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凭谁定是非？

　　有两部电影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的，都是由赵丹(1915－1980)主演。

　　第一部是《武训传》是赵丹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演的第一部影片，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但被毛译东认为是－堆狗屎，－株毒草。《武训传》是第一部“禁片”被雪藏55年，一直到2005年上海影城举办的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电影回顾展上，《武训传》才被完整地展示在中国观众面前。正应了毛主席自已的话：“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9页)

　　第二部是《林则徐》，1959年由郑君里、岑范执导的电影，赵丹扮演林则徐，艺术地再现了林则徐坚毅沉着、正气凛然，不怕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虎门销烟的大无畏精神这一位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业绩，彪炳史册。可是由於清廷最高统治集团的妥协退让，1841年林则徐被革职查办，还要“遣戍伊犁”。五十八岁的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现在你到福州参覌林则徐纪念馆，你会看到馆里林则徐的画像两旁就挂“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这两句诗。

　　我在南洋外祖父的戏院看过早期赵丹和周璇拍的电影。新中国成立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在全国公映，我也有幸在南洋外祖父的戏院看过。

　　电影讲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乞丐出身的武训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他给人下跪，给人打一拳、踢一脚来乞讨赚钱，靠这样建三个学校！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最早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著名教育家。他生前一直将武训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一直大力宣扬武训行乞兴学事迹。于1944年间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写了《武训颂》：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余世存在《揭秘：被毛泽东批评的〈武训传〉原型的传奇人生》写道：“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腐败而贪婪的清政府无心也无能拿出大钱来办惠及百姓的教育，而一个乞丐却能办学。

　　赞扬《武训传》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1951年初，随着《武训传》在全国的热映，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社论非常严峻的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所谓报告，很多地方是弄虚作假：“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反动地主阶级的鹰犬、是农民阶级的叛徒”，而她所吹捧那位农民起义领袖才真正是多次投敌的叛徒。

　　毛泽东根本不是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而是批判主张，支持，宣扬这部电影的人。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开创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的批判。胡乔木在1985年9月6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讲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一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武训并不是什么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但文革时他的墓被破坏，骨骸被淋汽油焚烧，他的塑像、匾额、祠堂被毁。

　　演了武训以后，赵丹有整整4年不能拍电影。60年代中期，赵丹到北京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

　　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他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

　　历史上江青(蓝苹)曾经追求过赵丹，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丹又为了“跟江青是否有一腿的关系”问题，受到没完没了的无理审查和歧视。1977年北影厂给他发正式邀请函演《大河奔流》演周恩来，文化部部长不让他演。有领导说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精神的抑悒，赵丹得了癌症，1980年10月10日凌晨两点四十分饮恨告别人世，终年只有65岁。

　　当年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夏衍回忆这段历史感慨万千：“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43-245页。)

　　让我们看看科学上也曾发生的类似事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美籍德国犹太人。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创立了相对论，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爱因斯坦在50年代初写了一篇文章说：“当全能的上帝制定自然界永恒法规时，有这样一个疑虑使他忧心忡忡，即使到了后来他也无法打消这个疑虑：如果将来唯物辩证法的最高权威宣布上帝某些甚至全部法规均为非法，那么局面将是多么尴尬。后来，在他创造唯物辩证法的先知和圣人时，一个大同小异的疑虑又钻进了他的灵魂，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发现自己有绝对把握认为，这些先知的圣人是永远也不会相信唯物辩证法的信条会同理智与真理背道而驰的。”

　　第一个用英语宣讲相对论的科学家是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年12月28日－1944年11月22日)，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1914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爱丁顿还从理论上研究恒星内部的结构，提出恒星由向内的重力和向外的光辐射压力维持平衡，内部是高温的离子化状态的气体，相当于理想气体。他第一个提出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以及冷却的星将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坍缩为一颗致密的星，这种星称为白矮星(white dwarf) 的理论。例如，一颗具有太阳质量的星，将坍缩成只有地球一样的大小，这时它就达到力的平衡，不再坍缩下去。

　　爱丁顿爵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推广者。爱因斯坦曾提出三种检验相对论的方法：光谱线的引力红移，水星轨道近地点的进动，以及太阳引起的光线偏折。

