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神州尽舜尧?!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快的国家，可是教育经费支出不足。2009年11月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称，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48%，比上年的3.22%增加了0.26个百分点。

　　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这一政策目标16年迄今尚未实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9月8日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蔡昉是在200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该绿皮书由蔡昉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新社报道，中国的教育水平近30年来明显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至5%以下。这与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不无关系。绿皮书指出，如果仅从教育资源投入总量看，中国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公共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教育投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绿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重为86%。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水平在80%左右，而中国仅为46%。

　　相较之下，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蔡昉认为，教育私人支出的高比例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它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绿皮书指，“上学贵”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也更多地源于此。

　　蔡昉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这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因此，“发展教育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也即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他建议，要解决中国教育的资源约束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增加公共资源的投入，并使增量公共资源在教育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整合现有资源，让社会资源在教育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

　　今日（11月22日）是林则徐逝世日。从历史中所学到什么？从清末到民国几十年的历史，无数革命者，思想家，文学家将开民智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

　　林则徐（1785-1850）是清朝官员，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他是爱国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清王朝政治腐败，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为了知己知彼，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在自己的衙门里翻译外文书报，认真地调查中国之外的世界，买进西方大炮与船只来抵抗西方的侵略。这是他积极吸取外国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15年前(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世界排名第十三日本海军全歼李鸿章经过20年经营的北洋水师，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甲午战争的胜利，占领朝鲜、割走台湾国土，索得中国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败于“蕞尔小夷”，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梁启超认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甲午战争之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再一次无情而又现实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甲午战争后，革命斗士谭嗣同认为：“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

　　严复（1854.1.8—1921.10.27），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他“学贯中西”，是中国清末民初最有学问的人，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他翻译著名的《天演论》。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提出的变法纲领就是“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明知鸦片害人，自己却吸了约三十年的鸦片烟。

　　1905年严复在伦敦，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和展开争论。严复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既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免于丙者，将发于丁。唯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国家要崛起，不能再闭关自守，传统的旧学要革新，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要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要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严复后来又说，一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五十年，五十年不行一百年。严复认为，中国人品劣智卑，甭说革命，就说改革，还需要先进行教育，而后方可。孙中山不同意严复的渐进式“革命”思想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生在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清末，“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梁启超将开民智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梁启超先后创办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1902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它公开声明：“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洽之，务采合东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素质的“中庸、苟安、妥协、忍让、愚昧、迷信、麻木、无聊、奴性、散漫、懒惰、幸灾乐祸、等级观念、自欺欺人、安于命运、崇拜权利、精神胜利、欺弱怕强、盲目自大、排斥外来、害怕变革、拟古仿古、逆来顺受、喜欢团圆、‘差不多’论、趋同心理、惟上是从、惟众是从，重群体轻个人等”劣根性。鲁迅弃医从文，为的就是“开中华民族之民智”，集一生之精力用心良苦解剖国民性，在于便于“唤醒和拯救”提高民族素质。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也曾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50年代，毛泽东就期待中国：“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就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1939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当年主席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不是泛指所有人。可是文革期间有意忽略前半句，利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来收拾知识分子，实行愚民教育反智教育。

　　邓小平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可是“建国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的和平环境依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大批的文盲半文盲是国家现代化的包袱。高等教育则日渐贵族化。原先是义务教育收费，高等教育免费。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哄而上的搞产业化，使中下收入阶层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见【转贴】《中国的教育问题》)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100多年时间。”从清末到“辛亥革命”的历次政治思潮，是以“开启民智”、酝酿推翻专制主义统治。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就是“开民智”，民智不开，专制必然横行，中国发展和进步最终的推动力量是有文化独立思考的国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2009年11月22日林则徐逝世日

【转贴】
(1) 中国的教育问题
佚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想对中国的教育问题说上几句，但又怕拿不准尺度叫人怀疑成别有用心而不敢动笔。本人从七岁起到四十岁除了几年插队生活外，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都是呆在学校里面的，其间不是读书就是教书。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对于教育自认为有一点心得。最后离开教育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是害人的，不想当帮凶，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一走了之。

　　今年人大期间许多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都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看来这个问题的确到了很严重的地步。邓总说过，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觉得这是他老人家说过的最接近真理的几句话之一。遗憾的是邓总并没有就此问题作更深入的阐述，原因我们无法猜测。但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一旦深入下去，结论可能就是颠覆性的。 　　 　　

　　真正促使我提笔写这篇东西的原因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中科院在刚刚发表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中国人综合素质评分为6.98，而一般发达国家该项指标为25-65分（见四月初的那期南方周末）。差距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原因我想也是明显的：教育落后。

　　教育和国民素质密切相关这一命题我想是不会有什么人反对。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地区的国民素质较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上已经有人在说中国认识劣等民族了。在此我不想列举存在于我们国民身上的种种劣行，我只想说，教育和社会生态的恶化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呈现出逆淘汰特征：所有被认为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例如诚实，善良，勇敢，富有责任感等等都会为个人的生存竞争带来负面的影响，只有张扬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才能在当前的社会中生存下去。于是整个社会弥漫着人性中恶的臭味。当谎言和欺诈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道德和诚信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奢侈品。

