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数 ──
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
──谈家桢
一代要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超过我自己。最大的祝愿。希望孙子比儿子好，曾孙子比孙子好，一代胜过一代，这样才有希望。
──谈家桢
小的尊重老的，是尊重历史；老的爱护小的，是爱护未来。
──谈家桢
我认为政治的方向应该是科学的，不能迷信，科学上可以有不同学派，科学家可以自由辩论来解决，不能用政治决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迷信的马克思主义。
──谈家桢
真理。我一直讲追求真理使人获得自由，能够得到自由。
──谈家桢
权势可以影响──帮助或阻滞科学的发展，但科学不能听命于权势。
──陈四益
一个人光有学术兴趣还远远不够，没有付出努力的人，即便再聪明也无法取得大的成就。兴趣加上勤奋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让天道酬勤这句古训成为鞭策你不断努力向上的动力。
──谈家桢对学生俞志隆的劝告
我们培养博士研究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太窄，特别是容易受到他导师的知识的局限。作为一个博士不只是能做出几篇论文，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最终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谈家桢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
人要有自知之明，有劳有逸是人生健康最重要的一条规律，必须严格遵守。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最伤身体。只有懂得调节的人，才能有一副好身板。
──谈家桢
烟是个坏东西，不仅对人体气管与肺部有损害，还会引发其他疾病。每年我国死于吸烟的患者有近百万，要使自己保持健康的身体，一定要远离烟草。
──谈家桢
把“基因”一词带入中文的科学家
遗传学界的泰斗复旦大学著名谈家桢教授（C.C.Tan，1909年9月15日－2008年11月1日）在2008年11月1日7时18分心、肺、肾等多个重要脏器衰竭在他过完百岁生日的第46天后逝世。“丧事从简，不浪费资源”──这是谈家桢留下的遗愿。
谈家桢是科学、教育界的巨匠，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中国遗传学领域开创人之一。他是把“Gene─基因”一词带入中文的科学家。
谈家桢190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镇，祖父是个世传的银匠。父亲谈振镛在家乡的一个杂货铺里当学徒，以后在邮政局里当一名小职员。幼年的他常因父亲工作调动而辗转各地。5岁的时候，父亲调往舟山邮局，全家住在邮局后面的弄堂里，谈家桢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条弄堂开始的。那时，识字不多的父亲买来三把高脚凳，谈家桢和哥哥、姐姐坐在凳子上，听父亲为他们上识字课。以后，父亲又调往浙江海门邮局，在那里，父亲为孩子们请来了私塾先生，讲授《千字文》、《百家姓》等童蒙课程，生性聪颖的谈家桢时常受到先生的夸奖。
6岁上私塾，12岁毕业于教会办的道本小学。1921年考入另一所教会办的斐迪中心，后又转学到东吴二中。
这些学校，都有洋人教课，勤奋苦学的谈家桢，由此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但是他身在教会学校读书，做礼拜，祈祷，背诵《圣经》，从不信教，更未入教。他说：“我读圣经是为了学英文。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不应该去信宗教的。”
“我的家是封建家庭，我父亲是非常专制的，母亲是贤妻良母，我是靠一个亲戚才进学校，本来小学毕业就要学生意去了，去经商去做生意去了。我有个亲戚跟父亲说还是让我念书吧，所以我进了初中了。当初的时候，家里相信佛，相信菩萨，相信宗教迷信，到了教会学校，听上帝创造万物，这样的基督教的教义，所以自己在脑子里形成一个矛盾，怎么上帝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以创造世界，还有各种各样的菩萨存在，所以脑子里混乱。所以后来进到一个学校里，开始接触到生物的进化论的思想，对宗教迷信持怀疑态度就这样开始了。
“中学毕业，在家里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我母亲就求神拜佛，靠吃中药治伤寒病，结果我脑子里就觉得不清楚，所以念生物学主要是对封建的社会、对教会学校宣传上帝创造万物的这个思想有一个冲击。”
“我小时候常对着镜子问自己：我是怎么变出来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谁创造了世界？”他想在科学的世界里找到答案。中学时曾有位外籍教员问起谈家桢：“人是谁创造的？”那时谈家桢倔强地不肯回答“上帝创造人”，而回答道：“现在仍不清楚，未来科学可以回答。”这让那位外籍教员恼羞成怒，因为对科学真理的坚持，谈家桢被取消了奖学金。
1991年冬，电视传记片摄制组随谈家桢去慈溪寻访他的出生故地。谈家桢突然对倪既新【12】说：“你知道吗？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偏不信教；有人批摩尔根我就是不服气，坚持顶到底。”当时，光听语音，倪既新弄不清这小名是不是“倔强”的“强”字，抑或宁波话偕音“祥”字？他说：“不对！是‘倔强’的'强’字下面再加个‘牛’。”说完还显得很自得。
1926年，谈家桢17岁中学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免费保送到上海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那时，生物进化论已传入中国，并对年轻的谈家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决定选择生物学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在三年半时间里，他修满了四年的学分。在东吴大学读大三时，谈家桢已开始兼职任惠寒小学校长和桃坞中学的生物教员。毕业后，一面担任助教，一面又在东吴大学附中担任生物教员。
1930年大学毕业后，谈家桢经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推荐，获得一笔奖学金，可以到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他师从李汝祺教授从事遗传学研究。李教授在美国留学时曾得到加州理工学院（C.I.T.）生物系遗传学大师摩尔根教授的指导。谈家桢在李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亚洲瓢虫鞘翅的色斑变异研究，以果蝇为材料进行进化遗传研究。他在燕京，几乎没有节假日，整天泡在实验室里，或在野外作调查研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因为半夜要出去找虫子，来喂这个实验室的虫子，所以那个时候同学们跟谈家桢开玩笑说，你这么用功是不是想成为中国的摩尔根。
一年半后，他以出色成绩，获得了硕士的学位。并与李教授联名发表论文数篇，并由李教授推荐到美摩尔根教授的实验室深造。
他的师母江先群谈起谈家桢说：“谈先生是李先生最喜爱和尊重的学生，他做研究生时的时候，一个人要去抓瓢虫和蚜虫，拿回来自己喂养，每天要和上百个饲养瓶管打交道，还要随时记录分析研究结果，看文献，经常是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很忙很累。星期日请他到我们家来吃便饭，一进门仍然是精神抖擞，口味很好，饭量很大，说到科研工作精神劲头十足。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了李先生的赞赏。”师母要年青人好好学习谈家桢的敬业精神和优秀品质。
谈家桢在燕京毕业后，回到母校，任东吴大学生物系讲师。同年与傅曼芸小姐成婚。
谈家桢的硕士论文无疑颇有独到见地，在李汝祺的建议下，谈家桢将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成篇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仔细地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他的心确确实实被打动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在论文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同样郑重地将这篇不可多得的研究论文较交给他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
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 1909-1975），当时国际遗传学界颇负盛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由这位科学家所创建的综合进化理论为整个生物学的发展作出过卓绝的贡献。杜布赞斯基是俄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菲利普琴科的学生。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第二年随摩尔根搬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
