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为 不 端

　　小泽征尔来中国听到盲音乐家阿炳（1893年8月17日－1950年12月4日）的《二泉映月》，感动的跪下来听。我一个朋友却说：“神经病，这有什么了不起。阿炳只是一个乞讨卖唱的小人物，私生活腐烂，又嫖又抽鸦片，何必对他这么看重？”

　　朋友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1770-1827)的作品一大堆。我就对他说：“我曾到过维也纳及德国参观贝多芬的故居，向导都对我说贝多芬没有女人缘，没有女孩想要嫁给他。而他却有性的要求，时常去寻花问柳，因此之後感染了梅毒性病(syphilis)，要吃含有剧毒的水银及氰化物药去医治。我们大学的‘贝多芬中心’拥有他的死时剪下来的头发，有科学家检验发现头发含有氰化物的成份。证明他是靠吃这种剧毒的药物医治性病。照你的看法，应该把一位才华横溢的梅毒病患贝多芬的音乐全丢进垃圾桶里去?!”

　　唱片制作人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 1930年1月5日－）是作曲家的传记作家，研究贝多芬写给朋友智梅斯卡（Zmeskall）的信件，其中提到“Morsche Festungen”，字面上的意思是“发臭的堡垒”，其实就是指妓院和妓女。在好几封信中，他提到“堡垒”都跟性、疾病、危险以及感伤有关。例如:“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太重视肉欲——形形色色堡垒的经营者、主管!”“我不必再警告你，小心不要在附近的堡垒受伤。”“远离那些发臭的堡垒，那些堡垒的攻击比那些妥善防护的堡垒更要人命。”“要热心防卫帝国的堡垒，你也知道，他们早就失去童贞，已经遭受好几次攻击。”“我衷心感谢你，亲爱的 Z，谢谢你提供堡垒的信息，我想你一定认为我不希望停止到软而湿的地方。”

　　贝多芬1797年便发现梅毒引发的耳聋，使用水银作为医治药物，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是梅毒晚期病患的作品。

　　1827年，贝多芬患上肺炎。经过长期病魔缠身，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他写下简短的遗嘱，侄儿卡尔是惟一的继承人。手稿中纠结的字母、重复书写以及歪曲的线条，都是麻痹性痴呆开始的征兆。梅纳德·所罗门总结说：“神经异常的征兆——突然发怒、无法控制情绪状态、对于金钱越来越着迷、觉得受迫害、无缘无故怀疑，持续到贝多芬过世。这都让维也纳人认为，这位最伟大的作曲家，是个极端怪异的疯子。”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这些症候与梅毒麻痹性痴呆阶段的症状吻合。

　　十九世纪初叶的舒伯特(Schubert, Franz 1797－1828)创作了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4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许多其他作品，被称为“歌曲之王”，是因为梅毒31岁就早逝死亡[1]。舒伯特1823年1月被感染梅毒，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当年秋天舒伯特入院治疗，有所好转，但次年年初他精神也受到重创，在一封信中他写到：“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可怜的人”。要向贝多芬看齐，创造能流芳千古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得在泥淖当中堕落下去，死时他对朋友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把我葬在贝多芬的墓旁。”

　　我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我把他对贝多芬的崇高形象打破了。欧洲中古时期中产和贵族都盛行招妓，寻花问柳风气相当鼎盛，著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大师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年-1886年)，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创始者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年-1918年)常去招妓。

　　莫扎特二十五至二十六岁寄信给父亲李奥普·莫札特：

　　写名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世界文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年9月9日-1910年10月)，罗曼·罗兰说他是：“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托尔斯泰传》)高尔基说：“托尔斯泰哪怕多活一天也是这世界的财富。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找大量的妓女或放荡女人来满足婚姻所不能完全解决的肉慾。1846年，18岁的他在一次手淫过後，找了一个年龄偏大价格便宜的女人结束了自己童贞的身体。1853年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慾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在喀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托尔斯泰就经常把妓女招到学校过夜，有时候与两个妓女一起玩，有时候还和相熟的妓女借钱去嫖另外的女人。他写道：“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浮以及其他一切恶刁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滥交的结果使托尔斯泰很快染上了性病。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他对传记作者莫德说：“没有女人，我就不能安宁。我的性欲过分强烈，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他的日记记载，在养病期间他的性慾每天要暴发一次，让三个女人染上性病。青年时期是多么放荡,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托尔斯泰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自己的女农奴，妻子的朋友、晚辈甚至亲戚。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2]