　　第二件事是前不久法国总统大选。当极右翼候选人乐庞进入第二轮时，法国人民表现出来政治智慧让人敬佩。议员集体抵制庞在议会的发言，几万人上街游行，海外的法国选民都表示后悔没有参加投票。可以看到大多数法国人清楚极右翼意味着什么，他们认为极右翼势力上台是法国的耻辱，虽然乐庞的政策会给法国带来某些眼前的好处。

　　前不久我恰好看到了法国的一张高考试卷，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国民会有这样的政治素养。对照一下我个人很惭愧，列位也看看：

　　法国的高三分文理经济科，今年的作文考试各科均有三题，可选做一题。

　　文科
　　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3．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结伴’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而孤独可能是使人痛苦的惩罚。”

　　经济科
　　1．什么是公众所能承受的真理？
　　2．“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这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则？
　　3．试分析尼采论罪行与犯罪一文的哲学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出问题：舆论在了解了犯罪动机和作案具体情况后，即能遗忘错误。这种现象是否有悖伦理原则？

　　理科
　　1．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力？
　　2．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
　　3．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性”一文的哲学含义。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快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因共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

　　对比一下我们的教育，差距不是巨大的吗？如果说教育可以分层次的话，我们的在皮肉，人家的已经触及了灵魂。经费的缺乏被认为是教育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我认为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经费的多少，而是源于教育体制。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教育专家，有识之士在谈论教育问题时为什么忽略了这一点。作为两个时代的高等教育的旗帜，今天北大清华的经费比当年西南联大少吗？如果我们按一些粗略的指标比如学术水平，道德水平，国家民族认同感，社会良知等等来比较的话，差距不是很明显么？相反的在一些造成民族大灾难的事件中，北大清华倒是起了很坏的作用。

中国的教育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

　　1 意识形态的介入。

　　在许多国家，党派的观点介入教材是违法的。日本教科书问题中，中国指责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掩盖历史真相实在是冤枉了日本政府。日本的教科书是由民间的组织编写的，政府只有审定的权利。在我国，你若是有兴趣，可以去翻看一下各个历史时期的教科书，无论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的。教材的变化比现在的时装还快。

　　我经历过的政治课里有九大的政治报告，七十年代的元旦社论，老三篇，党史，汨罗农民学哲学，批林批孔赞法家，忆苦思甜，政治经济学……等等。我不是说这些全是垃圾，但起码不全是真理。当教师教给学生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虚假的东西时，所谓的知识就成了一块敲门砖，绝不会成为他日后生活的信念，更不用说有什么统一的价值观。国人的圆滑，缺少对任何事物的虔诚，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等劣根都和此有关。

　　2 教育被人为地弄成一种希缺资源。

　　义务教育得不到有效的普及。

　　建国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的和平环境依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大批的文盲半文盲是国家现代化的包袱。高等教育则日渐贵族化。原先是义务教育收费，高等教育免费。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哄而上的搞产业化，使中下收入阶层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教育体制用官场的一套来管理教师，把教师所有的职业自豪感及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剥夺一空，然后教师把学生视为自己向社会索要报酬的人质。师德荡然无存，学术腐败盛行。反过来对学生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考场舞弊举世闻名。

　　3 个性创新精神被扼杀。

　　在现行考试制度下，教育的内容愈发贫乏，一切以能通过考为先。活生生的科学被剥掉了根基，只剩下几个要求死记硬背的公式。教学大纲中居然找不出对科学的素养的要求。学生除了作题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动手能力，分析能力，想象力等等只要与考试无关一概不问。这样的学生连基本的科学素养都不具备，创新从何谈起？至于社会科学，我们俗称文科，禁忌就更多了，不说也罢。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它是外来，科学技术有它产生的土壤。科学技术要想在……

　　4 缺乏对本国和世界历史的了解，对本国和世界现状的了解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和我们的宣传政策有关。我只想说无知无畏。

　　现在想起当年我们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是否有点可笑？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大国的公民不应该是愚昧无知，自私狭隘，偏执狂热。教育责无旁贷。当我看到塔利班地盘里的学校那群摇头晃脑背诵经书的孩子，我就可以想象那个国家的未来。

　　网上有一个黑色笑话，颇有点卓别林的味道，说的是“生活就像被强奸，如果你不能反抗，那你就享受它”。我想生活像被强奸的原因就是在少年时代被教育诱奸，当所有受教育时被许诺的浪漫温柔都烟消云散之后，一切就变得赤裸裸了。但愿我们的教育能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学生，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学生，把世界的真相告诉学生。让学生学会思考，让整个民族学会思考。

　　再大胆的说一句：愚民教育使得民族在退化，教育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后果我不敢想象。

(2) 去了日本才知道 中国国民素质实在差太远
http://hi.baidu.com/890912/blog/item/5edd4e086d5230930b7b8253.html
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著有《细节决定成败》

今年夏天，笔者作为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国教授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准备将此文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

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8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500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11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35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36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我觉得是家在逼日本人拼命，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45%；遗产税更高，70%。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65岁，才有可能靠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国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1600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 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50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100日元只能停车15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为了贯串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5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30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常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校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校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