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看
新加坡对待华族语言的态度

　　2014年7月5日李显龙在第35届“讲华语运动”推介会上强调，放宽使用方言是不务实的做法。2014年7月11日，他在中正中学声称，如果不是政府推行两种语文政策，新加坡可能已经是讲英语社会。李显龙对语文的看法，完全是继承李光耀的思路，父子两人声气相同，俨然是语言学专家自居。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向来存在海峡华人和移民华人两个系统，这是以英国人1826年至1946年设立海峡殖民地作为标准。所谓海峡华人，是指在海峡殖民地生长，已经经过好多代繁衍的华人，这些人的特征是土著化，他们有些和土著通婚，生活上有明显的土著倾向，例如表现在饮食、衣着方面。由于在认知上还自认是华人，所以保存着华人的一些习惯，例如婚丧嫁娶，家中的摆设也还保留华人的样式。然而，海峡华人在华族语言上却无法保存一贯性而受到土著语言的渗透影响，以致使原来的语言（方言）变得支离破碎。在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时代，由于这两个殖民主义者没有采取奴化教育，因此马六甲的华人并无受到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的影响。可是在英国人统治下，情况变得不一样，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采取奴化教育政策，于是其治下的土生华人，除了受土著语言影响还受英语影响。在此情况下，海峡华人与本族文化和华族语言的距离愈来愈远，逐渐形成英语与土著语言交相应用，而又夹带一些华族方言的语言现象，因此，海峡华人是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人。

　　在移民华人方面，这群主要来自中国南方各省的移民，他们操着自己的语言（方言），即使是他们的后代，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虽然方言不同，但是这是作为他们身份的表征，也是他们与海峡华人最大的区别。移民华人大量南来，是和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分不开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移民华人开始大量南迁，而其中除了自愿南来者，也包括了殖民主义者招募的劳工（包括卖猪仔），此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都是造成移民华人南来的因素。移民华人的到来，对于海峡华人产生极大的冲击，在此之前，海峡华人也有参与华族的庙宇的活动，但却无法深入了解宗教文化的内涵，以致流于表面认同的形式。当戊戌变法产生后，保皇党人南来，刺激了移民华人，利用方言教学的学堂（私塾）开始出现，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到来后，新式学堂跟着出现。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20年，责令全国与海外华文学校采用国语（华语）为教学媒介。这个变化，使各方言群体有了共同语言，促进了移民华人社会的团结凝固作用，渐渐地把海峡华人抛在后头。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主义精神，也随着学校的出现而日益浓厚，移民华人已经难与殖民主义者靠拢了。抗日战争时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移民华人奋起支持中国抗日，使移民华人的声望如日中天，反观海峡华人，却对此运动毫无表示，以至于与移民华人之间划下了鸿沟。国共内战时期，移民华人内部产生分化，却也刺激和提高了对政治的认识。战后马来亚进入反殖民主义时期，移民华人居于领导地位，而海峡华人被目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同情者。在此期间，新马两地的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华文教育体系逐渐完善，1956年终于建立了最高华文学府——南洋大学，代表着移民华人的伟大胜利。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在南洋大学创立后，新马政治急剧变化，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接近两年又脱离了，英国人撤离新加坡，把新加坡的政权交给以李光耀为首的领导班子手里。分析这个班子的成分，如同马来西亚内阁中的华族成员一样，是以海峡华人占绝大多数。

