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德行

1890年，亚瑟·史密斯在上海英文报纸发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的一系列文章，评述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见闻和观察。1984年史密斯把这些文章集印成书，在纽约出版。

史密斯的著作，述说清末时期中国人的“特质”，“旨在以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的儒教文化”。“这部著作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东西方两种文明撞击的大背景下，经过长时间的众多西方学者的共同累积，升华，才得以出现的科学成果与学术结晶”。

这部著作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1995年，张梦阳与王丽娟合译成中文版《中国人德行》。

中国人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熬过文化大革命，政治变动艰巨，文化思想仍是深受封建儒学影响。《中国人德行》述说的“德行”，今天还在盛行，不只台海两边，新马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多是搬演这些儒教“德行”的主体。

下面是《中国人德行》一些篇章的摘录，供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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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

《面子》：缺点被人指出来，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

《礼节》：西方人之所以难于赞赏中国人的礼节，在于我们心目中有这样的定义：“礼节是诚挚地表示诚意。”在文明国家看来，从理论上讲，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须从这点出发认识礼节。然而，在中国，礼节却不是这种性质的。像所有的技艺一样，礼节的演示程序和专门用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发自内心，而是复杂整体中的个体部分。尊称的整个理论与使用，即使不令西方人发疯，也令其不知所措。很清楚，这些用语是旨在保持固定的尊卑关系，这在中国人看来，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各就其位，一切都好了。就像下棋那样，先走者宣布：“敝王贱卒走两步。”同伴回答：“敝王贱卒也走两步。”对手又告知：“敝王卑贱的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卒，到达敝王辖区可怜的第三格。”如此贯穿整个棋局。棋局并不受这种尊称和形容词的影响，正如下棋者不能说出下一步棋那样，一个人试做不明了的事，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然而，中国人却理应不感到礼貌地说出下一步棋会成为笑柄，因为在中国人的情境中，形容词就是棋局，不知道这些形容词就等于什么都不知道。

《礼节》：礼节如同一个气垫，里面什么都没有，却减轻了颠簸的痛苦。同时，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礼貌，与跟自己的同胞演示一样，更经常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懂得礼节，并非想使客人惬意。他执意生起你不想让生的火，沏一杯你不想喝的茶，熏得你满眼是烟，呛得你喉咙里像塞进难咽的苦药；但是主人至少树立了一种印象：他知道怎样礼遇客人。倘若客人不愉快，那只是客人不好。同样，在乡下，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借你寄宿的陋室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番，你已经来到房间了，他仍然继续打扫，飞扬的尘土迷了你的眼睛，你恳求他不要做了，他却还不停止。或许，这是《礼记》上的教诲，待客的房间必须打扫，无论旅行者如何厌烦都继续打扫。宴请也是如此，那简直是一种未曾经历的恐怖，一种过度施予而非罕见的恐怖，热情的主人特地在你的盘子堆满了食物，他自以为你喜欢吃，其实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似乎会说，那是你的不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方面没有失礼，不会有任何人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刻行适当的礼。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缺乏时间观念》：中国人对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以为然，最令外国人气恼的莫过于社交访问。在西方，拜访要预先约定，并有时间限度，绝对不能愈度。中国人则不然，只要主人不安排客人夜宿，客人就是疲惫不堪，也仍然谈话不止。访问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一连坐上好几小时，无话可说了，也不告辞。

《柔顺的固执性》：在中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成功就是一切。中国人天生害怕得罪人，避免惹乱子，尽管有五百人知道内情，怕惹乱子的本能也使他们不去报告这违背命令的不端行为。

《柔顺的固执性》：中国人会通情达理、不失风度地接受别人的指责，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中国人“柔顺的”天性。……中国人却能耐心地全神贯注地，甚而诚心诚意地听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高兴地表示赞成，进而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或许，他甚至会感谢你善良地对待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并保证，你指出的那些缺点，他将立即、彻底、永久地改正。你非常清楚，这些动听的保证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然而，尽管这些保证是空泛性的，不会使他们的缺点从本质上得到改正，却不能不使你的怒气平息下来，而这，如果你注意的话，正是他们做保证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麻木不仁》：西方人不喜欢被观看，尤其是他在做一件精细或者困难的工作时更不喜欢别人观看。但是，一个中国人恐怕是在别人的仔细观察下工作才会做得最好。在那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外国人一来，一群中国人就很快围成圈，好奇地盯着看，我们很快就会感到厌烦。这些人只是不抱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加以伤害，但是我们还是常常声称如果不把他们赶走，我们就会“发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西方人本能的感情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观看他，什么时候观看或者观看多长时间。如果有人反感别人观看，他反倒会怀疑这人是否有毛病。