　　爱因斯坦认为，光在引力场中不是沿着直线，而是沿着曲线传播。并指出，当从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发出的光在到达地球的途中经过太阳的时候，应当由于太阳的引力而弯曲，因此，而使这个星球看起来的位置与实际不符。其偏斜的弧度，据爱因斯坦计算，应当是1.75秒。因此建议，在下一次日全蚀时，通过天文观测来验证这个理论。

　　爱丁顿率领一个观测队到西非普林西比岛观测1919年5月29日的日全食，拍摄日全食时太阳附近的星星位置，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太阳的重力会使光线弯曲，太阳附近的星星视位置会变化。爱丁顿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读者可以看2008年 BBC 拍摄的电影《爱因斯坦与爱丁顿》(Einstein and Eddington)，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两位科学家的人物性格。

　　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一些科学院士和物理学家攻击爱因斯坦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说他的科学是：“反唯物辩证法”(七十年代“四人帮”也拾人牙慧用这样的话攻击爱因斯坦)。在1953年爱因斯坦写下这样著名的话：“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诸神的笑声所覆灭。”

　　并且写下一首短诗嘲笑那些滥用唯物辩证法自以为有权就有真理的人：

　　《唯物辩证法的智慧》
　　Weisheit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经过无可比拟的流汗和辛劳；
　　Durch Schweiss und Mühe ohnegleichen.
　　总算得到一点的真理吧？
　　Ein k?rchen Wahrheit Zu erreichen?
　　一个笨蛋，你工作到死吧！
　　Ein Narr，Wer Sich so Kl?glich schindon muss.
　　我们简单地通过党宣布就有真理。
　　Wir schaffen's einfach durch parteibeschluss.
　　有那个勇敢的灵魂敢于怀疑？
　　Und denen, die zu zweifefn wagen.
　　那他将会得到当头捧敲！
　　Wird flugs der schadel eingeschlagen.
　　是的，对他教训，不要再重犯。
　　Ja, so erzieht man, wie noch nie.
　　那么他就可以和我们和谐的生活。
　　Der kuhnen geister Harmonie.

　　可是爱丁顿爵士曽打压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 1910年10月19日-1995年8月15日)，这位曾是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老师的天体物理学家，我见过他一次，八十年代末我被邀请去加拿大阿伯达大学演讲，飞机从芝加哥飞阿伯达，他也是被邀请去阿伯达大学演讲，坐在我身后。

　　钱德拉塞卡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1930年7月31日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正是在那10多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利用完全简并的电子气体的物态方程建立白矮星模型，导出白矮星的质量上限是太阳质量的1.44倍。这就是著名的钱德拉塞卡极限。进入三一学院就读，并成为拉尔夫·福勒的学生。钱德拉在剑桥师从物理学家 R.H.福勒攻读博士学位。在三年的学习中，钱德拉的学习和研究非常出众，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最后于1933年10月被聘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在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 的建议下，钱德拉塞卡花费一年的时间在哥本哈根进行研究，并且认识了尼尔斯·波耳。钱德拉塞卡从1937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在1985年退休。直到1995年去世为止。

　　1935年1月11日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议，24岁的钱德拉塞卡提交论文，讨论了一个基本问题：一个星体如果烧尽了它全部的燃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冷却的星将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坍缩为一颗致密的星，这种星称为白矮星(white dwarf)。钱德拉塞卡从事星体结构的研究只有几年时间，那还是起因于他在马德拉斯(Madras) 大学的一次物理竞赛中获奖，奖品是爱丁顿写的一本关于星体结构的论著。现在，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重要而且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将在会议上向与会者宣布。

　　钱德拉塞卡研究了这种坍缩，他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当一颗星体的气体被压缩到其电子以接近光速运动时（这被称之为相对论性简并状态），会发生什么现象？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任何一颗质量大于太阳质量1.4倍的星体，它的巨大的引力将继续起作用，使这颗星越过白矮星阶段继续坍缩。于是，这颗星的体积将继续越变越小、密度越来越大，直到变成黑洞(Black hole)。

　　接着是52岁风度翩翩的爱丁顿爵士发言：“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逃离这个会议，但我的论文的要点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相对论性简并。”爱丁顿说完这句话，就把钱德拉塞卡的论文撕成两半。听众中不时爆发出笑声，使爱丁顿的讲话不断地被打断。爱丁顿无法驳倒钱德拉塞卡的逻辑和计算，但他却宣称这个理论全盘皆错，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和非常古怪的结论：“星体将不断辐射，不断收缩，直到半径只剩下几公里，这时，引力将大到足够控制住辐射，使其不再辐射，于是这颗星体终于平静下来。”

