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文 标 的 梦

　　唐文标（１９３６－１９８５）是一位数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电影评论员、戏剧学家。可是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大杂家。

　　他因鼻咽癌过世已整整10年了。1995年底，他的好友关博文先生要为他出一本逝世10周年纪念集。我对文标年轻时的好友及同乡孙述寰教授（也是数学家）提起此事，他大吃一惊：“啊！文标已去世10年！”

　　是的，时间过的真快，10年匆匆，不知不觉我们的好友已离开我们十年。 这里，我写下有关文标的一些事迹。

　　唐文标的兴趣、才华都很广泛，尝自称台湾第一杂家，他谈诗、说武侠、评张爱玲、搞影评、论戏剧……几乎是无所不谈的，但是我们似乎很少看到他正正式式地谈哲学、论宗教，也就是很少看到他谈「人学」。事实上他谈的那么多，每一篇文章或多或少，或明或隐都只在谈一个问题：人要怎样地成为人，历史要怎样地向前行。人要成为人，历史要向前行，这就是他的「人学」，就是他在谈诗、说武侠……的起点，是他一切文化批评的基础。　　　──摘自陈忠信《亦狂亦狷一大侠》

　　他生在中国的广东开平乡下，少年时在香港长大，青年时在美国读书。他喜欢文学和历史，可是后来转去读数学系。以后虽然成为美国大学的数学教授，最后还是回来搞他的文学和历史。他生命最后的１２个年头是在台湾渡过。他爱台湾的土地和人民，最后奉献了他的生命，死于台湾。

“我们还是要认祖归宗”

　　广东的开平、台山、恩平及新会四个县称为“四邑”。从清朝末年就有许多乡民或自愿或被迫或被骗到美洲去当劳工。他们开山辟路、建铁路、种植、捕鱼或淘金。

　　文标的祖父就是少年时离乡背井过番，很多年后才回家乡娶妻生子。又回到所谓的“金山”去。

　　文标过世后，我见到文标的母亲──一位一生辛勤工作性格坚强的妇女。她说：“你如果要写文标，记得写他本姓谢，和你的母亲同样的谢，他不是原姓‘唐’。

　　文标的父亲在乡下，要出来到番邦求生，当年美国不容易进来，他只好用钱买了别人的出生纸，顶替一个姓唐的人过来。因此他就是以‘唐’姓，文标及他的姐姐以后要来美国也只好用唐姓。可是我们还是要认祖归宗。”

兴趣广泛天外有天

　　文标的兴趣及爱好广泛，他刚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时，参加旧金山的华埠象棋比赛，获得了冠军。青年气盛，他到处找人下棋，第二天在唐人区的“花园角”和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下棋，不到三两下他就被杀得落花流水，他才知道“天外有天”不能恃才傲物。

　　文标在美国柏克莱大学念统计，取得学士学位之后转到伊利诺大学念硕士学位，很快取得硕士学位，就再回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柏克莱大学念博士学位。

从柏克莱转回伊利诺

　　然而他在念博士时，却觉得数学不是这么的与自己喜好相配，虽然是博士研究生，两年大部分时间是把自己放在东亚图书馆阅读杂书，对于自己的专业──统计不太专心，甚至连系里主办的每星期的统计研讨会他也不常出席，因此引起他的顶头上司的不满，最后他不想呆在柏克莱大学遂转回伊利诺大学去。

　　伊利诺大学有许多他的好朋友，文标赶在他的指导教授退休前写完了博士论文，他是他的导师的“关门弟子”。

心向祖国

　　１９６１年，唐文标在美国伊利诺念数学时，人在美国却心向祖国。他在给好友曾仲鲁的信上说：　　

　　……但我们的中国呢？我们能说什么呢？于我，中国一直是一个死气、贫乏、苍老、病痛、麻痹、……一个平坦的劫后废墟，将古代文明长供在神台上。我们甚至看不见香烟迷雾中还有人和生命。一想到中国，便好像有哭泣的必要。啊！再多几本四书，几篇唐诗宋词，便可以了解世界吗？通过对它一种神像般的隔离，便可以带给它生命吗？也许我爱中国不过是因她的苦难，我也一直和她同在。或迟早我知道我一定要投入它那里，那里已是一片风雪，一片洪水，而我定能毫不吝啬地在其中浮沈，因为我深信我们仍有新的夏、商、周，新的唐、宋。只有我们努力下去。啊！朋友，让我们说，在那里我们再见吧！

