中小学生都像科举时代的书呆子，只会背书过日子。由于数学和语文两门考197分能进重点中学，196分只能进一般中学。为了能进重点中学，学生只好死背书。

　　钱伟长看了很反感，他在清华工学院校庆时对学生演讲说：“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的用处也没有！”

　　“在你们这些大学生里头，有许多是高分考进大学的。可是进校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高分低能。什么叫高分低能呢？”

　　“因为在中学时靠背书过日子，到了大学以后，他的学习必然感到很困难，因为大学的书太厚了，背不下来了，他们觉得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所以我说，孔夫子那句话‘学而不思则罔’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大学里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学生到了二年级时，神经衰弱症就出来了，睡不着觉。我听说各个学校都有那么一批学生，神经衰弱。这些是上大学后，仍然采用中学时代时习惯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而产生的结果。”

　　他对这些学生介绍他的读书方法。他说他小时候是很会背书的，读四书五经，背了许多老书。他说他初中时有一位国文老师，眼睛瞎了，讲书不用书，当都能背书，他还带着他们朗诵，由于习惯这样的教法，他也是靠背“学而不思”。

　　到了高中，他可头痛，数学背不下来，数学成绩很差，学物理，背公式也没用，作习题还是不会，这时体会到“学而不思则罔”。

　　有一位年纪大的朋友告诉他，中学物理只有13个公式，每个公式有3个变量，两个已知数，求第三个未知数，不是乘就是除。

　　可是他把公式背熟，做题时就按不是乘就是除去套，可是因为他不理解，搞不清楚该乘哪一个该除哪一个。

　　上清华大学时碰到吴有训教授，教普通物理，这课一年要上120堂课，吴教授把大学物理分成一百多个题目，每一堂课集中讲一个问题。

　　例如他讲什么是质量？他先讲质量这个概念，从前人们是怎么认识，后来怎么认识，为什么会产生质量这个概念？

　　接着又讲为什么质量不是重量，它和重量又有什么关系？

　　在进一步讲人们如何根据伽利略的实验，证明了质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然后进入牛顿三大定律。

　　最后在讲现在质量怎么样量，他在国民经济中占怎么样的地位？量的时候用什么单位等等。

　　他讲书时，许多教科书都没有的材料，书上有定义，但他却讲得很少。一堂课上再加上几个实验表演，讲完后，他说去看几本书，这本是第几页到第几页，哪一本是第几页到第几页。还有很多东西，他根本不讲，要学生自己看，看完了照样要考。

　　开始时钱伟长不习惯这样的教法。吴有训是要学生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以后慢慢改变，影响了他以后研究的方法。

　　他开始上大学，上课记笔记，下课看笔记，考试背笔记，可是效果不好。他就向一位学习好的同学请教怎么记笔记。

　　这位同学告诉他，上课时不要忙着记笔记，要坐在那里仔细听老师讲，老师问什么问题，你就动什么脑筋，真正听懂了你就记，听不懂就不要忙着记。他就照样模仿，可是后来觉得还是不行。

　　他再跑去问这同学，这同学告诉他还有一条，上次没告诉他。每次下课不要就跑，要先好好的想一想，这堂课老师讲些什么？他有几层意思？每层意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用一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巩固一堂课的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够，晚上把课堂上听的和下课后想的，写出一个摘要，大概一堂课不超过一页。

　　而他就用这两个阶段记笔记的方法，发现效果不错。

　　可是钱伟长的一个同学叫林家翘，他的记笔记的方法更好，他的课堂笔记要整理两次。除了每天晚上整理一次，写出一个摘要外，每个月后，他还要重新整理一次，把其中的废话删掉，把所有的内容综合起来，整理出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

　　每学期结束时，一门课的笔记经过综合整理后，只有大约18页的薄薄一本，温习时，边看边回忆边思考。因此林家翘把老师和别人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消化思考，变成自己的东西，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以后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1939年8月1日，他和孔祥瑛结婚。新婚三星期之后，中英庚款会发表他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学生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

　　当时力学只录取一名，可是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三人考分总分却是一样，于是破例三人同时录取。郭永怀是沉默寡言的空气动力学奇才，后来是中国的两弹元勋。

　　他们本来是准备9月2日到达香港，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国的客轮全部征作军用，他们只好返回昆明，等候另外出发的日子。

　　回到昆明，钱伟长从王竹溪教授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力学的教学理说》，知道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案。于是他决定研究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他利用高斯座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成功获得新的统一内禀理论。

　　中英庚款会在12月底又通知这批留英学生，在1940年1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

　　这一批22人留学生上船后，惊异地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三天并上岸游玩参观，同学们认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蚕食中国半壁山河，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全体同学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

　　他们第二次放弃留学，英国代表对这批学生的爱国举动跳脚蛮骂，他们还坚持民族尊严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8月初他们第三次接到通知，再到上海集中乘船去加拿大。这次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总算顺利横渡太平洋，28天之后到达温哥华，然后乘火车转到多伦多。

　　他们去多伦多大学读研究所，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同时读应用数学系，钱学弹性力学，而后二人学的是流体力学。

获名师指导 莺啼初唱

　　钱伟长的指导教授是辛祺(J. Lsynge)，他原来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英国有名的应用数学家。

　　由于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大规模空袭伦敦，许多市民疏散到乡间，而辛祺教授却转移到加拿大，他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

　　在系里有著名的教授像爱因斯坦的大弟子因费尔特(L. Infeld)，因费尔特写《物理学的演化》，以及伽罗瓦的传记小说《上帝所钟爱的》(Whom the God love)，还有像万因斯坦(A. F. Weinstein) 以及史帝文生(A. F. Stevenson)。

　　他们都是德国哥庭根学派的传人。哥庭根学派受希尔伯特(D. Hilbert) 的影响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但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