　　爱丁顿那天下午却声称黑洞不可能存在。“一种归谬法得出的结论，”爱丁顿说，“我相信，一定有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星体按这种荒谬的方法演化。”

　　对爱丁顿的做法颇有些困惑不解的钱德拉记得自己自言自语重复着：“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这使钱德拉塞卡失去了在英国取得一个有任期职位的任何机会。他不再发表关于白矮星的论文，而把兴趣转向了其他的领域。几年后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发觉自己同天文学的领袖人物处于一场争论之中，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和整个儿受到天文学界的怀疑。我必须下决心究竟做什么。我的余生应继续斗争下去吗？……我真的认为不断唠叨地反复讲已做过的某些事是无效果的。对我来说，更好得多的是改变感兴趣的领域和研究别的问题。如果我是对的话，那么它终究会被人知道是对的。……我并没有必要留在那里，所以我就离开了它。”

　　1937年他移民到美国耒。

　　事实证实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是正确的，他为此50年后获得了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黑洞理论最终还是被人们承认了，钱德拉塞卡提出质量界线（即星体质量为太阳质量的1.44倍）也被称之为“钱德拉塞卡极限”记入教科书中。还好他活得长命，50年后在他73岁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由于缺乏更合宜的词，我只能说，似乎是人们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曾经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作出过意义重大的发现。此后，他们就相信，他们能在一个领域里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说明他们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并不承认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大自然曾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以爱丁顿为例。他是一位伟人，他说一定有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星体变成一个黑洞。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仅仅是因为他认为那样不好吗？为什么他能认定，他有办法决定自然法则应该是怎样的呢？相似地，爱因斯坦因为不赞成量子理论说过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他怎么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科学家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越来越精呢？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伟大科学头脑的科学家。他在1905年就发现了狭义相对论和一些其他重大理论。他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研究，1916年他又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到20年代早期，他还作出过一些重要的发现。但从此以后，他停步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之外，成为一个量子理论的批评家，再没有为科学和他本人增添什么光彩。爱因斯坦在40岁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智慧和悟性比以前更强一些。这是为什么？”

　　钱德拉塞卡对科学家的疑问及覌察同样对政治人物成立。

　　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的文章，以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打进北京城三百周年。文章叙述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由于多数起义首领骄傲腐化，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后导致起义军在政治上、军事上严重失误而归于失败。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把它印成单行本，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全军高级干部，要他们好好地学习，开展必要的思想教育。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小胜以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和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见。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有关‘周期率’的一段谈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回答：“（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唯我独尊忘了当年在延安形成的开门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以及民主。

　　晚年毛主席难以逾越的骄傲情结，制约着他观察处理问题的视域，自信以至有些固执认为“真理在我这边”，忘记了他曾主张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对彭德怀和反对他的人镇压，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人敢反对他：“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毛主席唯我独尊的骄傲情结削弱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导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在实践上渐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陷入某种空想。毛主席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渊博但现代知识的不足，这导致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直观了解，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他晚年从理论到实践走向误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有一段正确的评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地泛滥开来。”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看待事物会因思想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不同，凭主体意识作出的价值判断历史人物不应制定一个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7页)，毛泽东在批判武训时忘记了列宁对于历史人物的教导：判断他“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011年9月20-27日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李学数：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5年。
3。John J. Simon, Albert Einstein, Radical: A Political Profile, Monthly Review, 2005, vol.57, Issue 1(May)。 http://monthlyreview.org/2005/05/01/albert-einstein-radical-a-political-profile
4。John Tierney：寻求秩序——钱德拉塞卡对黑洞蓝天和科学创造力的思考，Sciencesept。1982，P69-74。
5。Srinivasan, G. (ed.). From White Dwarfs to Black Holes: The Legacy of S. Chandrasekh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6。《爱因斯坦与爱丁顿》(Einstein and Eddington)，英国 BBC，2008年。

〖附录〗
1。余世存　揭秘：被毛泽东批评的《武训传》原型的传奇人生
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武训（1838—2896）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柳林镇武家庄人。原名武七，少孤贫。自恨不识字，提出“修个义学为贫寒”。以乞讨、放债等方式，买地设私塾。得到清政府嘉奖，被封为“义学正”，赏穿黄马褂，未接受。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