　　毛主席喜欢的老友章士钊，学问一大把，可是私生活照共产党人的看法是靡烂，不只有三妻四妾，还喜欢嫖妓。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章士钊全集》，第7卷，第117页。）这样的人如果依据毛主席少年时代的处世学则不纳妾不嫖妓，这种人是不能在一起的。

　　郁达夫(1896.12.7-1945.8.29)最敢于直白和坦言性的现代作家，1915年7月，郁达夫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9月，分发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第三部（医科）学习，20岁性的苦闷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在《郁达夫自传》写到个人经历：“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郁达夫在日本呆了八年，他从不讳言自己在日本嫖妓及和旅馆酒店女招待、小商店的“看板娘”等下层的日本女人发生性关系。

　　1921年10月，郁达夫来到当时的安徽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受聘担任教师，讲授外语和《欧洲革命史》等课程。然而他除了上课编排讲义外，把剩余的时间大多数消磨在烟花巷和酒吧间，狎妓调娼，过着“一分轻薄两分狂”放浪形骸的生活。郁达夫大胆直率地在自己的日记和散文小说中披露自己的“狎妓”之事。

　　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的胡适18岁跟着一班酒肉朋友胡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

　　胡适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对于自己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嫖乃人间大恶。因此，他呼吁：“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3]

　　1931年徐志摩10月1日给老婆陆小曼的信中汇报胡适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

　　1926年2月初，胡适在上海巧遇外国友人加纳特。胡适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姐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一位台湾忠贞爱党国的老教授，有一次和我聊起中国早期的名人学者，他说“‘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运动’的旗手，但是虽有学问也是一个私生活败坏声名狼藉的‘王八蛋’，他有‘寡人之疾’好喜欢逛‘八大胡同’，後来被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浙江籍人士发现，针对他的嫖娼狎妓行为的集体发难，把他赶出‘北京大学’。陈独秀於1919年离开北大去创办共产党，於是中国不幸，最後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我开玩笑说：“历史可能不会因为几个人的行为不检点而改变，没有陈独秀，也可能出一个蒋独秀，毛独秀，李独秀，王独秀。

　　“可能这个蒋独秀不嫖妓，但却喜欢共妻。
　　“可能这个毛独秀不爱女色，但却喜欢金银财宝。
　　“可能这个李独秀不乱搞关系，但却独裁专制。
　　“可能这个王独秀行为端正，却爱美钞日币，见钱眼开不管老百姓死活。

　　“这是中国人的宿命，遇明君而黄河清，遇混蛋而神鬼泣。”

　　我这老朋友以为我是有些离经叛道，在‘胡说八道’。我就是喜欢提不同看法让人们以另外角度去思考问题，但往往让人误解，认为我太激进或太反动。

　　有一次我屋子需要装修，一个从中国东北来的工人帮我做，他在休息时和我聊天，他说他的妻子来了美国之後嫌他穷没挣太多钱跑掉了，丢下一个女儿给他。他说他为了解决肉体的需要，每隔两三星期就会把钱拿去孝敬妓女。他说他多数是找白种女人而不想要黑种女人，他也不要黄色人种。

　　我告诉他‘爱滋病’流行，不要中镖，他说：“没有问题，我都用安全套，以保护自己。”

　　如果你认为这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才会有这种寻找肉体愉悦的作为，那就错了。

　　我认识一位美国教授，他年青时从罗马尼亚投奔西方，来到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一间颇有名的大学执教。他长得满英俊，他说夏天他上课常穿短裤，进入课室女生常向他吹口哨。但是他从来不动她们，有些女生甚至到他的办公室对他性诱惑，他都克制自己，不像一些教授“吃窝边草”。

　　他说他原来有一位护士和他同居，可惜她不能生育。後来他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接来美国，弟弟不幸开车发生意外丧生，他的母亲要他传宗接代，他只好和那位曾照顾他，及帮助他打博士论文，他的书籍的女友分手。