　　随着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地并没有产生政治对立局面，更没有产生两国种族间的冲突。然而，当政权掌握在手中，新加坡海峡华人迅速采取行动，以对付移民华人，其整体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去中国化，而首当其冲的是华文教育。李光耀政权最早抛出的方法是孤立华文教育者，南洋大学毕业生就无可避免遭到打击。由于政府不肯承认南洋大学学位，致使毕业生在社会上无法谋取职业，这个阴险毒辣的计划很快就波及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而且很快见到效果。新加坡是弹丸小岛，职业有限，在六十年代除了政府部门的职位外，其时工业化刚刚起步，觅职困难。政府把华校生的困境推给了家长，说这是家长的选择，言外之意与政府歧视无关。接着，新加坡政府以各种理由，关闭华文小学，造成中学生来源短缺，逐渐使中学失去了支持力量。这种煮青蛙的方法，最终目的是指向南洋大学，使它失去与移民社会的联系。在此期间，新加坡政府针对华文学校抛出了所谓的两种语文政策，一面抬高英文的地位，一面贬低华文的价值。当南洋大学面对招生困难时，政府立刻炮制了《王赓武报告书》，公然提倡英化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于1980年遭到关闭，而最后一间华文小学汤申路新民小学也在1986年关闭，新加坡自清末以来的华文教育系统至此被人为地摧毁殆尽。李光耀在打击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不忘挫折移民社会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对付传承陈嘉庚精神的移民社会领袖陈六使，利用吊销公民权以达到吓阻移民社会的目的。

　　李光耀消灭了华文教育，进一步对付移民社会的精神堡垒报馆，通过逮捕、监禁、驱逐手段，勒令《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并将之控制在手中。

　　李光耀知道自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逐渐消灭华文教育，但是却没有办法立刻消灭华族语言，而自北洋时代已经出现的国语（华语），还是与华族方言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容易对付和削弱华语（包括华文）的地位，首先必须使之与方言脱离，于是在70年代末又炮制了“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所谓“讲华语运动”，让人产生政府扶持华语的错觉。随着“讲华语运动”的展开，电视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迅速消失，就连优秀的地方戏曲也一并遭殃。尤有进者，电台逐渐取消民歌与艺术歌曲播放、文章选读、时事座谈等节目，这是在运动中配合去中国化而实行的措施。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表征，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这种表征，世界上除了野蛮的侵略者和统治者才会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强迫新马人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读日本文。又例如印尼在苏哈多统治时代强迫华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新加坡政府虽然不是明文消灭华族语言，但却是利用政治力量干涉使用华族方言，这是对华族尊严的侮辱，是有碍人权自由的干涉。在华族语言受压制下，“多讲华语”是在对比英语而受歧视下的釜底抽薪计划，因为华族方言和华语是紧密的结合体，华族方言并无妨碍华语的运用，而是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去除了华族方言，只剩下华语，在政府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条件下，华语势必遭受排挤，而所谓“双语政策”不过是掩盖事实的谎言。

　　李显龙与李光耀一样，完全漠视华族方言和华语在新加坡出现的历史因素，不尊重华族方言和华语在新加坡曾经产生的贡献。当民众认为此时应该放宽对方言的限制，李显龙却顾左右而言他，奢谈政府用方言解释政策，观赏地方戏曲可以去牛车水剧院……。从民族尊严来说，他们没有资格谈论华族语言，更没有资格限制华族语言。至于李显龙说要不是政府提倡“双语”，新加坡可能已经成为讲英语的社会，虽然他用“可能”二字，可是从口气中令人感觉到霸气和对语言发展的缺乏认识。

　　吴作栋在位时，新加坡提出一个口号 "one People,one nation,one Singapore"，有人将之翻译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实际上，"one people" 不能翻译为“一个民族”，只能翻译成“一个人群”。新加坡建国以来，执政者从来没有自称国内有三大民族，而是称说“三大种族”。根据民族的定义，必须是在同一块土地，有着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信仰，以及共同心理因素的一群人。新加坡的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基本上没有共同文化、没有共同的心理因素。如果把英语当作共同语言，那么华语、马来语、印度语（淡米尔语）不都是成为方言，屈居在英语之下？暂且不谈华族和印度族对这样的情形有何不满，周边两大马来邻国环视下的马来族肯定不会屈服于英语之下。尽管李光耀曾经多次强调英语是世界语言，并声称它是开启科学的万能钥匙，没有英语就没有新加坡，甚至断言上海没有200个精通英语的人才无法成为金融中心。上海正在打造远东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一座超越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城市就要出现。

