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军统文化特务荆有麟

　　什么是文化特务？就是在文化界搜集各种情报，如名人演讲、出版动态、写作人身份、文化团体组织以及写作人之间的往来的特务。这种特务不同于一般特务，基本上没有武装，无需跟踪、侦缉、暗杀、下毒……他（她）只需要把搜集的情报上报给上级就算完成任务，可是，在性质上他们与一般特务没有两样。

　　上世纪在中国，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一般特务，同时也训练了许多文化特务，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暗中活动，监视并收集共产党、左翼人士、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以及对国民党不满的爱国人士在文化界的情报，在文化界制造破坏与分裂，其影响十分巨大。

　　这里要说的是上世纪20-50年代中国最大的文化特务荆有麟，他的经历直到今日，值得世人作为警戒，并且还可以作为比对。荆有麟生于1903年，山西猗氏县人。鲁迅曾称此人是“旧日学生”，原来鲁迅在北大教课时，认识一位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此人懂得世界语，他认识荆有麟。因为如此，两人经常出入鲁迅寓所。1922年10月，冯省三牵涉北大讲义风潮，被校方除名，开除后，与人筹办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1923年6月7日，鲁迅在该校任教并兼任校董。此时，无处可去的荆有麟进入该校就读，鲁迅称他为”旧日学生”，指的应该是这个时候。1925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

　　1923年，荆有麟曾经和李大钊等人创办《哈哈报》，据此报名，应该是趣味性小报。李大钊当时正在努力宣扬共产主义，不可能顾及如此小报，也许是荆有麟没有职业，让他作为生计来源，不过，从这里可以感觉到荆有麟善于抓住机会，接近李大钊。1924年，鲁迅推荐荆有麟去《京报》当校对，并参与副刊编辑。1925年还让他参与《莽原》周刊编辑工作，此时他时常到鲁迅家中取送校样稿。

　　1926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发动学生与群众在天安门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出兵镇压，击毙学生群众47名，伤150余人，死者中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此即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引起全国震荡，北洋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鲁迅也遭通缉，于是转移至德国医院避难。此时荆有麟为鲁迅带送食物，以及书信，甚至还到鲁迅寓所将一些敏感的书籍转移出去。此外，还替鲁迅母亲和原配寻找租房。

　　1927年，荆有麟准备在北京为冯玉祥办报，被奉系侦知，南逃上海。他在报纸尚未创刊之前，向鲁迅邀稿，但是隐瞒了刊登在哪个刊物。

　　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在上海，荆有麟仍然继续拜访鲁迅，1928年12月，鲁迅还邀请他看电影。

　　然而鲁迅不知道，就在1927年，荆有麟已经投向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心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联系总干事。此后，荆有麟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关系越来越紧密。1927年，他在南京编辑《市民日报》、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第二十二师、考试院等处任职。

　　1936年，鲁迅在上海病危，荆有麟曾带女儿前往探病，但未得见。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此时荆有麟在西安，来年到上海，拜谒鲁迅墓。

　　1937年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时荆有麟已从西安来到重庆。

　　1939年8月，重庆考试选举委员会选派荆有麟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防奸防谍训练班”接受训练，正式成为一名特务。

　　重庆成为陪都，大批学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商人涌进山城。1938年，郭沫诺在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并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并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移往重庆后，荆有麟打入其中还担任了秘书，郭沫诺以及其周围的人士都在其监视下。在重庆，荆有麟利用工作之便，又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更加深入地刺探左翼文人的动态，任何人的言谈都是他收集的情报。他将收集的情报上交特务机关，每个礼拜六，特务机关派人到他家里收取情报，军统和中统十分满意他的工作，每月发放数十元津贴。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过是十几元。荆有麟还发展了一些为他收集情报的对象，例如新华日报社办事处的鲁明，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等。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里，被荆有麟监视的文化界人士和进步人士不计其数，如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史良、翦伯赞、侯外庐、冯玉祥、邓初民、马寅初、陈铭枢、欧阳予倩、曹靖华等。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徐冰、陈家康、廖梦醒、廖沫沙、欧阳凡海、乔木、胡绳、戈宝权、潘梓年以及到过重庆的林伯渠、林彪等，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苏联大使馆秘书弗德林柯、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均在他的监视范围。

　　1942年10月，重庆市文艺协会举办联欢会，周恩来受邀到场，荆有麟见机会来到，乘机接近周恩来，称说自己写了一本《国共之间》，内容主张一致抗日，但受到当局打压无法出版。周恩来表示有兴趣阅读此书，要他把书交给中共驻渝办事处的徐冰。

　　正在此时，《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荆有麟的小说《间谍夫人》。《间谍夫人》写的是特工晋云与夫人赵月华打入上海敌后，晋云不幸牺牲，赵月华欲为夫报仇，但她没受过专业训练，结果在情场上颇有闪失。最后为获得重要情报，她杀死了日本专使，自己也因此牺牲。

　　小说被《新华日报》批评为：“一面想在‘间谍’的名义下写离奇曲折的故事，一面想在‘夫人’的名义下做色情的描写。”“它摆弄着‘间谍’的离奇和无耻的‘夫人’色情。尤其它在向我们宣扬反动！向我们蒙蔽，向我们欺骗。”

　　这本小说以抗日的间谍活动为主题，表面上是宣扬爱国精神，实际上作者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以此吸引读者，成为低级趣味的读物。《新华日报》用“离奇”和“无耻”形容它，判定它是“反动”、“蒙蔽”、“欺骗”，已经完全否定它的价值。