　　钱伟长和辛祺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他们都研究相同的板壳问题。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道：“记得1940年冬，我第二次见导师辛祺教授，我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

　　“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座标，他立刻就指出宏观理论也才用同样的座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座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

　　“我说明我应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座标不变的拖带座标系(Comoving coordinates)，但变形前座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座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一半定义为应变张量。

　　“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

　　“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

　　“他说：‘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运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

　　“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

　　“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的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送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

　　“这个论文集是在1941年夏季刊出。论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 麻州理工大学弹性力学教授)，冯·奈曼(von Neumann，电子计算机发明者)，铁木申科(S.Timoshenko 板壳弹性力学教授)，柯朗(R. Courant，应用数学权威) 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

　　钱伟长用50天时间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论，几十年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

　　钱伟长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很受弹性力学、应用数学以及纯数学界的重视。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在1982年美国的噶拉克(R. H. Gallagher) 教授在上海提到：“钱教授关于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曾经是美国应用力学界研究生在40-50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荷兰工程力学教授哈里·鲁登(Harry S. Rutten) 在他的名著《以渐近近似为基础板壳的理论和设计》中推崇这论文：“辛祺和钱的工作，继承了19世纪早期柯西(A. Cauchy) 和布桑(S. D. Poisson) 的工作，在西方文献中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博士毕业后钱伟长在1943-1946年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於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随冯·卡门(von Karman) 教授做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他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当时是二战期间，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而伦敦正在遭受德国 V1、V2 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美国空军立即将此任务交给冯·卡门。他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工作。钱学森又与钱伟长、林家翘商讨。林、钱两人对 V-2 火箭的弹道和弹着点分析后发现，V-2 火箭的大部分都击中伦敦东部地区，那里离欧洲大陆(V-2 火箭发射地)最近。V-2 火箭的最远射程为200英里，约300多公里，正好是欧洲大陆最西部至伦敦东区的距离。

　　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以牺牲局部的办法来保全大部分伦敦市区，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把戏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钱伟长、林家翘！

回归祖国

　　妻子孔祥瑛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中国取得抗日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提出探亲为名回来祖国：“我46年回来，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

　　可是战后生活却艰难，他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1946年5月从洛山矶搭货轮返沪，8月初从沪搭轮经秦皇岛回到阔别北京8年的清华园。抗战时清华沦为日军的后方医院，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3个月，接收真是‘劫’收。当我进入清华时，真是垃圾如山积，一切建筑门窗全无，四壁皆空。我们师生几百人，在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清除垃圾，修理危房，装修门窗管道、补充课桌家俱，日夜整理加工达3个月之久，才勉强复课。9月，祥瑛自成都携儿子元凯来聚。自出国留学后，1940年9月元凯在川出生，几年来一直由祥瑛教养成六七岁的小男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时才得团聚。

　　“1946年到1949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14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元券等，生活也更困难，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1946年起至1949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的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15小时以上。那时的教学生活比中学教师略强一筹，但是，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的编委和清华工程学报的主编，以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和新建设的编委，都要消耗不少审稿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中，还进行了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前后在国内发表了8篇科学论文。

　　“这一个时期生活艰苦，政治活动频繁，如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面、反对清华南迁等运动，连续不绝，每次运动都有北京各大学教授教师的签名宣言，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由于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过往较密，有时议事，往往以麻将牌或桥牌为掩护，袁震(吴晗夫人)应门接待。在吴晗府上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1948年初，于陆琳同志由延安抵京，由于一些原因，陆琳同志在我家小住几个月之久，直到陆琳和我的机械工程系同事孟庆基教授结婚后，才得以合法居住清华园，以后他们一同奔赴革命根据地石家庄。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入不敷出，1947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

　　“1948年8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 'NO'，拒绝去美了事。

　　“1947年冬，我家添了一个女儿，名‘开来’，乃迎接未来之意。1947年冬以后，国民党由于前线败退，加紧压迫民主进步力量，风声紧张，吴晗夫妇、孟庆基夫妇、吴征镒等相继弃家出走，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奚若留在学校。在地下党员樊恭、袁泰等同志带动帮助下，经常收看延安广播电文，有时也在屠守谔、董寿莘同志家中收听延安广播(那时我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对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清楚，虽然自1947年夏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但审时度势，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

　　“经过反南迁的斗争，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到23日，远处已有炮声，按地下党的布置，当日未停课。我在晨10时，照旧讲应用力学，但枪声已在墙外，化学馆后窗已有子弹射穿，我临时改题坚定地讲‘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居然200余同学无一惊慌离座，一直讲到12点才终结。30年后，我到云南昆明，遇到一位教授，他是当时在场听课的同学，回忆往事，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没有师生的心心相印、对解放的共同认识，我看是不可能的。

　　“下课后，学校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战事已向丰台南移，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辞别后回到学校，已是25日早晨7点，到家中听见婴儿哭声，原来是小女儿于昨夜诞生，我们决定叫她‘歌放’，她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女。她是解放的喜日中进入我们家庭的一员，给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1946年9月，妻子祥瑛自成都携已6岁的儿子元凯赴京，钱伟长才第一次见到儿子。那年月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到第二年冬季长女开来出生后，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穷得没法只得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彭桓武等告贷度日。

　　钱伟长深情地回忆：“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GPL）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 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被打成右派

　　解放初期，他当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和教务长。1956年又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社主任，力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他兼任副所长。

　　解放之后，他参与外事活动他记述：“1951年底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瀚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事项，从清晨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见3次，并由甘地夫人亲自陪同，访问了印度南北7个邦，会见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曼教授和统计数学权威学者薄斯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访缅时由吴努总理亲自陪同，访问了仰光、曼德莱等8个城市。出访连同海运经香港、新加坡前后长达三个半月，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

　　他解释为什么周总理说“三钱”：“‘三钱’是这样的，那是1956年的事情，那时候搞科学规划，上面有周总理有指示，你搞的话要走群众路线，于是找很多教师来问，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候我是清华的教务长，我当然不能不去。我的计划中间，只有5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弹、航天，还有一个是自动化，还有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提出来以后，这边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我的物理到哪儿去了?