当年杜布赞斯基本人曾在前苏联的亚洲地区采集过瓢虫，并曾设想通过对瓢虫的色斑多态性进行遗传进化规律的研究，终因诸多因素而憾未如愿。如今，看着谈家桢的论文，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立刻意识到，这位年青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着前人没有涉足的事业，杜布赞斯基直接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满载着西方人奔放激情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他对谈家桢从事的这项研究课题及已取得的成绩十分欣赏。Dobzhansky 对谈家桢的这篇论文评价非常高，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作了一些润色和校订共同推荐，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了。杜布赞斯基在1937年发表了划时代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建立了现代综合进化论，他的主要实验依据，是对果蝇进化遗传的研究，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工作，是谈家桢做的。
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师从杜布赞斯基教授，谈家桢在那边呆了三年，两年拿到博士学位，一年做博士后。在美国工作期间，先后单独或与美，德等国科学家合作发表论文10余篇。二十八岁的他谢绝导师杜布赞斯基的挽留，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迫切需要培养专业人才。”
记者访问他：摩尔根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谈家桢：主要一点是启发性的教育，在摩尔根实验室我学到的，不是呆板的教育，是启发学生的教育，不是灌输式的教育，在中国都喜欢上课的时候，老师写得很清楚甲乙丙丁，ABCD，学生们记笔记，考试的时候背笔记。外国不是这样，是启发式教育，提出问题出来，你去考虑，学生可以提问，老师可以随时回答问题，我们老师很怕学生提问题，回答不出来好像很丢脸，其实许多学生像这样的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没啥稀奇的，回答不出就回答不出，教学相长嘛，学生思想敏捷，他提出问题可能对你很有启发性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卖条头糕，只要老师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学生记下来考试的时候背笔记，考过就忘记，有什么用处。
记者：那么他当时对您的评价说，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涉足了前人从来没有涉足的领域，您以果蝇为新的探索领域是吧？开辟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
谈家桢：主要我同导师杜布赞斯基创造新的综合进化论理论。它的进化条件是变异，遗传的变异是进化的原料。隔离是进化的主要的条件，没有新的隔离不能产生新种，这个就是现在生物进化理论。我的导师杜布赞斯基是创始人之一。
回国后曾任东吴大学生物系讲师，接到浙大竺可桢校长来信和浙大聘书，为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顾问等职。
科学救国─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
1937年夏，应竺可桢校长之厚聘来到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是当时最年轻教授之一，仅28岁。他到校不久，就开始随学校西迁了。受战争影响，浙大被逼先西迁建德、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途经6个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三年多，谈家桢先生就是随著这所举世闻名的“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于1940年到达了贵州湄潭。
钱宝琮教授的钱熙记得早在1941年有一天父亲带他去在湄潭父庙的校务总办室的财务科领取当月的工资，巧遇谈家桢，父亲对他说“叫声谈伯伯，他是生物系的教授。”钱熙当时十分惊异，印象极为深刻，“这么年轻的伯伯，这么年轻的大学教授！”
谈家桢西装笔挺，长得漂亮，教学认真，他博学善辩，笑声爽朗，为人和气平易近人学生在他面前从未感到有一丝拘束。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广大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因为遗传学是一门时尚新兴的科学，且闻谈先生是摩尔根的及门弟子，所以选他课的学生特别多，许多农学院的学生，也都要求选他的课，向谈家桢学习。
1944年秋，钱熙进入浙大生物学系学习，1946年初浙大从贵州迁回杭州，当年秋钱熙从家乡回到杭州读三年级，选读了谈老师的“进化论”、“细胞学”两门课，除了本系九位同学外，还有不少外系的同学，教室里坐得满满的，生物学系同学常提前几分钟赶到教室，找个前排的好座位，谈家桢讲课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而他讲课的特点是：语速快、板书（英文）写得快，所以必须专心致志听、记，学生感到有些紧张。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距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城。谈先生时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也为农学院所属农艺系、园艺系、桑蚕系、病虫害系开设遗传学和细胞学课程。
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照明用的是油灯，破陋的民宅四合院唐家祠堂便是生物系知名教授们（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张孟闻、张肇骞等）的实验室和学生实验室。谈家桢讲授遗传学主要根据 Sinnot 和 Duun 合著的英文版的《遗传学原理》，另在每章讲授时写出一些参考文献。由于这本英文书当时图书馆只有一本，大家争相借阅难于借到，全靠谈家桢的口授、作笔记和参阅指定的文献进行学习。
谈家桢授课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学习，也很注重对学生实验技能的培训，实验要求很严格，一个染色体制片技术的实验往往需要用果蝇、豌豆、油菜等多种实验材料反复制作，达到要求后才能通过。实验课是由徐道觉老师上，但谈老还常亲临实验课了解情况。
谈家桢在讲授遗传学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重点突出、并且还常结合他关于瓢虫色斑变异以及果蝇遗传变异的研究内容，给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谈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热忱，在学业上尽心相授，对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在贵州湄潭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带领他的学生们坚持科学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遗传现象，取得了遗传学研究突破性成果。在这座土屋里他带领学生进行的关于瓢虫色斑遗传方面的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他一生在科学研究上代表性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镶嵌显性》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在战时校舍破烂、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当时他培养的几位研究生施履吉、盛祖嘉、徐道觉和刘祖洞均为遗传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谈家桢在遵义湄潭的6年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
1944年10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曾两次参观考察湄潭时期的浙大，对浙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参观了化学、生物、数学、物理学和农学院有关系，参加了在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院30周年纪念会，当时全国各校、单位提供80多篇论文，其中也有浙大教授提供的几篇，他都常带回伦敦，他在对浙大师生演讲时，把浙大与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他对谈家桢教授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贰大学”，李约瑟有如下描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有关于甲虫类所有色斑因素的遗传学方面工作……”等。1945年10月27日他在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湄潭是浙江大学科研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些紧张的景象。”
谈家桢1944年研究异色瓢虫所遗传嵌镶现象，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对嵌镶性现象规律作进一步研究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论文，这些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
1948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学的会议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的常务理事。事先会议负责人陶布桑教授来函邀请谈家桢参加（中国应邀的另一名代表为李先闻教授，后因经费无着落而未去），谈家桢回信说很希望赴会，但由于费用问题，他说自己虽然是中国最高级的教授，但每月薪水只折合美金100元，实在没有办法参加，尔后大会秘书处来信答应资助全部费用，另外谈家桢又通过私人关系向教育部申请到1000元美金而后成行。