　　新加坡不可能出现“新加坡民族”，原因在于它国内的各民族还有强大的母国在支撑着，在影响着，所以 "one people" 只能当作是“一个人群”解释。当然，这一群人大多数会讲英语，可是仍然取代不了各民族的语言，包括方言。此外，几个民族除了能以英语沟通之外，在生活习惯、血统基因、宗教信仰、心理因素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曾经有人自称新加坡人是“新新人类”，自作聪明的学者还把华人称为 "Singaporean Chinese"，这些无非是想要把华人归纳到海峡华人的范畴内，以示今后的华人都是海峡华人。

　　谈到华族语言，不得不谈及这些语言的来源地中国。中国有56个民族，共有80余种方言，共同的语言是普通话，也就是新加坡所说的华语。在中国无论是过去或现在的政府，它们从未干涉方言的应用，而各地都讲自己的方言，因为有了普通话，彼此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的问题，而懂得数种方言以及懂得外语的人比比皆是，无所谓干扰共同语言的传播。

　　反观新加坡，李光耀当年掀起对付方言的序幕时，就曾经声色俱厉地说华人有多种方言，影响学习英语，并且还振振有词以马来人只讲马来语为例，对比华人方言众多，于是就出现了“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然而事实上华人社会早已流行华语，并非是李光耀的提倡。“少讲方言”使方言遭到打击，许多年轻人已经失去了讲方言的能力，我们不禁怀疑这种政策是否背后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解除移民社会的基础力量，使之融入海峡华人的群体？“多讲华语”虽然使一些人开口，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对华语采取鄙视的态度。但是，这些年来，不会讲华语的新加坡商人在中国没有少吃哑巴亏，一些人就把华语和经济联系起来，大谈崛起的中国让人认识到华语的重要性，这种专注于功利主义的言谈，最能代表新加坡人只看到金钱而没有看到文化的肤浅认识。香港回归后，受英文教育者分化为亲中和亲英两派，认识到大势所趋的无不纷纷学讲华语，一些死硬派仍然不愿承认现实。最近在电视上看见陈方安生女士也一字一句辛苦地讲华语，则不愧是可供新加坡人参考的一个进步。新加坡目前与中国在经济上来往密切，各方面投资对新加坡极为有利，然而新加坡在文化上与中国保持低调，有意疏远这方面的来往，电视节目尽可能不用中国产品，不要让人民看见中国灿烂的文化与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面貌，这就是李光耀留下的去中国化阴影，至今还在不断发酵。

　　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华人，由于长期与母国断绝了关系，唯有保留古老僵化的文化沉淀，又没有得到文化源泉注入新力量，因而衍化为海峡华人。如今这种特定的闭塞环境已经不再出现，要想得知海峡华人的过去，唯有在一些礼仪、用具、服饰、图片等展览会上寻找。而移民华人文化在各方面仍然表露出蓬勃生机，对比之下海峡华人显得暮气沉沉，放眼新加坡华族文化，谁都不能否认移民华人文化占据了上风。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海峡华人占据英语优势，而移民华人如今也能够掌握，并且在所谓“双语”方面，更是超越海峡华人。历史的变化如此，语言的变化也是如此，当李显龙还在纠缠于方言和华语的旧框框中，还在李光耀设下的计策的困惑中，社会的变化会给予新加坡一个明确的答案。移民华人的文化力量，包括了所有的华族语言，是一股强大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在新时代里，它将带领新加坡华人，朝向新的方向前进。

　　新加坡的华族语言所面对的问题，是以李光耀为首的海峡华人在掌握政治权力之后所产生的问题，严格地说，可以说是李光耀一人所制造的问题。李光耀对华族语言没有好感，因为他在从政之前，完全不懂华族方言和华语，充其量只会几句支离破碎的福建话。从政之后，为了需要，于是学起方言和华语。他所学的方言是福建话，教师是当年广播电台福建话组的谢正直，而华语则有多位教师。李光耀父子至今仍然不懂一句自己的方言客家话，这是典型的海峡华人的写照，但由于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华族文化浓厚的社会里，他不得不也学起华族语言，尽管那是带着政治目的，却说明了移民社会是脱离不了华族文化的事实。为了打造海峡华人社会，倾全力消灭华文教育，历史却给了沉迷在殖民主义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此后再也没有新造的海峡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