　　“我认为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跟他们吵啊，这边有400多人呢，在争论的时候，应该说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也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都是有权。吵，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了，他们都是刚回来，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他们两个人帮我们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不能够就专业去谈论专业的发展，而要看整体的需要。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不能听这些话。”

　　在1953年，他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人民代表，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

　　他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繁重，可是他仍坚持科研工作，还出版了几部科学论著。他当时是40岁的中年人，希望能有更充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实验作出更多的贡献。可是许多科学工作却要在晚上9时之后，挑灯夜战从“业余时间”中挤出来。许多像他一样忙于社会活动的科学家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苫恼，因此他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工作和科研的必要条件。

　　1956年9月，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召開的第九届 IUTAM(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 会议。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国务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久报纸社论要人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这种“鸣放”为时很短。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成了倍受攻击的对象。他在5个月前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认为苏联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并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随着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清华报刊上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批斗钱伟长的文章，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唯一幸运的是，毛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我国目前科学家很少，科学基础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12年内使我国最亟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的解决时间、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的使用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他们建议：

　　（1）除少数例外，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

　　（2）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希望政府考虑规定教授和研究员的休假及进修制度。

　　（3）除少数例外，科学家兼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

　　（4）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

　　（5）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对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他们觉得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他们希望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对待。

　　反右活动中，钱伟长被指为右派，停止一切工作，虽在清华当教授，却由一级降为三级，一个受优待的右派——不必到北大荒去。他的儿子也受牵连，高考成绩优异却“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工。其他女儿都没上大学。

　　“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1958年到1966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请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挽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4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4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

　　他这时做的不是他的专业：“我国在跟前苏联打仗，珍宝岛战役。我们开始俘虏了一个坦克，给我们拉走了，我们这个解放军很厉害的，用这个步枪把坦克拉下来了，后来陈列了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个坦克设计的很笨啊，你们迎头打，打不坏它，你们让它过去的时候，从侧面打，侧面打它有一块，这一块打中，就一直打到里头去了，它很薄这个防护板，我一看就晓得。从它的结构上，做了一个分析，第二天，他们又带了两个坦克来，也陈列在苏联展览馆里头，我再去看，就打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说话是很有效的。

　　“我们的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顶多了，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的坦克电瓶啊，用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的，需要四个电瓶，只能启动15次，这个电就不够了。所以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叫高能电池。这些东西都不是原来学的力学的那个专业，我就找化学系，普通化学的教师，他们都同意很我一起搞。结果制造了高能电池，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是足够两千回发动。”

　　从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八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总共有一百多件。没多久这些校园内的地下科研活动被迫停止。

　　1957至1976年，他不能发表任何论文，也不能出版专著。可是仍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中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他在1962年写了一份应用数学讲义，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要他贴“毁版费”，这书到了1993年才由安徽出版社出版。

　　“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60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1960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4个月。听讲者80人，写了30万字的讲义；1961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100小时，写了约60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300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1962年至1963年间，还专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10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1960-1966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600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1993)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

　　“在1960-1966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300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我的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50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永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1964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才得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4年多。一直到1989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

　　“在1959、1960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 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

文化大革命日子不好过

　　钱伟长讲述他的“地下教学”“地下科研”外，及“地下咨询”：“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1968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1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90％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1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1968年至1971年已经五十五岁的钱伟长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作为炉前工。炉前工的工作很辛苦，掄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由于善于思考发明，被工人们称为“教授”，并发明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油压机。

　　《八十自述》叙述：“1968年7月27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0月29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40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20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52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800吨水压机和大型的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5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1969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4时前返校，晚7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清华教授全部到江西鲤鱼州，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地方。清华去了八百人，北大去了八百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结果去了以后，死了五六百人。

　　“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1970年5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100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成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72年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当时很多人不相信钱伟长对祖国的忠诚，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他出国后不逃走，于是周恩来撤换了另一名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出访，直到临行前一天的会议他都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这才知道他还在首都钢铁厂劳动。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来不及换下劳动服的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周恩来见状，叫来秘书换衣服给他，并把自己的鞋子给他穿，才得以出访。

　　1979年夏天，中共中央宣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还活着的七人之一。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通知他恢复为学部委员，可是清华大学当权派却对他的右派改正问题迟迟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到了1983年1月12日，中央决定将他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之后的一个月勉强发了一张“改正书”。

　　钱伟长后来在他的《八十自述》一文这么写：“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38年的清华教授，并且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挣脱了牢笼，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丧失了26年珍贵的年华，他想东山再起。

　　上海工业大学前身是1960年建立的上海工学院，原本是一所在上海很有影响力的市属重点大学，但由于“文革”冲击，学校的建设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变成破败的学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要重振上海工大，以适应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一位德高望重、锐意创新的教育家担当起学校管理者的角色。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想起了钱伟长。1983年被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任至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钱伟长感激道：“1983年，在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下，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信任”。从72岁到98岁，钱伟长用二十多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

　　作为校长，他提出了拆掉四堵墙的办学方针。即拆掉学校与社会，校内各学科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以及教与学之间的墙。

　　他看到上海市改革开放，必须开拓办学路子，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与工厂企业，并为他们服务。

　　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因此必须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他认为以前工业大学的专业太狭窄，综合性不够。工程教育的综合性尤其不够。他要求学校里每一个学科，都要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渗透到自己的学科发展中间去。

　　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的墙，他认为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靠做研究，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方法。教师只要能进行科学研究，便能提高教学水平，他反对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式的教学。