《麻木不仁》：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人们的忧患是在所难免的。中国人不仅同其它民族一样罹受苦难，而且程度尤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每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濒临衰亡的边缘。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长，则意味着他们的家园被洪水毁掉，而没有什么办法解救。人人难免官司的纠缠，而且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无辜的，也要被弄得倾家荡产。许多这样的灾难，不仅是看在眼里，而且它不断的悄然降临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就像铁制尸衣的逐渐收缩。对于我们来说，最恐怖的是预料一场不能预防的灾难顷刻将至，带来可怕的后果。中国人面对这种事情，恐怕是因为它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忍受”，这一点是这个民族最引人注意的现象之一。那些亲眼目睹过饥荒年代百万群众默默饿死的人，能够理解这里的意思。

《缺乏公共精神》：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相辅相成。百姓认为，只要他们个人不遭受损失，就不关心，也没有责任关心公共财产的状况。事实上，一条路或什么东西是“公共”财产，中国人脑子里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河山”(即帝国）是当今皇上的，他想拥有多长时间，就拥有多长时间。道路自然也是他的，若需要修复，也是皇上的事。但是，与属于皇上的农田相比，从另外意义上说，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道路仅仅是田间小路，是供那些想使用它们的人使用的，而不必获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使用道路是生活所需，皇上也未要求过臣民必须获得他的恩准才可使用。道路是属于农田的，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当然，皇上并不比他人从道路的使用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而，农夫就要尽力限制道路，扩展沟渠和田埂，使人们只能往来于田间小路。若夏季的暴雨将耕田冲到路上，农夫就会到路上，掘出自己的耕田。这样一来，再加上自然的排水和尘暴，道路就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没有我们所说的“公共道路”的概念。

《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共的”一切不感兴趣，而且，对这些财产，不加保护，使之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也不见了，因为墓地那地方不属于任何人。不久以前，北京皇宫曾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偷窃案，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普遍认为，十八个省份中，皇上是最易受欺骗的了。

《缺乏公共精神》：我们还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时，用的是从山东人手里买的骡子。天津和铜川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签订了投降条约，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他们，他们同意向英法联军提供一切。连苦力也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当这些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送回来时，他们的辫子被剪掉了——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有爱国精神和公共意识的话，其含义也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

《守旧》：中国人比任何其它民族，更真切地感到，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古代圣人用极为尊敬的口吻谈论着更为远古的“古人”。孔子声称，他也不是创始人，他只是个传播者，他是把古人的先知先觉，被误解和忽略了的先知先觉收集起来，传授给后代。正是他在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和非凡才能，使他赢得了征服民族心灵的大师的地位，成为圣人的代表。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讲，有明君，才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就是方的。因而，美德盛行明君统治时期，连大字不识一个的苦力也会给我们讲“尧舜”时期，夜不闭户，没有小偷。人们在路上丢了东西，第一位看见它的人会守在那儿，直到有人来替他，主人来了，会发现东西完好无损。人们经常说，现在的美德和公正不及过去；而在违反良心道德上，过去不及现在。

《守旧》：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铸造了政府。且不说其铸造产品的其它性能如何，但其坚固耐用却是得到了证实。自我保护是个人，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磨损，依然无好，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倘若哪位学识渊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想搞清楚中国政府是如何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他一定能认识到，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其它同家所经历的几次内部革命。我们曾听说，有位工匠建了一堵墙，六英寸厚，四英寸高，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考虑，在墙被风刮倒以后，反而比以前增高。中国政府不可能被推翻，它是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不过是另一面着地，无论是内涵，还是外表，都和从前一样。这一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政府演变的结果同猫用两脚走路一样，一切照旧。随即，人们便开始崇拜设计者无以伦比的智慧，修改意见成为十足的歪道邪说，先人的优越感是建立在后人自惭形秽基础上的。

