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周作人（1885——1967）是鲁迅的弟弟，两人年青时到日本留学，有心想以文艺改变中国当时落后封闭状态，“以文救国”，希望能通过文学唤醒昏昏噩噩的国人。哥哥“枕戈达旦盼天明”，可是弟弟却“歌舞升平媚日敌”。思想上的分歧，两人分道扬镳，各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孤傲如寒冬的梅花，一个媚俗像骄阳下的牡丹。
周作人和鲁迅
最近看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2019年八月份687期，肖伊绯写的《新见平津沦陷期间报刊所载周作人文及相关史料（上）》里有记载周作人在1942年2月18日写的《新加坡陷落感想》。
由于我出生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期，因此细心地读此文，现全文录下：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昨为新加坡陷落，发表感想谈话如次：
自大东亚战争开始来，战无不取，攻无不克，香港及英美在南洋各重要据点相继陷落，以兹见友邦战士之英勇，而此次战争意义之重大，东亚民族为解放而奋起，尤为吾人索幸者也。今者，新加坡又于日前陷落，我全东亚人士闻之，当更不胜其愉快矣。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新加坡原为我东亚民族所有，百余年前始为英国所得，由此刻意经营，遂以此为根据地，从事侵略我东亚之各处。是则新加坡不收回，我东亚终无宁日也。
以近代史而言，远则明代郑和，曾奉诏前往宣抚，近则该地之居民，除小部分土著外，其余皆为中日侨民，其关系之密切有如是者。此外，新加坡能有今日之繁荣。皆属中日人士之怒力，然而英人则从中压迫，无所不至，以致侨民日无宁晷，其土著居民，则不堪问矣。
新加坡占领以后，英人以若干年所经营侵略东亚之最后根据地，已告废除，从此英美在东亚势力渐见肃清，东亚之地复归于东亚，举凡东亚各民族之应申庆贺，自不待言。
然尤有进者，新加坡之文化，素即低落，加以英国人之压迫，更属无从发展，今东土明朗，则东亚固有之文化得以普及宣扬，最尤当欣幸者。其次，新岛一地，物产丰富，占领以后一切物资皆有所出，对于大东亚战争之前途，以及成东亚民族之自己自足上有莫大裨益。而从此英美在东亚更无立足之点，此有关东亚生命线之处，一朝攻陷，殊应额手称庆者也。
这思想的论点，有对也有错的地方，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待事物。
资本主义发展就要面对原料的取得，市场的扩大，最廉价和轻易获得原料是藉战争夺取殖民地。于是就有欧洲国家为争取殖民地而互相刀戈相见。另外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新加坡成为英日殖民地就是这个历史舞台上必然上演的戏剧。
周作人说新加坡之文化低落，并受英国殖民政府压迫无从发展，这是事实。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就有从广东和福建移民在生活——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农民、渔民，可以说大部分是不识字的文盲，后来这些侨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各乡民纷纷建立自己的办学，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给予任何资助，他们建立以英语系统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目的是培养一批效忠他们的统治的奴才——这就是奴化教育。
周作人说新加坡在英国人统治下繁荣，是由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这是一半对一半错。因为靠中国人和印度过来的劳工，而不是日本人。在二战前新加坡日本移民很少。从《南洋日本町的研究》（南洋文化研究所刊）及《日本的海外殖民地统治的终结》（1999年）当年新加坡的日本移民屈指可数，少于越南和暹罗和菲律宾。
他说占领新加坡，由于物产丰富，对于大东亚战争前途会大有裨益，这是真的，日本人占领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巧取豪夺，运输到本国的财富是惊人。
最初日本人发行军用钞票——香蕉票，是以英国殖民时期的叻币同值。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而购买力下降惊人，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后来涨到一斤要用50004的香蕉票。