　　他说科研要从小题目做起，凡是对国家建设有利的题目都可以做，不要人为规定科研方向，多做科研，方向自然就形成了，科研题目多得很，科研作出成绩并不难，也不神秘，科研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

新知识很快过时、教学要有新方法

　　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的新知识很快变老化过时，那种以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级教育的需要，从而应该逐步加以废除。

　　他说大学的宗旨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不需要教师却也能获取知识，即无师自通的人。如果学生毕业还是不教就不会，那就证明你办教育失败了。

　　因此他提出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有自学能力，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新问题的人。

　　他主张课堂上只讲这门课的核心精华部分，提纲挚领地把几个观点交代清楚就行了；知识性的东西不讲，让学生自己去看，然后点几个中心内容，问几个问题，介绍一些参考书，让学生课后自己深入地研究。他认为，最好不要照讲稿念，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他曾在机械系的一个班上上普通物理课时，仅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授课，其余的时间主要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学，使他们掌握学习规律的方法。这些学生提高了自学能力，在期终考试取得了优于传统课堂教育更好的成绩。

　　他传授他的读论文经验：“我一般只看摘要。如果我发现有新见解，或者这个题目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我就再看引论。引论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过去研究的过程怎样，看了之后对这个问题就大体有了一个轮廓，最后再看一下结论。当然，假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那我当然要再看看方程式是什么，实验怎样安排。至于方程式是怎样求解的，只要不是用新方法，我就不看。假如看完引论、结论，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就再看里面的东西。总之，一定要区别不同文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如何阅读。”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我的基础好一点，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临时开一个题目，保证三个月内就可以开展。我会查资料，看书也快，今天干完这个，明天就可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我的题目很杂，什么都有，因此有人说我是‘万能科学家’。其实不是万能，不过我会去学一类东西，我会看人家的东西，看懂了我自己能下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下去。我懂得爬在人家肩膀上，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为了让学生能学好外语方便阅读外文书籍，钱伟长争取到香港星光传呼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金富的支助，在校内设立“星光电台”，每日播放6.5小时的英语节目，学生每人配有一副耳机，可以在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规定的时间收听，以训练听力，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在全国 CET 考试中，上海工业大学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评估，给上海工业大学做了如下的评定：“上海工业大学办校29周年，几经周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走上较快发展与提高的道路。钱伟长校长高瞻远瞩地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在教学改革中、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努力来适应上海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承担科研任务，选送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这是对他办学成绩的肯定。

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执言

　　“四人帮”粉碎之后，可以说是迎来中国科学界的春天。钱伟长作为一个打不倒的老兵，又站起来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方向发表真知灼见。

　　他在1985年7月13日说：“我们国家就是有100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能成为强国，只要我们把中小学教育办好，人民的素质，文化一一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应该重视我们的正规教育——中小学教育。”

　　“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的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现在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钱伟长在1984年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普及了，工人也有知识，既是工人又是知识分子，三大差别就会最终被消灭。

　　（现在城乡差别主要方面之一在教育上，农村没有大学，中小学的师资不够。）

　　“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消失来得最慢，因为要培养一个亦公亦农的科技人员不是一下子能办得到的，但最终一定能做到。三大差别一定会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消失。”

　　现收录在《钱伟长学术论著自选集》里的一篇《现代力学和四个现代化》，是他1980年8月28日在山西太原工学院的报告录音稿。他介绍了力学发展的历史以及20世纪新兴的理论的产生，并且全面介绍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以及和外国先进国家相比的差距，这是一篇很值得重视的演讲稿。

　　在演讲中他提到熟悉的爆炸力学。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爆炸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爆炸力学的基础，在大爆炸和定向爆破、爆炸成型机制、核爆炸试验和防护、聚能理论、爆轰理论、穿甲破甲理论、水下爆炸波和结构的相互作用等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成绩。”

　　“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和国际水平的差距拉大了。目前国外核武器已发展到中子弹水平，航空武器和常规武器不断更新，激光武器拉近实用阶段，激光点火实现可控制核反应可望于80年代中期成功，我国各种基本工程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规模宏大，国防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对爆炸力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求异常迫切。”

　　“在这方面靠单纯搞引进，搞模仿，搞‘画、加、打’（画图、加工、打靶）是不行的，只能得到少慢差费，永远落在别人后面的恶果。”

　　他指出，中国在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力学研究可说，到了解放之后，1955年和1962年两次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力学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发展极快，两弹试验成功就是明显的标志。

　　可是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力学科研工作停顿了6年。1972年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示要抓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力学界曾准备制订1973-1980年力学科科学发展规划的座谈会。可是却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流产，这样耽误了整整6年，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正缩小的差距，拉大到相差15年至20年之久。

　　在1978年专门召开了全国力学学科规划会议，订出了一个较好的规划。可是，由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遭受破坏太大，百废待兴，客观上困难重重。由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急迫需要解决的具体力学问题多如牛毛，力学工作者的数量和质量都与此很不适应，力不从心，顾此失彼。国家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对力学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不重视，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去领导和规划，使得规划制订了两年，力学研究工作实际上依旧的各行其是的放任自流状态。

　　钱伟长指出有关领导等这种因循苟且的态度是否还要再等6年后，才认真腾出力量来抓这个和四个现代化成败攸关的力学学科规划。

　　新中国建国31年了，为什么力学研究工作发展不能更快一些？反观苏联在1947年十月革命30周年，出了记述苏联力学理论研究成就的《苏联力学3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苏联力学家在飞机、坦克、其他武器和整个工业方面都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还取得大量国际水平的理论成果。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发射的，这曾使美国朝野震惊。总的来看苏联力学理论水平依然是国际第一流的，力学工作者数量和质量依然是居于世界首列。

　　回头看同样是革命30年的中国，却拿不出多少理论成果来汇编成册。

中国力学落伍的原因

　　钱伟长分析中国力学落伍的原因希望能够找到对症下药来改善这种落后情况。他说除了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干扰破坏，有四个主要的原因：

