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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兴灭
分析香港港独产生的原因

── 商丘羊 ──


新加坡华文教育兴灭简介

  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在1819年被英国占领,1965年独立,前后146年;香港1842年被逼割让给英国,1997年回归中国,总共155年。

  英国人统治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宗主国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实行英文教育,以培养为殖民地所用与效忠大英帝国的子民。这种情形与荷兰殖民主义者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作法大相径庭,前者不准殖民地人民接受荷文教育,后者有选择性允许一部分人接受法文教育。在马来亚,经过数代英文教育,终于形成一种外表为华人而思想完全英国化的人群,称作“海峡华人”,这群人完全脱离中华文化,把英国称为“祖家”,效忠对象是大英帝国。香港并无“海峡华人”,可是同样的教育之下,同样出现效忠英国的殖民地子民。

  为了加强统治和安抚这批臣民,殖民地政府会指派某些人参与各种组织,如保良局、工部局、议政局、以及一些临时设立的组织。在受邀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已经接受英文教育者,只有极少部分的是方言群体。殖民地政府为了进一步笼络,设立授勋制度,利用各种虚衔将他们牢牢控制着。然而无论如何,所谓的勋衔绝对无法与英国本土的皇族勋衔、贵族勋衔、功绩勋衔相比,其差别有如天壤。但是这种授勋制度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独立后依然存在,模仿前殖民地的笼络办法。

  华人久居马来亚,其中最早的是在马六甲,许多华人在明朝已经定居该处,并与当地土著通婚。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先后占领该处,因为没有施行语文同化政策,华人并没有融入这两个殖民地社会,而在英国人占领之后,施行殖民地语文政策,使该处出现受英文教育的华人。1786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槟榔屿,更早出现此种人群。1926年,英国人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以及周边一些区域组成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于焉出现。

  与海峡华人不同的华人称作移民华人,他们主要是在清末南迁。180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召集劳工,实行卖猪仔制度,将大批华南的农民贩卖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劳力工作。1820年清朝开始衰弱,猪仔制度盛行,一群群农民离乡背井南来,为矿场、农场、市镇、道路出卖劳力。1840年鸦片战争也促使大批华工南来。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更多华人南下,形成移民潮。时间来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了逃避战乱,南来人群陡增。一直到一战后,移民潮仍未停息。

  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从清末开始,华族社会已出现以方言为媒介语的私塾。1881年,新加坡《叻报》创刊,民智蔽塞的华侨社会得到了启迪,蒙昧渐消,接着维新运动的思想随报纸而进入。维新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思潮随之而入,刺激了寄人篱下的华侨群体。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新马地区华文学校纷纷出现,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遣官员南来劝导华文学校采取统一的华语(即今天的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语,各校纷纷跟进,很快取代了方言教学。华语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言早已出现,与后来李光耀为了政治目的而提倡的讲华语运动毫无关系。新马华族以华语为标准统一语言,这个现象与香港学校以粤语为媒介语的情形差别极大,而北洋政府以华语为共同语言的作法,成为后来国语的先知先导。新马地区以华语作为学习华文的媒介语,使华侨更为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一战后,因受中国政治运动影响,新马华侨逐渐觉醒,对殖民统治感到不满,罢工事件时有所闻,华文学校师生的觉悟最为明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原先受国民党影响的华侨,此时又加上共产党的影响,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新马两地掀起反殖浪潮。

  英国人本来就对华文学校没有好感,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在华校生关注社会运动时立刻采取各种办法以限制其活动,首先就是设置对付华校的各种条例,其中最为完整的是《华校注册法令》,根据此法令,申请开办华校、华校设备、场地申请、人员聘请、董事会组织,到后来连课本也要经过检查,处处受到限制。而更为直接明显的是只要认为校内有人牵涉政治活动,不但可以开除,并且可以驱逐出境。对此法令,华校莫不视之为压迫条例,嗤之以鼻。

  新加坡的华校大部分是私立学校,是由热心教育的校董出资建立,这些校董几乎都是商人,也有小本经营者。他们长年累月出钱出力,踊跃输将,为的是让华族子弟接受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在新马华族社会树立了光辉的百年树人的传统。然而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教会创办了不少华校,教会对促进华文教育出了不少力量。

  由于媒介语是华语,小学与中学完全一致,这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产生很好的效果,能够直接与中国方面互动,对比效果以粤语为媒介语的香港,新马华校具有不需拐弯的沟通优势。

  由于华校生关注社会,必然介入政治运动,在二战前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英国人对一些办有夜学的学校采取关闭与逮捕教职员的方法,特意制造压力。对一般有牵涉政治活动的学校,则以关闭、开除师生为威胁。另一方面,又以学校主动申请,可以获得些少津贴作为笼络手段,以缓解华校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情绪。