　　１９６８年，文标获得伊利诺大学数学博士学位，被聘任为沙加缅度的加州州立大学教授。１９７２年他在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

　　１９７４年在从台湾客座回来美国后，他便打算辞去在美国的教授职位，长期赴台教书。来台后就在政治大学教数学。

保钓运动的先锋

　　在中国东海有一群小岛称为“钓鱼台群岛”，以前地理书没有提、地图上也没有画的小岛屿，平时台湾渔民在附近打渔。可是后来发现底下可能埋藏有大量的石油，日本就说这岛屿是属于日本的领土。

　　在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有2500名中国留学生、华侨为了维护中国神圣领土的主权，举行了游行示威。

　　这是第一次华人在美国近代史上的大示威，人们从各地来，挥舞着旗子，喊着“保卫钓鱼台”的口号，唱着抗战时期的《毕业歌》和《保卫黄河》。

　　 由这个游行掀起了曾是轰轰烈烈，对许多留学生冲击的“保钓运动”。

　　许多大学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都纷纷组织“国是研究社”，出版学生刊物，人们纷纷去图书馆找报纸找资料，重新认识历史，举办学习会座谈会，讨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

　　文标当时已是沙加缅度的州立大学教授，可是他常常来柏克莱大学的图书馆找书看及找朋友，很自然的，他为刘大任、郭松主持的《战报》出钱出力，后来《国是研究社》出的《柏城青苗》，他也是积极投入写稿出钱，成为保钓健将之一。

　　曾参加此运动的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谢定裕博士在1981年写了回忆这运动的文章。他说：“鲁迅写过：‘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这些话也可用于保钓爱国运动。”

　　这运动后来分化消化，有一些人消沉颓废，大部分人沉默。可是文标仍抱着热烈的理想前进。

唐文标为什么到台湾

　　 1974年在从台湾客座回来美国后，他便打算辞去在美国的教授职位，长期赴台教书。来台后就在政治大学教数学。

　　他要去台湾，就要舍弃他在美国的舒适房子，兰花，以及他所爱的妻子张玉兰──她不愿放弃她的科研事业，只好和他离婚了。

　　台湾从1950年送第一批出国留学生216人起（只有6人回台服务），每年都有留学生出来，可是回国的数字是占人数的3％到5％，如1962年有1833人出国留学，只有63人学成归国，占人数的3.44％，1970年有2056人出国，只有407人回来，占人数的19.8％（见1985年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年鉴》）。

　　 一个不在台湾生活，在美国有良好生活及研究环境，父母家人都在美国的文标，能放弃他的美国优厚薪酬的教职，来台湾教书。物质生活水平当时不会比美国高，这项决定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些朋友对他的离开美国舒适安定的生活，感到奇怪。在他的《我的诗生活》中，他透露了他的想法：“从众生不得道，我亦不成之中，我想起了‘集体救赎’这个故事来。我更体会到古人建筑万里长城时的心情了。原来把桃花源扩大到人间来啊！实在，我并没有携带什么负担，我重回人间去，那里该有我的衣食，我的天国。一个古代禅师，他也出外流浪，找寻他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最后我们发现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乡小村中，修桥筑路过一生。他在人丛中成为人。你听到这个无名的故事吗？听到‘佛向世间求，要向世间觉，离世而求佛，犹如兔求角’吗？生命在那里。爱在那里。我是那么爱佛性即人性，集体救赎的感动。兄弟，作梦是不需要勇气的，生活下去却需要有耐心和勇气。”

　　唐文标之认同中国与他之认同台湾人两者的立足点，皆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这种同情无疑是带有三十年代中国人道主义的传统。令人感伤的是这可贵的传统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到处都已扭曲变质或飘零殆尽。唐文标的去世，也许标志这传统在台湾的结束。　　　──摘自黄武雄〈勇往直前的唐文标〉

　　唐文标１０岁以前是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生活，以后住在香港７年，上培英中学及新亚书院读中国文史，然后移民到美国，住在旧金山、柏克莱、纽约……几个城市做「世纪的漂泊者」。 有些到美国的华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他怎么会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感情呢？

　　他说：

　　『……在我的成长 年代中，我经历了中国多灾多难。百年来，西方列强对我国政治和经济经济的侵略，甚至于文化上的霸占局面，带来了全国的贫穷和饥饿、自卑和恐惧、战祸和盗贼……，我们中国母亲一直抬不起头来。是的，住在医院里的人，没有不病的理由，在我童年的时候，正是反抗日寇侵略战争的最后关头，我们的国土沦陷，在战乱中，没有种植粮食的田地，也没有培养国魂的学校；我们那一代的人遭遇的是艰苦的奋斗。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因受到外国侵略者所加的残害，几乎得不到正常与健 康的培育。