　　1．历史的和思想上的原因

　　长达2000年的封建统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学士历来鄙视科学技术，严重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些能人巧匠的光辉发明创造，可是不重视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形成理论体系，是中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解放时旧社会留给中国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底子，也留给我们一个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良传统。结果是解放后多年来理论研究成果和人才未能大量涌现。

　　2．浪费人才和不培养人才

　　解放后，中国还是有一批水平相当高的力学家，有些还是国际上第一流的。这些有专长的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理应千方百计使之一展其才。实际上这些人的力学专长没有真正得到发挥，而把宝贵专长和大好时光消磨在别的各种各样所谓重要的事情上去了。

　　苏联著名力学家 B. B. 斯特鲁明斯基院士担任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职务，但一直没有脱离力学科研工作，不但一直带人搞科研，还每年自己发表分子流体力学这方面的论文。

　　为什么中国就做不到呢？问题症结在哪里？中国一面到处叫喊缺乏人才，一面却听任许多可以在合适这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人才在不合适的岗位上虚度年华（解放后中国自己培养和送到国外培养出的力学人才有相当大的数量）。这个严重问题有多少人呼吁过了，却年复一年得不到解决。如此蹉跎下去中国力学科研事业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3．科研工作条件跟不上

　　近来中国力学工作者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多了，他们在国外能较快取得有一定水平成果，回国后却无法有所作为。联想到10年或20多年前回国的许多力学家，他们不少在国外干得“轰轰烈烈”，是“英雄”，回国以后却往往默默无闻。难道国外是“江南”，中国真是“淮北”，桔逾淮而为枳？用人不当是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如科研单位不配套，人员不配套，设备不配套，经费分配使用不当等等，都存在许多问题。

　　1979年11月2日，日本流体力学工作者访问团团长今井功教授发表在科学院力学报告时说：“日本现有的高速风洞，激波洞都比中国力学研究所和绵阳气动中心的设备小，我们认为日本运转和操作这种设备的经验对中国大型设备的这种可能有参考价值。反过来，我们也期望着中国大型设备的研究成果。”

　　有识之士都清楚，像绵阳气动中心和无锡水动中心那号称亚洲第一的实验设备，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利用率却很低。第一要有人并使用设备，同时还要经费、设备等等。配套、分配、使用等设备。

　　4．“外行领导内行”的不良影响

　　有些力学单位有些状况，是懂行的作不了主，真正作主的不懂行。如果真能虚心一点，广泛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择优而从，那倒也可把领导工作搞得好一点。实际情况是外行硬充内行率意拍板的多。这样领导科研工作，后果可想而知。

　　国家科委、科学院，如何领导全国？全院力学科研工作，如何制订力学学科规划和计划？似乎没有人很好过问。抓规划而没有科研经费作后盾，用行政命令办法，谁也不听你的。“渤海2号”沉没在大海里的3700万元，“如果拿来作为力学科研经费，不知要起多大的作用。领导问题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得不够好。”

关心青年思想

　　在1990年，他看到大学青年有一股 "TDK" 的歪风。"T" 是念“托福”，"D" 是“跳舞”，"K" 是“谈恋爱”。在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受奖大会，他就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为题，对大学生这么说：

　　“……我们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你们中一些人是不会体验这点的。”

　　“……现在出国的人很多，我不反对这点。但是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到，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的问题，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

　　“……还有南美的玛雅人，历史上相当繁荣，文化很高，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也是人口减，文化每况愈下，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十一亿人口垮不了，没那回事，若再糊涂下去，也非垮掉不可。实际上垮掉的民族多的很，非洲就有很多民族在近一两百年殖民者侵略过程中垮掉了。”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生存的条件。若一个民族连一个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都是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逃到何方？现在有不少人梦寐以求地想出国，为 "TDK" 而奋斗，只是这个追求而不设想报效祖国，那实在是可悲的。这恐怕谈不上有起码的人格和品格。”

　　“……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当有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前国家有困难，困难怎么来的？一是怪我们不争气，再加上外国欺负我们，在国际大环境中不给我们平等条件。我们这辈人从小就知道有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常给你们提了，因为我们中国已经站起来了，这些不平等条约不起作用。但是人家还是要围困我们，把我们封锁了30年，我们现在主动打开国门，他们又搞了个‘你开放我渗透’，我们有些人上了当。”

　　“我希望你们把眼前个人的问题放开点，把国家民族的大事放在首位，学习那些见义勇为的同志，学习今天受表扬受奖励同志的精神风貌，多为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前途着想。”

　　“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光抱怨，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

　　“所以要求大家共同努力，对自己的问题考虑的少一点，民族国家的前途问题多考虑些。这样，当你们到老年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挨下辈人的骂说‘你们这些老头子怎么搞的？搞了那么多年，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到那时，你们就可以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我是对得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

　　在1991年10月，他在上海工业大学的学生大会上说：“掌握武器，坚定方向，勇敢担历史任务。”他说：“是你们要立下志愿为什么学。这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你们动力不够，这是责任感。你们有个任务——使国家脱离现在这种落后状态，这是你们的责任。”

　　“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我们要培养这种人，满肚子都是问题的人，这种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培养博士生就是使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变成有问题的人，也懂得力所能及来解决问题。”

中国是否会走苏联解体的道路

　　苏联成立不到80年的时间，在外面欧风美雨的吹蚀，在内部人民生活困苦厌恶共产主义的情况之下解体了。

　　于是有人问中国以苏联的模式建立，是否也会有骨牌效应，在不久的将来走向解体的道路？

　　1992年，钱伟长在欧美同学会上作出了他个人的看法：

　　“我国是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演变而成的，苏联是从沙俄帝国主义的制度演变而来的，二者的基础很不一样。”

