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作“花瓶”
想保清白的秦伯益院士

丹心报国直人快语的秦伯益
　　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纪念诺贝尔奖颁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诸如“中国离诺贝尔奖到底还有多远”等问题成了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议题。期间就有人呼吁，“从文化的根子上来寻找一下哪些是不适合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这对我们国家科学技术未来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这里我们介绍一位70岁的老科学家的谈话。

　　他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Qin Boyi 1932.11.06─) 药理学专科学家。江苏省无锡市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任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

　　秦伯益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研究成功神经性毒剂预防片（85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中国研制成功并获得批准生产的第一个麻醉性镇痛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进行了华南马尾杉活性单体新药福定碱的药理研究，发现其选择性真性胆碱酯酶抑制作用，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主持“八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阿片类戒毒药物的研究，提出了梯度戒毒的理论假设，主持研制成防复吸药国产纳曲酮。在世界防化医学、戒毒医学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药理学他研制成功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药剂量最小而镇痛效果最强的高效镇痛一类新药。

　　秦伯益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50多年还没有本土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4年空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一个注重包装、注重标榜的年代，秦伯益院士的可爱在于毫无遮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炒作和浮躁，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是可持续发展的大敌。”他一语道出了中国科技“虚火”背后的隐忧。“中国满足于表面上的花花哨哨、热热闹闹，不深谋远虑，不未雨稠缪，不研究解决科技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早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1990年春，秦伯益题诗赠好友丁光生：“丹心报国渡重洋，细雨润物绣华章；几案常展经纶书，杖履不涉名利场。新药评价自君倡，期刊规范赖翁扬；最是难能可贵处，直人快语暖人肠。”这首诗是对丁光生的最好写照，“诗以言志”也正是对他的最好写照。

　　从1999年开始，中国科协每年举行一次综合性、多学科、开放性、大规模的学术年会，旨在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繁荣科技事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人才成长。这是中国科技界每年一次的大盛会，并且向社会开放，活跃在科技前沿的科技精英几乎是倾巢而出，他们所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2年9月5日至8日，中国科协2002年学术年会在成都四川大学开幕。年会收到学术论文摘要3035篇，6643人报名参会，其中两院院士达170余人。为期4天的年会共设有主会场、主题分会场、专题分会场和自办分会场4种会议形式，大会主会场设在四川大学，中国科技教育界和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16位专家学者在此做大会特邀报告，1800多人在45个分会场做学术报告。100多个学会和有关出版单位的435种上万册科技期刊及图书在年会期间参展。

　　记者近500名来报导，成都几天里一下涌进几千人，除了对当地消费的刺激，重要的是对当地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是很大。一时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洋溢在的大街小巷。

　　首次参加学术年会的秦伯益院士提出质疑，“年会的‘科技含量’不够，尤其是大会真正够水平的报告确实不多。会议第三天，主会场已没有多少正经代表来听报告了，‘填空’的学生倒是不少。”

　　秦老先生说：浮躁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科技界也未能幸免。有的人不顾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不按科技发展自身规律办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水平为了高速度、高指标地出成绩，脱离实际，背弃规律，竭泽而渔，导致“明年再无鱼也”。

　　当前，我们的科研形势总体是喜人的，然而其中“泡沫”也不少，表现在科技成果多，但转化率低；科技论文多，但引用率低；科技创新多，但高水平的原始创新却没有。

　　3年前，国内就有实验室宣称“一年完成全部人类基因组测定”，如今3年早过去了，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但那个实验室又做了什么呢？“最近又有人宣称‘5年完成全部人类器官的复制’，这类天方夜谭式的口头创新实在太多了。”他强调说，这种妄图在科学上一夜成名、寻找“终南捷径”的做法，是青年人成才之路上最要不得的。

指出一个重要事实
　　“我在医药界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近20多年来虽然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却寥若星辰。现在，许多地方热衷于召开各种研讨会，玩弄一些科学新名词，浪费了大量资金，没有任何实际效果。解放后，我国实际上只有两种被国际承认为创新药物，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最近20年却一项都没有。