　　我特别回想到童年时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情形。

　　是的，贫缺的粮食使我们体弱，匮乏的医药使我们患病。但是，最后使我们能坚持下去，挣扎着爬过黑暗年代的条件是，我们有健康的心理。在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下，思想贫血才是死。我们上一代的先驱者致力于医疗的，正种这种「心理病」……』

　　以上是他在台中中国医药学院的演讲，最后他说：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同心来建设中国！这一代年轻的医药学者，要居住的地方不是美国，也不已是有太多医生的大城市，而是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要建设一个全民身心健康，要建设一个健康的中国。

　　唐文标在１９５９年写《年轻的先驱》引了法国作家纪德的话：『如果说我们的灵魂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话，那么说它燃烧得比别人热烈吧！』

　　这令人想起了高尔基类似的话：『生命就像一根木头，不能燃烧就会腐烂。』

　　唐文标是在把他的生命燃烧。

　　他来台湾，带来了一些新的景象及观点。比方说在政治大学讲课，他是最吸引学生的教授，学生爱上他的课，不单是他的广东腔国语好听，而是丰富的内容，常有经史子集的例子，诗词点缀而他又好作惊人之语，学生在这样生动活泼的讲学下不会觉得数学及统计是枯燥无味的学科。

带领年轻人从狭小的台湾扩大到世界

　　他为了写适合台湾弟子及环境的教材，辛苦的用中文编写《数理统计》及《中国数学史》的讲义教材，而不是偷懒用现有的英美教材和原有的书籍。

　　他考试采用所谓“开卷试”（take home examination），让学生带考卷回家去考虑作答，而不是像许多老教授要学生背书记答案考记忆力。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研究所所长的魏庆荣教授对我谈起文标对他的提拔时，仍然显得感激万分。当年“草地人”出身的魏庆荣有幸看到文标给他的几本关于数学史的书籍才知道数学发展的演变及历史，眼界从狭小的台湾扩大到世界。

　　他毕业后，文标鼓励他去美国深造，为他写推荐信并称赞他是“天生的数学家”，结果他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学习，以后成为马里兰大学教授，很短时间内在美国数理统计界成为一个“后起之秀”。

　　文标去世之后，他也循着文标以前的足迹，放弃了他在美国的优越职位，回来台湾，为台湾的科技发展献出力量。

积极的人道主义者

　　虽然他年轻时，在香港读的是教会学校，可是他却没有宗教的信仰。他坦诚地说，对宗教一点都不懂，可是却很佩服那句话：『众生不行道，我也不成。』像耶稣总与最苦的人在一起。这影响他以后总是同情低层及弱势团体。

　　唐文标对于在日治时期的台湾作家杨逵(1905年10月18日──1985年3月12日)非常敬重。杨逵战后被关禁在火烧岛很多年，他写的《压不扁的玫瑰》曾是台湾学生熟读的文章。年纪大了，在台中『东海花园』当花农过贫苦的日子。

　　杨逵在一次文学集会谈起文标第一次来看他，当时他听不懂文标讲的广东国语，觉得这个人是有些怪，要离开时从衣袋里拿了东西塞在他手上，后来一看，才知是一叠钞票。

　　事实上，以后文标每有到台中去，总不忘记去东海花园看杨逵这位他敬重的老人家。每次离开时，总背着他人，把钱塞给杨逵。有时，文标在东海大学演讲，杨老先生来听，文标会请所有的听讲者先向老先生致敬，然后才开始演讲。

　　１９７２年，他批评在《中外文学》登的剧本《武陵人》：　　

　　……但我们反对「为受苦而受苦」这种观念，一定要在受苦中才可以梦见天国的话是幻想的失败主义论调，若我们做错了事，若我的环境还未十全十美，那么我去认错，去改正自己吧！我们希望天国就在我们这一代出现，最少我们努力朝这方向走。老实说，我们已倦于一代复一代的渴望天国，也不想把「希望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这类话留给我们的儿孙之辈再说。我们要固执地相信，天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世纪，我们中间出现的。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接受它。