  新加坡的英校,除了少数是教会主办,其余完全是殖民地政府设立。其中各种科目都以英文教导,没有华文科目,因此绝大多数学生不认识华文,不能够讲华语,形成与华校尚有一科英文而各科都是以华文教导的巨大差异。英校这种情形一直保留到新加坡提倡两种语文教育才出现变化,即各校加入一科华文。然而随着华校逐渐被消灭,到了1986年,华校彻底消失,所有学校已无中英之分别,全部变成英文学校,而华文也成为单个科目。

  学校完全变成英校,当局觉得华校被消灭得太快,统一也太过神速,于是又制造花样,把十余间过去是华校底的称为自主学校,可是“自主”只是幌子,校方无论是校长、教师、职员,都是教育部聘请。课程、考试、活动,都是经教育部批准,唯一稍有不同的是所谓选修“第一语文”的学生略增,其余所修都是“第二语文”。

  1960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实行两种语文政策,以英文与母语(华语、淡米尔语语、马来语)搭配,许多人以为母语会和英语处于平等地位,纷纷表示支持,殊不知这是李光耀以英文统一语言的伎俩。在实施过程中,母语不断被边沿化,终于沦为真正的“第二语文”。

  在学校里,华文被视为“第二语文”,与马来文、丹米尔文处于同样地位。中学生在会考中华文取得及格,升上初级学院或高级中学可以当做积分计算,然而在初级学院或高级中学在过去规定华文必须及格才能升上大学,这规定在许多不懂华文的家长反对下终于取消,他们以华文无用为借口,以移民海外为威胁,也就是说,造成学生学习华文到高中阶段就停止了。在大学里除了中文系还接触华文,其余各系完全与华文脱节。

  华文在某些人眼中是钉子,是可有可无的科目,何以见得,在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和三年制的高级中学,初级学院学生在第一年年中,高级中学学生在第二年年中,可以参加年中华文会考,及格而认为成绩满意,即可免修华文。倘若认为成绩不理想,年底再可参加另一次会考,如果成绩还不满意,又可参加第二年的年中会考,从中取其最优的一次当做升学积分。这样处理,表面马上上看似是照顾学生利益,实际上是把华文当做可以随意玩捏的科目,在学生心理上产生轻蔑的影响。

  尤有进者,自从华文被视为第二语文,社会上反对华文的压力从未间断,甚至有部长认为小学会考华文程度应该降低,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弹。因为压力不断,小学华文教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如同千斤压顶,他们(她们)甚至因此迷失了语文尊严的捍卫能力,自我放逐于迎合压力的环境中,于是想方设法,“创造”了许多要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方法,包括戏剧、歌曲、漫画、图片、买卖……,向那些诋毁华文难学的人物举起白旗,跪着自惭形秽。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平台,文化是语言文字的内涵,语言文字还必须有身份的认同,才能够彰显文化的自尊,这是关系民族独特性所不能忽略的条件。忽略这个条件,学习语言文字会流于与学习外来语没有差别,如同外国人学习本国语言文字一样。李光耀曾经说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可以通过翻译去了解《圣经》,他,以他所说,外国人也可以通过翻译了解《西游记》,但这仅是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并非语言文字的学习,因为缺少了文化的自尊,缺少了身份的认同。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出现“海峡华人”,然而在建国后仅仅21年,就把华文教育从幼稚园到中学到南洋大学连根拔起,完全以英文教育统一天下,此后是否也产生了新的一代“海峡华人”?在新加坡刚独立时,内阁中成员真的是以“海峡华人”为主,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杨玉麟、李炯才,以及陈庆炎、王鼎昌……都是。吴作栋担任总理时,“土生华人”(海峡华人)十分活跃,直到今天,这股势力仍在活动,这只要在电视剧、展览、陈列、服装各方面就可以发现,当局有意把新加坡人引向“海峡华人”方向,形成他们所谓的“新新人种”。

  但是,尽管新加坡华人出现“新新人种”,尽管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这些受英文教育的人种和“海峡华人”有何差异?明显的差异是,他们不再认英国为“祖家”,不以大英帝国子民自居。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特点是任性、自我、傲慢、自私、随心所欲、缺乏文化认同感……,对于新加坡,有着暂且居住的看法,为了个人目的,可以随时移民外国,甚至出现不想做新加坡人而要做外国人的念头。新加坡引进大量外国移民,更加速他们的内心焦虑。

  纯粹的英文教育,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全民认同感,没有产生一致的向心力,其根本在于缺乏文化的认同与自尊,人心已被塑造成迷茫困惑,无法形成民族个体,成为西方文化异化的怪现象。