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
为了强化统治，从1943年7月1日开始，禁止学校传授英文和中文，设立了昭南日本学园，李光耀当年是该校第一期的学生。
这种“奴化教育”被日本当局认为在占领东南亚占领区办得最好和出色。
1960年代初在全岛至少三十五处山芭乡野挖掘出被屠杀的骨骸，最多骨骸的地方为俗称死亡谷的勿洛惹兰培本山谷(Jalan Puay Poon) 和樟宜十英里半的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1966年6月10日，人们在樟宜海滩“肃清”行冻受害者的坟墓中发掘出许多头骨，残骸，发现了54年前日军所犯的暴行。
1942年2月21日至3月4日，占领军采取“肃清”行动，就是所谓“大检证”事件，用行动要“彻底清洗”新加坡的抗日份子。对十八岁至五十岁的华人男性围捕，然后进行筛选。检证的规划，“扫荡敌性华侨”的对象共九类：（1）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有关；（2）财产超过五万元；（3）抗日侨领陈嘉庚的支持者；（4）报馆记者、教师、中学生、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军火者；（5）共产党员与海南人（日军认为多数海南人为共产党或抗日份子）；（6）到新加坡少过五年；（7）私会党徒；（8）华侨义勇军；（9）英国政府的雇员。
戴眼镜的或身上有笔的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大的抗日思想”，就被捆绑在卡车上，一部卡车装满了六七十人，驶到樟宜后岛（现在的圣淘沙），丹那美拉和榜鹅海滩上，在那里划一个四方块。荷枪实弹的日军强迫第一辆卡车上的人挖坑，挖好坑，这些人就站在下面，开始用机枪扫射。
又强迫第二辆卡车上的人去挖沙埋葬好，接着日军又划一个四方块，强迫第二辆车卡车的人去挖；枪杀他们后，又让第三辆卡车的人挖沙埋葬。如此反复进行，被枪杀和活埋的人超过五万。
日军占领前的新加坡大约有华侨60万人，加上从北部马来半岛逃避战火而来的华侨，共有约100万人。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7万人之多。可是日军只说枪杀五千人！
我的同学杨范欣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日本人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抗日份子，把他捉去了，从此没有再回家，留下他们兄弟三人。
只有少数人能从死神手里逃出，我的好友谢声忠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和叔叔两人被检证，反手被绑到樟宜海边。父亲和叔叔设法挣脱绳子，两人往前奔跑躲进草丛，日军追赶不上，两个人到了夜深人静之后才回家，但是却因目睹屠杀景象受惊大病一场。
李光耀回忆他十八岁时一天的经历：“日军占领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数以千计的青年，在集中营受“检证”有一部份青年被带到另一边，那是死路。
“我本能地觉得情形不对，于是要求看守的日本宪兵准许我 家拿一些个人的物件，非常幸运获准。我从此一去不再回头，‘检证’的事也就逃过了。”
可是没逃过的最少七万的华人就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占了当时的本地华人总数的5%-7%。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
（更多图片见：20200105-李学数《昭南岛(新加坡)大屠杀》插图）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落笔细思量。”这是我的感受，只希望人们能对这不太远的历史有一点认识，不该让这些血迹斑斑的事实被一些御用文人的浮丽言辞掩盖。
2019.11.11
2020.6.19 改写
〖参考文献〗
[1] 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玲子传媒，2015.
[2] Insighting History:Singapore whe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_1945.
[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97.