　　荆有麟还著有《火焰下一天》、《小红姑娘》、《流星》、《回忆鲁迅断片》（鲁迅回忆），由于荆有麟长期在鲁迅身边活动，因此《回忆鲁迅断片》颇有些影响。据称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人们恨之入骨，于是将《间谍夫人》定为“特务文学”。

　　1944年，周恩来借用文化工作委员会数天，邀请重庆各界人士，征求他们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荆有麟连忙将此消息上报，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关闭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关闭后，荆有麟似乎没有了方向，中统取消了他的津贴，以一个干事之名给点补贴，并要他另寻职业。军统却给他一个上尉衔头，另给糊口津贴。因为难以生存，荆有麟突发奇想，从各报纸和通信中收集材料，编造假情报搪塞上级。但是他编造的假情报都是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作为对象，将中统和军统引向他们，给他们制造许多麻烦。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南京城内风声鹤唳，1949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临行前，毛人凤约见荆有麟，传达蒋介石的指示，命令荆有麟留下潜伏，毛人凤还转达蒋介石对他的批示，称他为“最优秀的同志”。至此，荆有麟已经从文化特务转为一般特务，成为真正的特务。按照毛人凤的布置，南京站文化组改为“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分站站长即荆有麟，并封为少将。其公开身份为“艳云评剧社”（又名蹦蹦戏剧团，解放后改名胜利剧团）与“新华剧团”司理，并配给剧团人员，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以及现金和白米，并承诺如果时局紧张，将会把其妻子、孩子从衡阳移往广州或台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荆有麟混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任职，不断将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情况密报上级，他的情报被列为“报甲”（即直接呈送蒋介石）。由于荆有麟的潜伏小组天天往台湾保密局发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毛人凤十分满意，发给奖金1000美金。

　　不久，有人密报国民党逃台时留下“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为荆有麟。南京公安局侦察到城南夫子庙附近有电台讯号，并侦查出讯号来自剧团，市长刘伯承指示必须抓住特务。1949年6月5日，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全市文艺汇演，优秀节目将可以代表南京市参加全国文艺代表大会表演。荆有麟以为向北京进发的机会来了，于是赶紧指示剧团排练传统戏剧《乾坤福寿镜》。6月20日，新华剧团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彩排，荆有麟与姘头岳华正在观赏，公安人员将之抓获，“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彻底摧毁。1951年5月，荆有麟被镇压。

　　综观荆有麟一生，他善于以接近名人如李大钊、鲁迅、郭沫诺等来为自己包装，且因名人而获取在文艺圈子站稳脚跟的机会，这是他善于钻营的结果。荆有麟被枪决后，有些人替他喊冤，其理由是荆有麟既是鲁迅学生，又是郭沫诺助手，长期在左翼阵营活动，言外之意是对左翼阵营有所贡献。而实际上，这正是荆有麟的狡猾之处，他利用鲁迅、郭沫诺对他的真实身份的空白，进行危害左翼运动的活动，这种伎俩，屡试不爽，他甚至还想要施展在周恩来身上。还有些人认为荆有麟成为特务是生活所逼，因为无法生存，走投无路，才被国民党利用。然而在1927年，荆有麟已经担任国民党中心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联系总干事，自愿投身依靠。此后，又在南京《市民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第二十二师、考试院等处任职，进一步与国民党发生联系。1939年8月在重庆，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防奸防谍训练班”接受训练，彻底成为一名特务。在重庆期间，他混入郭沫诺负责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接触的是左翼人士和进步人士。在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的时刻，荆有麟不但没有一点时代的血性，而且干起了危害左翼阵营的勾当，这完全不是为生活所逼。

　　南京解放前夕，荆有麟接受了毛人凤的安排，成为“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潜伏在剧团里。以荆有麟的智能，早在1942年10月他接近周恩来不久，他的小说《间谍夫人》受到新华报社的严厉批评，他的身份就已经暴露，“特务文学”称呼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然而他难以醒悟，继续沉迷下去，把监视左翼阵营当成自己的事业，直至南京解放后还不罢休。蒋介石的夸奖，毛人凤的精心安排，都是荆有麟对国民党积极表现的反应。他明知以剧团作为掩护不是长久之计，但还是欣然接受，这说明他完全支持国民党，完全支持特务活动，无关于生计问题。

　　南京解放后，荆有麟混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任职，更加说明他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文艺团体作为掩护，把自己装扮成进步人士。他向周恩来推荐自己的《国共之间》就是这种装扮的第一步。他又以《间谍夫人》为手段，利用抗日主题迷惑读者，再掺入“夫人”的色情描写，以为可以达到小说的所谓高潮迭出，情节生动。可是正是这样的描写，被新华报社揭穿了底细，也就是把它的龌龊的内心与虚假的创作公诸于世，“特务文学”由此而生。

　　1949年1月，解放军隔江兵临南京，蒋介石在惊慌之余还对他批示“最优秀同志”，如果不是时局动荡，很有可能邀请他在总统府喝下午茶。然而在蒋介石眼中，他不过是一颗值得利用，可以潜伏下来的棋子。

　　本文根据资料综合而成，目的是让世人通过荆有麟的行径认识这位以作家身份出现的文化特务的可鄙行为，并因而在现实中对比是否有相似之人而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