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之罪

1958年3月30日，新加坡总督顾德氏(Sir William Goode) 主持南洋大学校舍落成典礼。《李光耀回忆录》记载：“1958年3月30日这个星期天，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在从南大到武吉知马和市区的14英里长的道路上，堵满了像蜗牛般爬行的汽车，全是要去参加南大建筑工程第一价段的竣工典礼的。我知道说华语或方言的普通民众对创办南大满怀激情。如果我们接受杨玉麟所提的法案，所有华文中学都会发生暴乱。”（据说，李光耀不是落成典礼的嘉宾。）

什么原因促使李光耀“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他在一本自称是最重要的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透露了他的思维心态。

南洋大学一罪：“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既然反中、反共人士不能让南洋大学存在，就得花几十年时间“解决语言教学问题”。

南洋大学又一罪：“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英集中起来培养’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遭惹怀疑，让新加坡无谓地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背负‘第三中国’的包袱，进而为生存和建国的道路设置障碍。”关闭南洋大学是要摆脱“第三中国”的包袱，排除建国的道路障碍。

南洋大学再一罪：……

简单的说，南洋大学之罪，就是违背反中、反共的政治目标。关闭南洋大学，“双语政策”是“药方”。

南洋大学教学原本兼用中英语言，学生来自华校，英文根底差。李光耀认为那是南洋大学“拒绝成为一所双语并重的大学”，要把南大变成“双语大学”，要製造(全)讲英语的环境。因此，“双语”实际上是只用英语，另一语言留在家里使用；“双语”并没有两种语言兼用的意思，也没有平等通用的效果。“没有一个人比我(李光耀)更了解双语政策”，大家在不同程度上误解了政治家的“双语”名堂。

李光耀说，“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李光耀最“了解双语政策”，工作用英语，在家里学华语，典范的做法，是执行“双语政策”的根据。（李光耀为了“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在家里“讲英语”，采用另外的“双语”策略。）

李光耀小时“无法适应”华校，“转去德乐英校，……如鱼得水地学习”，锁定大英文化观。从政以后，“下决心学好华语”，“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坚持：英语是科技、贸易、管理的语言，地位绝对不能被华语取代”。1979年起推广讲华语运动，只讲不读不写，华语跟不上英语。生平未曾虔诚斋戒，“学语致用”，不能立地成佛。

李光耀说，“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答案书上有：李光耀对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甚至多次自己操盘政策的执行、直接干预、开药方。“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

李光耀时有类似的言论：“眼睁睁看着更多学生进入南大，毕业后又苦苦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有限的资源是不可宽恕的浪费，政府不能坐视不理。”看到南洋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能坐视不理”，就要关闭南洋大学。完成“双语”的大计后，这些毕业生仍然苦苦地找工作。

有人问：李光耀死后，新加坡怎么办？李光耀的思维，影响了新加坡大半个世纪，短期内新加坡不会有大变动。50年后，新的一代不再背负李光耀的双反思维，可以自主判断：南洋大学不是党政院校，学术要自由，思想要开放，才能有所建树。到了那个时候，要为南洋大学恢复清白，要为南洋大学平反，李光耀已经不能复活，不能再“直接干预”了。

20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