　　◎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一个山东堂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按梁启超先生的传记说法，“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武七十五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十七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癫，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而是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 Q 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 Q，但阿 Q 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三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二十一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诨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三十八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划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二十一岁立志，到武七五十七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窑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癫癫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五十三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五十八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五十九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五十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迁移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化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胡乔木在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难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 Q 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 Q 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他“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2。严秀：风雨苍黄《武训传》
2008-4-23

　　《武训传》批判是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运动深入到所有的文化部门，持续了将近一年。对电影事业而言，这场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惨重的。首先，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受到批判，私营影业随即消亡。其次，电影审查愈发严苛，电影指导委员会更加谨小慎微，以致在一年半内没有一个剧本通过。国营电影厂被迫停产。再次是“对电影人的思想和精神心理的影响。新中国电影界普遍流行达几十年之久的‘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心理病，由此开始。”[1]公式主义、概念化从此盛行。[2]尽管1985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对这场运动做了“基本错误的”结论，但这场运动留下的阴影至今没有完全散去。《武训传》不能公映，不能出音像制品，绝大部分文学史和电影史著作仍旧按照主流话语来解释这场运动，把问题局限在所采取的方式态度上。

一、武训其人

　　武训（山东堂邑人，1838—189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而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身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之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其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节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备极推崇。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题辞著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5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他的文章，[3]1943年至1949年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总之，武训是一位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无声教育家”。[4]在遭到批判以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的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决心把武训的事迹搬上银幕。194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投拍此片。11月初，在影片拍摄三分之一的时候，“中制”因政治形势和经济困难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接拍此片。在1951年2月拍成前，这个剧本经过三次修改。

二、孙瑜三改《武训传》

　　第一次修改是在1949年底，在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征询过周恩来对武训的看法之后，孙瑜采纳“昆仑”编委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赵丹、蓝马等人的意见，对剧本做了第一次修改。这是一次根本性的修改。37年后，孙瑜撰文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5]

　　1950年初，“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领导之一陆万美在听取了剧本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后，提出建议：“我感到影片提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已隔离得太远。老区农民翻身后自觉学习文化非常热烈，民办公助的‘庄户学’，新型的人民大众学校已成千上万地建立。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6]孙瑜按照陆的意见，对剧本做了第二次修改。

　　从艺术形式上讲，这次修改主要在开头和结尾。剧本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也是由这个旧时代的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孙瑜将时间、背景和人物做了修改。时间由清末（1896年）改成了解放后（1949年），背景由武训出殡改成了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由“老布贩”改成了“人民女教师”，听众则由老人的孙子改成了新中国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说了一番总结性的话：“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7]这段盖棺论定的话“是1950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画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歌颂他坚持到底的精神，描写武训发现他兴学失败的悲痛，把希望寄托在周大武装斗争的胜利上。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8]

　　第三次修改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源于政治，第三次则是由于经济——昆仑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孙瑜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在紧密结合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孙瑜添加一些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三，封建官吏为了收揽人心，利用武训，奏请朝廷嘉奖武训。这次修改虽然不如前两次重要，但是它加强了一文一武这正副两条线索，丰富了人物形象，凸显了主题思想。

　　1950年底，《武训传》公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9]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10] 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11]，周恩来、胡乔木没提多少意见，周恩来只是希望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12]孙瑜马上照办。

三、五十年评价：正—反—合

　　关于《武训传》的评价，五十年来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前，人们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大报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演武训时受到的教育，端木蕻良赞扬武训的奉献精神，育才学校的校长表示要进一步发挥“武训精神”……据统计，在这几个月中，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13]在这55篇之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在十七年的电影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

　　在反对意见中，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值得一提，此文的观点不但颇有代表性，而且还有相当的“理论”色彩。贾文认为，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因此，武训对生活的认识“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违反历史现实的真理，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就人物采取的方法而言，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此，武训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其方法是“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就题材而言，武训这个题材根本不值得表现，“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编导在表现这一题材上也犯了“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武训既然是一个善良的劳动人民，按照他小时候的‘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特征，对于私塾先生和掌柜这类人物的仇恨，到了后来为什么都丧失殆尽了呢？”“武训的幼年分明已经有着对于识字的渴望，为什么一定还要到地狱里去幻游一下才有所谓的觉悟呢？那一种变态的心理分析所表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难道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农民所能有的情绪吗？”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影片宣传说，“文字无论掌握在谁手里也都是对任何人服务的，……这就是影片所编造的关于立据偷字据的等等戏剧性，突出地肯定地宣传了字据在当时社会的超阶级的社会效能”。字据是法律凭证，而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怕字据，武训并不会因为有了一纸字据，就能从地保那里要回他存的钱。地保也犯不着为了赖账而派人去偷与武训立下的字据。结论是：“作者在这里尽其能事地做到了一种模糊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无原则立场的宣传。”[14]

