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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穷節乃見,古道照颜色
——毛泽东史事

── 李学数 ──


理想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做-点贡献,人生是很有限的,你起的作用是永恆的。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年青的时后,你树立一个生活目的,一个目标,像北斗星,你老跟着那北斗星,不动搖,不反,不后悔,你一辈子幸褔,用这个为主心骨,你什么情况都可以对付。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王震宇历经六年的采访拍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泽东身边:106位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史料,具有可读性的内容。

  我感到兴趣的有底下四篇:

  (1) 田畴:《一碗难忘的小米干饭》

  “1947年3月18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8月23日,毛主席由梁家窑转移到朱家寨,这时沙家店战役已经结束,胡宗南的所谓王牌军36师被全部歼灭,旅长刘子奇被活捉,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等人见形势不妙,都在慌慌南逃,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紧紧追赶。沙家店战役是陕北战争形势的大转折。

  “可是,虽然战争形势好了,但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朱家寨住的时候每天吃两顿煮黑豆,还不敢吃三顿,因为没有那么多黑豆。陕北老乡很好,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支援部队,宁肯自己挖野菜吃。但陕北是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老百姓实在太穷了,没有那么多粮食支援人民解放军。所以,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煮黑豆。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等和我们一样,每天也是吃两顿煮黑豆,但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辛苦多了,特别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因为要指挥全国战争,几乎每天通宵办公。任弼时有病身体不好,同志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大家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担忧。特别是毛主席的老厨师周少林,他看到毛主席每天那样辛苦,又吃不好,非常担心毛主席的身体,怕他身体拖垮了。于是,他就想办法弄来一点小米,蒸了一碗小米干饭给主席送来。

  “当毛主席看到桌上的这碗小米干饭时,就马上叫人把周少林找来,问周少林:‘这碗小米干饭是你送来的吗?’周少林说:‘是!’他又问:‘你能吃上小米干饭吗?’周少林说:‘我吃不上。’毛主席又说:‘大家都能吃上小米干饭吗?’周少林说:‘吃不上。’毛主席接着说:‘既然大家都吃不上小米干饭,你专门给我弄一碗小米干饭叫我吃,我能吃得下吗?我不吃,你拿走!’周少林看到主席说话又严肃又认真,好像还有点生气,本来还想说点什么理由,但心想再说也没有什么用了,无奈只好把这碗小米干饭又端走了,把它放到煮黑豆饭的大锅里,让大家吃掉了。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毛主席要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尽管他工作很劳累很辛苦,生活很艰苦,但他不愿有丝毫的特殊,哪怕是一碗小米干饭,他也不肯接受。”

  (2) 谢静宜:《主席的衣服》

  主席的衣着、穿戴一直是艰苦朴素的,不仅战争年代如此,建国后同样如此。他穿的内外衣服,除了换洗的没有多余的,每次外出视察工作,装衣服不足半箱,而带的书却很多。有一次,我曾为此惊讶地问他:“带这么多书啊?”他诙谐地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主席穿的灰色外衣是人们所熟悉的,冬夏季各两套,冬季的厚一些,夏季的薄一些。我多次看到他穿旧的那件灰色料子裤,后面补着一块同样颜色的大补丁。

  记得1960年、1961年春,主席在广州郊外鸡脖子坑开会、读书时,就是常常穿着这件灰色的补丁裤。一旦到大场合开会和会见外宾,卫士同志就把比较新的那件替他熨平穿上。他的内衣不多,卫士洗完后怕影响下次换洗,常常放在暖气片烘干。有一次,我拿起他正在晾晒的补丁衣服看,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他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他不让换新的,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在外面用针线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地缝起来。有一天,这件线衣在外面晾晒时,我拿起它去见主席,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我又问:“这是谁补的?”他俯下头,边看书边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指一下值班室的方向说:“是他们。”我感到意外,没想到卫士都是些男同志,会在针线活上这么细心,就“啊”了一声说:“看不出卫士长、小封、小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这时,主席又抬起头从我手里接过那件线衣看了看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同志补的。”然后顺手把线衣递给了我,又说:“这位同志很好啊,曾帮我们做过很多事,衣服破了,很多是她帮助补好的。小韩是一个很老实的同志。”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说:“主席,等您这件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时,别扔掉,送给我吧,做个纪念。只要看到它,我也会艰苦朴素一辈子。”主席认真地听我说完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可惜,这件衣服后来我再也没见过。