由于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而且谈家桢是唯一的代表，所以特别受到重视。会议结束后，谈师应邀去美国学校访问数月，当时国内解放战争正进入最后关头，“三大战役”达到高潮之时，谈家桢在美国师友纷纷劝说留在美国比较安全，“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一定要到中国去！”他不为美国师友的劝说所动而回国，1949年春天到达杭州迎接五月初的解放。
曲折坎坷的30年坚持真理
1946年，谈家桢在美国讲学期间，读到苏联人李森科写的一本小册子《遗传与变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这个名词。李森科曾是前苏联的一名普通的生物科学家，因为一个试验──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获得成功，他便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包装了一套遗传学的“新理论”，用以批判美国生物遗传学家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学。看到李森科把“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硬凑在一起，谈家桢感到迷惑不解：政治何以能代替科学、干预科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中国遗传学如何发展，受到当时苏联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遗传学派影响很大。
李森科曾是前苏联的一名普通的生物科学家，因为作了一个试验，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获得成功，他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包装成一种遗传学的“新理论”、批判美国生物遗传学家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学。这一学派强调环境条件对遗传的作用，否定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否定基因的存在。五十年代初期由苏联请来的几位遗传与育种方面的专家讲的都是米丘林学派的理论。把摩尔根学派当作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的猖狂进攻，由于我国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做法，生物学界也受到影响。有人提出要“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强制推行和灌输苏联李森科的“春化理论”，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定性为“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使谈家桢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经受了很大压力，不仅无法正常授课，甚至被反复批判、批斗。
陈四益在《科学与权势》说：“1957年我进大学，读的是中文，可最先听到的轶闻却是有关生物系的。说大教授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弟子，但他的女公子却是米丘林学派。当时的风气，跟着摩尔根就是跟着美帝国主义，是唯心论；跟着米丘林(实际是跟着李森科) 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唯物论。学术问题一旦成了政治问题，自然又会衍化为家庭问题，闹得父女失和。”
在这段时间的中国，正统的遗传学家被迫服从李森科的拉马克观点或者转向其它领域。一些玉米遗传学家被派出到寒冷地区去种玉米，在那里，生长季节短，根本就不适合种玉米。这些工作人员不但不会成功，而且还要忍受营养不良等生活的困苦。谈家桢停止了遗传学教学，把精力转向进化。他把重点放在研究古生物学和寻找遗传学的证据，而不是探讨其机制，以此来躲避政治上的麻烦。当然，他在瓢虫和果蝇方面的研究也就中止了；因为它们不够“实用”。
中国的许多遗传学家和育种专家是苏联培训的。摩尔根和孟德尔的追随者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谈家桢在争论中不顾压力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强调基因作用而闻名。于是在中国遗传学界发生了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谈家桢曾发表在牛津大学杂志上的座右铭“真理使人获得自由”。谈家桢引起中央高层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
科学时报记者报导访问谈家桢：
记者：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的遗传学方面的专家努日金到中国来，点名要跟您辩论新旧遗传学的理论，当他说您的学派──摩尔根学派是个反动遗传学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回应他的？
谈家桢：这个苏联人来我认识他的，他来批评我，他这是立场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话讲了。实际上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但是我不相信李森科的这一套东西，把科学跟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所以我和当代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他说我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政治上我马克思主义，是可以这样区别一下子。
记者：当年在苏联有一个叫李森科的人，他号称自己是米丘林学说的继承人和发展人，刚好他在学术上跟您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您是摩尔根学派的，那么您第一次看见米丘林主义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谈家桢：米丘林是一个园艺学家，他也有贡献的，问题是李森科借他的名字，他提出米丘林主义，实际上他的思想比过去的法国生物学家朗巴克主义更“朗巴克”。像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遗传下来的，那么科学是不同的学派，但问题是他借斯大林的名义来压制人家，来反对，来抵制其他的学说，这是很不合道理的。中国在当时片面地学习苏联的情况，也追随了李森科主义。这对我们搞生物工作者是一个很大冲击。
记者：当时批评您的理论，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和繁琐哲学，那么批评您的时候，您有没有对自己所学的摩尔根学派产生过怀疑或者动摇呢？
谈家桢：在解放前，在美国也听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当初有人劝我不要回来，不过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坏的，所以我还是回来了。中国共产党不一定照苏联的这个办法来做，所以我没有留在美国，我就回来了。
记者：学术问题一旦成了政治问题，也会引发家庭问题，我听说您女儿坚持要学米丘林学派，跟您这个划清界线，我想这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痛吧？
谈家桢：不同的学说是可以的，大家可以争论的，但用政治的帽子来扣你，这个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因为米丘林、李森科这套东西，过去也有朗巴克主义，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这不是新鲜的东西，这已经是被科学上否定的问题，李森科把它拿过来比朗巴克还“朗巴克”。而且他用斯大林的名义来压制人家，在苏联培养了好多科学家。
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错误地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李森科理论和批判摩尔根学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6年2月，在毛泽东居所祈年堂开会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坦陈了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跟我谈话，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补写了）。我对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出他的门户之间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哲学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摩尔根学派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DNA），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
国内遗传学界强制推行苏联李森科学派，把摩尔根学派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的猖狂进攻，使谈家桢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经受了很大压力，不仅无法正常授课，甚至被批判、批斗。但谈家桢并不动摇，他说：“科学总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真理会越辩越明。”他被迫停止了从事果蝇、瓢虫等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不得进行“摩尔根遗传学”的讲授，这是中国遗传学学术上的一次灾难。在这期间，中华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米丘林遗传学和批判摩根遗传学的政治运动。学校当局就逼着谈家桢先生：“错误对待米丘林遗传学”问题的公开检查（见1952年生物学通报，3卷8期）。从此以后，谈家桢教授就不能再在讲台上讲授摩根的经典遗传学了。只能教生物学引论和达尔文主义这两门课，摩根遗传学的研究也只好停止了。