　　“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在帝国主义长达150年的侵略压迫的艰难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对民族兴亡却有使命感，爱国是共同的基础，留学生大多爱国，回国的多数。”

　　“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前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有不少资产阶级的传统意识，苏联在这次解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了。”

　　“二者的传统不同，是两种不同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受到杨家将式的社会教育，深恶‘汉奸’，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成长的，有要使国家富强的民族感情。另外，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不长，主要是宗教传统。”

　　“民族思想意识在中国很深，苏联则很浅。”

　　“我们国家的人民宗教意识不强，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不信教，有‘僧道莫入’的传统。我国最广泛信仰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二者有的特点是‘出世’，及躲开社会，躲开政治。”

　　“苏联的解体和动乱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苏联三种主要的宗教：天主教、东正教、回教都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和倾向。波罗的海三国信天主教，其教区在波兰东部克拉柯夫。俄罗斯族信东正教，中亚许多民族信回教，现有的原苏联共和国的矛盾都有宗教矛盾的背景。”

　　“我国的宗教与政治有区别，在传统上长期没有政教合一倾向（政教合一的西藏，业已进行了改造）。再者，我国知识分子中信教的是少数，这一格局对稳定中国政治局势很有利。”

　　“中国的民族问题和苏联也不同。苏联与欧洲的民族很复杂，苏联的俄罗斯族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是沙俄帝国武装征服的各种民族，不安定的因素很多。我国汉族占极大多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融合过程，少数民族的主要部分和汉族业已形成一种共有的文化总体。”

　　“南斯拉夫的问题实际上是天主教、回教和东正教之争再夹杂着民族问题和纠纷。高加索也是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我相信我们没有复杂的宗教和民族问题混在一起的难题，这样优势在我国发展非常有利，党的政策始终得到保证，而苏联则做不到。”

　　“国际上有人公开叫喊要我们撕裂成许多部分，把西藏拉出去，把东北三省拉出去，在广东福建搞南中国海经济共荣国，在新疆地区搞什么东土耳其斯坦等等。”

　　“其实东北汉满早就融合在一起了，民族政策很成功，顺乎自然，满族虽曾入主中国三百年，但尔后还不是接受了汉文化，汉文化的素质不是排外的，而是兼容并蓄的，很容易融合外来文化。”

　　“我认为由于10年来搞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改革，而长期来重视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中国比苏联处于很有利地位……”

汉字计算机输入的贡献

　　钱伟长说：“我不是天才，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我就学。你们不要相信天才论，关键是在于刻苦和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东西，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学，敢不敢学。”

　　在80年代，钱伟长对电子计算机开始有兴趣。他在1991年10月11日在上海工业大学对学生讲话，讲述了他学电子计算机的经过：

　　“……有人叫我‘力学之父’，台湾人这么叫，其实我没学过力学。因为需要，我就学。”

　　“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弄到钢铁厂，做车工。我的螺丝车出来很好，我很有操纵能力。”

　　“后来把我调出来，说要到美国去，五天之内离开国家，我连衣服都没有，借了一套穿。周总理让我研究一样东西，是环保，那时国内没有环保，我就去了。我为了国家把环保问题研究透彻，回来写了那样厚一本报告，根据这个，国家成立了环保局、环保研究所。”

　　“在访问时，有位‘计算机专家’是‘四人帮’的人，对计算机一窍不通，打着计算机专家的招牌。人家问他计算机问题，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假的！他也不会外文，人家考他，他没办法，让我当他的翻译。”

　　“到后来我不就跟他翻了，我和他一起看，慢慢懂得了，人家问问题，我用自己的话回答，我假装翻译，实际上是说我的话。我这样学了计算机。我没学过计算机，见也没见过。我是个右派，不让我接触计算机，那是保密的。你看我改行多厉害。”

　　1980年，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在参加 IBM、王安公司和西德计算机公司的产品时，有人轻蔑的说：“你们干这个太困难了，不如采用他们的大键盘中文计算机来的容易。”

　　IBM 的中文计算机，用大的键盘，一个盘容纳1920个中文汉字，常用字放在一块板，是日本人设计的，次常用放在第二个板上。

　　王安把 IBM 的中文计算机简化，简化到偏旁的部首有100个，也是一块板。一个字总是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点一下字就出现了，他叫三角码方法。

　　这些公司要钱伟长买他们的产品，钱伟长当时认为中文计算机是关系10亿人口的前途，中国肯定是能搞出来。他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个是落后的，那么大的键盘，我们受不了。中文计算机将由中国人自己搞，我们自己将做出世界上最实用的、最优化的中文计算机来。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两年后我再和你们见面。”

　　钱伟长学计算机已是64岁的人，在1981年6月中国成立中文信息研究会，他当选为理事长。他一头埋进发展中国电脑的事业。

　　由于钱伟长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汉文化根底，在1985年提出了宏观字形编码（俗称钱码）法，曾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在1986年北京的全国编码比赛中获得了甲等奖。

　　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并为 IBM 机所采用。

　　汉字的创造和发展，至少有4000多年，数目有4万多，一般人只用8000多个字。汉字是由能够表达形、声、义等多种信息的字形部件组成的，平时人们往往是近似地，捕风捉影地捉字形部件特征来读音辨义。

　　钱伟长发现汉字可以宏观识别，无须字字笔画明察，可以望文生义，读书看报，可以一目十行。于是他编码是以汉字的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把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

　　例如，他把“甚、耳、且、目、自、白、臼、具、见、夏”等部件编为一码，便于联想，记忆量少，易学易用。

当代李冰活用知识的例子

　　他从事科学理论工作，有人批判他是理论脱离实际，一张纸一支笔，不解决实际生产上的问题。

　　事实上，他利用了专业知识解决了最少两桩对民生大计有影响的事：

　　第一，黄河开口移动问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是黄河的开口不稳定，老是移动。移动的原因是有冰凌，冰凌破堤冲开缺口，黄河就不稳定了。