　　黄道真是代表了这一代少数知识份子的想法。他们太个人主义的想着自己的小问题，整日将「存在」，「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天国在那里」等等抽象问题挂在口中，而不知道人类历史，国家社会所传下来的责任：要促使社会进步得更好更快，要帮助这世界更民主、更自由，要所有人活得更舒适、更快乐。其实，只要投身社会工作，这些苍白的苦闷的象征就解决了。而我相信对读书人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知识份子自以为了不起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态，切切实实的工作。……知识是社会的，知识份子不过是管理它的工作人员，可利用他的服务精神，把它还给社会，与社会同甘苦，而不是把知识占有，并且当作一种特权来欺侮其他社会成员。

　　有一次和一位台湾的教授谈起唐文标。他说他不明白唐文标为什么要留在台湾。我可以了解他的想法，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70年代的许多人向往到美国去，台湾许多菁英更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而唐文标却是怪，和许多人的想法不一样，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却不去申请当 「美国人」，他到去世为止，还是「中国人」。

　　文标他自己解释他来台湾：

　　是我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还是第一次真正的到台湾来。我确实可以完全接受这地方的。台湾跟我生长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很相近。我甚至以为我一下子就可以变为这里社会的一份子。

　　初来的日子，心中太高兴了，意气飞扬，精神充足，到处结交朋友，大街小巷的入乡随俗，有时，我简直分辨不出，住在美国多年的草率和封闭世界里的人，怎能一下子便和台湾含蓄但溶合的社会相结合在一起？

　　他在台湾开始学讲台湾话，看歌仔戏，听哀怨的南管。在摊贩上吃阳春面或蚵仔面，他衣着随便，喜欢穿拖鞋。人们称他『大哥』、『唐大侠』、『老唐』、『唐某』，却很少人称他『唐先生』、『唐教授』。他在台湾除了教数学、教统计作育英才外，他也编写中国数学史的讲义，以及替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数学传播》写一些数学普及的文章。他有两篇以数学的观点去解释台湾老鼠会，以及国民生产毛额的文章，是非常好的结合科学及文学，又联系到社会现象的文章（见《唐文标杂粹》及《夏潮》第二卷第六期）。

　　在他的《实事求是，不作调人》的文章中写道：

　　为了社会的更进步，为了同时代人更幸福的生活，文学工作者必须配合社会进行的方向，在顾全社会大众福利下着力，这才是现代社会分工制度下文学家的工作和责任。

　　因此我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反对「逃避现实」的文学。但是，我从未提倡什么派别的诗作，也不会建议只为少数人而写作，我想那是诗人自己的事，他应自由地选择为社会工作的方法，然而，文学批评者亦有他工作的范畴，他应和其他文学工作者一样，探讨社会前进的方向，同时，他也应对同时代文学风有所认识，一方面帮助读者去认识文学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他也要帮助作者，去矫正可能歪了的方向，甚至庸俗的趣味观。见仁见智，容或错误，但是批评者虽不要和作者争口舌，比一日之短长，他却无法不把所见所思公之大众，因为这历史本是这样过来的，各行各业的人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世界。

　　知识份子在这个社会，仍有他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在论文中写：「幸福若今日我们不能争取，明日会从诗中、小说中走出来吗？知识份子在今日时代却仍有带路的责任，亦担负了牺牲的任务。」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国家力求挣脱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枷锁下的贫穷和落后，我们社会要求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时代。知识份子受国家的培植，作为社会的‘先驱’，可以牺牲一点个人的自由享受，不要无禁忌幻想成仙，写『避世文学，无社会良心的个人呻吟，发狂诗句』，知识份子应更进一步，探索新的途径，去『建立一个活生生的，关连着社会、国家和时代人的，有生命力的新文学』。我想，我的文学就是一个爱这社会，也爱文学的人的文学观。我虽然有我的偏见和顽固，我相信我仍本我的良知，诚恳地写出我的见解。

唐文标给朋友的信

　　唐文标常常给朋友写信，或是一张大纸几个字，或是密密麻麻一大片，常有一些惊人之言，或是令人突兀的事，或是一些令人喷饭的消息。

　　这里举一个例子。他给远在西德的孙玉顺的一封信：

亲爱的玉顺：

　　我常常想起你，只觉得你应是远方的精灵。会飞会跳会爬会滚。何以偏生在中国？我对汪益说，天地生人，何以你们偏生在中国，而爱远方的冰雪，爱exotic 食物，爱异教徒，爱奇好，爱怪啥，而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人是奇技淫巧者必杀！