自那以后，在全国的学术界和学校里，都在议论着谈先生和他的“反动遗传学”思想。以后在大学里评定职称时，他也只能评成二级教授。而他过去所培养的学生，不少是一级了。在全国开展批判谈家桢的学术思想时，竺可桢老校长在中科院对浙大学生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对学术上的争议，怎么可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到1956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对遗传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文以后，复旦大学才开始允许生物系恢复开设摩根学说的经典遗传学。
1960年又由周恩来总理任命，谈家桢教授为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从此谈家桢的待遇改变了。1961年，这一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谈家桢亲任所长。遗传学研究所成立以后，便开始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植物遗传和进化遗传、微生物遗传及生物化学遗传等方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研究。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汇报给毛泽东。陆定一在对毛泽东进行汇报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谈家桢。“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前苏联老大哥李森科说“不”的遗传学家，这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当谈家桢等人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这时，谈家桢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微笑着，同他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边的陆定一连忙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更加兴奋起来，用力地、不住摇撼着谈家桢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对谈家桢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这简短的一句话语，已令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由于直言全盘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蒙受重大损失，谈家桢被划为“内定右派”。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谈家桢，一面鼓励“老朋友”，一面用风趣的话语将谈家桢的困境轻松化解。谈家桢后来说，当时他听到主席的话，立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果然，“内定右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
毛泽东请客人们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着各方面的情况，倾听着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起谈家桢，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多有些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生来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顾虑全消，于是，他侃侃陈述着，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他兴奋地介绍着，在那次会议以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谈家桢的介绍，十分中意谈家桢的性格和为人，而后，毛泽东讲话了：
“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毛泽东主席的关心和周恩来总理的保护，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勇气。
1957年7月，反右进入高湖。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已将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谈家桢正为宏愿又将成泡影而忧心忡忡。毛泽东在上海又与他谈了一次话，一见面就称，“谈先生，老朋友！”，并一语双关地为他解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一句话，“内定右派”就此烟消云散。
1958年1月6日夜，毛主席在杭州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与他聚会。在四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毛主席又谈到了遗传学，他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谈家桢坦言相告：“双百”方针提出后，虽然复旦大学开设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我也可开课讲授了，但有些人把这些看成是“统战的需要”，进一步开展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工作，依然阻力重重……，毛主席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五一”前夕，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谈家桢，鼓励谈家桢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科学时报记者报导访问他：
记者：那么您是双百方针的一个见证人和受益人您今天能谈一谈“双百方针”的体会吗？
谈家桢：这个体会特别清楚，像广州会议的时候，当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都来了，不能再扣帽子、打鞭子。但是没有多少时间，回到上海，那时候上海由柯庆施管着，他不准传达，当时由江青那派来操纵，所以文化大革命又恢复起来了，江青把问题查了，党内也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所以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爆发出来了，把我推到反动学术权威、流氓大右派都来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原来的爱人，她是复旦大学家委会主任，她也受到牵连，她牺牲了，她受不了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李森科批评基因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现在基因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李森科那一套是不讲科学的，他武断地说遗传基因看不见、摸不着，是不算数的。那么原子量子你也看不见的，看不见就不是科学的，他认为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不是科学。所以说荒谬不荒谬？原子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基因看不见，但基因现在人家可以看见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都搞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事实的面前，他是胡说八道，他历史倒退了。
记者：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阙先生，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他的这个理念，是否和您也是相同的，是不是也是您一生所追求呢？谈老，我觉得您的一生追求科学真理，您觉得追求真理对一个科学家的重要性是什么？
谈家桢：真理。我一直讲追求真理使人获得自由，能够得到自由。
经历文革残酷的迫害
谈家桢在燕京毕业后，回到母校，任东吴大学生物系讲师。同年与傅曼芸小姐成婚。傅曼芸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好妻子，她为了帮助谈家桢出国深造，毅毅然变卖了自己新婚的首饰，帮助丈夫去完成出国深造的志愿。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遭受了冲击。那时谈家桢先生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并与苏步青等一起，进行了无数次批斗。
残酷恶劣的“文革”期间，谈家桢被打成“反动权威”。一些人把他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要作为“谈氏小朝廷”来摧毁，并扬言要“揪出谈家桢这个漏网大右派”。造反派在复旦大学展开批判“大化流氓”，“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科学家学罚”谈家桢。谈家桢站在用桌子堆的讲台上，低着头听年青人辱骂受尽了侮辱。