　　贾霁的观点是基本错误的。第一，他对武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背离了历史的规定性，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强加给历史人物。第二，他对武训的责难——不走群众路线，投靠地主阶级办义学，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丧失殆尽等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第三，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阶级合作、改良主义同样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5]第四，因此，同近代史上出现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进步的、改良的思潮一样，武训“办个义学为贫寒”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努力不但在历史上有意义，在现实中亦有价值。第五，影片表现武训觉悟的艺术手法——梦游地狱天堂，是否允当可以讨论。但将其说成“变态的心理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则完全是以政治话语取代艺术分析，以打棍子扣帽子代替正常的学术探讨。

　　在中国电影史上，贾霁的这篇文章意义重大，它不但为反历史，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政治索隐式影评”开了先河，[16]而且也为强辞夺理、上纲上线、“五子登科”的党棍学阀的恶劣作风开辟了道路。此文最初发表在《文艺报》上，在毛泽东发动《武训传》批判的前五天，被《人民日报》转载，成为发动这次政治运动的前驱先导。两年后又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的首篇，此文在权力话语中的意义和分量可见一斑。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它是对《讲话》中提出的“歌颂与暴露”观点的补充和发挥。《讲话》中，政治是区分歌颂与暴露的标准。社论则将这一标准深入到文化之中。这篇社论也是对关于京剧《逼上梁山》的通信中提出的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通信中，毛泽东要求的只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而在社论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看待农民革命的问题。并为《武训传》下了这样的结论：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这篇社论开创了以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强化了文学主题的单一性”，“使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更加凝固化。”“《讲话》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所奠定的这一基石，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被夯实加固。”[17]

　　在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党员生活”栏中，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绳、王朝闻、钱俊瑞、华君武、陈波儿等踊跃参加。孙瑜、赵丹登报检讨。马叙伦、李士钊（《武训传》的作者）、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不久，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从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四番，不算各报编发的文章，仅以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至1951年8月底，这类文章已达到850多篇。[18]

　　此后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由《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江青（化名李进），山东宣传部的冯毅之，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璧等13人组成。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干部的协助下，访问了当地各阶层的人160余位，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由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三人执笔。7月23—31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武训历史调查记》分五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将这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各单位组织人马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各种学习心得占满了大小报刊的版面。郭沫若、翦伯赞、管桦、李尔重等名人学者纷纷撰文，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给他们的教育启发。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这一长文为《武训传》批判做了理论性的总结：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的逻辑前提是：“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前提，一是否认对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否认文学写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利。”[19]根据这个前提，周恩来在中央做了检查，夏衍等电影方面的领导在报上公开检讨，李士钊六年后被打成右派，武训成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武训传》被禁映。《武训传》的评价由正面走向了反面。

　　16年后的“文革”期间，对《武训传》的批判被人们以更狂热的姿态书写，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为《武训传》撰写的社论。5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与武训的“奴才主义”挂上了钩。在挥舞批判的武器的同时，武器的批判也派上了用场——武训的坟墓被掘，尸骨被抛，塑像、匾额、祠堂被毁。《武训传》更成了过街老鼠。

　　这一局面直到29年后才被打破。1980年8月，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投书《齐鲁学刊》，希望为武训平反。作者根据亲身了解的事实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文化大革命，我国开展了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真该认真总结一下深刻的教训啊！”[20]从张文发轫，至1981年上半年，《齐鲁学刊》连续四期发表李士钊、范际燕、范守信等人重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但此后四年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齐鲁学刊》再未敢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21]直至1985年9月6日，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讲话。

　　胡乔木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22]这一表态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中共中央承认当年的批判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思想和方法。思想上“非常片面、极端”，方法上非常“粗暴”。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含糊的表态。它既没有说明这种思想的性质，也没有解释这种思想为什么会在党内畅通无阻。第二，尽管这种表态表明了新时期的执政党面对事实和重估历史的勇气，但是，表态的内容却说明，在武训和《武训传》这类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是贫乏无力的，它无法对武训和《武训传》做出全面的评价。