[4]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中国外文出版社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及联邦出版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
〖附录〗
(1)黄添右，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64/200809/t20080916_8290.htm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了，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一股势力否认历史，不思悔改：其首相坚持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其外相更攻击中、韩、新加坡等国家，对日本首相和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批评是“荒谬”的；日本政府不承认1945年东京大审判的结论，认为该审判尚存争议；不承认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不肯赔偿被日本皇军迫害的劳工和慰安妇；甚至修改教科书掩饰其战争罪行，蒙蔽日本人民；更有甚者，竟然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解放在殖民地受白种人奴役的亚洲各族人民，使之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里的王道乐土上自由自在地生活。
且不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内地、台湾、朝鲜的诸般暴行，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单道它“解放”东南亚英荷殖民地“德政”中一项“肃清和根除不良分子”（即“大检证”）的措施吧。
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的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 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
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这些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新加坡大屠杀，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如今，日本当局依恃美国这个靠山，公然以中国为敌对国，甚至插手台湾海峡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举国的警惕。
注：
上面提到，我和姐夫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去接受日军的“大检证”，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好了与日军拼死的思想准备。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大姐蔡月治（新加坡的模范教师），率领全家扎纸花、做糕饼来义卖募捐救国，在学校和街道都是带头人；她又将我家仅有的青壮劳动力，我的哥哥黄添财送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在她的带领下，我的姐姐黄彩华、表姐何明恋也都是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而我们的邻居住着一个英国政治部的密探（新加坡人称此类人为“暗牌”，日本人一进入新加坡，他立即投靠日本宪兵队特高科）。我们家的抗日公开活动，他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去受“检”时，很担心被他出卖向日本人邀功。
(2) 李光耀与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50ea9c0102w2wi.html
2015年11月21日 17:44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这一天是华人一年中最大为盛大的节日——春节。但在整个新加坡，人们无从感受到丝毫团圆喜庆的氛围。两个月之前的一个凌晨，日本空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其蒙受空前性的打击。日军在珍珠港得手后的仅仅数小时，便把战火指向东南亚——这里为美、英军列强的殖民地。美、英二国联合对日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珍珠港的惨败为“一个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的日子”。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侵入泰国、马来半岛北部，同时出动17架海军轰炸机突袭新加坡英军机场成功，获得制空权。1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二艘主力舰“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海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制海权此时也落入日本人手中。2月15日，近10万英联邦精统部队向5万日军无条件投降。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末日来临了，沉浸在美国卷入二战喜悦之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心情旋即落入谷底，感叹此为英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失败。
当时，整个马来地区太平已久，人们对血腥战争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日军的轰炸使许多人痛失亲人，家被炸为平地。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镇压人民的不满，大开杀戒，凡被疑为抗日分子，即被押往海滩集体枪杀，数万新加坡人遇难。
一天下午，烈日当头，一个年青人准备过一座桥去探望家人。他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早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他便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困苦的日子里，这顶帽子应该可以大派用场，使自己免受热带地区太阳暴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他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年青人过去。他便走了过去。就在他走到跟前时，日本兵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他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日本兵狠狠地扇了年青人一耳光，并推他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他胸部。一通毒打之后，日本兵做着手势要他沿来时的路回去。
他总算逃过此劫。遭受日军暴打以后，年青人在家中轻易不敢出门，又是一个下午，日本兵以“大检证”为名，来到他家，喝道：“你的不是顺民，快快跟我们走！”
他母亲蔡锦娘向日本兵求情：“请皇军开恩，他绝对是顺民”，日军吼道：“是顺民也要跟我们走一趟”，两个日军拉起年青人就走。蔡锦娘急忙把一袋食品和一些钱塞到儿子手里。
年青人边走边用日语对母亲说：“请放心，日本皇军是不会杀顺民的。”这句话是说给日本兵听的，因为蔡锦娘根本听不懂半句日本话。
他被押到位于广场中心的“刁民”集中地，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四周有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日本兵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后，先进行简单的审训，如果发现可疑者，立即用卡车拉走枪杀，其余的人则拉到前线当苦役。
想到这里，年青人不禁打了个寒颤，必须想办法逃出虎口！这时日军的卡车又来拉人了，日军开始逐个审问。危急时刻，他计上心来。他走到刚才那两个日本兵面前，用日语问：“长官，这烟好抽吗?”说着又把手中的食品和所有的钱递给他们。两个鬼子听见他说的是日语，十分高兴地接过东西。
年青人用日语大胆地提出要求，说：“康应斯奴(日语：阁下)，我愿意为皇军效力，只是我忘记带衣服了，请允许我回去拿几件，我家很近，马上回来。”鬼子兵居然同意了。
年青人立即拨腿就走，离开这个乱哄哄的集中地，一路飞跑！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家中父母兄弟在苦等一夜不见他的音讯后，以为他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当在外躲藏到次日深夜的年青人回到家中时，一家人喜极而泣。
这个年青人名叫李光耀，这年他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