　　还有一种倾向是热炒国外的一些新观点、新技术。前几年，‘细胞凋亡’、‘LAK 细胞’等基因研究遍及生物医药基金各个领域，这几年又冷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现在‘组合化学’、‘寻找药物靶标’、‘高通量筛选’又炒得很热，其实这些技术在国外只是一种新的试探，至少自1995年建立这些概念以来，世界上还没有靠它研制出一种可上市的创新药物。诸如此类，例子很多。长此以往，满足于花哨热闹，不研究深层次问题，早晚会暴露出科技浮躁带来的恶果。

　　把刚想到的，说成做了的；把刚开始的，说成完成了的；把刚出现苗头的，说成成果已到手了的；把刚做完的，说成完美无缺了……一些科研单位以此来撑场面，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当成长远措施推出，甚至逐级定指标、摊任务、造声势。他们不在实验室里实实在在地做事，只一味地注重‘口头创新’，在新词汇上下功夫，不管是国外的，还是自已杜撰的，都拿来‘武装’自己。

　　在医药卫生界，3年前就有‘一个实验室一年完成全部人类基因组测定’的说法，最近又有‘5年完成全部人类器官的复制’的豪言，这类天方夜谭式的‘口头创新’不胜枚举，让人感到可笑，也让人痛心。

　　有的领导者，在提供条件时只重经费、待遇、仪器、实验室等有形条件，不注意人才素质、环境氛围、人际合作等无形条件。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规定，往往是便于管理者的管理，却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研实践，最终影响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质量。

　　目前的管理办法对常规技术工作比较适合，对原始性创新研究就不太合适了。这造成了一个怪圈：领导渴望早出、多出原始创新成果，可采取的措施却不利于原始创新研究，最后大家都哀叹原始创新的缺乏。这颇像韩愈《杂说．千里马》中所述一样：「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科学研究的导向，一般有三种驱动，一是国家需求驱动，二是市场需求驱动，三是科学家自身驱动。现在，这三种驱动势力不均，呈“纺锤式”的畸型发展，两头轻，中间重。

　　像当年搞“两弹一星”，就是国家需求驱动的科研，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见效很快。过去，靠国家驱动，我们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丝虫病、克山病等重大地方病，可是近年来这方面的驱动作用就不明显了。政府的许多投入，没有进入应该由国家驱动的科研项目，却进了属于市场驱动范畴的项目。

　　科学家自身驱动力明显减弱。个人搞科研，无非三个动力：好奇心、责任心和功利心。有的执着于科学的人，没有经费、工资，倾家荡产也要搞，完全是出自于对自然的探索，但现在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责任心呢，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都是这样的，为国家、为人民搞科研。现在呢，科研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和社会上其他职业的人一样，受利益驱动了，科研人员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在下降。这种利益型的驱动力，其作用显然不如前两者。

　　现在，投入最多、驱动力最强的是市场导向，但是许多影响国民健康的疾病的研究防治工作，企业却不想搞。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制出一种治疗重金属中毒的新药，叫二巯基丁二酸钠，是被国际承认的创新药物。1993年，郑州有480多个孩子中毒，情况危急，全国搜遍仓库，用这种药救活了所有学生。可是，这种药的市场太小，研制出来37年后才使用这么一次，没有企业肯生产。现在，这种药在美国投入生产了，我们再想用就得从人家手里买了。还有的医药企业，管理者总想在任期内出成绩，搞短期行为，不肯进行需长期投入的新药开发与研究。

　　秦伯益院士毫不讳言，现在学术腐败严重，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大家都想“热锅快炒”，摆摆花架子用来顶事，这是青年学者成才之路上可怕的“瘟疫”。他说，我国科研评估体系是“应试型”的，每提一职或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时的成果为依据，科技人员往往只能以短短的三年或四年为一个周期，安排自己的科研计划，以免在提拔时因拿不出新东西而被“划掉”。这迫使科技人员心浮气躁，不得不去搞那些“西红柿炒鸡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学研究。这种情况下，青年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甘守清贫，不能急于求成，看什么东西吃香就搞什么，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最终学有所成。