批判之后，一个造反头头用瓷碗盛一碗墨汁对他脸上泼去，他的洁白的衣服变成一片黑色，脸上全是乌黑。
这样的羞辱还不够，批判完后，不让他走出校门，要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爬出校门，以后要他每天清晨起来要扫几条马路，洗厕所。
他被抄家、在家里的夫人也得不到安宁，因为她是居委主任，也是红卫兵批斗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霸臭婆娘”，她受不起这些羞辱，结果在家人不在的时后悬梁自杀。
那时家里只有最小的儿子与他们住，夫人在口袋写了一个纸条：“龙儿，我走了，袋子的二十元留下给你。”傅曼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堪忍受而含冤自尽了，孩子流浪四载……。
谈家桢下跪“请罪”，被戴高帽子，精疲力尽回到家里看到夫人自杀，悲痛万分。
他后来写信给远方的儿女，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写道：“请你们放心，我不会跟随母亲。我会坚强的活下去。”
他捧了夫人的骨灰盒回家，对安慰他的弟子说，他会活著看世局的变化，他不会自杀。他认为谎谬是暂时的，真理的阳光终有一天会普照大地。平和的心态伴随他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那时期谈家桢，原本身体很好，但是在上午接待外宾，下午与夜里还要受批斗的情况下，食无味，睡难眠。他的身体也就与日俱差了。其间他还生过几次重病，患过直肠癌，进行过切除大手术。后又胃病发作，再进行切除大手术，痛苦至极。
但逆境中的谈家桢始终坚信着他的摩尔根学派，他告诉赵寿元和其他弟子：他不会寻死，因为真理使人自由！
自此以后，批斗不计其数再次被剥夺了研究权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村改造。但谈家桢坦然处之。以后，谈家桢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十年动乱，毛泽东没有忘记谈家桢，点名要解放谈家桢。他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1968年11月的一天，他正在农田里锄草，有人轻轻地对他说，从明天起可以不用到田里来劳动了。谈家桢感到纳闷，以后才知道，这是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了“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这么一句话，并点名要“解放”包括谈家桢在内的八位著名科学家。
1974年，毛泽东托人给谈家桢捎口信询问遗传学研究近况。
谈家桢【8】说：“即使在文革动乱岁月里，毛主席也关心着我这个党外人士。”谈家桢回忆道：“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点名要解放包括我在内的八位科学家。直至1974年冬，病中的毛主席还托王震带来口信，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我发表的文章。周恩来总理也明确表态：‘谈家桢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漏网右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使谈家桢始终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他相信党的事业和人类科学的发展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访问他：您是“双百”方针的见证人和受益人，请您来谈对“双百方针”的体会，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
谈家桢：我对“双百”方针的体会特别深。如当年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都来了，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也非常重视，是把它作为党发展科学的方针看待的。但是我回到上海以后没有多久，情况又变了，“双百”方针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流氓和大右派。我的爱人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当时她是复旦大学家委会主任，她受不了，牺牲了。他们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很荒唐的，李森科那样的人才反动。当年李森科批评基因学说，说基因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因此遗传基因不算数，不是科学，这实在荒谬。原子、量子肉眼也看不见，你能否认它科学吗？现在基因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人们也可以看见基因了，双螺旋结构模型都搞出来了。就在李森科猖獗的时候，西方的生命科学却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们把遗传学搞到了分子水平。所以我说李森科那一套是不讲科学的，是历史的倒退。”
1973年，“文革”时期，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宣称自己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当权的工宣队去问谈家桢相信不相信。问的目的当然不是征求谈家桢的专家意见，而是要逼他这个“资产阶级反动遗传学权威”表态，也就是出面承认和证明那个“培育成功有色棉花”的“农民科学家”的“大无畏革命创举”。不料谈家桢回答：“我没有见过这种彩色棉花。”(见【9，12】)
到1975年，已经身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那个“农民科学家”，写了篇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的谈有色棉花的论文，要求和谈家桢联合署名在《植物学报》上发表。谈家桢后来发现报导这些结果的文章已送出发表，并把他的名字也署上了。谈家桢又“犟”了，说自己没有重复种出过彩色棉花，他想学会这些技术但还没有成功。既然他还没有充分掌握这些技术，所以“无功不受禄”，就不应该是作者之一拒绝署名。因此他的名字被除去了，他在孟德尔遗传学家中的名声因此得以保全。
“四人帮”外行要指挥内行，姚文元曾要他用电量来刺激产生长纤维的长绒棉花，这是一种遗传的变异。他也拒绝参加这样荒唐不合科学的研究，在磨难前面，他能坚持真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对已经被批斗了六年的谈家桢来说，这样的顶撞意味着是在冒怎样的生死风险。说起往事，谈家桢感慨，“当时我如果要政治投机，那正是机会。但我是搞科学的，最重要的品德是求真，不能讲假话。我怎么会跟从他们胡闹呢!”
1973年，他与邱蕴芳医师结成伉俪。1974年冬，毛泽东在病中还没有忘记谈家桢，让王震带来口信，鼓励他要把遗传学搞下去。
1975年，厄运又降临到谈家桢身上，他不幸患结肠癌。癌症进行切除大手术后不久，1976年胃病复发，他又进行了胃切除手术，元气大伤，几乎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夫人邱蕴芳大夫的精心照料和调理下，他逐渐康复。
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那是新时期科技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同一声春雷，解放了中国科学人禁锢已久的思想，全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新中国的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谈家桢等专家的大力推动下，遗传/基因工程被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工程之一。
1977年美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 Howard Temin 访问中国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遗传学研究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
教育体制改革上书中共中央
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这二十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1995年10月，谈家桢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他在书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的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提纲中，用“总而不综、薄而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四句话，形像概括地指出了综合性大学中学科不全、培养对象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的弊病，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充分重视。
谈家桢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例如高等教育，21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如何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高等教育要将大学和专科学校分开，大学要进行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训练，培养复合型人才，进入研究生院后才讲“专”。基础教育要加强素质教育。对于学生来讲，要提倡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知识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工业经济，是靠人的脑力。因此，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关键在教育，在引导。
