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得力军师——李微尘

　　李光耀在担任总理时，呼风唤雨，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手段强硬的政治家，其实不然。上一世纪与李光耀对抗的政治人物，他们只看见眼前的李光耀，以为一切政策行动都是李光耀的主意，而忽略了李光耀背后依靠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军师——李微尘，以及形形色色的类似智囊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反对势力的政治短视，以致在李光耀强权压制下，到处处于下风，终于以悲剧收场。

　　李微尘，字惟诚，广东香山人，一说是台山人。1926年25岁时，在上海“天游学院”拜康有为为师，成为康有为弟子。李微尘原本在香山办《求是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出了两期就关门大吉，于是前往上海投靠康有为，打算借康有为的交游觅得一职。1927年康有为寓居青岛，李微尘赶往侍候，不料康有为在与粤人聚会的宴会上喝了一杯橙汁，腹痛不已，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在李微尘怀里。

　　康有为死后，李微尘回到广东。1931年，李微尘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担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的秘书。此时陈友仁与孙科、汪精卫等人走到了一起。但由于陈友仁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方针不同，一个月后便辞职赴上海。陈友仁长期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来更主张联共反蒋，成为爱国人士。李微尘在陈友仁辞职后失去依靠，到香港办《中国晚报》。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胁迫陈友仁迁居上海，并将他软禁。日本人多次诱劝他加入汪精卫伪政府，均遭到他的拒绝，此时李微尘赶往上海，接近陈友仁以求生活。1944年，陈友仁因心力衰竭病逝于上海，陈友仁死时，仅有李微尘在场，人们想起康有为死时也是如此，于是有人怀疑李微尘是否接受日本人指使，毒害陈友仁。李微尘急忙在《申报》刊文，极力辩解。陈友仁的妻子张荔英是一名画家，后来长期居住在新加坡。

　　1947年，李微尘在上海担任《京沪周报》主编，这是一分京沪铁路管理局的报纸，但其背后有着军统“交通警察部队”的影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此之前的1948年，许多政治人物、国民党人、资本家、军人、知识分子等，纷纷流亡香港。在美国人的怂恿之下，一批人搞起了所谓“第三势力”，以反蒋反共为目的，其中著名的如顾孟余、张发奎、程思远、童冠贤、陈伯庄、何义钧、黄宇人、左舜生、伍宪子、张国焘、宣铁吾、胡越、李璜、何鲁之………。这些人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反蒋是出于各自的种种利益，所谓反共却是千真万确。他们在香港成立了许多组织，创办了许多报章杂志，鼓吹反蒋，更加鼓吹反共，甚至幻想美国人会提供军事训练基地。

　　此时李微尘投靠在张发奎、顾孟余旗下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并成为张发奎的谋士，经常在该组织由张国焘负责的机关刊物《中国之声》撰稿，却因为选稿问题与中共叛徒张国焘摩擦，刊物因此结束。后来顾孟余接到英殖民地政府警告不许搞政治活动而离开前往日本，李微尘趁机把持大权，排挤张国焘等人，不久，该组织解体。“第三势力”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最为嚣张，其看法和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一致，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反攻大陆希望在即，其断断续续以海外自由战士自居的叫嚷，一直闹腾至1954年才结束。

　　李微尘在这段期间靠什么吃饭？起先是移居美国的李宗仁还给点金钱接济“第三势力”，后来接济没了，只好自己解决。于是李微尘搞了一间“创垦出版社”，办起了《热风》半月刊，家中妻子、女儿与他一起挨饿，勉强度日。

　　1956年，香港一批党外人士受周恩来之邀请回国参观，其中有曹聚仁、程思远、以及一些“第三势力”分子，李微尘也置身其间。曹聚仁时为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经常为台海两岸传达讯息。程思远为李宗仁回归祖国积极牵线，终于促使李宗仁在1965年回国。香港人士回国参观之事，打乱了“第三势力”的阵脚，但是李微尘却在此次北上参观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但接近曹聚仁、程思远，还见到了周恩来，累积了以后的政治资本。

　　“第三势力”不仅在香港，其同路人还分布在世界各地，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傅吾闷、陈振夏都是其同路人。1956年，近乎陷于绝境的李微尘在傅吾闷的招引下前往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编辑，隔年成为总编辑。李微尘在《南洋商报》期间，摸透了华文报纸对李光耀政权的语文政策的不满情绪，也看到了受华文教育者对李光耀政权的不满，他信心十足，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出路。他通过关系，毛遂自荐给李光耀，介绍自己反蒋反共的经验，令原本对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无所知的李光耀大开眼界，大喜过望。1960年。李微尘终于被李光耀聘为总理公署新闻秘书，实际上是政治顾问。