　　有一些地方或企业，出于对院士“经济价值”的看重，礼聘院士作顾问，指导自己的项目，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借着院士的名衔，抬高产品、企业、学术、团体的身价，为逐利行为鸣锣开道。不少科学家们整日里疲于奔命地开与己无关的会议，照与己无关的合影，赴莫名其妙的宴会等等。

　　他有感而说：“我现在有20多个头衔，就多属‘虚火’。”

　　他说：“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一副眼镜、一身瘦骨的老样子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首先要是一个丰富的人。”他是很喜欢自助旅游。大会结束后，一个人去落凤坡、剑南蜀道看看，感受一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的短文
　　秦伯益院士在7月7日光明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莫把院士当“花瓶”》的短文，这篇短文中，通过当选院士后工作和生活所发生的种种“奇怪”变化，希望全社会爱护院士，莫将院士当作“花瓶”！

　　“……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两院院士现今总共才1000略余，确属全国上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人们仰慕院士，称颂院士；各单位竞相争取院士，求攀院士，确也势有必然，情有必趋。但好事做过了头，常适得其反。

　　我的专业是药理学，长期从事新药评价工作。早些年，特别是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的最初几年，我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不下十几家医药院校和政府机构请我当兼职教授或顾问。那时，大部分邀请我都接受了，也努力想把这些工作做好。

　　久而久之，发现事情远不是原来想像的那么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有些记者采访我，其实并不都是真的想发掘我身上有什么闪光点，而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写作数量。有时中小学生和我座谈，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向我学什么治学经验和为人之道，而是要完成老师交给他们的作业，写一篇‘与科学家爷爷面对面’之类的作文。至于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听过就忘，说完拉倒。这样的生活我不习惯，不喜欢。我烦透了。我越想越觉得这不像什么‘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可以任意摆放，没有使用价值，只是供人观赏。

　　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其实未必。前年一连亲历了几件事，使我惊醒。北京大学一位好友某教授对我说：‘我看你们评上院士后，几乎没有再出什么新的大成果了。’我愕然自惭。不久，医科院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当面对我们几位院士说：‘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一座无语，各想各的心事。同年6月，我随中国保健医学会赴意大利开会，飞机上正播放着当天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实况。我座旁一位深圳某医院院长指着电视屏幕说：‘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快死的人了，还发挥什么作用呀！’我笑着说：‘我不就好好地坐在你旁边，一起去开会吗？’‘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院士呀！真不好意思呀！’

　　很好！原来如此。我分别从我挚友，从直言者，从不知情者口中知道了一些平时在锣鼓声中听不到、在鲜花丛里看不见的群众真实想法。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毕竟‘全’中有这‘一偏’。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居里夫人在获诺贝尔奖后，将100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最后获第二次诺贝尔奖。我明白了为什么钱钟书晚年‘淡泊自守，闭门谢客’，写出了《管锥编》、《谈艺录》等不朽名著。我明白了郑板桥在潍坊任上白天忙于公务和应酬，晚上虽想努力创作，但‘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留下的只是无限凄怆与愤懑的千古悲鸣。我明白了王选院士说过的至理名言：‘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

　　从去年起，我谢辞各种应酬，谢辞记者采访。社会兼职只退不进。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话，不再做花瓶。70岁了，来日无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过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应该由我做，我能做，我爱做的事。

　　希望社会上爱护‘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糊了，不是国家的幸事。‘院士’也不要‘迁就被炒’。在无聊的‘炒作’声浪中我们有权利说：‘不！’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

　　秦伯益在2004年3月13日科技讲座《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上说：“19世纪中国受尽欺凌，这是每个国人都不能忘记的。”他沉痛地说，“但是我们往往容易只谴责别人的侵略，而不喜欢双向地谴责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自有国家以来，从来就有战争，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维新后国家强大，就不再受欺负。但他又去侵略别的弱小国家。晚清这段历史，从感情上来看，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文明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来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必然战胜。分析历史不能只凭感情，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