优生优育拓荒者提高中国人口素质
1979年11月中国遗传学会假湖南医学院生物系在长沙召开细胞遗传学讲习班之际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在那次会上，谈家桢说：“现在我们应当站出来讲一讲‘优生学’的问题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声惊雷，许多听的人感到心惊肉跳，于是出于好心力劝谈家桢“刚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谈先生还是算了吧！看看再说。”谈家桢坚持“不！要讲！百业待兴，我国生物学领域也一样！要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鉴定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一副“舍我其谁”的凛然正气，会场沉默了。稍后，吴旻教授说：“既然都不敢说，那我来说！”会上决定，在湖南省委大礼堂由吴旻先生做一次题为“漫谈优生”的讲座。
谈家桢登高一呼和吴旻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们发起了在中国提倡“优生优育”工作。将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他们就是三中全会以后，优生优育能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的拓荒者和先知先觉。优生优育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共识并最终被中央确认为“基本国策”，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谈老推动我国优生优育事业的这一历史功绩。
1997年4月，谈家桢不顾年事已高，奔走于上海、浙江等地，考察了多家基因研究与产品开发单位，他深深感到：中国的基因研究与生物工程产业化的高潮即将到来，但又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冲击。基因就是财富，其密码一旦被解读，用以投入生物制药，科学价值和经济效益均十分巨大。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基因大国，人口多，民族多，家系多，疾病种类也多，这就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他们纷纷以“合作”的名义，来中国搜取大量的基因组标本（血样）。
谈家桢对此十分焦急。他为保护中国人类基因资源一事写信给中央领导，专门上书，提出应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尽快启动由中国科研人员主导的中国特有基因的研究。还强调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加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扶持民族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做了重要建议。这封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基因组研究很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一南一北两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这个建议被国家所采纳，在谈家桢的直接关心和帮助下，1998年促成了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成立构成了中国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基因分型和生物信息学的公共平台。
谈家桢说：“21世纪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经济竞争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的竞争上，谁能获得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地位，谁就能在群雄争先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后，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又是教育。”
1989年9月，为了鼓励浙江学子报考生命领域专业，谈老以自己的稿酬和积蓄设立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此后他多次用稿费向奖学金捐资。奖学金亦奖励浙江省参加全国生物学联赛获得一等奖的高中生及其指导老师，1989年至今已有600多人获奖。
谈家桢认为高新技术产品，首先要有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形成，则在于高新技术理论。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品。”
推进了中国和国际世界的加流和合作
1976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全国人民迎来了科学的春天。9月，在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上，大家都主张把遗传工程作为规划的发展重点之一。从此，中国的遗传学的研究又开始被人们重视起来了。翌年，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谈家桢先生决定先以复旦为立足点，然后推向全国。一定要把已经失去的时间，设法追回来。
“文革”过后，谈家桢年过古稀，仍是关注着学术发展的趋势，一心要使中国的遗传学与国际接轨。尽管已经快70了，而且他是动了直肠癌手术的，接下来不到半年，又动了胃切除的手术，两次大手术！就在1978年，谈家桢的美国老同学、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邦纳，邀请他去美国参加加州理工学院摩根实验室成立50周年活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与各国遗传学家交流研究成果，还可以见到美国许多遗传学方面的老同学和结识一些新朋友。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次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对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很有帮助。
在夫人邱大夫的陪同下，谈家桢到了美国。他在美国除了在理工学院的大会上作了题为《遗传学在中国》的报告外，老同学们还邀他到美国东部大学和学术单位。纪念会结束后，通过邦纳和多方面的帮助，谈先生到美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考察和访问。他应邀参观了一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如加州戴维斯分校、纽约洛克菲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斯坦福大学、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和哈佛大学等，并与科学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一次访问，使他开阔了眼界，感触很深。用谈先生的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补课。”而当时国外那些实验室先进的设备也让谈老看了“羡慕不已”。他清楚地意识到，靠实验室现有的设备和仪器，是不能把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的。回国后，他出版新作《基因工程》。他发现跟外界已经隔绝这么几十年，结果生物学的方向已经改变了，他的同学也都有所成就了。
好多年未见的美国学术界朋友，都热情接待了他。在好友邦纳帮助下，与贝克曼仪器公司签订了优惠订货协定，由此为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引进了高速和超速离心机。贝克曼是美国贝克曼精密仪器公司董事长。老同学见面，贝克曼对谈家桢在古稀之年依然为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初衷不变感到由衷的敬佩。他愿意破例以最优惠价的价格、以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与谈家桢签订一份协定书。谈家桢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但是按规定，购买如此昂贵的仪器，必须先向教育部提出报告，等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心情还是十分急迫：“这次好事来得那么突然，哪有时间向国内请示啊，就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吧。至于我个人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都心甘情愿的”。谈家桢以欠款形式，为复旦大学遗传所引进了价值20万美元的五大件大型精密仪器。
果然，回国后教育部有关部门对这件“自说自话”的事情进行了处理。顾及到谈家桢的声望和引进这些仪器的必要性，决定对他个人不作处分。但是要就这一事情向全国高校进行通报，批评这件事情违反了外事、财务方面的纪律，此类事情“下不为例”，谈家桢为此写了检讨。
老同学德里约送给他30万美元的生化试剂，通过这次美国之行，谈家桢引进了一批大型精密仪器，新的领域神经生物学也就介绍到国内来。为此后中国开展遗传工程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回国后又有上海实业家刘海林，知道他又要开展遗传学的科研活动了，捐资20万元人民币，作为开展遗传学研究之用。从此遗传学的春天又来了。