  帮主席补衣服是工作人员的常事,我自己也曾补过两次。主席有一件黄色格子的睡衣,补了很多补丁。因为穿的时间太久,线已经发毛了,几乎洗一次就得缝补一次。有一次,主席穿着这件睡衣同周总理在专列上商议完事情后,两人一起用餐,主席让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也一起吃。主席夹菜时,因睡衣袖口毛了边,一缕线头垂了下来,被周总理看见了,我们几个也看见了,总理认真瞅了一下主席的袖口,然后又环视一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虽什么话也没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事后,卫士张仙朋说:“总理抬头来看我们,意思是说,你们怎么搞的,让主席穿这样的衣服。其实是主席不让换新的,有什么办法!”

  至于主席穿的鞋,也是相当节约的。除了外出接见外宾时穿皮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布鞋,保持中国老年人的传统习惯。建国时做的那双皮鞋,穿了好几年,真是又厚又重又旧。1957年给他做了双新的,他也只是在会见外宾时才穿一下。

  (3) 周福明:《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

  1963年初夏的一天,我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我讲:“小周,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洗的时候,睡衣从水里也实在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坏了。”我不止一次听洗衣房的同志说这样的话,可他们哪里知道,我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几天之后,我陪主席吃晚饭。对面的主席正穿着这件睡衣坐在床上,他手上的木筷子伸向菜盘夹起菜往嘴里放,我趁机对主席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我期待着主席的回答。

  主席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一边吃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

  我一想到把睡衣拿到洗衣房去洗,洗衣房的同志提的意见时,就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

  “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吗?”主席伸向菜盘的木筷子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打量着我说,“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

  我听到主席提到自己身上穿的这件补了半截的棉布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有什么办法呢,家里生活很困难,供应的布票不够用,只好在穿破了的衣服上打主意。我发明了二合一的办法,自己动手把两件旧的棉布衫拼凑到一块。

  “主席,您和我不一样。”我解释道。

  “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

  主席的话说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脸都涨红了。我激动地当即表示:“主席,我听您的,再给您好好补补,您说什么时间换,咱们就什么时间换吧!”

  就这样,这件睡衣又穿了一年。等替换下来的时候,我数了数睡衣上的补丁,竟达67块。

  (4) 马武义:《开国大典那天的毛泽东》

  “1949年3月25日,主席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他自己首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给我们卫士规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主席用的东西不得随意给他换新的,要换必须经他批准。在香山时,经主席批准给他做了一双新皮鞋。参加党内活动他不穿皮鞋,只有会见外宾、民主人士或庆典活动时他才穿皮鞋。直到1958年秋我离开中南海时,他穿的还是这双皮鞋。

  “毛主席吸烟,用北京人的话说显得有点抠门,他吸的烟都拿不住了,还要插到烟嘴里再吸,直到剩下很小很小才熄灭。我听主席另一位警卫员说,一次主席召开会议,高岗把吸了几口的烟丢在地上,主席见了伸手拾了起来。此举深深触动了高岗,他羞愧难言,面红耳赤。此事虽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我确信此事无误。