　　钱伟长认为给流水很好畅道，它就完全稳定，不给出路，一堵，它就不稳定。黄河开口有澜门沙，黄河口外有50公里长的澜门沙，冲开孔可以开去一直到渤海。不能堵，要疏。

　　钱伟长对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议：用大水船搞一个救火机，从黄河汲水冲，水翻起来把沙带走，疏得就行了。疏通了，还把澜门沙冲开500米。

　　结果10多年黄河没有发生过冰凌，黄河出口就稳定了。现在在那儿搞了个万吨码头。而有500万亩土地，以前由于黄河开口不稳定，没人要。现在变成棉花和粮食生产基地。

　　第二，解决福建马尾码头的积沙问题——1975年福建在马尾，开港建了4个泊位。

　　闽江水是黄的，含泥沙，这是由于上游的人们砍伐太多，使得水土流失。码头花了6亿人民币建好，只用了一个月，沙积离码头只有1米深处，船靠不上岸。

　　钱伟长1981年去看，发现码头有很好的新设备，可是却6年没有人用，太可惜了。问那里的人为什么不用挖泥船挖泥呢？他们说有人从上海租了拖泥船，挖了一个月，花掉800万元。可是挖好，很快被沙淹没，不挖了。

　　为什么在那里建码头呢？说是文革期间军代表决定在那里建，军代表走了，找不到了，谁也不负责。

　　有人说那个地方是港湾，对岸是急流，对岸冲刷得很干净。如果能在对岸再修码头，只要把堤岸保护起来。可是这样的码头一建要花9亿元，省里没钱，没法办。

　　钱伟长记得《汉书》有古代人民的“束水冲沙”的方法。他“古为今用”提议：从对岸筑一条卵石堤岸到江里，江宽800米，堤长400米。漏水也不要紧，石头扔过去，离开水面有半米高。

　　用小船，把闽江上游很多炸的山石运来扔下去，挡住一部分江水，让北岸的水流量增加。立刻通航，沙一下就低下11米深。

　　结果全部工程只花了90万元，现在马尾是福建的主要码头，万吨级的码头有四个。

　　他说他做了许多这类事情，右派的帽子还没摘除。可是他在1978、1979年时就想通了。我们要脱离贫穷与落后，他要忠于中国人民和忠于人民的利益，不拿报酬，不管人家说他到处游山玩水、到处游览的风言冷语，他要用他的力学思想为国家服务。只要思想端正，他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云南，他建议恢复汉朝通商路线，把滇西变成我国云贵川地区与缅甸、印度、孟加拉、老挝、泰国、越南之间的商业大道。并建议开发矿产以繁荣西南边陲。

　　他认为，新疆地区气候干燥、沙漠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缺雨水；而少雨的原因在于天山山脉挡住了南方来的暖湿气流；若能在天山山脉找到薄弱环节，采用大当量的定向爆破技术，打开一个缺口，把暖湿气流放进来，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那里的自然环境。

　　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江苏省沙洲从沙滩上的棚户区迅速变成繁荣的江南集镇。为了永远摆脱贫穷和落后，农民办起了大学。钱伟长作为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经常到校指导、支持和鼓励，深受师生爱戴。从1977年以后，他不辞辛劳，走遍中国的穷乡僻壤，作了几百次的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的教育，宣传现代化，以富民强国开谋策划。他是“当代的李冰”，人们不会忘记他为中国的富强作出的贡献。

　　钱学森曾这么说銭钱伟长：“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也算在科学上有成就了，成名了，但是回到中国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要参加学习，学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发现我多年自己模索出来的一套方法，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在跟钱伟长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同样感觉他是真正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决不是当口号来说的。”

学术贡献

　　曾长期在钱伟长身边工作的清华大学谢志成教授在2010年7月30日回忆：“钱老是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知识面非常广的一个人，也特别热心帮助年轻人”。谢志成称，钱老非常喜欢和别人讨论，他很有耐心、很平等地参与讨论，年轻人和他怎么激烈争论都无所谓，而且很高兴，年轻人有多少问题提出来，钱老也都没有不耐烦。

　　美国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林家翘，当在美国得知钱伟长教授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非常震惊，回忆起与钱老的接触，林教授说：“我和钱老的渊源算是比较深了，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期间，他比我高两班。1929年，我们又一起考取了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当时我们在多伦多，由同一个导师带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在电话连线中，谈到钱伟长生前的故事，林教授使用到最频多的形容词就是“勤奋”。“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不管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学生运动中，钱伟长都会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

　　谈到钱伟长教授生前的贡献和学术地位，林教授更是感慨颇深。他说：“钱老的专长非常出色的运用到了建筑方面，很多圆顶的大型建筑正是延续了钱教授的理论基础，建筑材料得到了很多的节省。在应用数学这个领域，可以说钱伟长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伟长对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国家的前途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他所具有的超前的眼光和观念可以非常出色的指引后辈前行。钱老很聪明，很努力，很认真。他为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这种解法称为“钱伟长法”)；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年9月23日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钱伟长主要论著