1979年他70岁，当时大部分人已经退休，他才能开始他的遗传学研究。他再一次进行瓢虫的研究，发现更多的等位基因，获得了更多的种群数据。但这已不再是重要的舞台了。在中国遗传学衰落时，世界已发生了分子革命，遗传学正朝一个新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谈迅速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他活跃于检测有害的环境化学物质，倡导测试可能的突变剂和致癌物质的艾姆斯氏试验系统。他注视著分子生物学技术，写过杂种优势中 RNA 扩增的文章。他还写过许多评论和综述，内容涉及遗传学、进化和先进技术带来的变化。他是构建人类基因组文库的早期倡导者。他指导了关于水稻的各种研究。他用线粒体 DNA 来研究人类的变异性。
1979年，谈家桢的新著《基因工程》，顺利地在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同年，又以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名义，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生物学家邦纳等一些国外著名的遗传学家，来复旦参加全国分子遗传学讨论班，请他们分别担任主讲，内容新颖丰富。全国各地的学员，有250余人参加。这是一次大型的和影响全国各大学遗传学发展的学术活动。有27所大学和40个研究机构及医院系统人员参加，是我国战后第一次举办大型的高分子生物学讨论班。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之后谈家桢又与他们一起，广泛地与国际学术学界开展交流活动。
1980年，谈家桢去英国出席牛津染色体会议，会后又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关于人体基因库建立”的专题报告。结束后又顺道访问了德国的哥丁根、海德堡、土宾根、法兰克福等著名大学和研究所。
1981年9月，谈先生应日本邀请，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环境诱变会议，会后访问在北海道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所。后又应邀访问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京都、广岛、福冈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所。在出席日本遗传学会的年会上，谈家桢作了学术报告并被授予荣誉会员。
总之，谈家桢从1980年起，辞去了复旦大学的副校长，允任校长顾问。把许多时间放在对外访问，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许多国家的研究院，如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研究院，再加上这些国家的著名大学，授以外籍院士或名誉教授等等。在国内又有宁波大学等校请他担任名誉校长和学术团体的会长、名誉会长、名誉顾问等新职。那时他的兼职，总加在一起，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而他对这许多名誉职务，都十分关心和尽力帮助。到90岁时，他对我说：还保留三个社会职务，一是中央民盟的名誉主席。二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三是第三世界的院士。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一直想著的事是国家、人民、科学和第三世界的进步。
从1978年到1991年的十四年间，谈家桢肩负振兴中国遗传学事业的重大使命，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频繁出访，足迹遍布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八十个城市，有力的推进了中国和国际世界的加流和合作，加速了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
1992年6月8日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之邀，参加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访问台湾。谈家桢已83岁，访问期间是8天，此次访台由沈君山校长、武光东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发邀请函，以及李远哲院士援助。在台湾，除了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外，在东吴大学章孝慈校长陪同下，会见了蒋纬国。蒋纬国曾因为他在苏州读书时，在桃坞中学里听过谈先生教的生物课，所以是他的学生，也多次前来拜访他。蒋纬国送他的礼品上刻有一句话，上面写着：“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
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被英国遗传学报聘为顾问编辑委员会委员；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被第十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推选为名誉副主席；1989年，被德国康斯登茨大学授予功勋奖。
1995年，87岁高龄的谈家桢获香港查济民先生设立的“求是科技基金”唯一大奖“杰出科学家奖”。
100万奖金如何分配？他说：“我每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足够用了，50万元捐给摩尔根生物研究中心，10万元捐给即将召开的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国际讨论会，10万元捐给上海老年中心……”转眼间，奖金就“瓜分”完毕。他说：“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
1989年，谈家桢以自己的稿酬和积蓄设立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此后他多次用稿费向奖学金捐资。此外，他还设立以文革中去世的前妻的名字命名的“复旦大学傅曼芸助学奖学金”，用来支持西部地区的学生。“每次颁奖时，获奖的同学就有机会到医院去看他。这对大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1999年9月，复旦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复旦大学摩尔根─谈国际生命科学中心”谈家桢任中心名誉董事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全国生物学科第一批设置的生物学人才培养理科基地。而当1997年复旦大学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好后，谈先生为了考察建设成果，以90高龄，拄着拐杖，走遍了生科院所有的教学楼，一层层看遍了教学实验室。
爱护年青人
他热爱学生，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当学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总是在不同场合不无骄傲地提到那些学生，他深信新一代必将胜过老一代。
谈家桢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18名遗传学研究生，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最早的一批“谈门弟子”当时人称“四大天王”，其中盛祖嘉、施履吉现在都已年过九旬。以70年心血，培养的学生已近10代，分布于国内外，数不胜数，不少已成著名学者。换来了中国现代遗传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兴盛之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果。
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成为世界遗传学的领跑者。在学术上，有的学生走到了他的前头，有影响的论文刊登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谈老总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还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去表示祝贺与鼓励。他很认真地解释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的座右铭，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到学生超过我这个老师，是我最开心的事。”
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教授至今记得1994年冬天的一幕：年过八旬的谈家桢拖著刚刚好转的身体，来到斯坦福大学，找到当时正跟着人类遗传学大师卡瓦里·斯福扎教授做博士的金力，与他深谈并表达了希望他回遗传所的厚望。
“那天午餐后，师母希望我安排先生午睡，可我当时与别人共用办公室，为难之中只能将他引到医学院学生休息室。嘈杂喧闹之中，80多岁的先生在沙发上睡着了，我静静站在他身边。”想到先生耄耋之年还为了学科发展奔波不息，那一刻，金力禁不住落下了眼泪。
在送谈先生离开时，金力扶着先生，轻声说着自己的决定：“请放心，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周光炎至今还记得，当年第一篇论文完成，英文摘要却犯了难。问题在于上世纪50年代大家学的都是俄语。怎么办？硬着头皮写完给谈老“批改”。几天后拿回来一看，十分感佩，不仅有纠错，整个文章的布局也大有改动，而且，术语的选择特别考究和地道。第二天，谈老又把摘要要回去推翻重写一遍，他对愣了神的周光炎笑言：“不应该亏待你那些漂亮的图嘛。”后来，这篇论文发表于次年的学报第一期“头条”位置。之后半年内，6封海外来信索讨单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周光炎心里明白，没有谈老近400字出色而流畅的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两个中国学生的作品。更想不到的是，这篇经谈老悉心指导并投入大量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这两个本科学生的名字。老师接受致谢，但不同意署名。谈老想的，只是尽快把年轻人推到第一线，哪怕他们只有二十几岁。