  “1949年10月1日,按主席睡前的吩咐,下午一时要把他叫醒,再过两个小时就是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因此主席也显得有些激动,起床、洗脸、吃饭都加快了速度。我拿着一套羊毛衫,准备帮他穿衣。毛衣的两只袖子胳膊肘破了两个大窟窿,是用袜头补上的。毛裤膝盖处也破了两个大窟窿,因没有合适的袜头就没补。主席拿起毛裤两脚用力一蹬,两只脚却从大窟窿里伸了出来,我忙帮他脱下来重新穿好,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主席在勤政殿开了个短会,下午2点50分,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里云集了开国时期党内外高层领导人。3时整,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城下百万人欢呼如潮。此时此刻,除了毛主席身边几个人外,没人能知道,就是在这普天同庆的开国大典的日子里,毛主席竟然穿的是一套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裤。”

  凤凰卫视《身边的毛泽东》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他做报告的时候,穿着一个打补丁的裤子,两个都是打补丁的裤子,非常朴素。这个朴素当然跟他的风格非常有关系,以后我还提到这些事,以后你看他到延安,到重庆去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穿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从这个照片上看,有时候这个下摆也不一样地齐,相差两个厘米,蒋介石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装,毛泽东就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实际上这是延安人自己生产的毛衣,是自己生产的毛线做的衣服。”

  贵为至高领袖毛泽东也享有一般人没有的特殊照料,人民网2009年4月3日《毛泽东身边的N个“秘密小组”》一文揭露: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

  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大字本”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吟唱小组

  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一说由李先念)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年底,“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一九二一年—) 1946年到达延安,并成为新华社对外广播的顾问,在延安时,有人给他介绍过王光美,他却爱另一名年轻的广播员孫維世,但他知道孫維世养父周恩來不会仝意他们结合,只好放棄。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外国专家,他取了个中国名字,一度加入中国国籍,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两度被打成苏联间谍“美国特务”而蒙冤入狱,度过了16年牢狱生涯。

  李敦白曾参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审定,文革中他当过造反派,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

  1979年,当他走出秦城监狱的牢房时,中国已经变了“天”,他看不惯正在泛起的腐败之风并拒绝了加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当他试图为因西单墙而入狱的魏京生说情时,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任何一个人想否定魏审判的公正性,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他愿意,可以加入政协,并可享受终生的工资和免费医疗。李敦白称,他不赞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他坚持自己以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定离开。后耒1980年回美国,他成为外商投资中国的咨询顾问,1993年出版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一书,真实地记述了他从1945年到1980年间在中国度过的三十五年。

  他這么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是个绝顶聪明、才华过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苦受难及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从来不是我的真正朋友。为了一些政治目的,他两次甘冒冤狱之名将我隔离在可怕的监狱之内。如果毛在大权独揽之前去世,那他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个先知,甚至会被当作圣人来缅怀。整体来说,将来被当成中国的华盛顿的人是他而非孙中山。”

  “毛泽东就部分而言,象极了希腊的悲剧英雄……他认为中国——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手中的实验。人间的家庭、宗族、友谊等关系,没有一样对他是重要的;唯有驱使人民不停地行动以达成他的伟大设计,才是他唯一关心的”。“除了是个冷酷、现实的政客外,毛泽东也是个有梦想、有报负的人。”

  2008年4月12日在鲁豫有约《一个美国大兵的中国传奇》访谈李敦白,这位87岁的老人说:“理想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做-点贡献,人生是很有限的,你起的作用是永恆的。”

  “年青的时后,你树立一个生活目的,一个目标,像北斗星,你老跟着那北斗星,不动搖,不反,不后悔,你一輩子幸褔,用这个为主心骨,你什么情况都可以对付。”

2010年8月30日


参考资料

1。凤凰卫视《身边的毛泽东》,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mlMl-BlSEk
2。王震宇,《在毛泽东身边:106位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人民出版社出版。
3。Sidney Rittenberg.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鲁豫有约《一个美国大兵的中国传奇》李敦白访谈,2008年4月12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aAO5_-G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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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日首版 Created on September 1, 2010
2010年9月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September 1,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