　　“现在博士生必须要有‘成果’，也就是要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才能毕业。但是科研需要积累、需要打基础。往往风险大成就高，真正有创造力的成果几年之内是显示不出来的。在医药界，确认一项大的成果至少需要10年。这就导致大批科研人员为了‘出成果’而放弃了风险大、但是前景好的研究思路，却选择比较保守，但是‘旱涝保收’的小课题。国外，更看重评审答辩中学生的研究思路，而不是要马上出成果。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恰恰是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过的那种手持电钻，在硬板纸上不时钻出小孔来作为成果的做法。实际上，很多阴性结果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启迪。”

哈耶克的类似忠告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ei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虽然他197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他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专著，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的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奖宴席上说：“……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 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但愿秦伯益和哈耶克的肺腑之言令人深思能使我们对求真精神、创新文化开始有一番全新的认识。哈耶克曾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中国需要着手营造良好的环境，改良培育产生大师的土壤，从基础教育这最基本的环节抓起，不断创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有责任来影响社会，让科学融入中国社会，一点一点扎根，以此来推动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2004年10月1日

【附录】秦伯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国民素质等全面落后的结果。其中以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最直接、最明显。本文拟讨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状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古国沉沦其谁之过　1644年，李自成一箭射向明皇宫承天门，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这一年，东西方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西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东方，中国满清封建皇族入主中原。这两件事，对后来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截然相反。

　　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17世纪，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中，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经过40多年流血战争，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794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在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到19世纪中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发展成了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除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外，也有自上而下地由原封建统治者主动进行改革的，如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1867─1889年间日本的明治维新。不论用什么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经济都发展了，国家都强盛起来了。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历史现象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英雄业绩，也不是个别国家的良好机遇。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从根本上来看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互推动。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17世纪以后，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诞生，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和采矿、冶金等领域大批新技术问世促进了产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繁荣了经济，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又为进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铺平道路。同时，金融、信贷、证券等商业运作也始终与产业革命同步发展。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相互促进，相辅而行。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使那一段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在很多国家中顺利发展。对此，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同一历史时期，华夏大地上发生着什么呢？不妨从明朝后期看起。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等国的封建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不再是原来“封国土，建诸侯”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了。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明朝从万历后期就已陷入封建王朝无法解开的死结。社会发展停滞、经济萧条、贪污腐化、阶级对立等衰败的指征一一显露。当时虽有一些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但微弱无力，没有政治地位。明王朝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推翻。尽管这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十分壮烈的一幕，李自成本人更是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中才华和人品出众的一位，但始料所不及的是他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帮了倒忙。因为最后取得政权的不是先进阶级的代表，而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皇族。大清当时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比较落后，入关后逐渐学习汉族的文化经济和治国经验，在国家体制上无疑承袭了中央集权制。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仍在封建帝国的自我满足中沉睡了200多年。

　　清朝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经历了开国时的由乱到治和建国后的由盛到衰。其盛时，就是人们孜孜乐道的“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英明果断，从1662─1795年，133年间基本上国泰民安、经济繁荣。但支撑它的仍是旧的生产力，而不是反映新的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工商业。这种繁荣毕竟无法克服封建主义由腐朽而衰亡的必然趋势。乾隆后期社会已经弊端丛生。从整个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形态来看，清朝是最后一个王朝，“康乾盛世”象征着封建主义国家一次次盛衰起落而最终走向消亡过程中的“回光返照”。今天回顾历史，人们不能宽宥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是他们都缺乏国际战略眼光，没有注意到西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互动，没有看明白科技和工商业造就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会如何影响国家的实力，如何改变人民的生活，直至改变国际格局。康熙个人虽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甚至自己认真学习天文和数学等科技知识，但他始终只是将科学技术作为个人的爱好，全然没有考虑到要以科学技术来开启民智、造就人才、改变民风、增强国力。而乾隆，对科学技术连兴趣都没有，把外国送来的科技产品视为“奇技淫巧”，作为一般的“贡品”和“玩好”。宁可花大量人力财力满足游乐，而不去发展科技。对外实行彻底禁海，闭关锁国。而此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在多国胜利，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要求也日益明显。正当中国关起门来满足于“康乾盛世”时，外面的世界已很精彩，日新月异。中国由此失去了可以与西方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迈向现代化的时机。