谈家桢的一位学生，新疆杨树科学研究院院长唐天林如今已是全国最年轻的“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十年前，唐天林在新疆创业搞杨树育种，可有报导称他搞的杨树速生品种是假的，生长速度也是浮夸的。谈家桢听说后，立刻了解详细情况，请来小唐一起吃饭。饭桌上的话，记忆犹新，“不要怕，科学是相信真理的，科学不畏权势，相信你自己，我更相信你……”唐天林回忆到这里，有些激动，“这几句话，这样的激励，是在救我的命呀！”熬过艰苦，他的速生杨项目凭借真材实料，获得3个国家级植物保护新品种和5个省级良种，为国家林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为“文革”的耽搁，加上后来社会活动繁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谈家桢很少再专门指导学生，但很多中青年教师都有过受他指点的经历。2005年，谈家桢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谈家桢长寿的重要原因
1975谈家桢在长海医院住院，他住中心楼干部病房，是肠癌手术后住院治疗。幸好有一位邱蕴芳大夫，也即谈家桢老师的继夫人，精心照料，得以迅速恢复。邱大夫为人贤淑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保护着谈老师的身心健康，很不容易。谈家桢接连动了癌和胃切除两次大手术，生命垂危，靠了邱医生细致入微的护理才得以康复。
科研及公务繁忙的谈家桢每天坚持早锻炼，晚餐必喝二两“绍兴花雕”，必补看中央台、上海电视台新闻，万一因社会活动错过，必看夜间重播。谈家桢睡眠甚佳，入枕片刻即进入梦乡，因为各项琐事全由夫人代劳了。谈老师的子女都在海外，一个人独立生活，是不可能享受到如今天这样幸福健康的百岁高寿的。这得归功于在患难中与谈先生结成白发伴侣的邱蕴芳医生的悉心照料。
谈家桢的学生，都知道他特别喜欢美食。不过不少学生也都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有点“怕老婆”。连谈先生自己都常常笑着跟学生说：“上等男人怕老婆嘛”。11年前的中风，让谈家桢必须接受邱医生的“严加管教”。即使是出去招待客人，邱医生也会陪着，因为“一旦不管，他就会‘乱’吃东西。有时候我生病，他偶尔一个人去学生那里谈事情，回来后还会像小孩子一样乐呵呵地跟我说，‘今天你不在，我吃得很舒服’。”不过，谈家桢偶而也要诉诉苦：“有夫人在座，再丰盛诱人的菜肴，也只能吃八成饱”。
倪既新【13】：“有次我们到杭州拍摄，敬爱谈家桢的学生想让他尝尝美食，特地请了给毛泽东做过菜的汪庄厨师来掌勺，其中有道毛式红烧肉特别难得和诱人。因为谈家桢曾经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动过直肠癌和胃切除两次大手术，所以他夫人邱医生份外关注他的饮食，餐桌上‘把关’特严，见他过多地将筷子伸向红烧肉，就由温和提醒进而断然阻止了。谈家桢不免有点尴尬，但他仍然不失时机地跃跃欲试，只是没有一次‘得逞’的。
“那天我就坐在邱医生的旁边。突然，我发现坐在她另一边的谈家桢在向我眨眼睛，还用筷子悄指他的夫人。我愣了一下方才领悟，就尝试着去请邱医生‘放宽政策’，当邱医生礼貌地将脸转对着我时，谈家桢在那边抓紧时机大口吃起肉来了。在旁边识破了他‘计谋’的人都被他的顽皮逗笑了。
“事后，我因担心这样的‘合谋’会不会有损他的健康而深怀不安，下了餐桌就特意探问谈家桢。他哈哈大笑着，转而郑重地安慰我说：‘你不要怕！哪种食物吃了对人体一定有利或者一定有害，现在科学上都还没有绝对明确的结论，所以我是想吃就吃的。因为一个完整的人由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组成，有吃不能吃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为了肉体上不一定会有的痛苦，却先去受精神上的痛苦，那太不合算了！所以我是照吃，从来不去多考虑的。当然也不是乱吃，存心去把身体吃坏……’我想想也有道理，这才宽下心来。”
谈家桢退休后住众仁花苑老年公寓养老，书架上摆放著密密麻麻的各式书刊，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窗台上，也堆满了手稿和杂志。入住众仁后，他依然坚持指导学生，浇灌培育著年轻一代。不管是在陕西路的旧居，还是晚年在众仁花园的养老公寓，邻居们都认识这位直到90多岁高龄仍然每天夹着包去上班的老人，如果回家早，谈先生总会和邻居聊上几句。大家夸他没架子，对人好。谈先生乐呵呵地说：“我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有什么架子啊！”
“您年轻时，为国家作了那么多贡献，如今年纪大了怎么也不歇歇呢？”谈家桢时时有着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十分深重的责任感，他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理由消极怠工。”
在谈家桢家中，有一首他抄录的自勉诗：
人体进化秘最玄，寻踪苦觅穷辨源。
万类古今何相似，缘是基因密码传。
巨言出，惊九寰，送浪蛰旗心映天。
九旬常怀千年策，热血更温世纪泉。
遵守生物钟，生活追求规律，这是谈家桢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谈家桢每天何时起床，何时看书，何时锻炼，何时吃饭都有极严格的时间表，从不打乱与违背。如80来岁时，他即使到外地或国外讲学，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回来后由于比较劳累，他通常要用2周的时间进行休息与调整。
谈家桢的早饭是简单：一只菜包、一碟肉松、一枚茶叶蛋、一碗稀饭与豆浆。
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他从不吸烟，虽然伏案工作和动脑筋的时间多，但从不吸烟。在交往中，人们一次次递上烟来，都被他婉言谢绝。谈家桢说：“烟是个坏东西，不仅对人体气管与肺部有损害，还会引发其他疾病。每年我国死于吸烟的患者有近百万，要使自己保持健康的身体，一定要远离烟草。”
他爱饮绿茶，一年四季不断，他说：绿茶含有茶多酚、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有抗衰老与抗癌作用。还有一个好习惯，每天晚上用热水洗脚，已坚持数十年。他说：脚是人的第二大脑，29条经络经过此。用热水洗脚，可刺激穴位，条理血脉，加快血液循环，提高人的免疫力。平时他从不憋便憋尿，一有“紧迫感”，便及时排掉。他说：大便与尿含有大量毒素，长时间憋在体内，会危害身体健康。
2006年谈家桢在上海华东医院，神情瞿铄，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和蔼亲切。年迈失聪，回话必须借助粉笔书写写字板和人交谈，以资沟通。98岁生日后，身体一天天衰弱。今年9月谈家桢坚强地度过了百岁，缠绵病榻已有多日，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先生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会睁开双眼回应呼唤，但由于气管切开已不能言语，弥留时处于心功能衰竭、传导阻滞等状态，经救治无效11月1日离世。
谈家桢的执着于遗传学事业，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七十年，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原生动物学等课程。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方面文章，主要汇集在“谈家桢论文选”(1987年，科学出版社) 和“谈家桢文选”(1992年，浙江科技出版社) 中。60年代开始，他确定了当时在国际上首创的以弥猴为实验材料从事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实际应用等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到了70年代，这项研究进一步延伸，他和他的学生在国内首先从事环境化合物的毒理测试和有关环境诱变剂的研究。他指出，对人类有害环境因子能使生物遗传性发生诱变，以及致癌和致畸，他有力地推动和发展了我国的“三致”研究。
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关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主要著作有《生物学引论》、《遗传与物种起源》、《基因与遗传》、《谈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谈家桢论文集》、《谈家桢论文选》、《基因的萦梦》等。
“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谈家桢常以此自勉。生命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什么？谈家桢曾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他具体解释：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他爱护年青人，热爱生活，豁达与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非学术压力对遗传学的干扰，坚持着中国遗传学的正确方向，他是我由衷敬佩的学者，是我们一代人的楷模。
200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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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08年11月5日首版 Created on November 5, 2008
2008年11月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5,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