　　唉！亲爱的 Herr Sun 你是命定流落的，命定放逐的，命定由我大中华帝国送去红毛儿子作人质的，命定在外地的过一生。留下我们这群老弱残废的，我们这些中、英、德文皆是白痴的。我们对外国没知识的，对中国没信心的，我们这些只配在古老屋檐下讨饭吃的人。我们这些只有把最好的人送到远方去。（不是充军到西伯利亚，便是监牢之）唉！这样子我们可以安心的平稳的，安和乐利的在台湾过一辈子。

　　唉！玉顺，这样子你明白了吧！为什么你或者汪益，或者某些古代的英雄，为什么只能被人思念，被人追求，而终于走得不远，但只有流落在外国，靠乞讨而终生。

　　我的玉顺，生命就是那么无趣，你能回中国吗？汪益能留在中国吗？能飞的，能跳的，能爬的，能滚的，终有一日却远离这个小岛。唉！远离而去，永不言返。这样子，我们可以安心的，平安的，过着最庸俗最卑下的一般中国式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可以贫贱的，无耻地自我封王，独霸一方。唉！玉顺，你能活就活吧！

　　 我们我们只好远远的怀念好了。一个梦，就是梦，不是真的。

Your Monhill

　　 Monhill 是文标的父亲给他取的洋名，他只在给几个很熟及亲密的朋友才用这个名字。

他有许多事还未做

　　我一直以为中国人都天生知道什么是明哲保身。那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本能，不是吗？但是唐文标回答我的是一记当头棒喝。他说：『做中国人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记棒喝，令我终生难忘，从此，我才知道做中国人，也是可以挺起脊梁的。　　　━━摘自徐松梅《一颗又厚又细的心》

　　文标性格像武侠小说里的『老顽童』。喜欢朋友，喜欢热闹，喜欢跟人起哄争辩。可是在去英国进修前，有一个时期，他是有些孤寂的感觉。在英国给汪益的信，他说：『才小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一如但丁说，在这生命，中年有荷戟独彷徨之感。』

　　他在另外一封信，感叹地说：『在台湾看来不易混，因为人情太多啦！吹嘘非吾愿，马屁不可求。』

　　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就有一种「急迫感」，觉得有许多事没做，有许多书没看，他托汪益先生，还有其他朋友，替他买一些历史及社会哲学的书籍。可惜身体籍却难耐苦劳，写字也吃力，工作能力受到限制。文标常腹痛，在写给当时在英国的汪益的信中：『腹痛依然，可能是三代之下，谁不腹痛？不过生理比较难受而 已，现已不太严重，可能是转为心病，相思病──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矣！……唉！人生在世不称志，明朝散发弄扁舟。唐某少而不当，壮不深思，老而无成……唐某言之，心胸为之一怅。』

　　虽然他的文学，杂论受到人们的肯定，获得“中山文艺奖：，可是却有些人恨他入骨。文标说他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本书初稿，上篇蒙高信疆先生的好意，登载入《现代文学》第二期，但下篇久久不刊，据远景沈登恩先生，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的余光中先生云，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二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只好退稿，这是本书在20年后方得见天日的唯一理由。”

生命的最后岁月

　　我在1980年8月10日参加了在柏克莱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这次会议共举行六日，至16日闭幕。从香港来参加的有梁鉴添，萧文强教授和他的太太陈凤洁，中国来的有华罗庚、曹飞羽、丁石孙等教授，台湾来的有唐文标、邱守榕教授。

　　柏克莱的中国同学会在大会结束后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数学家及教育工作者与留学生座谈，许多人慕名华罗庚，会场挤得满满，我发现文标的魁梧身体就站在我的后面。

　　华老讲述他以前读书的辛勤和劳苦，勉励年青人要努力，不要恃才不用功。

　　会后文标邀我一起去唐叔虞教授（柏克莱大学毕业，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执教）的家吃晚餐和过夜。我和文标、守榕姐在冷清无人的 Bart 月台等车时，一起唱《龙的传人》这首歌。

　　晚上我们谈文学，我谈在巴黎见到巴金，以及他在文革时所受到的灾难。我发现我少年、青年时看的书，许多他都看过。

　　会后他们往东飞纽约，然后就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进修。

　　在英国，他们给我一封信说文标发现有鼻咽癌，在医院用放射性钴治疗。

　　现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教书的林明法教授当年在剑桥大学进修，由于环境影响，常“先天下之忧而忧”人不是很乐观。有一天唐文标就对他说：“明法，你为什么忧虑这么多呢？人最怕的是知道自己快要死。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有鼻咽癌，我都不怕死。你应该快快乐乐地活下去，不要烦恼太多。”