　　民间话语弥补了权力话语的缺席。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学界对武训和《武训传》做出了新的评价：一，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其兴学活动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武训是改良主义中的平民改革派。二，武训继承发扬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对社会下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三，毛泽东曲解了《武训传》。他指责《武训传》“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的行乞兴学。事实上，影片始终“没有在画面上反映出周大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相反，影片倒用了不少镜头来描绘农民起义军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随着《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发表，电影《武训传》便给拍板定了案，从此打入冷宫，而且时隔四十多年，至今尚未翻身。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封建式的长官意志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憾事。”[23]四，《武训历史调查记》先下结论后找证据，歪曲、捏造事实。“脱离事实联系的所谓历史调查，可以说是开了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先河，以这份调查记，和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所谓调查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其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血缘关系。”[24]

　　历史在轮回，胡乔木讲话之后，关于武训的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百余年来纪念武训的历程浓缩在十几年中重新上演——各种纪念活动接踵挨肩，戈宝权、臧克家、胡絜青、张劲夫、胡绳等社会名流为武训题辞，赋诗；武训纪念堂、纪念馆落成，武训展览馆、研讨会开幕。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出版，历史在自我嘲弄中走完了正—反—合的全过程。

四、思考尚未穷尽

　　与其说《武训传》批判引起的问题至此结束，毋宁说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几乎所有的论者都在努力地将武训和《武训传》与改良主义区别开来。其实，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周扬们是对的。问题并不在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否与改良主义沾边，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言之，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恶”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凡是谈到武训与周大关系的论者都在为武训辩护，说他没有反对农民起义。其实，这种辩护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并不在于武训对农民革命的态度，而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农民革命。进言之，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近代史的主流。如果我们将走向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流的话，那么，真正的主流是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戊戌维新，而不是作为旧式农民战争尾声的太平天国和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的义和团运动。凡是论及《武训传》批判的教训的论者，都以国务委员张劲夫的说法为准，以为造成这场错误的批判的关键在于“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25]事实上，这种来自于权力话语的解释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区别什么学术、艺术与政治，而在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这个体制所奉行的思想体系，在这种体制和体系之下，学术、艺术就是政治。正是这种体制和体系，为激进主义极左思潮的发展壮大，为毛泽东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提供观点，贾霁等极左派提供方法，上下结合，配合默契，激进主义的政治——文艺运动从此大行其道。

[1] 陈墨，《百年电影闪回》第216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2] 赵丹在《地狱之门》之中谈到：“我怎么会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来呢？……影片《武训传》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后，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几个概念。一，‘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因此艺术本身就没有其他职能，艺术即政治。二，只能歌颂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颂其他阶级的人物，对其他阶级的人物只能是批判性的；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则必定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具有缺点与错误。如果稍微写一点缺点错误，就犯了立场、倾向性的原则错误。三，‘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一招一式、一举一动、一颦一蹙，都有阶级的内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内部素质与外部形体都只应该是壁垒分明的表演，否则就混淆了阶级的界线啦……等等。”（《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4月第二辑，第60页）
[3] 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诞辰107年的文章。
[4] 转引自姜林祥：《武训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282页，张明主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6] 陆万美的话原出自1951年1月29日的《云南日报》，此处转引自孙瑜的文章（《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2月6日）
[7] 女教师的这番话摘自《武训传》剧本，与孙瑜文中引用的略有出入。
[8][9][10][11][12] 出处同[5]
[13] 见《武训研究资料大全》附录
[14] 此节中的引文均出自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贾文原载1951年《文艺报》四卷一期。又见《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5] 参见黎澎《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
[16] 关于“政治索隐式批评”详见李道新著《中国电影批评史》第六章第二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
[17]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8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8] 见《武训研究资料大全》附录
[19] 洪子诚，《问题与主义》第10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0] 张经济文原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四期，引自《武训大全》第771--772页
[21] 张明，《为武训研究说几句话》，《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
[22] 《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3] 孙永者，《何于一丐作苛求——兼论电影〈武训传〉应当复出》，《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31页
[24] 俞润生，《陶行知与武训》，《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41页
[25] 忠民（张劲夫），《〈武训传〉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1993年12月4日《文汇报》，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21页

3。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