　　创造了“盛世”的康熙、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有功，但丧失历史机遇，就是大过。对最高统治者的功过评价主要应看他们对历史是促进，还是促退，不以一时成败论。在这一点上，康熙、乾隆对世界大势的识见还不如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后二者懂得顺应世界潮流，变法图强。而中国皇帝脑子里的头等大事始终是巩固自己的皇位和法统。为此，不惜顽固坚持“重本抑末”，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商业活动这一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活跃的要素；为此，不惜闭关锁国，免得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的固有秩序；为此，不惜施行愚民政策，大搞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于八股科举应试中，禁锢在古籍编纂、考订、训诂、集注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不发展民族工商业，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并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可能。因此，“盛世”一过，接着就是“危世”、“末世”。乾隆以后，西方如日初升，中国日薄西山。到后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击中国大门时，胜负之数，已无待筮卜。

　　整个19世纪，中国受尽了列强欺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至今令我炎黄子孙扼腕叹息，义愤填膺。遗憾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总喜欢单向地谴责列强对我们的侵略，而不愿意双向地同时谴责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责人，容易自慰、自谅、自弃；责己，才能自醒、自强、自新。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就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从来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会不如此。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增长迅速，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更迫切，因此它就更如此。侵略的对象总是弱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强大了，别人就不敢侵略它了，相反它却去侵略别的还弱着的国家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晚清这段历史，从民族感情上看，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贫弱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无情战胜。分析历史不会不带感情，但也不能只凭感情来分析历史。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不能忘却，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理应尊重，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艰难顿挫可鉴者多清王朝的败亡已成定局。问题是由谁来完成推翻千年帝制这一历史使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又该向何处去？

　　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再一次证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一旦动员组织起来，对旧政权有巨大的摧毁力量。不幸的是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并不具备革命领袖应有的才能和品格，致使起义走入歧途。洪秀全对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全然不晓，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涌起时，他没有从国外引入先进的理论和政策，更不可能引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只能用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口号来动员造反。他像邪教主似的杜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了拜上帝教。他靠装神弄鬼的手段摆布信徒，他自己又被更会装神弄鬼的杨秀清所摆布。攻破南京，天下未定，领导集团内部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就日渐抬头，等级差别、贫富差别也逐渐拉大。普通夫妻不能同室，洪秀全等人却妻妾成群。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惜。可惜的是15年征战，2000多万人丧生。战火所及，百业萧条。起义农民对城市实施报复，商业活动被摧残。至今在山西平遥、太谷和安徽绩溪、徽州一带当年晋商、徽商活跃的地方仍能追踪到太平军对当地民族资本和地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惜的是付出了这一切代价，除对清王朝作了一次强力冲击外，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能解决。就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年，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结束。林肯满怀信心地向世人宣称：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变法维新。维新人士都想影响最高统治者从上而下地推动变法图强。两国维新人士的初衷和目标大致相同，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光绪皇帝不如明治天皇开明和积极，而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实在太强大。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必过多地归咎于光绪皇帝的无力、袁世凯的叛卖、慈禧太后的顽固和维新人士的焦躁。他们各自都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舞台上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整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熟，社会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到位。应该肯定的是，维新人士在那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等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到19、20世纪之交，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任务终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但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又纷纷勾结中国军阀，阻挠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人格也是伟大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当时还很弱小。辛亥革命的第二年，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之后，背叛三民主义的恰恰就是他所信任的学生们。辛亥革命后，皇帝换成了总统，但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历史作如上回顾后，中国科学技术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康乾盛世”时拒绝了科技，“康乾盛世”后又无力发展科技。科技兴则国兴，国兴则科技兴。这是被无数现代化国家所证实了的客观规律，却未能在中国实现。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科技曾是辉煌的，但近代落后了。在古代，科学技术处于科学家自发的小规模实验探索时期，对社会政治状况的依赖较少，因此在动荡的社会中，科学家还可以关起门来，潜心钻研，做出成果。如在南北朝兵荒马乱之中，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数学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使在近现代，这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也相对小些。但近现代科学研究的主流已经不是这种方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学研究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学术空间、独特的创新思维、相应的经济保障、合格的人才队伍。这一切，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都是无从谈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情况表明，凡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国家，科学技术也都相应地进步；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单独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