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存在的价值

……在民主化后的马来西亚，华校必须更有效地论证其存在的终极价值，对多元社会的贡献。华教运动至少有三个选择，它们使用不同的论述语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影响华教运动与国家、其他社群的互动。它们各有利弊，华教运动必须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诉诸“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的价值，高举80年代以来强调的“母语教育”大旗，以“母语学习最有效”为基本立论。这个选择最容易争取“华人应该懂华文”的民族主义者。然而，除非同时承认华人的母语可以是英语或其他语言，这立场也会让许多不谙华语而受到敌视的华裔反感，像巫统一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他们推向单一源流教育系统的阵营。更大的尴尬是，如果华社真诚相信母语教学最有效，那么华校那10%-12% 非华人子弟其实就来错了学校，华教运动有道德责任劝退。华教因此其实是“封闭／内向的民族教育”。

充分推展这个逻辑，则所有华人（至少父母说华语或中国方言者）必须把孩子送进华校，而华校也应该是纯华人学府。不止华教将成为（至少华语系）华人的族群边界，同样道理，淡小、宗教学校也将成为淡米尔人、回教徒的族群边界。母语、宗教教育因而实质隔离不同族裔背景的孩子，形成“国民团结论者”批评多源流学校分裂国民的口实。过去华教的抗辩是“不平等才是国民分裂“的原因，等到有一天如果江沙马来学院、玛拉院校也开放给非马来人入学，华教要怎样继续反对“接触论”，论证“接触不一定促成和谐，反而可能会引发冲突”？或者提出有效的方案促进学生交流？如前所说，如果宗教学校因为回教化争议成为社会主流的眼中钉，母语教育就可能遭受池鱼之殃，先走上祭坛。

第二个选择是诉诸“经济价值”，以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来论证华文有文化、经济、政治价值，因此华校应该保留。这个立场可以配合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因为 “华语既然有价，华人子弟怎可忘本不读华校？”，也可以满足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其他族群子弟如果要忘记本身母语变成‘说华语的二毛子’、‘唱福建哥的友族同胞’，也是好事”。华教因此是“开放式／扩张型的民族教育”，就像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国民学校；因此自然会刺激多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反应，被其他母语教育的同道所疏远，最终被打上更多“华文沙文主义”的标签。

第三个选择是诉诸“个人选择”的语言，强调学生与家长有权选择本身的教育系统，反对国家把本身价值偏好强加于个人身上。这个论述不会自动排除不谙华语的华裔，也不必否定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而可以创意性地调整、扩大其实践：母语教育如果是最有效，而家长与孩子却选择用第二语言学习，那么学校就应该给予非母语学生更多学习上的支持。今天，马来西亚的英文教学是假定英语并非学生母语，国小的国语教学、华小的华语教学、淡小的淡语教学却完全假定教学媒介语就是学生的母语，尽管只有淡小状况符合现实。

既然强调家长与学生的选择权，学校的授课就应该更有弹性，可以根据需要以不同语言授课。这最终将打破现有多源流教育制度的樊篱，从截然不同的类型变成光谱上的不同结合：譬如说，70%中文、20% 英文、10%国文的重点华小；40%中文、30%英文、30%国文的多元华小；40%国文、30%英文、20%华文、10%淡文的多元国小。这些学校既符合母语教育论述；也允许各语言教育之间的竞争，因此也符合“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更可能吸引不同族群孩子入学，因此也符合“接触论者”的利益。

这个选择的坏处是，它破坏了“族群民族主义者”要藉母语来维持其封闭性的族群边界的愿望。它当然也会被单元文化的“国家主义者”攻击，因为，如此有弹性的教育系统可以促进族群交融，但是，却其实却使教育系统更加支离破碎，不利于国家的控制。从这个角度去看，确确实实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选择”论述，是“族群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这两个表面上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公敌，因为后二者都不过是“集体主义”的不同品种。使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语言，虽然可能是最有效反抗国家同化政策的选择，感情上却很可能让一些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