　　李微尘上任不久，首先向李光耀建议的是对付华校中的左倾嫌疑教师，在一夜之间，将百余位中小学华文教师开除。紧接着，为了对付华校的学运，在各中学和南洋大学安插许多特务学生，并给予津贴和入学的方便。同时也在各中学安插特务教师和校长，并经常召集他们面示。李微尘知道，新加坡的学生运动，没有中国当年的激烈和尖锐，也没有中国当年的敏感与严密，在他看来，这些“土共”是轻易就可以对付和解决的。为了稳住教师的士气，他还建议教育部承认1949年以前来自中国而又自称有大学文凭的教师校长的地位。当时有许多教师甚至校长自称是中国某某大学毕业生，而文凭在战火中遗失了，这些人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大学资格，待遇因此不高。李微尘这一招数，是流落香港的感同身受，一经落实，马上叫那些自编瞎话的教师校长感恩不尽，肝脑涂地，于是死心塌地，原先的怨气消失无踪，甚至愿为马前走卒，甘当驱使，这样一来，学生的动静无不在掌控之中。

　　1971年4月29日，李光耀公然指责华文报章宣扬沙文主义，李微尘对付华文报章的建议开始了。下手的第一份报纸是《南洋商报》，5月2日，李光耀突然下令逮捕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人事经理兼公共关系经理郭隆生，引用的是对付政治犯的内部安全法令。《南洋商报》为此发表抗议社论，社长李有成召开记者会，表示不满和抗议。1973年1月28日，李有成也被逮捕。197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报章与印刷馆法令》，牢牢控制舆论，至此，另一份报纸《星洲日报》也由家族经营转变成公共公司。

　　李微尘从事报纸工作数十年，他深懂报纸的作用，但是为了个人利禄，他不惜出卖同行，出卖华文教育作为自己献媚的台阶。我们看到所谓“第三势力”分子，稍有一点政治依靠，立刻张牙舞爪，择人而噬，毫无一丝民族尊严和气节，而新加坡正是这种人发挥“第三势力”理念的场所。

　　解决了华文报章，李光耀还派遣李微尘兼管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广播，专门操控新闻广播，俨然像似广播电视台台长。自从担任李光耀的新闻秘书，李微尘每天阅读中英文报纸，一有新闻或评论稍拂其意，立刻打电话责问报馆编辑，要求解释，帮闲比起主人还要忙碌。

　　1976年，李微尘通过曹聚仁的关系，安排李光耀第一次访华，其目的是探索中国政府对新加坡的看法，并借此消除文化大革命对新加坡左翼势力的影响。

　　1977年11月18日，李微尘终于病死。他替李光耀对付华校和华文报章的工作已经完成，李光耀出席了葬礼，这是他对于有功于自己的人物的一贯作风，比起不屑一顾总统王鼎昌的葬礼，高低立见。

　　李微尘的女儿李 X X，随其父母到新加坡，李光耀为她安排一个小学华文教师职位。因为看病的缘故，认识了一位医师 X X X，此人原为中正中学学生，五十年代赴中国求学，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七十年代，经香港来到新加坡，由于其西医文凭无用武之地，所以在珠光大厦挂起中医招牌行医。李 X X 认识其人之后，两人形同夫妇，然而 X X X 在香港使君有妇，为了求得居留权，不惜抛弃香港家庭，其太太因此携带孩子，远走加拿大。但是，七十年代外来人士，如非申请得到工作准证，不能长期居留，而必须经常离境再入境，十分不方便。一日，李 X X 见到 UNCLE LEE(李光耀)，显出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李光耀看出来了，问她何事？她将 X X X 的难题说出来，李光耀听了沉默不语。谁知道过了几天，竟然有移民厅官员携带申请表格，上门交给李 X X。

　　五十年代在香港兴风作浪的“第三势力”分子，其结果不是流落海外，就是回归台湾承错认罪，唯有李微尘时来运转，在傅吾闷的招引下来到新加坡，成为李光耀的入幕之宾，并且大展身手，替李光耀消灭华文和反对势力出尽全力。这位崇拜保皇党人，又搀杂无政府主义思想，且又积极反共的“第三势力”人物，其政治理念是以反共为第一位，而把所谓自由民主挂在嘴边，当时香港的“第三势力”无不如此。但是就在新加坡这个海岛上，他把政治理念转化成为“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非共”是真义，“民主”是幌子，“社会主义”是蒙骗招牌，果不其然，李光耀对此所谓“政体”十分满意，时时念念不休。如今，时过人亡，李光耀如今不再念此“政体”，因为他认为已经不需要李微尘这种人了。

　　李微尘之后，傅吾闷之子傅超贤接任其位，李光耀对于“第三势力”，似乎有着特别的癖好。何其如此，因为他自以为是超然于国、共之上，两边讨好，两边耍弄，要不然，他不至于到处乱说汪辜会议是自己促成的，也不至于以为中国会攻打台湾而派李显龙匆匆赴台游说将资金转移新加坡，因此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却不得不道歉。没有李微尘的李光耀，对中对台都是无所措手足，李微尘就是广东人所说的扭文柴，没有了这根扭文柴，李光耀对中对台所作所为将出尽洋相。

201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