1。Synge J. L., 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Theodore ovn Kármán Anniversary Volume - Apllied Mechanics, 1941:103-120.
2。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e shells and plates. Part 1，General theory, Quarterly of Apllied Mathematics, 1944, 1:297-327.
3。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e shells and plates. Part 2, Application to the plates, Quarterly of Apllied Mathematics, 1944, 2(1):43-59.
4。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e shells and plates. Part 3, Application to the shells, Quarterly of Apllied Mathematics, 1944, 2(2):120-135.
5。von Kármán, Th. and Chien W. Z.. Torsion with variable twist. Journa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 1947, 13(10):503-510.
6。Chien W. Z.. Symmetrical conical flow at supersonic speed by perturbation method. Engineering Reports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1947, 3(1):1-14.
7。Chien W. Z.. The trueleaving angle for diaphragm and bucket wheel with curved guides at the discharge end. The Engineering Reports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1948, 4(1):78-102.
8。Chien W. Z.. Infeld J. R., Stevenson A. F. and Synge J. 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wave guides. Canadian Journal of Research, 1949, A. 27(1):69-129.
9。钱伟长，叶开沅。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中国物理学报，1954，10(3):209-238。
10。Chien W. Z., Yeh K. Y.. On the large deflection of rectangular plate. Proceedings of Ⅸ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llied Mechanics, Bruxelles, 1956:403-412.
11。钱伟长，叶开沅。弹性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2。钱伟长。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机械工程学报，1979，15(2):1-23；力学与实践，1979，1(1):16-24。
13。钱伟长。变分法和有限元。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4。钱伟长，郑思梁。轴对称圆环壳的一般解。应用数学和力学，1980，1(3):287-300。
15。Chien W. Z.. Imcompatible elements and generalized variational principles.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Hefei, Anhui Province, 1981:252-329; Advances in Applied Mechanics, 1984, 24:93-153 (Academic Preess, U.S.A.).
16。钱伟长。穿甲力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4。
17。钱伟长。广义变分原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
18。钱伟长。大位移非线性弹性理论的变分原理和广义变分原理。应用数学和力学，1988，9(1):1-11。
19。钱伟长。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
20。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21。钱伟长文选。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010年7月31日

【附录】

钱老有“九爱” 爱说话、爱吃甜食、爱看足球
东方早报记者 韩晓蓉 2010-07-31
http://www.dfdaily.com/html/2537/2010/7/31/503913.shtml

　　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理学院、力学所博导戴世强与钱伟长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认识的钱老既是大师，又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可爱的一面。戴世强眼中的钱伟长是真情至性，他分析了钱老的九个“爱”。

　　◆ 爱说话
　　喜欢说话，是钱先生的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无论是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还是小型场合做非正式谈话，只见他思绪或如滔滔长河，或如涓涓细流，对话题作慷慨淋漓的发挥。他的讲话特点是：从无讲稿或提纲，娓娓道来，观点鲜明，脉络清楚，言之有物，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极好的文章。近20多年来，编入《钱伟长文选》和其他非学术论文文集的，多半是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的。

　　◆ 爱串门
　　老先生闲不住，喜欢在校园里走走，爱在不经意间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跟大家聊天。

　　◆ 爱听会
　　他喜欢参加校内各种学术活动。建所初期，他率先垂范，亲自在 seminar 上做报告。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来听 seminar 报告。力学所组织的 ICNM（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和 MMM 系列会议（现代数学和力学会议），迄今分别开到第5届和第11届，前者他全参加了，后者参加了七届，而在1998年之前，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各种学术报告。

　　◆ 爱遐想
　　别看钱先生年龄大了，他的脑子里经常出现对科技问题的奇妙构想。这里重复一下徐旭博士提到过的他的关于改变新疆地区气候的一次报告。

　　他认为，新疆地区气候干燥、沙漠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缺雨水；而少雨的原因在于天山山脉挡住了南方来的暖湿气流；若能在天山山脉找到薄弱环节，采用大当量的定向爆破技术，打开一个缺口，把暖湿气流放进来，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那里的自然环境。

　　这是年轻人才会做的梦！不管上述方案是否能实现，说明老先生的思维状态还很年轻。

　　◆ 爱吃甜食
　　钱伟长是无锡人。无锡人爱吃甜食是出了名的，不信的话，你去尝尝无锡小笼包。

　　老先生最喜欢吃的甜食是八宝饭。有一次，我在乐乎楼餐厅看到钱先生津津有味地吃一小碗八宝饭（至多50克），吃完了，他说：“能不能再来一份？”服务员说：“有啊，我去拿。”恰好那时孔老师过来了，轻声说：“医生不让你多吃甜食，别添了吧！喝碗莼菜汤吧！”钱先生历来对他的“生活顾问”孔老师言听计从，就说：“好吧！下回再吃。”

　　◆ 爱喝甜酒
　　有一回，钱伟长先生到江西考察，孔老师因故没有随行。坐火车回上海时，江西省政协派人陪同。一路上说说笑笑，甚是开心。江西主人拿出了多年陈酿“封缸酒”，这种酒味道香甜醇厚，似乎度数不高，实际上有“后劲”。

　　酒是用玻璃茶杯装的。钱先生端起一喝，“好甜啊！正合我意！”于是，宾主谈笑间，老先生不知不觉地喝光了一大杯封缸酒！从此，再要出门，孔老师一定形影相随了。

　　◆ 爱下棋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过，他自幼喜欢看父叔下围棋。因此，老了之后下围棋自然成了他的爱好。可惜，不容易找到陪老人下棋的对手，于是，他自己跟自己下，右手执黑先下，左手执白跟上。前年，凤凰卫视拍摄放映的钱先生的传记片《生命的光芒》结尾，就是他下围棋的镜头，好像左右手还落子如飞呢！

　　◆ 爱看足球
　　足球对钱先生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钱先生家却是城里人买彩电的最后一批，因为钱先生一直忙于科研、教学，他怕看足球和乒乓球比赛耽误工夫，才迟迟没买彩电，逢到体育大赛转播，他的孩子们只能到邻居家看电视。直至晚近，钱先生才有时间多看看足球赛。

　　◆ 爱读古书
　　读古书是钱伟长先生自幼养成的习惯。他记忆力好，少年时代读的书虽不能一直记得，但他能知道从哪里找到想要的资料。大家看到过他80岁时在书房里拍的那张照片吧！他身前身后的书是中西合璧的，里头有很多线装书，那可不是作摆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