《守旧》：中国风俗从形成之日到今天，一直不变。这是因为人们假定风俗所要求的礼仪规范是正确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无数的人习惯了风俗，没有一个人追究行为规范的起源和缘由。他们的责任是遵守，他们遵守了。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宗教信仰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成千上万的人格守“三大宗教”的仪式。他们谈不上是信仰，就如同他们对埃及的象形文字谈不上了解一样。若问他们某一宗教行为产生的原因，你可以得到下列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方式、程序是先人传下来的，历来如此；二是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如果这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那就只要求遵守了。

《缺乏同情心》：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证明之一，是他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按照普遍的观念，破子，瞎子，特别是那些瞎了一只眼的，聋子，秃子，斜眼，是所有的人都要躲避的。仿佛一个人身体有了缺陷，品行也必定不好。然而就我们所知，在西方，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受虐待，而且还会引起一些慷慨的施舍和自发的同情。在中国，则与对待古代犹太人的说法非常一致，把残疾人看作是因为犯了隐密的罪恶而受到处罚。

《缺乏同情心》：对精神有缺陷的人，也同样过度率直。旁观者说：“这孩子是傻子。”这少年大概不完全“傻”，但是像这样不断重复地说他没心眼儿，就很容易使他未发育的智力萎缩。这就是对待所有神经病患者（或者其实是别的疾病）的普遍方式。这种方式，据推测就是发病的原因，并使症状加剧，他们的精神缺陷，行动的全部细节，成为一种公众取笑的对象。病人眼下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彻底地习惯于听别人叫他“疯子”、“蠢才”、“昏愚”等等。

《社会台风》：大声喊叫地命令式地批评别人，是中国人的积习，看来难于根绝。用正常的声音劝告他人，停顿下来凝听对方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他非喊叫不可，非插嘴不可，其必不可免，犹如狗在激动时非叫不可一样。

《社会台风》：中国人已经把骂人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精湛程度。争吵一开始，这类污秽词句就如肮脏的溪流倾泻而出，这是英语所望尘莫及的。……就像一碰就会闪电花一样，人们之间最琐碎的接触，时常足能引出滔滔不绝的辱骂，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几乎总是普遍使用骂语，永远如此，到处如此。……孩子刚从父母那里学到骂人的土话，时常用来骂爹妈，这竟被看作是极大的娱乐。使用这种骂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特性，是没有社会阶级的限制的。文人学士和各阶层的高官，生气的时候，会像苦力一样随便骂人。甚至于平民百姓在街上相遇，也把骂语当作戏谑的寒暄话，一这样，就算重归于好了。

《社会台风》：中国人的争吵，也是一种骂人比赛，比赛骂语的高低。力量较弱的一方也不会受到严重损伤，只不过会因不停的叫骂，把嗓子喊破。旁观者是绝不会火上浇油的。我们已经看见过，并且总是希望看见，迅速而自发地站出一个和事佬来。这位和事佬，有一到三个帮手。每位和事佬都要抓住一个怒吼的交战者，好言相劝，使他镇定。交战的主要一方，一旦发现自己置身于和事佬的保护之下，就会加倍发怒。他故意放纵自己，大光其火，直到另一方有人准备偃旗息鼓为止。当然这种表面发火的痉挛战，无疑对他自己和别人都无伤害。即使在怒火最盛的时刻，中国人也是服从“理智”的，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实践上尊重理智。谁见过吵架者被拉住时，会转而扭打劝架者呢？这是争斗的严重关头。即使在发怒时，中国人也有和平的意愿——这种意愿是抽象的——仅考虑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罢了。无论和事佬的裁判如何不同，几乎总是把好战的叫骂者拖走，叫骂者则是边退边回骂不已。

《社会台风》：中国人骂人的古怪之处，在于攻击别人的时候，不考虑以“恰当的形式”揭露他实际存在的缺点，而是追溯他最卑贱的出身，污蔑他的祖宗。用这种话骂人，当然要被看作是对人的严重侮辱和伤害，然而其令人羞辱之处，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骂了他，甚至主要不是骂了他自己，而是在于这些词语的含义使他失了“面子”。如果对这种冒犯适当表示歉意的话，也不是因为骂人者对降低身份的行为有所歉疚，感到做了可耻的事情，而是觉得他的谩骂，选错了对象和时机。