　　他说他有性的需要，就开车去街边找妓女。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妓女，他很喜欢她，她有个女儿。他带她回家共进晚餐，并拉小提琴给她听，这个女人因吸毒不得不卖身赚钱。他很想娶她，可惜後来她却失踪，找不到她的任何踪影。最後他只好跑到千里达客座，娶了一位黑人与印度人混血的漂亮太太。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介绍我读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他说他把他以前乱七八糟的生活故事讲给我听，这是一般中国人不会讲的。

　　孙教授去莫斯科开会，告诉我遇到一位中国商人，这商人对他说，在莫斯科他常找俄罗斯妓女解决性的需要。这商人的话让他吃惊：“以前俄国老毛子在东北干我们的女人，现在我就来操他们的娘儿。”

　　没有想到做这件事，还是“爱国有理”?!

　　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不会再有人为了生活出卖肉体——‘最古老的职业’？这就当作痴人说梦。

2011年2月1日，3月8日修改

【参考文献】
[1] John G O'Shea, Franz Schubert's last illnes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Volume 90 May 1997, 291-292.
[2] 田俊武：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嫖妓人生 http://news.sina.com.tw/books/novel/barticle/4842-1.html
[3] 陈占彪：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2/69431.html
[4} 胡适曾爱吃喝嫖赌，良友苦劝终戒除 2010年10月30日新华网文史天地 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10-10/30/content_21264883.htm

【附录】
纯白的霜火：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案改变中国现代史走向！
中华网论坛 2010-05-30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13/44/22/1_1.html

　　一周前，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因组织换妻被判聚众淫乱罪获刑三年半。这个关注度不亚于重庆打黑的特殊案件，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尽管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内的不少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会有不同看法。

　　这令人想起90年前发生于北大的一起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其重要性大过此案千百倍的教授嫖妓案。

　　上世纪二十年代，文人嫖妓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更不是新闻。1919年3月，报界却爆出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据称，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陈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而且在青年学子中有很高威望。拥颦和粉丝不计其数。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可谓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夜晚，一个有些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这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唯一一位名正言顺有资格讨论陈的命运的与会者。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校长汤尔和博士。此人并非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另外两位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普通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他们后来的经历都不普通）。他们虽然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值得一提的是，此四位同为浙江同乡。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而是在汤尔和的家里。

　　这四个浙江人同乡会式的“三·二六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方才散去。虽然没有留下会议内容讨论情况的具体资料，但从结果看，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会议达成了共识。并且还敲定了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

　　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悄然提前，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

　　这个“放逐”陈的决定，除了“三·二六会议”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被公认为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蔡先生的过人之处，除了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至少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不难推定，他是不会愿意“放逐”陈的。从他回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显然，是有人说服了他。这个人会是谁呢？只有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当然与之私交很好的另两位教授也帮腔汤，也是不奇怪的。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蔡被说服。最终统一了意见。

　　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陈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回到上海。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1921年，他和他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陈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会议，却被选为领头人。

　　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曾同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有过一场通信讨论。当时中共创立的红军挫败了蒋的五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胡与汤此时的争论无疑与此有关。

　　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娼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娼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二）“另一方面，胡适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式的争论，虽然于事无补，对正确评价历史、理解现实、展望未来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首先，顺境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作为北大的名教授，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还有自己心爱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么多大师级的才子意气相投。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他有什么理由会离开北大？陈如果没有离开北大，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的制肘。胡与陈曾是新文化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战友。请注意一个事实，《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直至陈离开北大。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的平衡和妥协。只是陈离开北大后，胡的自由主义与陈的赤色革命思想无法调和才分道扬镳的。

　　其次，陈离开北大，重返上海办《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了职业革命者。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介绍），思想上进一步左转，成立共产党都创造了条件。

　　第三，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则是很大的。笔者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嫖妓挫折才是陈横下一条心将一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契机！才是他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关于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从汤尔和的日记中看出端倪。两人在路上相遇，汤看到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因此，正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嫖娼的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才导致中共在他回到上海后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迅速成立，从而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