香港英文教育产生港独思想

  香港被英国统治155年,英国人在香港施行英文教育,而一些华文学校则以粤语教导中文,这情形一方面是由于地缘使然,而英国人从未干涉华文学校,因为这情形迎合它的“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由于香港英文学校一直占据主流教育,因此与新马社会明显不同的反殖思想难以在学生中产生,极为突出的是六十年代香港抗英斗争多是工人和市民,而并无多少学生参与,说明占绝大多数的英校生对殖民统治是认可多于反感。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教育制度没有改变,400所中学有300余所为英文学校,至今回归已经23年,那300余所英校培养了多少英文教育者!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塑造国民精神的基本事业,香港回归能够容忍英校继续存在,未尝不是一个疏忽。可以这么说,那些英校所灌输并非爱国主义精神,仍旧是殖民地遗留的价值观。香港执政当局没有贯彻《基本法》的爱国、爱港基本原则,有着一定的责任。

  时至今日,在议会的反中言论、街头的占中骚乱、球场嘘国歌行为、街上挥舞英国旗帜、大专院校张挂标语布条、校园内发放传单等等现象,都是来源于英文教育仍然存在。自从香港回归后,解放军进驻香港,此前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回归前亲英分子莫不觉得末日到来,鸡飞狗跳,纷纷移民,后来观测似乎没有改变,于是又纷纷回来。一些亲英分子,先是以为“六四”平反为借口,然后在议会中配合动作,以此扩大反中的影响力。

  无可否认,在香港议会中,亲英思想或多或少存在议员脑海中,一些民主派人士公然挑战基本法是正常现象,而像李柱铭、司徒华、陈方安生……这些原本就是亲英分子的人物,其表现更是不足为奇。1949年中国解放,许多所谓民主人士若不参与,就是沉默、退避,而站在中共对立面的国民党残余,只有转入地下,等待反攻大陆的机会。不过大家都看到,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运动,居然引出许多不甘寂寞的民主人士冒出头来,说明不满憋在内心是极为难受的,迟早都要宣泄出来,更何况香港这群亲英分子!

  香港的亲英分子,以为在五十年内可以形成气候,他们也不是愚蠢而没有智慧,利用学生制造动乱就甚为高明。这些年轻不更事的学生,头脑简单,稍微鼓动,即可成事。香港的港人治港尚有30年,2047年将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时间越是接近,亲英分子越是心急,他们尽管有人提出“革命”、“暴力”,如何成事,到大屿山打游击,发动城市游击战,盼望地区发生动乱,等待中国大陆生变,与台独联合起事,希望国际共管,这都是无济于事的幻想。

  李光耀在1997年之前,授意新加坡电视台制作十辑《香港特别报道》纪录片,从各方面唱衰香港,其目的是以为香港在九七前会发生恐慌,资金可以逃去新加坡,这做法如同台海危机发生时,他派遣李显龙到台湾鼓动台资移往新加坡的目的一样。李光耀后来引进了几千个香港人,给予工作、房屋,然而不久,这些香港人觉得压制厉害,于是纷纷移往第三国。为了给香港的亲英分子打气,李光耀竟然公开声称香港早在20年前就应该独立,同受教育,同气相投,于此可见。

  香港的英文教育者本身没有文化认同,唯有对殖民地宗主国产生虚妄的效忠,实际上香港本土的文化是殖民地产生的畸形文化,而且具体表现在影视方面,因为长期受殖民地影响,已经对本民族文化没有兴趣,更加上大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扭曲的香港特色的影视文化纷纷出现,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所谓伦理片、神怪片、武打片、侦探片,一直发展到六十年代的歌舞片、武侠片、警匪片、僵尸片,完全没有反映香港市民生活,而像《投奔怒海》这较有友意义的影片,简直是凤毛麟角。回归前夕,亲英分子十分焦急,把迷恋港英的心态暴露了出来,拍摄了不少惦念英国统治的影片,如《皇家师姐》、《皇家警察》、《皇庭壹号》……,更以“阿粲”、“表姐”、“表叔”等电视剧人物形象奚落大陆。

  还记得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运分子经香港、澳门出逃国外,其间扮演搭桥和接济工作的,除了原本盘踞在香港的反对势力外,最为出力的是香港影视界人物,这些人物有些直至今日,还在为香港的反中势力叫好。

  新加坡已经没有了华文教育,仅剩下小学和中学里的一门华文科目,回想先辈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为华文教育拓荒的精神,却被人为摧毁殆尽,不禁唏嘘叹息!放眼香港,回归之后英文教育仍在,看似与新加坡并驾齐驱,然而香港终究要与中国彻底统一,英文教育终究要消失,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香港眼下的亲英动作,必将成为历史中的小插曲,香港人民只要不是自我流放,则将融入中华民族大洪炉。反观新加坡,其中的70%华族人口,则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终会流为鴃舌鸟语的新海峡华人。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17年11月15日首版 Created on November 15, 2017
2017年11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15, 2017