《互相猜疑》：和其它东方城镇一样，在中国城镇中，房屋周围高耸的围墙是具有同样猜疑性质的另一例证。一个懂得怎样与中国人交谈的外国人，在谈伦敦、纽约这样的地方时，如果无意中没有说这些地方是“有围墙的城市”，就会令人困惑，不易使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国家的人民，住处周围怎么能够没有围墙？尽管根据不足，中国人也会立即断言，那些国家肯定没有坏人。

《互相猜疑》：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们心中常常充斥着一个令他恐惧的东西。……无限度地轻信和互相猜疑，构成产生谣言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中，令人恐怖的谣传在繁衍，在扩散。

《缺乏信》：中国人平时讲话，缺乏诚意，不过倒未必达到作伪的程度，然而确实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很难了解到真相。在中国，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到的东西。一个人从来不敢保证，他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缺乏信》：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时常谈了很长时间活，一点儿实质性内容也没有。对于有关的外国人来说，中国人的不可理解之处是这样多，而大多数归咎于他们的虚伪。我们不能确定他们在寻求什么，经常感到他们背后还有些什么。正由于这个缘故，一个中国人神秘地对你耳语，嘀咕另一个你非常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感到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耳语者是否讲了真话，他说的那个人是否遭到诬陷。你从来不能担保中国人的最后通牒会真的是最终的。

《缺乏信》：一个人几乎不可能预料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即使已经得知了，也不能确信这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虽然并没有比其他民族的人受到更多的教育，从本性上却都有一种类似墨鱼的能力，当受到别人追问的时候，放出一定量的墨汁，使他能够退避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在旅途中受到采访，要求你捐出部分旅费，支持穷人开发新的土地，在你打算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仆人不会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吧！”而是“面带孩子般的和蔼笑容”，解释说，你的钱仅够你自己用，这样，你就免于向你的旅伴捐款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看大门的中国人，会像外国人告诉他的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而是在门口察看着，如果他们进来，就让狗咬他们。

《缺乏信》：中国人当中，有守约良知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这种气质，与他们的误解能力、时间观念淡薄有关。但是，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会有趣地看到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中国人一般都是这样，你指责他失约了，他回答说，因为这个约会是无关轻重的，他对其它约会是遵守得很好的。如果谴责他的一个缺点，保证改正的誓言就会像清清溪流一样从他的嘴里冒出。他对错误的承认是全面的——事实上，太全面了，除了期望他真诚之外，再不能期望别的了。

《缺乏信》：一位中国先生，被雇来撰写和注释中国格言，写下一条古代精辟的意见之后，作了这样的解释，从来不应该唐突地拒绝一个人的请求，而相反应该在形式上接受，哪怕你实质上并不打算接受。“搪塞他，拖延到明天，然后再拖一个明天。这样，”他又加了这样的说明，“你从心理上安慰了他！”据我们所知，这条公认的原则，是一般有债要还的中国人所采取的。没有人期望在讨债的时候，把帐收上来，他也不会因此失望；因为人家确实最肯定地告诉他，下次他将把帐收上来；下次，还有下一次。

《缺乏信》：纵然看起来表里不一，在中国，也有一大部分人是质朴的，但是不容置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同样有不少是虚假的谦虚。经常听见人们这样说起某件不愉快的事，吞吞吐吐的，那事完全没法叙述，那话简直没法说出，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仅是一种不愿意直说的表示。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高风度的人，一旦惹急了他们，什么脏话都能骂出来。

《缺乏信》：虚假的谦虚，与虚假的同情是相对应的，都由空话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们对旁人存在任何真正的同情。然而，空洞的同情倒并不是最倒人胃口的，最令人反感的莫过于做作的同情和那种喧闹嬉戏着注视他人死去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确实存在的。

【注】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文名明恩博。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 Colleqe），26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Emrn Dickinson）结婚，享伉俪生活55年之久。他于1872年赴华，在天津为传教士，时年27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25年之久。
明恩博氏于1906年返美，为教会进行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们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氏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可退还庚子赔款予中国。此后庚款退还，造就了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创办了完备的清华大学。

200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