　　以后听说他在英国还对许多朋友关心，研究需要资料的事他能找到书籍、文章或购买或影印。一些因风暴而失踪的人的家属，他伸手援助，提供他的爱心。

　　 回来之后，人是疲弱，他仍是读书、教书、勤于写作，与人谈论，没有想到有些活动应该减少。他好像觉得“去日苦多，来日无多”，他不能静下来。

　　他想对台湾在清朝时代农民的历史作一些研究，他又忘该养精蓄锐常睡得很少，勤于读书写作。他有时非常头痛，人抱着头坐在床上，不敢惊动守榕。 他开始练气功，后来发展到“信巫不信医”（这是文标自己开玩笑的话），对各种草药偏方研究并实验。

　　台湾有许多人说灵芝对癌症有抑制的作用，守榕听说在埔里有产天然灵芝，于是和陈昭容一起去水里看，他们从纵贯线换支线火车到水里，已是黄昏。到处打听才在离镇有相当远的一个山脚下，找到采灵芝的人家，那里有一些很好的扇状灵芝，可是价格甚高，守榕姐也倾囊买下。

　　那晚他们在一间小旅店过夜，守榕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这药是对他的病有疗效。”

　　回去后用磁锅子炖煮灵芝，避免碰到一切金属物，让文标喝，文标皱着眉头喝这种东西，味道不会是很好。

　　守榕要一面忙着教课及到乡下学校看实验教学，还要照顾生性好动的儿子宏人，真是不容易。可是她坚强无怨地站立，完全不惧将要来临的苦难。

　　文标有一次在守榕不在家时，对昭容说：

　　“我认为我不适合一个安定的家，我有点孤独，或不习惯和别人一起生活……，不过邱姐是真的对我很好，尤其是现在生病了……”

　　在他去世前两个月，他住在医院治疗，出来后，人变得消瘦，讲话会使头部疼痛，晚上只睡三、四个钟头，没有什么胃口吃饭。可是见到好朋友，他就忘了要保留精力，忍不住就大声讲话。他想要研究台湾的清朝民变；请陈昭容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印一些台湾史的文章。

　　他去世前曾对尉天骢说：『人坏了，什么主义，什么方案，都会变质──先有人的堕落，才有艺术的堕落。』他想写《台湾新文学史导论》，希望用严重的词句批评台湾文坛──许多作家变得庸俗。

　　他希望写了以上的东西，就不再写这类东西，退隐江湖，老老实实地读十年书，六十岁东山再出，写几本传世之作。他说：『中国的政治我们没有能力管，而且也 管不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写几部传世之作，为中国人打下一层文化基础。否则成天鬼混，堕落，后来的人怎么会瞧得起我们这一代？』可惜他的理想不能实现。

使睡梦的人惊醒盲者开眼

　　陈映真的挽联正确地总结唐文标在回台湾后所起的作用：

　　您回来使睡梦的人惊醒，让盲者开眼，教迷失的时代找到方向，
　　临终留言：深以中国为忧；
　　您大去使朋友震悼，让夥伴悲泣，叫奔驰的历史驻足，
　　我们誓言：再不让您为祖国担忧。

　　郭枫曾写道：

　　在这个人与人竞利争名达到尖锐而冷酷的时代，纯真的爱心，不仅是至高的情操，而且也是维系我们生活中精神层面的梁柱。世界越是混乱，对象越是迷茫，在溟溟蒙蒙中发光发热，照亮一颗颗心寒的希望。　（《永恒的岛》）

　　文标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心点燃他人的心。

　　文标对台湾的数学教育向来关心，当他在剑桥大学时，听到“信谊基金会学前教育中心”打算出版一套给幼儿的《数学宝盒》，他马上与守榕一起搜集资料，寄回台湾一批一批的书籍和研究文章，还到欧洲大陆去继续搜集各国的资料。回台湾后，他们还安排了一位来远东开会的幼儿数学教育专家，到信谊基金会开了一次座谈会。当负责基金会的李南衡感谢文标的协助时，他说：“有什么办法？为了下一代嘛！”

　　唐文标在 1985年走了。他逝世前留下两句遗言：『我的朋友，国家留给你们了！』每一次，我看到他手写的遗言，都会引起我泪水流下。我们这些还在世，还能工作的人，是否应该继续他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路漫漫而修远兮，我欲上下而求索。
　　风月如晦而昏暗兮，鸡鸣报晓而驱魅。

【夏潮编按】本文摘自关博文编《我永远年轻━━唐文标纪念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又文中小标系《夏潮通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